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搞坏的身体
对工作说不 作者：大卫·弗雷恩
到目前为止，我们的讨论似乎都暗示这条结论：我遇到的人是主动决定抵制工作的。然而，对于一些人来说，抵制工作似乎更接近一种必需，或者说是一种自我保护的行为。人们做出选择时几近脱力，并非充满活力的勇敢决定。摆脱雇佣工作的要求和繁重日常对他们的个人健康至关重要——我们可以将他们对工作的拒绝部分地解释为拒绝为就业牺牲身体。马克思这段颇具感染力的段落也许能提醒人们想起这些牺牲：
在对剩余劳动力的狼性饥渴当中，资本不仅超越了道德上的界限，甚至超越了工作日在物质上的最大界限。它侵占了身体生长、发育和维持健康需要的时间。它窃取了消耗新鲜空气和阳光所需的时间。它在用餐时间上讨价还价，并尽可能地将其与生产过程本身结合起来，这样，食物就只是作为生产资料提供给劳动者，就像煤炭被供应给锅炉，油脂和石油被供应给机器一样。它将用于恢复体力和修复身体的睡眠时间压缩到只有几个小时的萎靡状态，即使这对于一个已经精疲力竭的存在来说至关重要。决定工作日的边界和休息时间的限度的，不是劳动力得以正常维持自身的需要，而是其每天可能实现的最大消耗，无论其中有多少病态、强迫和痛苦。（Marx, 1906）
虽然自马克思的时代以来，工作环境可能普遍更清洁也更安全，但他对于资本无视人体局限性的担忧现在也仍具现实意义。英国卫生与安全执行局（UK Health and Safety Executive）称，在2013/14财年，估计有120万人患有他们认为是由当前或之前的工作引起或加剧的疾病。大约39%记录在案的病例属于压力、抑郁或焦虑（HSE, 2014）。社会评论员特蕾莎·布伦南认为，现代世界的生产性和竞争性需求正在压倒身体的自我调节能力，迫使我们以来不及恢复的速度使用自身能量：“不受管制的身体失去足够的睡眠、休息和适当的食物——只能通过服用处方药来抑制慢性疾病和不断升级的过敏症。”（Brennan, 2003 ：22）人们总是在明知应该停止的时候继续前进，为了保持生产力和生存，他们被无数需要预先考虑和做出反应的变量压垮了[在以工作为中心的社会中，健康风险尤其令人担忧，尤其是在就业无保障的整体气候下。参见Nolan et al., 2000和Benach and Muntaner, 2007，他们引用了一系列研究，这些研究将就业无保障与无助感、睡眠障碍、婚姻破裂，以及形成和执行计划的能力减弱等感受联系在一起。]。我在这项研究中遇到的许多人都是如此，他们患有各种症状——从压力、焦虑到疲劳——并坚定表示自己需要收回对身体的掌控权，比如让生活放慢一些，保证充足的睡眠，多参加户外活动，准备一顿好饭菜，抛却压力享受闲暇时间。
我遇到的大多数人都在讨论他们的断点时提到了他们的个人健康，但布鲁斯提供了最令人心酸的例证。当我们见面时，布鲁斯已经完全放弃了工作，并且无法想象自己的健康状况能够支持他在不久的将来重新工作。布鲁斯此前曾在疗养院做精神健康患者的支持人员，但辞职后，他通过领取就业支持津贴——一种残疾人福利维持生活。他描述了他的身体“崩溃”的一天：
我就真的是崩溃了。我是这么认为的，我体内的一个开关突然松掉了，然后我就崩溃了。几乎是一夜之间，我开始感到所有这些疼痛、痉挛和抽搐。我无法入睡。我开始出现关节疼痛、身体发炎、肠道问题、视力问题和听力问题。
布鲁斯相当哲学地看待自己的症状。他大概讲述了自己的观点，即疾病是有意义的，必须去解读疾病的意义，而不是通过忍耐、否认或医学治疗来压抑疾病。布鲁斯认为他的身体正在“释放信息”：
