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里奥·贝多利1971年的电影《工人阶级上天堂》中有这样一个场景：卢鲁·马萨，一位在工厂工作了十五年之久的工人，正在家里走来走去，盯着自己的财产。他看到一个水晶花瓶、一台收音机、一个充气玩具和一组名字叫作“魔法时刻”的蜡烛。就像许多人家中的杂物一样，这些平凡的物品早已消失在主人的视野中，不再被有意识地关注，但在这个特殊的时刻他全神贯注于这些属于自己的物品。他第一次真实地看到这些物品的面目：“垃圾”——他为这些垃圾付出了高昂的劳动时间。当卢鲁在客厅里走来走去时，他一件一件地审视这些物品。一张装饰桌：三十个小时的工作。一幅小丑的画：十个小时的工作。卢鲁似乎在问自己，“值这个价吗？”当他开始状似疯狂地踢衣柜里的这些垃圾时，我们知道了这个问题的答案。

对于工人卢鲁来说，财富带来的乐趣已经失去了光彩， 他意识到自己的物质享受是以持续一生的疲惫而有辱人格的工作为代价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卢鲁在物质上的奢侈代表了索珀所说的令人不安的快乐的一个例子：这种消费主义形式的快乐，只能以更为根本的不满足为代价才能体验到。如果冲动购物有其内在乐趣，那么这些乐趣已经让许多人感到不安，他们现在以多种不同的理由质疑现代消费主义的享乐一面——无论是由消费主义过多的选择带来的焦虑和自我苛责，还是对消费主义的环境成本的认识，或是对世界变得太过肤浅和混乱的担忧。在卢鲁的例子中，“不安”的出现是因为他意识到，商品消费的乐趣已经被一辈子投入异化工作所造成的无力、沮丧和亚健康压倒了。

这种困境在1990年代美国“慢活族”的心态里体现得尤为明显。朔尔对此点评道，“他们经历了一场变化，在其中时间和生活质量变得比金钱更加重要”（Schor, 1998 ：138）。人们总是要在时间和金钱之间做出权衡，虽然（像大多数人一样）慢活族也会希望有更多的时间和更多的金钱，但他们的价值观和经验促使他们改变生活方式，减少收入以增加自由时间。他们决定了不再仅仅因为要购买更多商品，就牺牲自己的时间去工作。

朔尔对慢活族心态的描述与我遇到的人的观点相当接近，对他们来说，物质的奢侈也变成一种令人不安的快乐。我们可以从迈克谈到购物时的心理活动看到这一点：“有时我看到一些东西，我会想‘那不错’，但这并不是说我没有它就无法活下去。它没有重要到我要为了拥有它而找一份我厌恶的工作去上班。”虽然迈克并没有放弃购物本身的乐趣，但购物的快乐无疑会因为他认识到其中的个人牺牲而抵消。参与者谢里尔最清楚地表达了这种时间和金钱之间的取舍感。谢里尔是一位四十多岁、活泼开朗的女人，也是我采访过的唯一一个以“慢活族”自居的人。她的个人网站对自己的描述是“简单生活的诚挚代言人”，在发现她的网站后，我邀请她参加这项研究。当我们在她位于英格兰南部村庄的家中见面时，她详细地谈了她的信念，即时间比金钱更为重要：“有些东西你认为如果拥有它们会让你的生活变得更好，但如果你为了拥有它们，必须得把你所有时间花在出门赚钱上，那就没有意义了。”谢里尔反复区分了有“外在生活方式”和“内在专注”的人。外在的人是那些优先考虑金钱的人。他们的生活以获取物质为导向，根据他人拥有的东西来评估自己的财产，并持续处于一种“追赶邻居”的竞争中。相比之下，内向的人（或“慢活族”）重视时间。他们不那么好胜，更重视人际关系，并花尽可能多的时间与朋友和家人在一起。

