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对工作说不 | 收藏 |
在工作的道德考验中失败
对工作说不 作者：大卫·弗雷恩
欧文·戈夫曼认为，污名是指一个人没有资格得到充分的社会接纳的情况。当一个人站在我们面前：
有证据表明，他具有某种属性，这种属性使他有别于他可能成为的那类人中的其他人，而且是一种不那么理想的人——在极端情况下，这个人可能是一个完全坏的、危险的或虚弱的人。这样，他在我们的心目中就从一个完整、正常的人变成一个有污点、打折扣的人。 （Goffman, 1968 ：12）
在我研究过程中遇到的人们的情况中，最有可能出现的污名是失业。失业是一个不光彩的事实，可能破坏一个人作为正常的、可被接受的社会成员的地位。戈夫曼引用了扎瓦茨基和拉扎斯菲尔德的研究所描述的一名失业男子的情况：
承受一个失业者的称呼是多么艰难和耻辱啊。当我出门时，我垂下眼睛，因为我感到自己低人一等。走在大街上时，我觉得自己无法与普通市民相提并论，似乎每个人都在对我指指点点。（Zawadzki and Lazarsfeld, 1935 ：239）
这个失业者将他的污名铭刻心中，他成了一个遭放逐的人，甚至无法直视同胞的眼睛。我们可以认为，在这里他经历了一次社会认同的危机，失业使他感到失去了作为一个应该得到平等权利和尊重的人的资格，因此他感到自己毫无价值，也感到困惑和孤立。阿克塞尔·霍耐特认为，社会承认可以以多种方式被收回：当一个人的身体被限制或控制（如囚犯或奴隶），当一个人被剥夺了广大人群所共享的特定权利（如受到种族、性别、性取向等方面的歧视），社会承认也会被撤回。而与此处有关的一种收回方式是社会拒绝将特定的生活方式视为在文化上合法的：
一个人的“荣誉”“尊严”，或者用现代说法来说，“地位”，指的是社会根据他自我实现的方式所反馈的社会尊重程度——而这种方式受到社会固有文化视野的影响。如果这种等级制的价值体系将个体的生活形式和信仰方式贬低为低劣或不足的，那么它就剥夺了有关主体为自己的能力赋予社会价值的一切机会。（Honneth, 1995 ：134）
在不工作这件事上，霍耐特所述的那种社会固有的文化视野，是一种以工作伦理和错误的二分法为主要特征的文化观。在工作是获取地位和身份认同最普遍方式的社会背景下，没有工作的生活常常招致羞耻感或自卑感，或者总会引发通过找工作来重新确立自己作为一个"正常”人的愿望，这并不令人意外。
工作被人竞相追逐的一个原因（除了显而易见的收入）是它为人们提供了社会承认。我们可以参考杰拉尔德的例子。在厌倦忙碌的生活方式之前，杰拉尔德曾有过令人满意的职业生涯，作为一个四处奔波的学者，他出席各种会议、从出版作品中得到赞美。他说，“你会从工作中得到所有这些积极的回应”，他特别珍视参加学生毕业典礼时体验到的“感激之情的温暖闪光”。学生们经常会上前表达对他的感谢，夸赞他的教学。在如今这样一个以工作为中心的社会中，人们认为是工作赋予人公共生活，在工作中，我们的成就被看到并得到奖赏，就像杰拉尔德那样。如果在我这项研究中的人们打算放弃这种获得承认的机会，他们就必须确保自己有工作之外的其他安排：新的社会网络，其他可以取得成就和进行互动的空间，动力和认可的替代来源。
我遇见的人们试图在就业之外创造一种有价值、令人尊敬的生活方式，但其中一件事似乎让他们感到困惑，他们始终觉得自己选择的生活方式处于污名中。马修和露西这对已婚夫妇（两人都完全放弃了工作）似乎都在为他们因失业产生的自卑感而挣扎。马修认为，在富裕社会的文化中，人们通常将失业的人视为不完整的人：
