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采访参与者菲恩时，她的丈夫里斯也加入了我们。 里斯说，他的梦想是大幅减少工作。在这个梦想里，他也许会拥有一个小农场并自己种植食物，但实际上他仍做着全职的IT技术人员。他对计算机充满热情，总体上很喜欢这份工作，但全职做这件事让他感到困扰。他想要反抗工作的原因之一是每个平常的工作周的开支巨大：

里斯是众多抱怨工作周的隐性开支的人之一。例如，谢里尔的丈夫本由于再也无法忍受占工资相当比例的通勤费用，换了工作并减少了工作时间。杰拉尔德也抱怨他过去上班需要支付的交通费用，以及由于工作要求他着装正式而必须额外购买和清洁衣服的费用。

考虑到工作涉及的特定开支，做更少的工作，以及要求人们降低他们的消费水平，可能实际上在某些方面允许人们减少开支。这一原则与第三章中介绍的高兹关于消费者动机的理论是一致的。如果我们还记得的话，高兹认为日常消费习惯的很大一部分可以解释为劳动异化的产物。这是因为，就业消耗了时间和精力，迫使人们的技能进入狭窄的渠道，使得人们无法自己满足自己的需求，或者在不诉诸昂贵的消费形式的情况下满足这些需求。当我们想一想现代支出有多大一部分是为了方便，这一点就变得很清楚。对于那些从事压力大、时间长的工作的人来说，通过为节省时间的商品和服务付费来“买到”更多自由时间，具有强大的诱惑力。这意味着从家务活到园艺，到准备食物、开车，甚至购物本身等一系列活动，现在通常都是通过商业交易来完成的（Schor, 1998 : 162）。劳动的异化也促进了消费需求，因为工作的艰辛常常需要安慰和补偿。消费品的世界，以及其中的逃避、奢华和转移注意力，有望填补人们存在的空虚（或者至少帮助我们暂时忘记它）。

运用高兹的理论，我们可以观察到脱离雇佣工作实际上允许人们减少开支的更多情形。例如，本相信拥有更多的自由时间可以让他摆脱便利品行业。他举了点外卖的例子：

现在他有了更多的自由时间，他能够购买食材、学习新食谱并为家人做饭。外卖食品已经失去了它的黄金地位。他现在每个月大约只点一次外卖，而且通常对其质量感到有些失望。在本更加认识到上述“大循环”之后，外卖的吸引力就显得尤为可疑：工作产生了消费便利品的需求，但便利品的消费本身又强化了对工作收入的依赖。鉴于许多现代商品——从预制餐食到高咖啡因饮料、洗车、维修服务、护理服务、私人教练、约会机构等——都在很大程度上利用了我们缺乏空闲时间的现实，毫不奇怪，我遇到的许多人都发现减少工作可以让他们省钱。他们能够自己做更多事情。

受访者还认为，他们通过脱离我们所谓的治愈性消费来省钱，这种消费利用了被异化的工作者逃离日常生活不太愉快的现实的需要。正如杰拉尔德所说：“当你从事一份不喜欢的工作时，你需要某种积极的刺激——一件连衣裙，或者给自己买一个新的小玩意，或者你会说‘来吧，我们值得出去玩一晚’。”虽然大多数人可能会觉得像这样的暂时逃避永远不能完全取代更自主的存在方式，但这些奖励代表了一种补偿形式，在缺乏真正的社会替代方案的情况下通常会被接受（Lodziak, 2002 : 158）。亚当（我们的计算机程序员，后来成为英语老师）认为，他摆脱了一直以来依赖的治愈性消费，这让他能够轻松适应较低的收入水平。我们聊到收入减少的实际挑战时，亚当说：

这些例子中引人注目的是，人们花销更少的生活在很大程度上是用一种享受和自我赋权的语言来表达的，而不是 “应对”“牺牲”或“凑合”。事实上，这些人能使得自己有时间、技能和精力来满足自身的需求，而不依靠消费，本身就是一种满足。这当然也与更传统的或消费主义的美好生活图景形成鲜明的对比，在这种形象中，富裕就等同于对市场的高度依赖。菲恩和里斯反思了富裕的理想：

菲恩——这就像一种高级的生活方式之类的。 里斯提到政府时让人想起撒切尔的一句话，据说她在1986年曾说过，“任何突然意识到自己26岁了还坐公交车的人都会认为自己是个失败者”。富裕和成功与通过私人的、更昂贵的消费形式来满足需求的能力联系在一起。模范人士应当开自己的车而不是乘公共汽车（联想一下也可以知道， 他上班时会买午餐，而不是带饭，然后花他的收入去洗车，而不是自己用海绵和水桶洗车）。然而，这种富裕的理想可能忽视了在自己动手的活动中可以找到的其他形式的享受。

