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代，《哈佛女孩刘亦婷》曾风靡全中国，而现在，我们又有了一位新的偶像，谷爱凌——年仅18岁的自由式滑雪世界冠军，还以极优异的SAT成绩被斯坦福大学录取，在中美两国都成为了新的标志性人物。

我们从小就被教育：只要我们足够努力，就能进入好大学，实现阶层上升。正如谷爱凌所说：“只要足够渴望和足够努力，我就能做到任何事情。”这就是优绩主义（meritocracy）教导我们的。因此我们也自然而然地认为，如果我们没能成功，就是因为我们没有那么渴望或是不够努力。带着这种想法，刷题和课外班填满了无数中国学生的生活，但是只有极少数人能功成名就。

所以，优绩主义制的赢家是否真的是靠意志力或努力而取得成功的？还是说，我们的成功很大程度取决于家庭、智商、性别和健康等运气因素？既然优绩主义没能带来理想中的社会，而是给中国和美国都带来了日益加剧的不平等和阶层固化，我们真的能问心无愧地享受胜利的果实吗？如果优绩主义不能塑造一个公正的社会，那我们该如何摆脱不平等的困境？

在今年的牛津中国论坛（Oxford China Forum，简称OCF）上，哈佛大学政治哲学教授迈克尔·桑德尔和马克斯·普朗克人类学研究所教授项飙受邀，以桑德尔教授的近作《精英的傲慢》（The Tyranny of Merit）为出发点，对今天我们应该如何认识成功提出了各自的看法，他们探讨优绩主义背后的陷阱，社会不平等的运作机制，也为普通人如何能在这样的社会竞争中找到自己的价值寻找答案。

范：想先请桑德尔教授谈谈什么是优绩主义？它与“择优录取”有什么不同？

桑：通常，我们认为优绩（merit）是一件好事，是理想的目标。例如当我需要做手术的时候，我希望由一位资质良好的医生来主刀，在这里，优绩的含义就是让资质良好的人在各种社会岗位上施展才能。

那优绩怎么会成为一种暴政（tyranny）呢？当它开始让社会按赢家和输家划分的时候，而这正是近几十年来发生的事情。在一定程度上，这种输赢划分与收入及财富差距的扩大有关。但不仅如此，随着贫富差距的扩大，人们对待成功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那些成功人士开始相信他们的成功靠的是自己的努力，是因为他们的优绩，并且认为自己应该得到市场给予赢家的所有好处。在这样的心理暗示下，他们开始相信那些在底层挣扎的人也一定是罪有应得。

这就是优绩主义的阴暗面：这种残酷的输赢伦理让成功者过于飘飘然，以至于忘记了那些成功路上的运气和助力——家庭、老师、社群、国家和时代。 在《精英的傲慢》一书中，我的观点是：赢家和输家的划分正在加剧不平等，正在滋生耻辱和怨恨；它正在造成巨大的破坏，对于那些在激烈竞争、补习班、“996”中胜出的人而言也是如此。因此，优绩已经成为我们社会的一种暴政，它在赢家和输家之间划出了一条鸿沟。

范：谢谢桑德尔教授。在中国，几千年来，优绩主义制度都被认为是一种理想的制度。两千年前的《礼记》里就提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所以优绩主义一直与平等和公共利益相联系。请问项飙教授，您怎么看待这种优绩主义？它与今天的优绩主义有什么不同？

项：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简短的回答是，儒家所称的“优绩主义”与我们今天的认识完全不同。在古典思想里，优绩主义基本上意味着择贤而任。事实上，根据才能和品德、是否胸怀天下，只有极少数人会被选出来。他们被选为百姓的守护者来管理公共利益，也就是社会财富。他们并不一定是有钱人，但他们受到尊敬，是文化上的精英。而我们知道，在儒家思想里，商人、会赚钱的人是被瞧不起的。也就是说，在艺术、文化、政治和经济领域，对优绩主义的认识还是有区分。

儒家思想里的优绩主义也包含着一种天然的不平等和差异：他们认为社会就是应该有阶层分化。身处顶层的是一小部分被选中的人，而其余的人并不参与竞争。这与今天的优绩主义有什么不同？我认为，这种古典理想和今天的现实之间有几点差异。