我觉得很多人认为，你没了工作就像没了影子一样。就好像你是个不完整的人，这话说得很重，但整件事情就像是这样——就像我们去年向人们介绍自己时。他们会问“你是做什么的”，如果你失业了，可能就会 “呃呃呃”。人们会有一点震动然后想，“哦，所以你真的什么都不做”。
在我们的访谈中，马修说他最珍视的活动之一是写作。他喜欢写文章，把自己对哲学和电子游戏的兴趣结合起来，并且正尝试将一些作品发表在游戏网站上。马修热情地谈论他作为写作者的审美感受，但他告诉我，他常常不太愿意向别人透露自己对写作的兴趣：
我越来越想告诉别人我是一个作家，因为我几乎每天都在写作，尽管我还没有发表过任何作品。这是我现在每天都在做的事情。但我知道接下来的问题是什么。人们会问“你给哪里写东西？”这是迷恋生产力的体现，人们在意你的写作会带来什么。比如，它是否会对工作、劳动力市场之类的东西产生什么影响。
马修花在写作上的时间没有产生显而易见的社会效用，也没有给他带来任何收入，这成为他潜在的尴尬来源。他不认为人们会接受他的身份以及他的日常生活围绕一项毫无报酬的活动展开这一事实。他的陈述引发了露西的思考，露西对于拒绝承认有偿工作之外的活动的文化倾向持有批判态度：
这就像所有电视选秀节目上一样。人们上台表演，下面标记着他们的名字和职业，你的用大字写着——无业。当苏珊·博伊尔上场时，这个问题就出现了，“无业”就好像意味着他们什么都不做。他们本来可以写“喜欢制作卡片”——我不知道，任何其他东西都可以。这种情况无处不在，甚至连新闻里也会写“苏珊·布里格斯，面包师”，游戏节目同样如此。而我希望是“露西，爱动物且喜欢读书”。我会很想要这样。
围绕着阅读、陪伴马修、散步、做手工和照顾宠物，露西构建了一种愉快的日常生活。尽管她反复表示对自己的日常生活方式很满意，但我让她想想工作是否有一些东西让她怀念。这时候，她提出了社会承认的问题。露西变得肉眼可见地不安：
大卫：如果非要问，在你所说的关于工作值得怀念的事物中，哪一点是最重要的？
露西：嗯［长长的停顿］［叹气］。我想，我最怀念的是不会觉得自己让别人失望了那种感觉。我不知道，也许是因为我感觉我让马修的父母失望了，也让我的父母失望了。我想我不会说——我不知道，这样说能理解吗？
大卫：能。所以你现在还担心吗？
露西：我每天都在担心［长长的停顿］，一直都是这样［叹气］。我只是——我感觉我应该找份工作，这样我就不会觉得我让所有人失望了，但我只是［叹气］——我不知道我能不能做到。
露西的主要愿望之一是有很多小孩。她讲了个故事，在一次圣诞派对上，她的母亲——一名护士——对同事隐瞒了露西打算不工作的愿望，她觉得露西的母性目标过于家庭化或者太过时了。露西缺乏以工作为中心的抱负——这似乎让她的母亲难堪。
露西并不孤单。一些参与者认为，他们的选择对朋友和家人来说是羞耻感的来源。我们可以参考艾玛的案例，她在被诊断出严重的胃病后决定停止工作。艾玛坚信，人们会因为她没工作而对她有负面评价：
他们肯定会这样的，社会也这样。我的家人也是这样。我的家人对我不工作这件事指指点点，即使这并不是我的选择。他们知道这一点，但是我妈妈完全不理解。她会这样对我说：“你什么时候找工作，你什么时候找工作，我希望你能找工作。”而我已经说过我生病的事了，她就说“哦，可你现在没事了！”是的，我确实从去年夏天以来好一些了，但我觉得“给我个喘息的机会吧！”
