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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怕的问题
对工作说不 作者：大卫·弗雷恩
“你是做什么的？”，这个问题往往紧随“你叫什么”和“你来自哪里”。这是陌生人之间通常最先对彼此抛出的问题。按照惯例，这个问题几乎总是在询问我们的就业情况。“你是做什么的？”意思是“你做什么工作？”。如果我们大方一些，我们可能会说这个问题的提出是完全无意的。它代表的是一种社交习惯，或者一种获取信息的尝试，给交流补充某种语境让这个过程变得轻松，将对话推向某个共同基础。
如果我们刻薄一些，也许会把“你是做什么的？”这个问题看作赤裸裸的衡量对方社会地位的企图。“你是做什么的？”意思是“用一句话概括你对这个世界的贡献，我会根据你的回答来评价你”或者就是在问“你是一个值得了解的人吗？”
对我遇到的一些人来说，“你是做什么的？”这个简单的问题是社交焦虑的重大来源。布鲁斯（我们可能还记得，他是那个因病辞去工作的人）说：“如果我去参加一个朋友的晚宴，或者去见一个新朋友，就会被问到那个可怕的问题‘你是做什么的’，这太可怕了。我不希望被问这个问题，因为我没有答案。”在晚宴上，布鲁斯扮演着戈夫曼所称的“可耻的”角色。布鲁斯无法工作是一个隐藏信息，可能在任何时候暴露。戈夫曼描述了“遭受贬低者”的两难困境：“展示还是不展示，说还是不说，透露还是不透露，撒谎还是不撒谎，以及在每种情况下还需考虑向谁、如何、何时和何地。”（Goffman, 1968 ：57）对于有难言之隐的人来说，甚至最日常的社交互动都可能充满压力：
对正常人来说不假思索的例行公事，对遭受贬低的人来说却可能成为需要管理的问题……有着无法诉说的失败的人……必须像在搜索各种可能性一样时刻留意社会环境，因此可能与他人似乎更简单地就能够适应的世界格格不入。（Goffman, 1968 ： 57）
当面临曝光的威胁时，遭受贬低的人可能采取多种应对策略，而我的研究的参与者对“你是做什么的？”这个问题的回答本身几乎就是一个小课题。马修告诉我，他把这个问题看作展示自我的机会，在他比较自豪的时刻，他会毫不掩饰地说自己是失业者，并仔细观察人们的反应：
最近我告诉人们我没有工作，通常他们会变得很生气，但这不一定是针对我的。他们会说，“哦，你现在经历的真是太惨了”，而通常我会想，不啊，实际上我很快乐。我挺喜欢不工作的。虽然经济上拮据，但是我每天都在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如果不是因为钱，也不是因为被［就业中心］逼着找工作的厄运即将降临，我会非常喜欢这样的状态。
马修希望，通过冒一定的风险并坦诚地表达自己对工作的感受，他或许能以某种微小的方式改变人们对不工作的看法。他说，借由这种方式他与人们开始了一些令人耳目一新的对话，但大多数人还是会以一种怜悯的眼光看待他。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对比克莱夫，他有时在回答“你是做什么的？”时会说“尽量不造成什么伤害”。克莱夫希望用幽默改变这个可怕的问题的性质，将其提升至意识层面，促使人们对其进行思考。通过打破常规的交流方式，克莱夫希望让人们更加敏感地意识到询问工作是一种寻常但可能侵扰他人的习惯。（我的一位朋友也提出了类似的策略，他建议在婚礼上闲逛时询问陌生人“你最喜欢的拉斯·冯·提尔的电影是什么？”而不是“你是做什么的？”。）