这就像我的整个身体在对我说“够了”。我的身体——在我现在看来，以我理解疾病的方式——通过对我大喊大叫的方式来表达善意的警告。我以前没有听， 所以它开始大喊“你真的需要休息一段时间，重新看待生活和与自己相处的方式”。
根据布鲁斯的世界观，疼痛的症状可以作为一个有价值的提醒，提醒人们需要切实做出生活方式的改变。在一个道德上如此强调积极工作、成为一个经济上活跃的公民的社会中，也许对身心困扰更常规的反应是忽视或抑制出现的症状，而不是将其解释为社会和环境不和谐的信号。 然而布鲁斯没有再逼迫自己，他辞去工作并选择了自我照料的策略。
当布鲁斯描述他照料自己的习惯时，我想起了高兹对“卫生”的定义，这对高兹来说远不止普通的整理和清洁仪式，而是意味着个人更彻底地尝试了解自己的身体需求并改善身心健康。他将卫生比作“生活的艺术”，指代“人们为了维持或恢复健康而自行遵守的一套全面的规则”（Gorz, 1980 ：151）。在布鲁斯的例子中，自我照料意味着许多具体的事项，从伸展、锻炼到优先营养摄入，以及每天留出时间休息和思考。对其他人来说，自我照料可能就需要一套完全不同的做法。这并不一定意味着制定严格的、医学认可的生活规则，而是也可能强调无组织的放松时间、活在当下、见朋友、不负责任，甚至包括做那些通常被认为不健康的事。 重要的是，每个人都可以自主和自由地决定哪些习惯、做法、情况和环境可以让他活得更好——这是一个自我发现的过程，需要一定程度的不考虑经济需求的自由。
布鲁斯非常不屑地回忆起以前与一位精神科医生的会面，因为精神科医生建议布鲁斯用抑制症状的药物而不是自我照料来控制他的疾病。这与布鲁斯将他的病痛视为更广泛的社会和环境问题的理解相互冲突：
之前一位精神科医生告诉我，如果我是一名学生，我可能不需要药物就能渡过难关，因为学生的生活是灵活的，而且可以请假。但是，用她的话来说，当你进入劳动力市场并受雇于人时，你就必须靠药物来坚持下去了。
像我遇到的几个人一样，布鲁斯反对只是为了继续工作而抑制和忽视疾病。布鲁斯和其他人一样，拒绝去适应他们认为没有满足自己需求的环境和状况，并且抵制工作以获取时间来关注他们的身体需要。例如，安妮说她决定成为一名自由职业者并安排灵活的工作日程，部分原因是为了控制她的疲劳和食物过敏（以及有更多时间来照顾她生病的父亲）。在露西的例子中，放弃工作是试图过上更平静、更少焦虑的生活。杰拉尔德则是为了缓解婚姻中的愤怒和紧张而提前退休。
然而，我们可以注意到，自我照料不仅仅意味着确保培养健康习惯的时间。特别是对布鲁斯来说，这还意味着拒绝将他的负面经历医学化，这种医学化通常是免除工作义务的必要条件。高兹写道：
为了被社会接受，呼救必须采取器质性紊乱的形式——必须是外源性且与患者的意愿无关的。如果你说“我无法继续下去，我失眠、食欲不振、对性失去兴趣；我无法继续下去，我已经没有精力做任何事情了。给我一个星期的休息时间”一类的话，你不会有任何机会让老板或主管听你的。为了被接受，你的“我无法继续”必须采取身体出问题的形式，某种超出你控制范围的控告方式——简而言之，以一种能获得医学豁免的疾病的名义。（Gorz, 1980 ：174）
一个人不工作的决定，如果要被视为合理，通常需要得到医疗机构的批准，医疗机构会为健康意见贴上标签并制订康复计划[社会学学者可能会注意到高兹的观察与塔尔科特·帕森斯的经典病人角色理论之间的联系。根据帕森斯的理论，医疗机构充当着社会权威，为健康状况贴上标签，并基本上决定了某个人是否属于生病的范畴。如果一个人要进入帕森斯所谓的“病人角色”并获得从通常的工作责任中豁免的权利，通常需要医生的诊断。不工作的权利往往取决于病人是否同意承担一套新的责任，其中包括展示出切实尝试康复的努力。病人必须听从医生的建议服用药物，并将所有时间都用于休息和康复，以便他可以迅速恢复工作的角色。]。采用生物医学标签来获得工作豁免的压力给布鲁斯、露西和艾玛这样的人带来了显著的难题——他们感觉自己病得很重且无法工作，但不一定认为自己患有生物医学意义上的疾病。多年来，布鲁斯被贴上过各种医疗标签。当我问他都有哪些医疗标签时，这次采访看起来不小心踏入了一个敏感领域：