第一点是“抽离化”（disembody），也就是说，今天的优绩主义不再与其他形式的社会结构相关联，它几乎成为对每个个体进行分类、排名的普遍方式，每个人都可以参与到竞争中，去提高社会阶层。所以，随着现代性的到来，这种社会是天然不平等的、需要被分化的观念已经不再适用。优绩主义不再是像宇宙秩序一样的东西，而是一种个人化的评价体系，更多地关于个人的成败。

第二点就是迈克尔刚才提到的“暴政”，我觉得这个说法很有意思，虽然听起来可能有些惊人或者讽刺。为什么这是一种暴政？因为优绩主义基本上不允许对立观点的存在，说你是失败者，那你就是失败者。 这也许能解释社会上对优绩主义产生的怨恨和逆反心理。

最后，优绩主义是一个自我包含、自我参照的话语体系，它变成了一种绝对的东西。我认为迈克尔的书《精英的傲慢》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我们常在作为准则和作为现实的优绩主义之间往返：它是一种我们想要努力达到的准则，还是一种可以被合理化的现实——我们所得到的就是我们应得的吗？这种往返在古典思想里并不存在，因为优绩主义在那时是社会秩序的基础，而不是个人的成功体验。

桑：我想在此基础上提出一些看法，作为你刚才所说的关于儒家的古典优绩主义的补充——在西方传统中就是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看项飙教授是否同意。

柏拉图和孔子都认为，应该由最优秀的人来治理国家，来管理人民。但他们所说的“最优秀”是什么意思？不是最聪明的经济学家，也不是最出色的技术人员。项飙教授很好地指出了这一点：是指最有德行的人，而不只是技术专家（technocratic expertise）。德行与品性和判断力有关。亚里士多德谈到了实践智慧（Phronesis,practical wisdom），还有辨别公共利益的能力。这里所说的“公共利益”跟许多当代经济学模型所说的不同，不单单是实现GDP最大化。在古典的优绩主义里，无论是孔子，还是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都主张治理国家的人需要一些品性，一种对美德和公共利益的追求。这与所谓的“技术专家”相去甚远，我们今天却常把它与“由最优秀的人来治理国家”混淆。

一个生动的例子是越南战争之后出版的一本书，叫作《出类拔萃之辈》（The Best and the Brightest）。这本书详细地复盘了美国的决策者们如何将国家引向战争。约翰·肯尼迪和林登·约翰逊身边的人都很出色，他们有专业知识，是伟大的经济学家、国防专家，但就是这些所谓最出类拔萃的人将美国推到了时代的大败局中。他们缺乏的是判断力，是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实践智慧”。

另一点我想在项飙教授发言的基础上谈谈的是古典优绩主义和当代优绩主义之间的对比。当我们说到经济的时候，我们会谈论政治上的考量；但当我们说到经济回报的时候，又往往认为一个人赚多少钱是衡量他是否优绩的标准，也是他对公共利益贡献的多少。美国和许多西方国家都这么认为，中国的情况是否类似就由项飙教授来谈谈。我们面对的是一种市场优绩主义（market meritocracy），也就是说，一个人的社会价值、贡献以及应得的回报是由市场决定的。我在《精英的傲慢》中试图论证一个观点：在说一个人对公共利益的贡献时，我们应该把评价标准从市场体系中收回来。这需要我们直接地去讨论什么是公共利益、共同的目标和意志，以及重拾传统的公民美德。否则，市场将替我们回答这些问题，那我们就会把市场结果和人们应得的回报混淆起来。项飙教授，你认为这样的问题只存在于美国吗？还是一个更普遍的现象？

项：不，我认为这是个非常重要的观点。我想在迈克尔所说的基础上提出一些问题，实际上这是我一直在想的大问题，所以想听听迈克尔对此怎么看。

首先，关于市场优绩主义，我想故意提个刁钻的问题——为什么人们投票给特朗普？特朗普赚了很多钱，显然不管从什么标准来看，这都不是他应得的钱。然而特朗普的支持者并不反感在市场上赚大钱的人，他们更讨厌在华尔街和硅谷工作的人，还有像希拉里·克林顿这样的人。这是一个纯粹由市场主导的机制吗？

第二个问题，回到刚才谈到的技术统治。道德考量的空心化，让国家治理成为了精英之间的技术游戏，人们几乎无法参与决策。我在想，实际情况是不是更糟？不仅是道德考量空心化的问题，还有，技术官僚自身已经成为一个阶级，他们正在积极地建立新的道德准则。