在像艾玛这样的案例中，当一个人感到身体不适以至于无法工作时，医学诊断可以起到合理化疾病感受的重要作用。医生的诊断来自专业权威的立场，允许病人进入帕森斯所说的“病人角色”中，在这种角色里，病人暂时被免除了工作的责任。然而，在艾玛的故事中，即使专业的医学诊断也不足以证明她不工作的决定是对的。我们可以部分地将其归因为胃病的不可见性。由于艾玛的健康时好时坏，并且没有明显的外部症状，她时常难以向别人传达她生病的信号。由于没有任何明显的方式表明她的病情，她一直在努力说服别人她有权不工作。
我们来看看关于失业的污名的最后一个例子。萨曼莎是一位三十出头的全职律师，她放弃了这份事业去做兼职服务员。萨曼莎辞去专业工作，去酒吧做兼职的决定，被她父母视为情感不成熟的表现。在他们看来，萨曼莎离开了职业化的成人世界，退回到青少年时期。萨曼莎满足于在一个很多员工都是青少年的酒吧工作，这被视为她没能长大的表现。 萨曼莎随后与父母的冲突完美地表明，在某种程度上，从事雇佣工作——尤其是全职和地位较高的工作——在文化上是成熟的象征。这种情绪体现在如下要求中，即年轻人（尤其是学生）应该“长大”，“努力工作”，或者开始生活在“真实世界”中——一个人们通过遵从工作要求、获得稳定收入来表现长大成人的世界。
萨曼莎的律师工作曾让她的父母骄傲无比，但对萨曼莎来说，这种骄傲只会让她恼火。这是因为萨曼莎并不认同自己的律师工作。虽然她以律师的身份执业，但她拒绝将自己完全表现为律师的角色。换句话说，虽然她从事律师行业，但她讨厌被视为律师，讨厌律师的观点、律师的品位、律师的行为。萨曼莎反抗了父母的期望，她拒绝承认离开职业领域就是一种倒退或不成熟的象征。相反，她构建了自己关于成熟的观念，这种观念建立在自主性和多样性之上，而非建立在获得和表现工作角色的前提上。萨曼莎在访谈中讲述的生平最终呈现为一个成长的故事，在这个故事中，成熟被定义为一种学会做出有意识选择的能力，而不是被传统所束缚，“我想接触我想要的东西，我愿意倾听自己的声音，观察自己对事物的反应，开始用自己的方式安排事情……这感觉像是在成长，因为我第一次有意识地选择做我想做的事情”。
在上述每个案例中，人们都因为抵抗工作伦理而正遭受负面评价。在露西的案例中，问题在于她没有展现出正确且恰当的抱负。露西的主要目标是家庭生活，这在她的家人看来太过古板和过时。在艾玛的案例中，问题在于家人认为她面对疾病时没能展现出应有的坚忍不拔。可能因为她的病症状不那么明显，人们怀疑艾玛是否真的生病，从而质疑她是否有权豁免工作。最后，在萨曼莎的例子中，问题在人们认为她没有长大，没能承担起成年人的责任。萨曼莎选择成为一个地位相对较低的兼职工作者，这被视为孩子气地不愿进入“真实世界”的证据。凯尔文和贾勒特描述了一种“财富伦理”：一种强调每个人应该创造或拥有足够的财富以避免在经济上依靠他人的信念体系（Kelvin and Jarrett, 1985 ：104）。有人指责无业游民是寄生虫，无耻地依靠施舍过悠闲生活，这种思想就是财富伦理的体现。然而，此处的案例表明，财富伦理只能部分地解释对不工作者的污名化（毕竟，只有少数人真正申请了政府福利）。我遇到的这些人被认为在更根本的意味上未能通过工作的道德考验。他们的失业象征着更深层的性格弱点。因为在这个社会里，工作是我们获得公共身份的主要途径，这些不工作者很难让别人相信他们的选择和活动是有意义和有价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