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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你乌托邦
对工作说不 作者：大卫·弗雷恩
要让人们达到断点并开始积极地与异化做斗争，首先需要的也许是对自主自决的一次体验。只有体验过吸引人而富有意义的活动的某种理想模式，一个人才会开始真正感受到异化的痛苦，因为这种异化剥夺了他继续体验上述理想模式的机会。这也是为什么马克思会对1850年代和1860年代的一群多任务或多工种的熟练工人感兴趣。由于这些工人有幸尝到过真正的、非异化的工作的滋味，马克思相信他们会准备好去争取更多的自主权（Gorz, 1982 ：27-28）。他们的断点来源于工作本身的领地，然而，从我遇到的工作故事可以明显看出，在现代工作形式里很少有机会让工作者获得按照他自己对效率、审美和价值的观点进行的真正的、自主的活动体验，因此，对抗异化的灵感必须来自工作场所之外的其他方面的经验。让我们再来看一下马修。在我们后来的一次采访中，马修尤其津津有味地描述了一件人生大事——一次大学旅行：
我们去了韦农修道院（Weynon Priory），一座又大又庄严的华美住所。哲学系的人去了，纽伯勒的哲学系也去了，我们都去了那里。在这座又大又庄严的房子，我们都住在房间里，醒来后一起吃早餐——这是我以前从未经历过的事情。你知道，很多有趣的人就坐在你身旁，比如一些讲师，他们就和学生们坐在一起，好像我们都是平等的。我和一位真的很著名的哲学教授聊天， 我们谈论锅贴面和方便食品，他说到你可以用杯子做出多么美味的粥！这听起来很奇怪，但其实就是与人一起吃饭和聊哲学，甚至只是随意的废话。白天要么是听讲座，要么就是人们谈论各种事情——哲学问题、国民医疗服务体系、伦理学、尼采，等等，然后会有茶歇和咖啡时间，这时候就可以随意聊天。还有一个图书馆，你可以坐下休息。我们很幸运，去那里的时候天气晴朗， 因为有一天我们要去山谷里散步，聊希望、梦想、政治等一切。我们回来后会一起吃饭——和来自不同社会阶层的人一起吃饭。晚上我们读一些诗，然后去酒吧，每个人都喝醉了，玩得很开心，玩图版游戏，解谜。到处走走，然后踢足球，然后进行非常深入的对话，真的太棒了。这次经历彻底改变了我。你了解到了生活还能是怎么样的。
他非常愉快地描述他的大学之旅，后来提到时还称这段经历是他的“迷你乌托邦”。他提到许多令人向往的元素，但这里最突出的似乎是多样性或多种活动的元素：既使用身体也使用思想，讨论知识性话题和平常的事物，从室内到室外，常规的与非常规的，严肃的和玩笑的。他的叙述让我想起了马克思最为著名的文献之一，即在一个假定的未来里，有可能“随自己的兴趣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等等（Marx, 1970 : 54）。马修反复讲述这次旅行的细节，也许是为了强调这作为一个关键事件，对他拒绝工作的心态产生的影响。这次旅行带来的兴奋和丰富性，与他狭隘的雇佣工作经历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雇佣工作使得他不得不局限于精进一种基本的才能或能力，而排除了所有其他可能性。我们可以将马修的经历与埃莉诺的下述故事进行比较：
我在一家名为“齐苏行动”的慈善机构进行了为期一周的环境研究课程。我们去了法国。该课程基本上是石工和大公司资助的，但都是带18到24岁的人去某个地方了解当地环境。你必须做的事情之一是在周末准备一个十分钟的演讲，内容是让你激情澎湃的事，这些事情很大程度上也是关于生活在一个社区中，一起吃饭，一起做成事。