对我来说，优绩主义其实是专业-管理阶级（professional-managerial class）有意提倡的意识形态。这可能解释了为什么工薪阶层会反感精英，却不反感特朗普和他的朋友们。那些投机者以十分野蛮的方式，在市场上挣了很多钱，人们却觉得没关系。

另外，我还想知道，除了感到屈辱，工薪阶层有没有感受到直接的压迫？比如说，在次贷危机中，工薪阶层会失去房子，并感到极大的屈辱。当他们去银行申请贷款、试图说明他们的情况来保住房子的时候，我可以想象，他们会被那些银行职员用晦涩的语言指导一番。因此，你不仅日复一日地感到低人一等，还会受到直接的压迫，因为你完全被那种语言所困，且无法回驳。

我想把这几者放在一块谈——技术官僚、市场机制和对工薪阶层的羞辱，它们都是大图景的一部分，但是否还有另一只房间里的大象——新的阶级之争？我们实际面对的已经不再是市场的暴政，而是一个超越市场的阶级的暴政。

桑：是的，而且你的两组观察是相联系的。我写这本书的其中一个目标，就是要解释特朗普的崛起。人们为什么会投票给特朗普，工薪阶层为什么会投票给特朗普？即使他当总统时几乎没为他们做什么贡献：他提出过取消奥巴马实施的医改计划——虽然失败了——这会损害工人阶层的利益；他大幅减税，让大企业和富人阶层从中受益。那工薪阶层为什么还是投票给他，想让他连任？你提醒了我们，民粹主义反扑精英的原因之一，就是工薪阶层认为精英瞧不起他们。

如今让工薪阶层反感的精英，不是像特朗普那样的房地产开发商、电视真人秀明星，而是管理人员、专业人士、高知阶层。并不是钱让他们成为精英，虽然大部分人也赚了不少钱，在这个金融主导的全球化时代过得有滋有味。但对精英——他们正被工薪阶层反感——的定义中，还有另一层含义——教育水平。我们能看到，在美国以及英法，受过高等教育和没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在政治和文化上的差距逐渐拉大。教育鸿沟、资质鸿沟、学历鸿沟是当今最深的政治鸿沟之一。特朗普曾经非常受低学历选民支持。一次初选胜利后，他在演讲中宣称，“我爱低学历的人”。他完全抓住了这一点。希拉里和之前的奥巴马、之后的拜登都得到了高学历人群的支持，但在低学历人群中不受欢迎。这就是分析反精英心理的一条线索。

让我们再回到压迫工薪阶层的大山：优绩主义。在很大程度上，塑造这一体系的就是那些在SAT、高考这些大学入学考试里脱颖而出的人。他们凭借这些考试获得了回报，经济上和社会地位上的，获得了在一个市场主导的优绩主义社会里所能得到的荣誉和奖赏。

所以我们现在面临的一个挑战是，我们得重新思考高等教育的作用。我在书中提到，高等教育已经成了一种筛选机器，专为市场主导的优绩主义社会服务。这激起了那些没有大学文凭的人的反感，毕竟在美国，大多数人都没有大学文凭。不论在中国还是西欧，大多数人也都没有大学文凭。让高学历的人获得丰厚的回报，而低学历的人不涨薪资，陷入不平等的困境，这样的经济和社会评价体系是病态的。它会造成极大的心理和情感问题，对于成功者来说也是如此。

项：（向范西林）我觉得，高等教育在中国牵动着很多人的心，你认为呢？

范：我刚刚也想问这个问题，因为在我的印象里，中国有很多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但反精英的情绪并不强烈。

我记得项飙教授之前在关于中国的研究中提到了一种“悬浮”（suspension）心理一—每个人都在这个流动性极强、市场主导的社会中竞争，他们不觉得自己是边缘的，而是觉得大家都在参与同一竞争。这与刚才桑德尔教授所说的美国各圈层的排外心理有很大的区别。我想问一下项教授，中国人怎么看优绩主义的问题？随着市场在中国的深化，我们是否将在中国看到类似的反弹？