汉娜·奥马霍尼对志愿游客社群的研究中提及大量这些形式的享受（O'Mahoney, 2014）。奥马霍尼深入研究了那些为帮助海龟保护项目而暂时在希腊生活和工作的人们的日常生活。项目期间，志愿者住在海滩旁一栋人们自己建造、自己维护的简单住所里。奥马霍尼观察到，志愿者在离开项目时普遍为自己的足智多谋和创造力感到高兴，因为在一个钱变得一文不值的环境当中，他们第一次发现了自己的这些品质。项目进行的过程中，最初沉默寡言的志愿者们逐渐发展出修漏水、为团体准备食物、使用简单工具装饰住所，以及利用随身携带的东西或在海岸发现的任何未经加工的物品来获取乐趣的能力。人们被迫无法依赖商品后，开始发展他们的自我组织和自己动手的能力，并最终为自身的这些能力赞叹不已。

我自己的研究中的许多人也对他们动手能力的发展感到兴奋。埃莉诺（住在她的公社）决心尽可能地自力更生，她很兴奋能测试自己坚韧的极限。她用“联结”和“参与”等词来谈论她与物质世界的关系，并对祖父表达了热烈的感激之情，她把自己对自力更生的重视部分地归功于祖父：

在埃莉诺确实需要寻求专业人士帮助的情况下（她举了安装燃木炉的例子），她说她总是会问很多问题并努力观察正在进行的工作，希望能学到新技能。

作为我遇到的唯一一个生活在“局外”社群（一个集体生活的项目）的人，埃莉诺无疑代表了一个极端的例子。她很清楚她的生活方式并不对每个人的口味，但我们可以注意到，我遇到的几乎所有人似乎都在自力更生中找到了某种程度的快乐。在我对马修和露西的一次采访中，马修要求中途休息，以便向我展示他的自行车修理工具和手册。同样，参与者里斯也热情讲述了他对计算机组件的了解。他说，他乐于获得关于电脑更新的知识，这样他就不必花钱找专业技术人员，或者用一大笔钱购买全新的型号。里斯在查看计算机内部时与马修在查看自行车时看到的内容可以相比拟：不是一系列陌生的组件，而是一整套的意义。我相信他们在修理自己的物品时感受到的是一种掌控感——类似埃莉诺所说的与物质对象的“联结”。他们的经历与那些没有时间了解周围环境的人的沮丧和无能形成鲜明对比——这些人在恼怒地敲打坏了的物品后，只能打电话给专业人士，或者放弃抵抗再买一个新的。

我遇到的人们对他们的维修技能的尊崇让我想起罗伯特· M.波西格和他的哲学小说《禅与摩托车维修艺术》（Pirsig, 1974）。波西格与我遇到的许多人所共享的是对他所拥有的东西的依恋甚至是忠诚。波西格谈论他的摩托车骑行手套时写：

当我要求人们带我参观他们的家或列出他们的财产时，他们让我见到了一系列被珍惜、被照料着的物品。我参观过的许多家庭都有一种令人欣慰的品质——这种品质很难用语言来形容。另类享乐主义者的家在任何传统意义上都不是颓废的。它的舒适感与阿多诺所写的“手触摸过的事物的温和、舒心、圆润的质地”有些类似（Adorno, 2005 : 48）。我很享受参观这样的家带来的感官和审美乐趣：居住在里面的人自己制作和修理东西、围着桌子交谈或一起玩游戏。我喜欢看到准备饭菜的场景、闻到做饭的香气。我也很高兴看到人们谦虚地展示他们的创新性：一个由挂钩和滑轮组成的晾晒组件取代了烘干机；一个架子上摆满廉价而整洁的外卖容器，分类存放着不同尺寸的螺丝；用碎布缝成的手工靠垫，以一种同类商品无法比拟的方式展现着其创造者的个性。

我试图通过想象其对立面来理解我参观过的家庭的温暖气氛——不欢迎客人、干净到冷冰冰的家，住在里面的人没有空闲时间，家务劳动都被外包给付费的专业人士。高兹表示，这种房屋几乎没有家的感觉。自己的劳作才能够使我们对周遭产生拥有感，这是“每个人扎根于世界的感官物质性，并与他人分享这个世界”的方式（Gorz, 1989 ：158）。只有当一个人能够“自愿与其他居住者合作，参与一个房子的发展、组织和维系”时，他才会对这个地方产生家的感觉 （Gorz, 1989 : 158）。因此，将所有家务劳动外包的人会感受到与社会和周围环境的脱节感：

