在我的调查进行到一半时，我遇到了拉里，他的联系方式是由一个朋友（也是拉里的前同事）提供的。拉里拒绝当面聊，所以我们通过电话谈论了他的经历。拉里是一名五十多岁的资深社工，他说自己长期承受工作压力。他已经通过谈判将自己的工作日减少了一小时（从通常的八小时减少到七小时），并相信这一改变将使自己更有“可能感觉还像个人样”。多给自己一个小时意味着他可以避开上下班的高峰，也可以更好地放松一下：“晚上我不那么累了，有稍微多一些的时间做我想做的事情。”在采访过程中，拉里重点讲述了他作为社会工作者多年来目睹的变化。他似乎怀念以前的时光，那时他可以从头到尾独立负责一个社会工作案例。他重视这种工作模式，因为他认为这种工作模式使他能够了解案主的需求，并为他们的福祉做出切实的贡献。拉里拿这种模式与现代社会工作的“官僚制机器”进行了对比：

我问拉里是否能从他的工作中获得满足感。他说：“没有任何满足感。我曾经热爱我的工作，但现在我真的一点也不喜欢它。”最令人担忧的是，这些年的劳动过程发生了变化，因而每个社工不再管理少量的整桩个案，而是会领到一系列涉及更多个案但工作范围更窄、更常规性的任务。拉里相信，正是由于这些变化，他不再能够为案主做出什么是最佳行动方案的判断——他从多年的服务中获得的智慧变得多余，“你的经验不如你的打字速度有价值”。他的工作日常已经变成在不耐烦和怨恨的状态下艰难完成行政任务，尽管他清楚地意识到办公桌上的文件事实上与“有相当紧迫的情感需求或危机”的人相关。作为一个认真尽责的人，拉里不安地发现自己变得越来越急躁，从前的他对案主抱有极大的耐心，但如今却总是很暴躁。他说，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那些经历让他与工作建立了一种纯粹工具性的关系，其中没有任何热情，只有出于生存的必需。（在我们的采访之后，我得知拉里已经完全不工作了。）他想知道自己有一天能否通过正式工作之外的渠道重新发现社工对他的吸引力：“如果我不需要收入，我会只做志愿工作，也许参与一些做学习障碍或者其他志愿工作如成人扫盲的志愿机构，甚至加入环保工作小组。”我不确定拉里是否这样做了。

拉里的叙述涉及第二章中探讨的工作批判传统中一系列广泛且来源已久的主题。他对不断强化的官僚制及其强调“目标和宗旨”与“任务说明”的世界感到绝望，认为标准化程序妨碍了他敏锐而出色地完成工作的能力。劳动过程的标准化和劳动分工的转变破坏了拉里的社工身份认同，他不再能从自己的工作中体验到一种道德主体性和骄傲感。他感到自己无法融入年轻同事，他们因为顺滑高效而更被肯定，即便他们其实缺乏经验。拉里的悲剧在于，他在几年里被迫目睹这些变化逐渐发生。在他看来，这项原本应该发挥他个人的智慧和同理心的工作逐渐简化为一套行政程序，后者使得他无法触达案主的个人需求。这些经历在促使拉里产生离开工作的愿望中起到了突出的作用。

在我与一位名叫马修的参与者的谈话中，工作本身的负面体验也很突出。马修是另一位参与者露西的丈夫。他们是一对二十岁出头的年轻夫妇，研究过程中我多次与他们面谈，在他们位于南威尔士的家中喝茶聊天。每次我们见面，这对夫妇都会向我更新他们情况的变化，然后认真详细地讲述他们对未来的希望和恐惧。我一直很喜欢采访马修和露西。他们的叙述是自发的、令人惊喜的并且总是富有感情。 有时感觉他们像是第一次阐述自己对工作的看法。

我们第一次见面时，这对夫妇刚刚搬到这里，因为马修要在该地区的大学学习哲学。由于他当时正在全日制学习，无需做任何关于工作的决定，所以我主要是来见露西的，但我会稍后再回到露西——我们采访时，她就没在工作，而且她也不打算在不久的将来寻找工作。这对夫妇的资金来源是马修的学生贷款，加上之前工作的少量积蓄。然而，到研究结束时，他们的情况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马修在完成学业后也失业了，和露西一样。马修称自己有很强的自我导向感，并表示他很享受自己的失业生活：他与露西度过了美好的时光，为在线杂志撰写有关电子游戏的文章，参加了一个电影俱乐部，并为英国皇家鸟类保护学会做志愿者，还做了很多其他事情。但与此同时，他也非常担心两人的经济保障。我们最后一次见面时，两人正在领取住房福利，马修也开始申请求职者津贴。