项：这是个好问题。首先，我们关于优绩主义的探讨，并不是因为对优绩主义本身感兴趣。迈克尔也说得很清楚，他对优绩主义感兴趣，是因为想解释近年民粹主义在美国和世界其他地区的抬头。而在中国的语境里，我们对优绩主义感兴趣出于多种原因。人们高度焦虑，亟需找到一种社会与经济发展的新模式。因为现在的发展是不可持续的，考虑到地球资源、气候变化等等因素，经济不可能一直像这样增长。中美两个大国有很多相似之处，但我们面对的最为紧迫的问题稍有不同，这让我们的对话特别有意义。

说到中国人对优绩主义的看法，我们可以在中美之间做个有趣的对比。迈克尔的书里有一点很触动我，就是特朗普的支持者实际上认为美国社会是很公平的。“只要你努力工作，就能得到你想要的”，特朗普的选民比民主党的选民更认同这种说法，这让我很惊讶。

但就像你刚才解释的，这其实是符合逻辑的。因为特朗普的支持者认为美国社会已经完全被优绩主义所主导，自己早就被排除在外了，别无他法。他们又认为得到自己应得的东西是天经地义的，那他们还能做什么？只能反抗。对特朗普的支持者们来说，他们并不会根据优绩主义的原则去规划自己或者孩子们的生活，因为他们知道自己没有出头之日。

但在中国，情况几乎正好相反。如果你问中国人，优绩主义是否主导了整个社会，我想他们会给出否定的答案。中国人会说，那些人有权、有名、有钱，一定是因为各式各样的其他因素。尤其是我们既有社会主义的传统，又经历了私有化的过程，如今还有“富二代”“官二代”之类的说法，人们其实对结构性的条件有相当清楚的认识。整体来说，这不是一个优绩主义的社会，但人们会把优绩主义作为一种个体的策略。他们会说，身处这种结构之中，我们普通人别无选择，只有学习，尽全力考上大学，这样至少有张入场券。至于会不会成功，我们也不知道，但人总得先去尝试，是吧？因此，我觉得中国人不会将“优绩主义”作为意识形态全盘接受，而是将它作为个人的、家庭的策略，每个人都这么遵循着。这是非常矛盾的。

这就解释了我描述为“悬浮”的现象。这个词在中文里的意思是“悬在空中”，就像蜂鸟疯狂地挥动翅膀，只是为了在空中停留，你不能有哪怕一秒的放松，不然你就掉下去了，你不能出局，不管胜利的几率有多低。这给年轻一代带来了巨大的焦虑、迷惘和心理压力。从结构上来说，这个状态是不可持续的。它会不会发展成美国那种几乎可以称作“起义”的民粹主义呢？考虑到种种因素，不太可能。总而言之，优绩主义作为社会整体的意识形态，或作为个人的生存策略，两种角色会发生反转。

桑：我想就这个场景向你提问：蜂鸟渴望留在空中，只能拍打着翅膀无尽盘旋，这种焦虑没有引起一种民粹主义的反弹，但是在我看来，也已经引起了一种反制运动，比如说反击“996”的“躺平”运动。某种程度上，“躺平”是对这种焦虑和竞争压力的反应吗？因为对许多人来说，这种焦虑无法带来任何前景。

项：是的，我同意。但这只是一种非常直接的反应，本质上还是因为人们感到倦怠。当人们过于疲惫、过于迷茫，生活也就变得空虚。

我觉得“悬浮”这个概念很有意思，它暗示了一种当下的“位移”。我的意思是，年轻人在生活和工作中会面对各种各样的问题，但他们一直认为这不是最糟的，他们总会有时间和精力去应对和处理。对于他们来说，现在要做的就是闭上眼睛，假装意识不到各种问题，转而最大限度地获取当下能得到的一切，过着沉溺于工具理性的生活，比如寄希望于攒下更多的储蓄或是证书。他们相信总有一天能够摆脱当下的处境，开启一种新生活。但这当然是不现实的，因为他们没有真正面对和解决这些问题，另一种新生活与当前的境况是雷同的。“躺平”在某种程度上就是美国“大辞职潮"（Great Resignation）的中国版。这种退出、逃避的策略是被动的，所以现在我们面临的挑战是如何利用这些反应的能量，提出积极的替代方案。

桑：是的。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有精疲力竭到要退出的人。而那些被激励的人，如你所说，出于个人或家庭的策略选择，把高考当作向上流动的途径，相信即使自己出身普通，也能借此攀登。这可能是美国和中国不同形式优绩主义的共通点，大家相信大学入学考试是赢得大学和好工作入场券的公平方式。