我们可以将这些方式视为对这一可怕问题的积极回应。人们主张他们的生活方式的合法性，并将人际往来几乎视为一个微观政治干预的机会。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马修更多是在为自己辩解，或者转移人们对可能引起贬低的信息的注意。马修说，在他状态不佳或者不太自信的时候，他会轻率地编造一个荒谬的职业，借此轻描淡写地把话题从就业上引开。当别人问这个问题时，他说自己是毒贩、银行劫匪或者拍色情片的明星。相比之下，布鲁斯因自己无法工作而背上了沉重的羞耻感。面对这个可怕的问题，布鲁斯小心翼翼地管理着关于自己的信息：
有时我会编造一些事情，有时我歪曲事实说“哦，我毕业后在心理健康领域工作，但那只是一个短期合同，已经结束了，所以我现在是在空窗期”。有时我感觉对方似乎有共鸣，我就会诚实地回答：“是的，我有严重的健康问题，所以我只是抽出几年时间好好养病。”但即使我这样回答问题——我必须小心这一点，因为我并不总是能察觉到——其中也隐含着自责和羞愧。这有点具有防御性，你知道吗？就好像我在说，“看着，我不是流浪汉，也不是寄生虫”，而我其实不应该为自己辩解或者证明我在做的事情是对的。我不应该那样辩护，但是由于我们的文化是如此好评判，就会有这种防御心理。
如果说布鲁斯认为在社会中有必要管理自己的可能有损名誉的信息，那么艾玛似乎认为即使在包容的研究和访谈语境下，这也是有必要的。好几次，她似乎急于说服我，她真的需要休息，而不是装病不工作。
他们的描述引发了一个有趣的问题：到底是谁在评判别人？我当然没有贬低艾玛，但她依然觉得有必要为自己辩护，以对抗别人的评判。布鲁斯能够给出一些具体的例子， 说明他的生活方式遭到他人的质疑，但其实，最严厉的评判来自他内心的自我怀疑。在第五章中，我们看到布鲁斯对自己的生活选择有着坚定的信念，然而我们现在可以看到，他在日常生活中仍然有羞耻感。他承认自己甚至在网购后也感到羞愧。大多数人白天都在工作场所，而布鲁斯在邮递员上门送包裹时总是在家的。邮递员是怎么想的呢？“他会知道我没工作吗？”布鲁斯曾经会这样想。在后来的一次采访中，布鲁斯进一步思考了自己羞耻感的本质和来源，他谈到了自己“内心的批评家”：
你内心会有个大批评家，他说你在某些方面不合格、低人一等，或者说你活得不正确。如果你有心理健康问题，你内心的批评家的音量可能会被放大到极致，我内心的批评家甚至会说：“你真是个废物。”
这个内心的批评家是谁？借鉴心理学家乔治·赫伯特·米德的观点，我们可以认为，我遇到的这些人之所以感到羞耻，是因为他们违背了“泛化的他人”的期望（Mead, 1962）。在抽象思维或者米德所谓的“内部对话”中，个体“对待自己的方式会采取泛化的他人的态度，而不参考任何特定个人所表达的态度”（Mead, 1962 : 155-156）。在社会化过程中，个体逐渐吸收了文化氛围中的价值观。文化的污名被内化为羞耻感——这种感觉可能会渗透到所有的人际交往中，不仅仅是那些直接表达了不赞许的人际交往。正如布鲁斯的邮递员例子所展示的那样，失业后很快每双眼睛都会成为潜在的评判来源。我们可以回想一下本章开头引用的扎瓦茨基和拉扎斯菲尔德的研究中失业男性的经历。尽管这些陌生人根本不可能知道他的就业情况，他还是低着头走在街上，因为他想象每个人都在评判他。污名已经被他个人所内化，他相信自己确实作为一个人有所不足。即使一个人在本质上是自尊的，并且相信他选择的生活方式在伦理上是合理的，他仍可能感到难以摆脱社会道德权威长期以来教给我们的对失业的羞耻感。我在研究过程中观察到，在当今的污名氛围中，任何信念都是非常脆弱的。由于对自己生活方式的边缘性缺乏安全感，那些前一刻还自信满满、条理清晰地谈论自己的道德观的人，下一刻往往显得戒备森严、极易受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