谢里尔对外在和内在的区分，再次让我想起埃里希·弗洛姆区分了两种参与世界的基本模式，即“拥有”和“存在”（Fromm, 1979）。拥有或获得的欲望可以通过金钱来满足，而想要存在的欲望，或体验谢里尔所说的内在快乐的欲望，只能通过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来满足。在现实世界语境中，这些分类——拥有/存在或内在/外在——是空洞的，因为很难想象一个人完全不被拥有的乐趣所激励，也很难想象一个人不顾一切只看重拥有。尽管如此，这些类别作为心理建构的概念仍然发挥着宝贵的作用，它们帮助人们在表达消费主义带来的令人不安的快乐时，能够理解摆在他们面前的选择。在谢里尔的例子中，她对“存在”或“内向”型人的身份认同给了她一种方向感和道德目标，以及一种巧妙的方式来传达她作为一个慢活族的道德观：鉴于她最看重内心或非物质的快乐，她应该选择将自己的自由时间最大化，而不是收入。

如果时间和金钱的确往往存在权衡关系，那么我采访的人正在选择优先考虑前者，减少收入以增加时间。然而，仔细考察他们的说法就会发现，他们也在质疑富裕生活方式本身的乐趣。购物的乐趣是令人不安的，不仅仅是因为这些乐趣依赖工作收入，还因为人们认为这样的乐趣有一系列内在的缺点。

对现代富裕最显著的不满之一，是人们日益意识到消费主义在多大程度上依赖对人和环境的剥削。这对埃莉诺来说尤其困扰，她谈到自己去超市的经历：

埃莉诺等一些人表示，他们正在避开特定的零售商，因为这些零售商被发现使用血汗工厂的劳动力或者对环境造成危害。尽管廉价服装店 Primark 的价格很有吸引力，但菲恩已经不再去那里购物了。露西说，她以前很喜欢吃麦当劳，但在了解了更多有关工厂化农业的知识后，就不再买麦当劳了。在前引埃莉诺的评论中，超市固然因为高能耗而受到指责，但最终我们看见的是埃莉诺自己的愤怒和痛苦感。在超市购物让她感觉“真他妈的低落”。她经历了索珀所描述的“在购物中心或超市里弥漫的模糊而普遍的不适感：一种世界过于混乱、被物质事物妨碍并陷入垃圾堆的感觉”（Soper, 2007）。

减少消费被视为面对消费主义依靠对社会和环境的剥削这一现实做出的道德反应，就此而言，我们可以很好地把另类享乐主义理解为，介于消费文化的利己享乐主义和绿色“简单生活”所代表的自我否定的清教主义之间的，“第三种生活方式”（DeGeus, 2009 : 199）。与消费享乐主义者不同，另类享乐主义者因为知道他们的享受不会以人类和环境的危害为代价而感到满足。他们选择过一种商品密度较低的生活，同时也满足了利他和自利的动机：减少消费是尝试改善自己的生活体验，并且减少自己对更广阔世界的负面影响，或者更确切地说，另类享乐主义认识到关心自己和关心他人是相互交织、密不可分的。它为我们提出了一种美好生活的愿景，其中的乐趣有一部分正源于自己作为消费者没有带来不必要的危害。

另一个更为常见的对现代富裕社会的不满是一系列消费选项所导致的精神焦虑。在现代消费社会中，选择已经发展为一种恋物癖，我们购买的大多数东西都必须从大量的系列产品中进行选择，并且通常都有一套可客制化的选项。各种颜色的小玩意、各种剪裁的裤子以及带有数百个可选应用程序和附加组件的手机。以英国乐购超市的一家分店为对象的研究发现，货架上陈列着188种不同的洗发水和护发素，以及161种不同的早餐麦片（Lewis, 2013 : 38）。市场营销物料经常将这种丰富的选择宣传为财富和自由的象征，但许多心理学家认为，这些令人眼花缭乱的选项往往是焦虑而非快乐的源泉（Iyengar and Lepper, 2000 ; Schwartz, 2004）。斯洛文尼亚思想家蕾娜塔·莎莉塞在一个从熟食店购买奶酪的故事中检验了这个想法（她承认这是一个有点中产的例子）。面对大量的选择，莎莉塞发现自己既不知所措又愤怒。由于无法做出选择，她首先责备自己没有成为一个更加果断和掌握更多知识的消费者。然后，她担心自己的选择会受到怎样的评价，通过想象中他人的眼光质疑她的选择是否合适。最后，她还质疑熟食店老板建议的诚意，开始怨恨他为她所选商品的既得利益（建议可能是为了利润）。购买奶酪这个简单的任务让莎莉塞掉入了一个心理学意义上的兔子洞：“我开始感到头晕，不仅是因为卡门培尔奶酪的味道。”（Salecl, 2011 : 14）尽管看起来，消费者选择的问题很肤浅并且一目了然，但它很可能正属于富裕社会令人不安的乐趣之一。马修的访谈给了我们一个完美的例子，说明选择的暴政往往与焦虑、悔恨和自我批评绑定在一起。他说：“你在城里，总是有这么多东西要买，然后你做出选择，我不知道，有时我回家后会想，呃，我真的需要这些吗？然后我会沮丧。”