但无论在美国还是中国，最终哪一群体在大学里占多数的统计结果告诉我们，事实并非如此。在美国，不只“常春藤”，位列前一百多名的名校里，72%的学生来自收入水平前四分之一的家庭，只有3%的学生来自低收入家庭。尽管每个美国人都可以参加SAT、申请大学，但实际上来自富裕家庭的学生在高等教育中占多数。我了解到中国的情况也类似，顶尖大学中来自农村地区和贫困家庭的学生占少数。你认为什么时候这些统计结果会动摇人们对高考或SAT可作为优绩主义手段实现阶层跃升的信念？

项：这有点难预测。部分原因在于，中国人普遍意识到，社会作为一个整体不是按优绩主义运行的。如果想要成功，你必定需要一个好学历，但这显然不够。中文里有一个词叫“拼爹”，可见家庭关系十分重要，中国人是相当现实的。

我想你的问题是，我们该如何解释一个明显脱离现实的价值观具有的说服力？在中国，一个有趣的现象是，你会发现学生们的社会经济背景在过去几十年来越来越趋同，与之伴生的则是进步主义意识形态的出现，包括公平的市场、政府干预的减少等等。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更多的农村学生能够进入顶尖大学。 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农村有重点小学、重点中学，它们培养偏远、农村地区的好学生，让他们能够上大学。后来，农村地区仍然有这些重点学校，但它们变得越来越不受重视。

我们的想法是，理应提供一个公平的竞技场，一场人人可以参加的考试。但这只是表面的公平开放，我们清楚地知道，大城市里富裕家庭的孩子们能在考试中表现得更好，因为他们可以准备得更充分。结果就是我们看到的，顶尖大学里学生的构成发生了变化。人们之所以还没有为这种变化担忧，是因为他们认为造成这种情况的条件本身是合理的，甚至它在形式上更公开、在程序上更公平了。至于它为什么实际上造成了不那么公平的结果，这一点你在书中解释得很好，一个公正程序也经常会制造出新的不平等，现状的改变恐怕还需要一些时间。

桑：我的看法与你大致相同。我们在这两个国家看到的优绩主义似乎都是程序正义的，每个人都可以参加同样的考试，并在同一标准下被评判。但实际上，今天的优绩主义是在捍卫不平等，而没有提供其他选择。

项：是的，我完全同意。

范：我想就一个中国互联网上的现象听听两位教授的看法。在中国有很多优绩主义偶像，最近的一位就是谷爱凌。几乎所有资优生都强调，自己作为一个“普通学生”如何克服了各种困难。在中文里，这被称为"逆袭”。这类故事加深了那种偏见——优绩主义赢家是靠自己的努力成长起来的。普通学生们喜欢他们，从他们身上汲取启发和希望，因为即便学生们知道自己身处一个不完美的系统，但正如刚才所说的，除了把优绩主义当作一种个人策略，他们没有别的出路。在这种情况下，这类故事实际上给予了他们更多在当前体制下努力奋斗的精神支撑。你们对这种现象有什么看法？普通学生应该如何看待这种优绩主义偶像？

项：我不知道迈克尔对谷爱凌了解多少，我也只是简单地听说过她。首先，我不认为她的故事特别有代表性，它一定程度上融合了一种特定版本的民族主义，而且展示了这种民族主义的自相矛盾。

我们先撇开谷爱凌不谈，不知道迈克尔是否了解在20世纪90年代末的中国，有一本畅销书叫《哈佛女孩刘亦婷》。很多家庭都把她视作榜样，那种对个人成功的拜物教（fetishism）与优绩主义的意识形态绑在了一起，而且是一个相当极端的版本。

不过我并不太担心这类拜物教，因为我认为人们可以比较容易地看穿它。另外，它往往与美国有关。如果你收集所有这些崇拜个人成功的故事，会发现大多是移居到美国的中国人靠自己实现了美国梦。美国梦其实是全球梦，包含跨国、全球化的因素。

