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研究进行到一半时，我认识了艾伦，一位三十多岁的男性。艾伦的故事与我遇到的其他人的故事有很多共同点。我们讨论了他在以前担任办公室管理员的工作中的挫败感，以及他强烈希望被他职业以外的其他品质所定义的愿望。他告诉我，他总是发现工作太容易了，工作对他来说不过是一份收入来源。采访期间，艾伦没有从事任何雇佣工作，并且他解释说他以前的任何工作都是以一种纯工具性的方式进行的：他会找一些低级的办公室工作，直到攒够钱可以悠闲地生活一段时间，然后他就会突然辞职并享受自由时间。当他的钱用完了，他又回去工作，以便“给下一次冒险攒钱” [借用我一个好朋友的俏皮话，我们可以说艾伦是“狗屁公司”的代表。狗屁公司的代表们对他们的工作角色的社会效用并不太在意。他们接受的工作是低投入的，所提供的身份认同和道德主动性很少，他们以友好、熟练的方式执行这些工作，但并不会有任何激情。由于最终目标始终是为了给休闲时间提供资金，最重要的是薪水：最终极的狗屁公司企划是在精神上毫不费力但得到的薪酬丰厚。]。也就是说，雇主一直都在艾伦的计划中，但艾伦不在雇主的计划中。

在我整个研究的背景下，艾伦这种对工作的工具性态度很普遍，但是与我们这里的讨论更相关的是艾伦的特别之处，即他拒绝承认抵制工作有任何潜在的缺点。我遇到的大多数人都愿意谈论他们遇到的困难，但我偶尔感到艾伦是在卖力兜售自己选择的生活方式。我试图让他说出他生活中任何不太理想的方面的努力都徒劳无功。他不屈不挠的乐观情绪来自这样一种观点，即抵抗工作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想象力和个人意志的行为：是一项认知能力而非实际行动方面的挑战。艾伦特别不认同如下观点，即一个人的反叛程度可能会受到其阶级地位的限制，并不屑一顾地谈到“那些说阶级问题仍然存在啊之类的人”。当艾伦坚持认为“社会里的每个人都是平等的”，而害怕失业的人则是“性格软弱”的 “可悲个体”时，我作为采访者也颇难保持镇静。

如果说我一开始是惊讶于艾伦的观点，后来我则恍然发现这些观点与许多流行的反资本主义说辞的相似之处。在其最不具有挑战性的形式中，这类文本通过呼吁个人改变思维模式和采用新的行为方式来提倡幸福。它告诉人们（通常以道貌岸然的方式），如果他们选择减少工作和支出，他们就会更快乐。这里的问题在于，当对变革的呼吁主要针对个人的思想和习惯时，那些更广泛的限制我们做出改变的文化和结构性力量就会被忽视。人们抵抗现状失败往往被视为洗脑或道德松懈的结果，而紧接着就是作者/人生导师来向人们解释，说幸福在等待那些足够勇敢掀起现实面纱，减少工作和停止购物的人[金·汉弗莱在他的著作《过剩》（Humphery, 2010）中对这种反资本主义风格进行了出色的批评。]。而没有得到强调的事实是，大多数人根本没有放慢生活速度的选项，因为这意味着他们将无法在经济意义上生存。当受访者马修和露西谈到他们在抵抗工作过程中非常真实的物质压力——像是付不起房租的持续恐惧，以及每个月底晚餐不得不吃的只有白米饭时——我暗自猜想他们会如何看待艾伦的理想主义观点，即抵抗工作可以简单地通过想象力和个人意志来实现。如果我们要正确地思考抵抗工作的可能性，我们显然需要考虑到减少工作面临的物质障碍。

由于工作仍然是人们在社会上获得收入的主要手段，我们可以预料到，抵抗工作会伴随一系列风险和损失。在最基本的层面上，任何想要减少工作时间的人都必须考虑是否仍然可以确保获得如食物、衣服、住所、电力、电话、互联网连接等物质的供应。在资本主义的高级阶段，由于更大范围的日常必需品和基本活动被商品化，损失收入所涉及的风险也因而更加宽泛。放眼望去，大量从前被排除在经济领域外的活动都被拉入消费范畴内，人们普遍地通过花钱来满足个人需求（从补充水分到自我表达到休闲）。在这样的背景下，社会理论家齐格蒙·鲍曼提出，经济贫困既具有物质面向，也具备文化维度。他描述了“新穷人”的概念，在富裕社会中，新穷人的苦难是双重的：他们不仅被剥夺了特定的物质需求，而且被排除在当今消费社会的正常文化生活之外。鲍曼认为，现在的正常生活的内涵是人们能够“对消费市场的诱惑迅速而有效地做出反应”（Bauman, 2005 ：112）。因而，在这个以商品关系为中心的社会中，如果一个人的购买力是低下的，这就等同于他过一种社会规范所赞许的生活方式的能力低下。“新穷人”饱受折磨，并且被污名化为“失败的消费者”：人们认为他们购买错误的东西、买得不够，或者不得不通过精打细算和自己动手的可耻方式来满足他们的需求。