马修在找工作，但只是偶尔，而且看起来基本上没什么热情。像我见过的所有人一样，他强烈渴望从事他认为有意义的工作。他在皇家鸟类保护协会的志愿工作已经接近这一理想，代表他的大学举办开放日时干过的几项一次性工作也是如此。马修很乐意推广这些组织，因为他“相信它们”， 但他通常对找到有意义的工作抱有较低期望。他的求职努力主要是表演性的。他填写工作申请表——通常是针对商业街的百货商店，是为了满足福利领取条件。但他希望雇主不会做出回应，尤其是在计算出最低工资的工作只能让他们夫妇的经济状况略有改善之后。索取福利就像一场游戏，马修确信他们最终会输。他不得不从事繁重琐碎或道德上可疑的工作的可能性沉重地压在他的心头：

也许，他担心自己会遭遇与妻子露西同样的命运，露西曾在一家廉价商店工作。露西说：

马修对从事他认为有意义的工作的愿望强烈，这在他充分承认他们夫妇的经济困难时，体现得最为明显。很能说明问题的是，尽管这对夫妇只能勉强支付房租，而且经常只能吃得很简单，每天只买他们买得起的食物，但马修仍然没有感到有必要去积极地找工作。[在我写作本书时，这一点已经改变了，马修和露西都已经在一家知名眼镜连锁店担任客户助理的工作。]

当我们在采访中试图探究马修的态度时，他不断地想起自己之前在当地一家杂志社担任行政助理的经历——为了获得工作经验，他在几个月里没有报酬地做这份工作。他讨厌这个角色。在我们见面的过程中，我认为马修是一个非常友善的人。他友好、热情，看起来对露西很关心，但他承认自己在工作中很难表现出类似的品质，尤其是当他觉得自己的任务毫无意义时：

要知道，这时候马修害怕失去求职者津贴。我问他觉得最坏的情况可能是什么。他说是就业中心强迫他接受一份销售工作：

这里的抱怨让人强烈地想起第二章介绍的霍克希尔德的情绪劳动理论。马修解释了他如何艰难地唤起工作角色所需要的情绪表现。他必须要有“打了鸡血一般”的积极情绪，但却发现自己并无法调动起那样的能量。这让他筋疲力尽以至于感到“害怕”，因为这威胁到了他的尊严和真实感。他的经历应该与拉里的经历放在一起比较。如果我们还记得的话，拉里对工作的主要抱怨是，他被迫以官僚制的冷漠距离执行需要道德敏感的任务。马修的担忧恰恰相反：他被哄骗以专业人士的热情精神执行简单的官僚体系的任务。

在我们的采访中，我注意到马修一再强调他的社交天性。他说他最喜欢的活动之一是“与人交谈”，这让我想起杰克，他说他最喜欢的活动之一是“闲聊”。这一点后来在布鲁斯的采访中也有回响，布鲁斯说他喜欢“和人交往”。考虑到他们的社交能力，这些人表示他们在工作的地方感到不愿说话和压抑，似乎是令人费解的。毕竟，工作常常被视为社交的重要来源（回想一下，社会交往是雅霍达及其追随者在剥夺模型中所确定的工作能提供的“关键心理功能”之一）。然而我们可以注意到，我遇到的人普遍不在意工作能提供的社会联系。按照我的理解，他们所热爱的交谈，更像是朋友间的交心或闲聊，在这种情况下人们能够完全自愿地分享他们的观点，坦白自己，并因为这种体验而变得更丰富。（要么是这样的谈话，要么是有意思的嬉闹和调侃，或者像马修所说的那样“随意吐槽”。）他们所珍视的互动，是人们将对方视作另一颗心灵来靠近，而非“视为一种有用的工具，或者自己个人计划中的阻碍”（Nussbaum, 2010 : 6）。对谈话的热爱是对一种温柔的渴望，这种温柔只有当人们接受了“没有目的的关系”的可能性时才会实现（Adorno, 2005 : 41）。虽然我遇到的一些不工作者确实承认自己有与社会隔绝的感受，但值得注意的是，没有人说他们怀念以前工作的社交环境。安妮将前同事描述为“背后捅刀子的混蛋”，雷切尔则描述了工作中的欺凌行为。露西说，五点后她宁愿回家和丈夫待在一起，而不愿和同事喝酒。不工作可能让人感到孤立，但工作并不一定是温柔、真实的人际交往的源泉。