我想在这里强调的是普通学生的应对方法。第一，冷静地、勇敢地从这种拜物教中走出来，珍惜自己的人生，去享受你想做的事情。第二，认识到维持这种拜物教的社会机制，拜物教会主导我们的社会生活及自我认知，其中一个严峻的后果就是同质化。他们告诉你，这是你掌控人生的最好方式，其他活法都不那么重要。如果你看到了“谷爱凌们”的例子，就会想自己应该像他们一样成功，被更大的系统认可。你会变得富有，还会变得光鲜亮丽，不同类型的资源在你身上高度集中，这就是专业-管理阶级的待遇，有钱、有权、有文化，这种资源的集中往往不分领域。阶级是优绩主义叙事中重要的一环。然而作为人类学家，我需要补充的是，在许多其他社会里，作为资源的声望、财富和知识往往分散在不同群体中，以达到某种结构上的平衡。但现在一切都同质化了，其他的生活方式被排斥在外。

我之所以提到同质化的问题，是想在这样一套标准化、正规化的程序之下寻找出路。我认为现在我们面临的一个问题，至少中国社会如此，就是通往成功的道路过于狭窄了，整个国家对成功的认定标准很单一。如果你想当一个诗人，住在偏远的地方，你也可以有不错的生活，但这会被认为是一种虚度。你的父母和亲戚会说你怎么这么懒，为什么不努力工作，去北京挣大钱？你反倒在写诗？在经营大型机构时，我们可能确实需要特定的程序、透明的标准。所以我不是说我们要摆脱所有程序，而是说我们要拥有更多的路径，应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让人们能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而不是规定了某种特定的生活才是最理想的。

桑：对价值的多元化理解是非常重要的。它会是一个起点，帮助我们在由市场驱动、被高等教育定义的优绩主义之外，找到其他可能性。不仅如此，什么是贡献、天赋、德行和卓越，这些概念都需要我们去赋予多元的定义，从而创造一种更健康的社会生活。

我想回到这个话题的另一面，谈谈我们对个人成功的追捧，甚至是对个人在逆境中取得成功的期待——比如一个出身平凡或来自贫困家庭的孩子被好大学录取，成为“人上人”。首先我们得承认，在艰苦环境中取得个人成功是振奋人心且值得庆贺的。但危险之处在于，这种心情可能会变成项飙提到的“拜物”（fetish）。我想详细说说，当人们将这类励志故事当成普遍规律，认为社会系统就是这么运作时，会产生什么危害。

近几十年来，中美社会的贫富差距都在加剧。面对这种不平等，如果你简单地认为，只要有人能够通过高等教育完成阶层跃升就够了，这就是解决贫富差距的方法，那是不对的。我们很容易错误地将少数人成功跃升的励志故事普遍化，把它当成解决不平等问题的出路。如果我们看看实际数据，就会知道阶层跃升并不容易。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曾做过一项研究，关于一个低收入家庭需要多少代人的努力才能达到社会的平均收入水平。研究表明，丹麦有很强的阶级流动性，只需要两代人的努力；在美国，这个孕育美国梦的地方，平均需要的则是五代人的努力；在中国甚至需要更长的时间。如果人们看到这项研究，可能会戏称美国梦在哥本哈根得以实现。但重要的是，我们要认识到个人的阶层上升不足以解决整个社会的不平等问题，否则我们将忽视其他与不平等作斗争、让生活变得更好的可能性——即使我们不是优绩主义的幸运儿，也要想办法过好这一生。我们要找到办法，让不平等不那么极端，不管一个人能否拿到奥运金牌或考上斯坦福，都能充分地成长。过分推崇个人成功故事的危险在于，它会分散我们的注意力，无暇为社会平等创造更多条件，比如重建公共领域，重视农村地区的中小学教育。

范：我非常同意。在中国，人们几乎认为实现阶层上升的唯一途径就是高考，而且我们对成功的定义也很狭隘。曾有过这样的新闻报道，北大毕业生因为在街边卖猪肉而遭到了很多人的指责，认为他浪费了国家的教育资源；中国知名主持人白岩松也曾说过，“没有高考，你拼得过‘富二代’吗？”我们可以就此进入另一个大家都很关心的问题——怎样才能走出困境？桑德尔教授，您在《精英的傲慢》的结尾呼吁大家创造更广泛的“条件平等”（equality of condition），让那些没有获得巨大财富和显赫地位的人也能够过上体面、有尊严的生活。请您谈谈，我们如何才能实现这一点？

桑：我认为至少有两种方法可以开始尝试。一是刚才讨论到的，不再只着眼于对价值的单一理解，不再只关注高考、SAT或其他大学入学考试这一种向上流动途径，转而更加关心工作中的尊严问题，关注为公共利益做出宝贵贡献的每一个人，即使没有很高的学历，也不是什么对冲基金经理、管理顾问，是否都得到了社会的尊重和体面的回报。