贫困带来的困难，尤其是在富裕的消费社会当中，给个人抵制工作的程度施加了非常真实的限制。如果忽视这些物质现实，并坚持认为人们只需改变态度就可以抵制工作，只能算作一种平庸的乐观主义。但同样需要注意的是，市场对日常生活的包围绝不是一个密不透风的、无法被破坏的过程。尽管现代消费社会的生活成本巨大，并且这给人们带来了要追求稳定工作的巨大压力，但重要的是记得，人们还是有主观能动性——即使是有所妥协的能动性，能够参与和退出、拒绝和重塑他们所居住的社会世界中的种种惯例 （Humphery, 2010 : 133）。虽然认识到减少工作的物质限制是重要的，我们依然可以观察到，人们仍可能以非传统的方式、在交换关系范围之外满足自己的需求，以及依然有能力去形成自己对愉悦、美、富足、身心健康的理解，从而规避消费的压力（Bowring, 2000b : 315）。

在研究过程中，我很好奇的一件事是，人们对工作的抵抗是否剥夺了他们的某些特定乐趣。我想知道，从物质匮乏以及无疑会随着收入减少而产生的实际挑战来看，抵抗工作是否值得。当然，对这个问题的答案取决于收入具体损失了多少，以及是否有替代性的收入来源，例如配偶的收入、储蓄、兼职工作收入或失业福利。这也取决于一个人是否有孩子（这一变量会带来巨大的经济成本），或者是否有过着富裕生活方式的朋友（在这种情况下减少支出可能意味着朋友变少）。然而，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即使是最贫穷的参与者，也不认为牺牲是他们抵抗工作的生活方式的主色调。

对谈进行到后半段时，萨曼莎（我们那位从律师转行的服务员）提到了这一问题，即是否有人会认为她的生活方式选择是清教徒式的。她个人拒绝这个想法：

如果说萨曼莎曾有什么时候由于收入减少而感到被社会排斥，她同时也深信，要进入资本主义社会的工作-消费文化也是有巨大代价的。对她从前作为一名全职律师的旧生活，肯定有一两件事令她怀念，但是她所失去的没有她得到的时间和精力重要。我们可以将她的观点和埃莉诺的一个说法相比较，后者的话也指向社会融入的代价。埃莉诺将全职工作的生活方式描述得极为悲惨，是一种无休无止的牺牲和补偿的循环：

埃莉诺的说法让人回想起阿多诺关于现代社会中的人如何度过空闲时间的洞见：这是工作时段之间的真空。埃莉诺认为典型的富裕生活方式是可悲而非理性的，这种看法代表了我采访的人们的普遍情绪。我想提出的是，这种情绪与哲学家凯特·索珀所说的另类享乐主义是一致的（Soper, 2007 ; 2008 ; 2008 ; 2013）。

另类享乐主义描述了一种个人倾向，但同时也是一种社会批评的方法，即强调富裕消费社会中的主体并不是那么有满足感。西方消费主义依赖一套全球剥削体系并伤害环境，这一点越来越多地为各方所承认，但是不太经常讨论和呈现的是，这些社会问题如何反馈到人们的主观感受当中，使得人们对富裕生活方式祛魅。索珀认为，现在有普遍的迹象表明，富裕生活方式正在引起新的不快乐和不满，要么是由于它们所伴有的副作用，要么是因为它们经常妨碍另类的、更健全的享受形式：

如果说消费资本主义经常被宣传为个人自由的象征——自由地拥有我们内心想要的一切（只要我们负担得起）——索珀则邀请我们去谈论富裕社会中充斥的各种不快乐和个人牺牲。有些人会强调现代社会的乐趣、富裕、表现力、洒脱，但索珀提醒我们其中同样明显的压力、污染、单调和社会隔离感。在她看来，消费主义意味着在许多意义上变得自我否定、垂死挣扎的社会和生活方式。4索珀认为，这些对富裕社会的不满体验，正是反消费主义伦理和政治应该着重指出的：为了获得最大的成功机会，反击的声音不仅要诉诸人们利他的同情心和环境忧虑，还要诉诸更能提供自我满足感的不同的消费方式（Soper, 2008 ： 571）。面对其他同类作者，她呼吁的不是基于对人们“真正的”需求（而不是他们“认为”他们需要的东西）的更多了解而做更复杂的消费主义批判，而是更加贴近地去了解人们自己所说的现代消费主义的不愉快之处。乐观的情况下，这样的探索可能有助于滋养对社会变革的渴望，而正是从索珀的“另类享乐主义者”的议程出发，我打算探索会促使人们质疑商品密集型生活方式的种种挫败。与此同时我还将探索，人们开始减少工作和消费之后发现的一些新乐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