在我们已经看到的案例中（我还可以选取更多），人们与工作建立了一种纯粹工具性的关系。在他们的负面经历之后，拉里和马修决定，只在经济上必需的情况下接受和容忍有偿工作。于是拉里减少了工作时间，而马修则尽可能避免工作。对于其他人来说，工作的负面体验导致的是职业生涯的剧烈转变。在亚当和萨曼莎的例子中，要求高度投入的职业被低投入的兼职工作所取代，这让他们能够在空闲时间去满足对生产性活动的渴望。亚当是一个很有活力的二十多岁的年轻人，他辞掉了在伦敦当程序员的高薪工作，来到东京担任兼职英语教师。由于亚当的本科专业是编程，因此从事编程似乎是“显然要做的事情”，但事情并没有朝预期方向发展：“我慢慢地感觉到——也许是从第一周开始，有些事情就非常不对劲。”亚当在大学里曾经非常喜欢编程，甚至在空闲时间自己开展了一些编程项目。然而这种热情被他的工作浇灭了。当老板向亚当施压，要求他使用他认为不合适的软件包时，他感到丧气。他还被工作日的工作时长压垮，在ddl前夕，每天工作时间可能长达十六个小时。他还因为发现自己有权享受的假期如此之少而感到愤怒：他只有十二天年假。这不是他为自己想象的生活。他认为自己是一名有技术的工作者，却并不感到自己的努力得到了认可。亚当描述说，老板们把他视为一个数字，而不是一个人：

大学时候，亚当似乎很享受工作和休闲之间的连贯性，他会在业余时间做编程。然而工作中的不愉快让他越来越以一种区分工作和休闲领地的方式看待自己的生活，“有一个工作的我和家里的我”。由于对这种情况不满，亚当做出了辞职的重大决定，并飞去日本教英语。我们说话时，他显得激动不已：

亚当的兼职作息意味着他可以用自由职业的方式做编程。他说这让他感到更开心，因为能够从事自己感兴趣的项目，并且能更好地把控自己的工作节奏和方法。

和亚当一样，三十岁出头的博士萨曼莎对工作的抵抗也是突然改变自己的工作轨迹。她在伦敦担任专利律师之前获得了遗传学博士学位。她也曾尽最大的努力寻找能够运用她在获得学位过程中磨炼的技能和兴趣的工作岗位，并最终选择在生物技术的专利领域工作，相信她的遗传学背景能在这份工作里派上用场。然而，她很快就因为没有机会使用自己的专业知识而感到失望。萨曼莎对这份工作让她“参与现实世界”的范围之有限感到气馁。与我遇到的许多在商店、办公室和仓库从事相当日常的工作者相比，萨曼莎的工作地位和技能水平都要高得多，但她似乎仍然感到相当无聊。虽然这份工作是有难度的，但它仍然感觉像是一场“大型游戏”：“我觉得我只是每天做高难度的数独谜题来谋生……就跟数独一样，它只是一种智力练习。唯一的最终目标是金钱。”萨曼莎的例子表明，即使一份工作对技术要求很高并需要专业技能，它也不一定会被体验为有意义的。

萨曼莎将她的博士学位描述为一种枷锁，而不是通向有趣工作的路径，因为博士学位在无形中要求她获得一个与之相称的辉煌的职业生涯。她回忆道，她感觉自己的生活已经走进了“死胡同”，现实地说，她不应该再期待任何重大或令人兴奋的变化。她逐渐接受的事实是，她对要求高度投入的工作没那么感兴趣。起初她的反应有些极端，直接放弃了工作，但事实证明这不太行得通：“我一直以为我想要的就是什么也不做。我无法想象还有什么比完全自由更美妙的事，但我实际上发现这非常困难。”最终，她找到了一份兼职服务员的工作，同时还担任自由私人家教。萨曼莎充满喜爱之情地描述这些工作，说她“遇到了好人，进行了愉快的交谈”，但在采访进行的时候，她还不知道未来会怎么样。她在考虑培训成为一名心理治疗师。对她来说，重要的是有目的地生活：“我正在打造自己的生活。”

我们可以从这些关于断点的叙述中得出一个关键点，无论人们是减少了工作时间还是完全放弃了工作，他们这样做并不是出于某种粗暴的反工作道德观，而是出于想要做更多事情的强烈愿望。人们讲述的有关工作的故事表明，意义和自主性的缺乏会助长反抗的渴望。像雇佣工作这样的功能性社会角色永远不可能与被迫身处其中的复杂、立体的人等同，因而总有一部分自我会溢出社会角色并希望挣脱出来。我采访过的这些人从事全职工作时，工作的角色总是让他们的某些欲望无法满足、某些抱负无法实现、某些技能无法派上用场，自我的重要部分无法得到表达和认可。我想起马修的说法，他在过往的工作角色中感觉自己就像“在水桶下燃放的烟花”。就大部分工作而言，我很怀疑它们能否让这些人愿意每天干八小时、每周干五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