另外，当我提出要实现更广泛的条件平等时，我想说的并不是确保每个人有相同的薪资和财富，一个好的社会需要的并不是经济意义上的完全平等。但一个好的社会必然具备这样的条件，不同社会背景和不同阶层的人，都能在他们的日常生活里、来往的公共场所中、共有的社会空间里彼此相遇。然后我们才会意识到，我们是共同参与了当下的生活。

社会不平等在近几十年来日益加剧，最可怕的后果之一就是富人和普通人生活方式的割裂，我们在不同的地方生活、工作、购物和娱乐，把孩子送到不同的学校。这实际上造成了整个社会的割裂。因此，我们需要在公民社会中突出公共场所和共有空间的作用，将人们聚集在一起，让人们跨越阶层的差异，彼此接触。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感觉到自己和他人在同一片蓝天下——这是我们在不平等社会里丢失的体验，因为我们被区隔开了。

项：我完全同意迈克尔的观点。我们两个人都强调多元的重要性和对生命的共同愿景。我想再补充一些。

第一点，迈克尔在书中已经说得很清楚，大学教育本身是一件好事，但问题在于，大学教育变成了一个筛选统治者的机器，而不再是人实现自身成长的过程。

第二点，更重要的是，大学教育正在成为一些人为自己财富辩解的借口。我们知道那些人能拥有财富并不是因为教育，但他们在得到一切之后会说，因为自己接受了教育，所以值得拥有这些，而这就是问题所在。我认为白岩松的话并没有错，对于来自下层社会的人来说，他们确实希望接受高等教育，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如何防止教育变成加深并合理化当前不平等的一种机制。

目前我在德国，不得不说，我对德国的大学体系印象深刻。德国大学追求的是“嵌入式卓越”（embedded excellence），它们不仅有十分优秀的教师团体，而且时常关注地区性的问题，与当地保持着紧密的联系。可能你们很少听说过在全球享有声誉的德国大学，但他们正在做的是一些实打实的工作，正在解决当地社区和国内社会面临的具体问题。不知道迈克尔是否认同，我认为世界名校与所处地区的社会不平等水平紧密相关。大多数世界名校都在英美两国，而这两个国家的社会不平等现象也最为严重。用我的话来讲，大学几乎是一个“洗钱机器"（money laundry machine），将金融资本转化为文化和政治资本。这种转化是如何完成的呢？富人们将他们的孩子送到顶尖大学，这些孩子们在毕业后名正言顺地继续享受特权，富人们愿意投资这类大学，因为它们是社会不平等再生产的重要机器。然后这些学校变得非常富有，能够做出好的研究等等，还会有一个大型的公关团队去往世界各地与政客名流打交道。讽刺的是，许多中国人和印度人非常看重这些大学，可实际上它们与我们没有任何直接关系。这就是顶尖大学体现出的阶层性和虚伪，而我想做些什么去撼动这一现实。这些不应该是高等教育优先追求的东西，这种全球大学排名机制不仅荒谬，而且在政治上也有很大的危害。

不知道我们能否在年轻人中构建一种生活愿景，让他们更加关注当地。这就是为什么我一直在提“附近”——关注你的周围，了解附近的人，你的父母如何生活，谁是你的邻居，谁在清扫你的街道，垃圾是如何被收集的，然后在附近、在触手可及的生活中找到意义，而不是白白做梦。“你能去到你梦想的任何地方。”不是的，你要知道，你的梦并不真正地属于你自己，它只是霸权在你脑海中的投影。做白日梦的时候，你已经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霸权的俘虏。真正的自我是在附近、在你与周围人的关系中找到的。如果你现在与中国的年轻人交谈，他们几乎无法说清父母在做什么，谁是他们的邻居，他们住在什么样的公寓里。他们对附近知之甚少，却梦想远大，想要拯救人类——如果那样想的话，其实只是在重复陈词滥调，需要提醒自己是谁先创造了这些陈词滥调。“附近”这一尺度（scale）在我们寻找生命意义的过程中很重要。