正如马修对大学旅行的描述一样，我们看到埃莉诺不言自明地将某些自由和积极的体验与她更异化的雇佣工作体验进行了对比。她强调的是追随独立的激情和合作精神（或“一起做成事”）的自由。我们可以对比埃莉诺的异国经历和伯格及普尔伯格所说的“文化冲击”或“不同世界的冲突” 的去物化力量，接触外国的价值观和习俗可能会瓦解一个人对理所当然的现实的认知（Berger and Pullberg, 1966）。在与异国的接触中，一个人的文化被揭示出它仅仅是自己的文化，还有其他可能且合理的生活方式。只要这些遭遇没有在个体心中引发仇外心理或恐慌从而使他更渴求熟悉的事物，它们就可能成为个人转变和社会转型的种子。当然，并不是每个人都有幸享受这样的体验，但自主性的感受并不一定要在异国情调或昂贵的静修中才能得到。我们可以看看菲恩的例子，她从更附近的经历中获得鼓舞。在谈到她对工作的看法时，菲恩惊讶地发现自己不由自主地想起圣诞节和家人一起做饭的事：
我就记起了从前——只是一件小事，但我回忆起时总有一种模糊的温暖。几年前，里斯的家人来这里过圣诞节，我们一起做饭——部分原因可能是当时我们有时间休息，有时间计划我们要做什么——我们自己做了肉馅饼，所有东西都一步一步制作，放着圣诞音乐，喝了几杯白兰地。你知道，大家在一起的感觉真的很好，而且又不那么匆忙。
菲恩很享受这个场合的悠闲：分步制作食物的快乐，事情“不那么匆忙”的快乐。这件事似乎深深地印在她的脑海里，它代表一种可能的替代方案，之于她通常更加忙碌的朝九晚五的生活方式。
就这些叙述而言，马修的“迷你乌托邦”的概括似乎十分恰当。受访者对这些从更世俗、更常规的日常生活中暂时脱身的体验赋予了相似的价值，就像学者们对美好社会的乌托邦愿景一样。E.P.汤普森写道，乌托邦思维的价值在于它教会我们“渴望更好的东西，渴望更多的东西，最重要的是，以不同的方式去渴望”（Thompson, 1976 ：97）。与乌托邦式的不同生活选项相遇——无论是文学里虚构的乌托邦、学术界理论的乌托邦，还是那些现实的、短暂逃离世俗的经历——都为我们揭示了那些习以为常的日常生活中未被完全消除的欲望。乌托邦式的经历在人身上产生了一种疏离感，这种疏离感会“削弱当前社会秩序作为自然的产物、必要的发展方式和不可避免的未来的固有地位”（Weeks, 2011 ：205）。它帮助人们意识到，面前的道路并不是用无法擦除的笔写就的。
在今天对就业前景感到幻灭的毕业生眼中，大学经历也许正是令人不安的“迷你乌托邦”。上班的成年人常常拒绝承认学生生活是“现实世界”的一部分，这也许是有充分理由的。学生有机会追随自己的兴趣、按照自己的日程安排工作、将工作与娱乐结合起来，这些在大学之外都很少能享受到。鉴于资本主义的劳动分工和许多现代工作形式的异化性质，那些在教育中获得过对创造力和不同之物的体验的人可能极少有机会将其带入以后的生活中。正如布鲁斯疲倦地告诉我的那样：“大学毕业后没有人再有兴趣谈论对某件事情的想法。”在大学教育中，像亚当、萨曼莎和马修这样的人获得了期待和想象，希望作为自主的工作者从事有意义且有挑战的工作，同时仍保有大量的闲散时间。而当他们毕业进入职场时，这些期望逐一落空。借用罗伯特·莫顿的说法，我们可以说，高等教育某种程度上导致了人们对工作大失所望，因为大学教育增强了每个人在文化意义上的“志向参考框架”（Merton, 1938）。在断点的那一刻，他们放弃了落空的期待，并将自己的追求重新聚焦于职业之外的领域。正如马修谈到他的大学旅行时所说：“你了解到了生活还可以是怎么样的。”马修在那次旅行中过得是如此开心，以至于想到常规工作就让他感觉身处囹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