我有很长的病史，他们专业人士管这叫作［布鲁斯慢慢地回想］S.E.，嗯，是什么来着？应该是叫S.E.M.H.P（Severe and Enduring Mental Health Problems）：严重且持久的精神障碍健康问题。双相情感障碍，伴有相关的重度抑郁，以及相应的焦虑症——所以你看，这就已经有了三个标签。
布鲁斯感到这些标签会把人异化。它们与他的信念冲突，他认为自己经历的并非精神障碍，而是一场由个人经历和环境因素的复杂混合物引发的“危机”。他还反对医生给他贴的标签的永久意味，这与他通过自我照料的自主习惯来改善健康的目标相冲突。他说，这些标签“就像在说‘你患有这种精神疾病，而且你将终生患有这种疾病’”。我们可以比较布鲁斯和露西的观点。露西描述了一些与广场恐惧症相关的症状（焦虑感、在繁忙的地方感到很难应对，等等），但不愿意称自己为“残疾人”。
当这些人开始缺钱的时候，抵制医疗标签的愿望给他们带来了一个重大问题。他们被迫申请残疾福利的索赔，在英国，潜在索赔人需要接受“工作能力评估”，医生会进行一系列测试评估索赔的正当性。布鲁斯的努力发生在前述2012—2013年也就是ATOS丑闻期间，当时对患病范畴的划定正在颇具争议性地收紧，索赔人可能是“假装患病”的想法在公众的想象中很突出。总体而言，近年来的福利政策扩大了可被视作正常工作生活一部分的疾病和损伤的定义，并缩小了允许获得残疾津贴的索赔清单。布鲁斯在第一次接受工作能力评估后被拒绝了福利申请人的资格，这并不完全令人惊讶——他说这次经历让他“彻底垮了”。他开始有自杀倾向，并且无法离开家。布鲁斯联系了公民咨询局，他们建议他（正如他们当时向许多人提出的建议一样）将工作能力评估当成一场游戏。布鲁斯安排了重新评估，这一次他“做出了明智的选择”：他和自己达成了协议，为了确保自我照料的时间和金钱，他要突出讲述他的医疗标签，但也尽力避免把自己是病态的这个想法内在化。布鲁斯的第二次索赔尝试取得了成功，他将公民咨询局称为“大救星”。露西也成功申请了就业支持津贴，根据协议，她是医学上公认的“广场恐惧症”患者。比起布鲁斯，露西更愿意接受医学专家可能帮助她改善病情的想法，但对就业中心指派给她的残疾官员有很大的意见：“他们说‘我们需要帮助你找到工作’，但他们从未说过‘我们需要真正帮助你’”。
我们可以将自我照料、对工作的抵制以及对医疗标签的抵制理解为塑造一种生活方式：在其中，患病者会感到自豪和正常，而不是羞耻、无能为力、不符合健康的标准。如果像布鲁斯这样的人即使在申请就业支持津贴的情况下仍在试图积极地享受闲暇时间，那是因为人们往往愿意为了做他们喜欢的事情而忍受痛苦，而不是为了工作忍受痛苦：
人们总是会说——例如，我今天来到这里见你（采访者），坐了火车——这种情况下有些人就会说“啊，好吧，如果你能做到这个的话，那你也能工作”。但事情没那么简单［深深叹气］。福利制度里没有给中间地带留下空间，是的，没有中间地带。
总而言之，这些例子告诉我们，抵制工作并不总是一种自愿的选择，而往往是一种自我保护行为。我遇到的一些人认为，摆脱工作中的日常习惯和压力对他们的健康至关重要。他们的例子也许能让人们对这种牺牲保持敏感，即在明知应该停下来却被迫继续前进时，我们所有人都做出的牺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