项：我想问迈克尔一个关于尺度的理论问题。你之前明确区分了个人成功与普遍规律。那些个案让我们备受鼓舞，但我们不应该将个案普遍化来解释社会状况。我认为这非常重要，因为我们确实想告诉人们该如何生活，而不是叫他们只做批判性分析。生活不能只建立在批判性分析之上，人们需要思考早饭后该做什么。

随之而来的问题就是，是否存在一种断裂——当我们思考个人生活时遵循一套原则，思考国内、国际社会时又分别采用另一套原则。我在现实中看到，例如，人们觉得国际事务是一场无关道德的权力游戏，国际社会顺应的是丛林法则，但国内社会不是这样的，我的个人生活又是另一回事。我想知道，你觉得人们用如此断裂的方式去思考和实践是不可避免的吗？还是说我们拥有一种跨尺度的一致性会更好？

桑：这是一个深奥的问题。关于我们在个人生活、国内和国际事务上采用断裂的或不同的道德准则这一点，我认为你的观察是对的，我们的确在不同的领域采用不同的准则。但我不认为我们在不同领域采用的思考方式——从最个人的问题到最全球性的问题——能够毫无关联。我认为弄清我们的位置也是寻找生活意义的一部分，不仅仅是我们与家人、邻居、社区、宗教的关系，还有我们与国家、乃至整个世界的关系。我们与自然界、所栖居的星球的关系，越发显现出一种剧烈的断裂，或者说分离。这种断裂过于剧烈，让我们暂停了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反思，也让道德判断在思考自身于世界中的位置、自己应负的责任时消失殆尽。

当然，坚持一种狭隘的一致性，让单一的道德原则支配我们的个人生活、社区生活以及我们与国家、世界的关系，在我看来是有问题的。但是，每一个有反思能力的人，有意或无意地，都渴望了解自己在更广阔的世界里的位置。在历史上也是如此，即便对于古代人来说，更广阔的世界最多就是自己的邻里、部落或者村庄。如今，为了理解自身与所处的社会阶层的关系，乃至与全球社会、大自然的关系，我认为这种渴望应该加强。无论在课堂上、在道德哲学中，还是作为个体与我们的父母、老师、朋友和政治团体交谈时，当我们思考自己在每段关系中的义务——无论多么普遍或多么特殊，都需要引导自己去做道德反思。毕竟，我们已经开始了解远在另一半地球的人们的生活、他们的抗争，国内外以及整个星球上的不公正行为，这些都对我们的道德反思，如何在自己生活的世界里创造意义，提出了新的挑战。

所以，认为单一的原则可以在任何层面、每一道德问题上为我们提供正确答案，其实是一种误解。但是，放弃将自身置于世界的愿望也是不对的，我们需要认识到外部赋予我们的身份、社群与责任。你觉得呢？

项：迈克尔，你所说的这些对于今天的我们特别重要。毕竟，我们将会目睹更多的冲突和对抗发生在这个世界上，更不用说气候变化带来的威胁。

我认为在如今的中国，引发焦虑的原因之一是，人们在道德原则上表现得过于多元化，有时显得过于务实了——虽然务实不是坏事。但是正如你提到的，如果一个人在认知上过于分裂，缺乏基本的连贯性，自然会有许多心理上的困惑和压力。在这方面，新一代的哲学家、人文学者，还有包括我自己在内的人类学家、实证的社会科学家，以及艺术家和记者们，真的应该携手共进，至少提供一些语言和构想，让人们或多或少可以建立一个连贯的道德观。这并不是说要有什么金科玉律，但在这个特定的历史关头，我们至少需要一些引导，不论它们在未来是否会被推翻。

桑：我想到一种方法，可以帮助我们寻找这种连贯性。我们得好好观察一下，什么是我们视作理所当然的事情，从而主动地进行反思。一种对于气候变化导致的全球危机的解释是，我们长期以来把自然当作一种工具、一个垃圾场，把自己当作统治自然界的主人。为了达到自身的目的，我们对自然采取了纯功利主义的态度。这种对自然的态度，其实也暗含着我们将人类同伴工具化的倾向——不论是在全球舞台之上，还是在我们自己的社区和家庭之中。因此，重新审视我们对自然采取的纯粹工具化与功利的态度，有助于重新审视我们以相似态度构建的社会和经济体。长期以来，我一直反对以功利主义的方式来思考社会公正。不仅如此，我们应该在每一个领域，重新审视我们是如何与更广阔的世界发生联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