其他人谈到了作为一个富裕消费者所固有的不安，或者齐格蒙·鲍曼所说的对永不满足的欲望的无休止追求：“一种不断自我生产和自我延续的动机，它不需要任何目标或原因来自证或自辩。”（Bauman, 2001）让杰克感到沉重的一点在于，通过购物获得的许多乐趣都是短暂的。

一旦对一个商品的欲望得到满足，它就会找到新的关注对象，匮乏感就会再次出现。亚当同样对商品提供持久满足感的能力表示怀疑。他对自己积累的垃圾数量表示反对：“每当我给自己买了一个奖励，心里就会‘哦耶！’，但这种感觉很快就消失了，然后我就想，现在我的房间里只是有了更多东西而已。”

许多人表示，他们正在努力抵制这种与消费主义相关的不安分欲望。菲恩说，她已经养成了在购买奢侈品之前回家三思而后行的习惯。在冷静的考虑下，随意观看的快感褪去之后，她常常会轻松地决定，她终究并不是真正想要这些东西。其他人则表示，他们试图完全远离商店。当他们购买非必需品时，他们表示会尝试选择具有耐用性和实用性的选项，而不是单单出于新颖。安妮为她的自由职业精心挑选了一款最实用的手机，她对自己的选择感到满意，即使它不是最新潮的型号。雷切尔曾经疏远了一位嘲笑她浴室套间颜色老套的朋友。“这有什么关系？”雷切尔说，“我已经有了一间能用的浴室。”

这些例子很有趣，因为它们是抵制“越多越好”的消费主义主张的尝试。人们似乎对自己适应较低支出水平的能力感到自豪——考虑到商业广告试图让我们对自己是谁和我们拥有什么感到羞耻，这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芬恩·鲍林认为，羞耻感是广告的主要营销工具，广告不断向公众展示奢华和时尚生活方式的形象，这成了许多人羞于落后的标准：“羞耻感被用来推销一切产品，从清洁用品到健身馆，从猫粮到整容手术，从手机到时尚品牌。”（Bowring, 2000b ：315）鲍林提出，羞耻的作用是设法让人们优先考虑没有面目的他人的意见，而不是发展和尊重他们自己关于有用、充足、美丽和快乐的自主观念。考虑到这一点，我们可以看到，减少消费并不一定意味着屈服于收入较低的悲惨现实，也可以意味着积极参与对需求本质的自主反思。对于我采访的人来说，减少消费意味着尝试更有打算也更节制地生活。在这里，节制具有令人满足的意义，而不是清教徒式的意义：它意味着作为消费者，我们感到自身更有洞察力和更有力量，更少被强迫性购物的痛苦和内疚所困扰，并且不那么容易屈服于广告商及其持续不断唤起的羞耻感的魔爪。

最终，这里提供的例子显示了消费主义代表的美好生活图景已经在各种方面造成了困扰和问题——无论是有赖于异化的工作来提供收入，还是意识到选择的暴政，或是参与一个以社会和环境剥削为前提的系统往往包含道德上的让步，又或是商品化的享乐的短暂性质。我们开始看到的是，减少消费并不仅仅是工作变少带来的不受欢迎的代价：通过更少的工作和更少的购物，参与者们希望发现一个不那么以商品为中心也因此更令人满意的美好生活。为了自己的满足感，他们质疑富裕社会关于财富、享受和自足的本质的一些最基本的假设。通过继续探索人们提到的在开始抵制工作后发现的新乐趣，我们能更好地理解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