资本主义现在正从高兹所描述的环境脱节感中获利，基于我们如此渴望的“自制”美学建立了一个利润丰厚的市场：无论是销售做旧和改装风格的全球家具连锁店，还是新出现的大批缝纫和烘焙比赛的电视真人秀，或者各种各样包装得朴实无华、状似手工制作的食品和化妆品。所有这些都是索珀所说的“第三手满足”的绝佳例子：资本主义制度从我们手中夺走了相对不那么昂贵的满足形式，然后再以商品化的形式出售给我们（Soper, 2008 : 577）。然而，这些商品化的等价物永远无法取代真正的自己动手，在高兹的分析中，自己动手是快乐、赋权和使人类感到扎根于世界的无可替代的来源。为自己工作让我们有一种与环境的联结感，并将我们嵌入自己的社区——这是对这样一种观念的公开冒犯：恣意的生活是拥有巨额收入，一根手指都不用动，所有需求都能通过市场满足。

我想起了伊万·伊利奇，这位作者描绘了未来人类完全依赖商品和专业服务的可怕景象。早在1970年代，伊利奇就认为我们即将生活在一个“职业的时代”，并感叹人们历来在其中解决困难、照料他人、玩耍、吃饭和交友的社会基础设施正在受到侵蚀。伊利奇描述了在市场子宫中的婴儿这一令人不安的形象来阐明他的观点。在极端的情况下：“公共资源被消灭，取而代之的是一个由输送专业服务的漏斗组成的新胎盘。生活在永久的重症监护中陷入瘫痪。”（Illich, 1978 : 64）考虑到就业是一种具有高度依赖性的现实处境，从事雇佣工作竟能成为成熟和独立的有力象征，这确实十分稀奇。这里所说的不仅是工资关系中固有的依赖性，还包括对商业产品和服务的依赖性，在工作耗尽了我们的时间和精力后，商业产品和服务成为满足某些需求的唯一途径。我采访的人也许证明了，如果社会允许我们有足够的自由时间的话，许多一贯通过私人的、昂贵的消费形式满足的需求，实际上可以自己满足，甚至可能带来很大程度的自豪和享受。

对人们来说，更困难的情况往往涉及社会的商业化仪式。从圣诞节到生日、婚礼和成人礼，一整套社交仪式如今已等同于昂贵的礼物和炫耀性的消费。当我们被持续不断地催逼着通过购买价值不菲的商品来表达我们对他人的喜悦和爱时，只有臭脾气或吝啬的人才会为了省钱而选择退出这些仪式。我遇到的一些人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而害怕社交场合， 但也有一些人表示他们已经找到了解决办法。在我们第一次见面之前的圣诞节，马修和露西用些许创造力避免了购买贵价礼物的需要。他们买了一些普通橄榄油，将其与辣椒、大蒜和香草一起倒入玻璃瓶中，然后装饰瓶子，将这些作为礼物送给朋友和家人。露西说，她很享受准备的过程，而且接收者也很欣赏其中付出的努力：“这比直接去连锁店Boots买一份买三送二的礼物要好。”同样，萨曼莎讲述了一个她无力承担朋友昂贵的生日之夜费用的故事。一开始她对这种情况感觉很糟糕，后来她选择在家给朋友做一顿特别的饭菜。萨曼莎说她的朋友很喜欢并欣赏这份礼物。在这些例子中，自制礼物具有独特的价值，与用金钱购买的商品单调和不带感情的性质形成鲜明的对比。

···

在本章中，我对“工作然后消费”的资本主义文化传统之外的可能乐趣持开放态度，通过观察我遇到的人们——那些或多或少自愿失去一部分收入的人——是如何谈论并理解他们的这个决定。这不是在鸡汤式地认为我遇到的人已经发现了“幸福的钥匙”或理想的生活模式，但他们的行为和选择值得注意，因为它们有助于批判在现代资本主义中占主导地位的生活方式。在我的研究过程中，我发现有趣的是，人们通常不会将减少消费描述为减少工作的副作用。相反，它是凯特·索珀所说的“另类享乐主义”的一种表述。虽然我们可以有把握地假设他们的生活面临巨大的经济困难（有些人乐于谈论这些困难，而另一些人则不愿意），但较低的消费水平是人们试图寻找一种不那么物质主义的良好生活的关键部分。人们减少工作和消费，以避免富裕带来的“令人不安的快乐”，希望发现更无与伦比、更持久的新乐趣，这些乐趣只有通过大量的自由时间才能实现。他们抵制资本主义不断要求他们对自己的财产感到羞耻和不满的做法，并为自己有能力发展自己对快乐、美丽、富足和幸福的观念而感到自豪。他们正在反思幸福与商品消费之间的关系，并在发展迄今未被发现的自力更生能力的同时，发现了一种新的掌控感和扎根于世界的感受。我们不能狭隘地认为在一种较慢的生活节奏里寻找避难所对任何人来说都是可实际操作的，因为这样的生活将会让很多人在经济上无法生存，但接受高消费生活方式是每个人都应该追求的既定规范这一观点同样是欠思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