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46年4月15日，一面米字旗在乔治王子号的桅杆上升起，一门大炮随之鸣响。军事法庭开庭了。海洋小说家弗雷德里克·马里亚特（Frederick Marryat）在1806年18岁的时候就加入了英国皇家海军，后来一路晋升当上了船长。他曾经写道，这种盛大仪式旨在“让人——包括船长本人——心生敬畏”。又补充说：“这艘船安排得极为精致。甲板一尘不染，洁白如雪；吊床都小心收好了；绳索都收紧了；帆桁都整整齐齐；大炮轰鸣。海军陆战队的一名守卫在中尉命令下做好准备，用符合各人身份的规格来接待法庭所有成员……船长室做好了布置，里面有一张铺着绿布的长桌。笔、墨、纸、祈祷书和军法手册都人手一份。”

负责审判韦杰号案件的十三名法官穿着正式服装出现在甲板上。他们全都是高级军官：有船长，有准将，而那位首席法官，人们称为主席的，是年近七旬的海军中将詹姆斯·斯图尔特爵士（Sir James Steuart），也是朴次茅斯所有皇家海军舰艇的总指挥官。这些人看起来更像奇普那边的人，而不是跟巴尔克利他们一拨的。但是大家都知道，法官对于同僚也会铁面无私。1757年，海军上将约翰·宾（John Byng）因在战斗中未能“拼死一战”而被判有罪，后来被处决。就因为这事，伏尔泰在《老实人》中评论道，英国“这个国家每隔多少时候总得杀掉个把海军提督，鼓励一下别的海军提督”。

斯图尔特坐在桌子上首，其他法官则按照资历从高到低分列两侧。法官们宣誓将恪尽职守，不偏不倚、铁面无私地主持正义。在场的还有一名检察官，一名法务军官，这位军官会协助法庭审判顺利进行，并为法庭成员提供法律意见。

乔治·安森不在这里。但一年前，就在他节节高升的过程中，他被任命为海军部委员会成员，负责监管海军法规的总体政策，这个委员会可是相当强大。毫无疑问，他对涉及麾下旧部的诉讼程序非常感兴趣，尤其是当中还有他的得意门生奇普。多年来，安森已经多次证明自己看人非常准，分遣舰队中很多人经他提拔，后来都成了海军系统里最杰出的指挥官，包括百夫长号的上尉查尔斯·桑德斯（Charles Saunders）、见习官奥古斯塔斯·凯佩尔和塞弗恩号上的见习官理查德·豪（Richard Howe）。但是，经安森选中来指挥韦杰号的那个人，现在却面临着谋杀罪名成立的危险。

此前奇普给安森写了封信，祝贺他成功俘获科瓦东加号并得到晋升。他说，这胜利和晋升“在全体人类看来都是实至名归……我不揣冒昧向您保证，世界上没有人比我更热心地希望您飞黄腾达……我不得不乞望得到您的青睐和保护，甚至不惮于厚着脸皮表现得就像自己理应享有您的青睐和保护一样，如果我的表现有所不同，我也不会这样期待。”安森对奇普的一个亲戚说，他仍然支持昔日自己手底下的这位上尉。

奇普和其他被告被带到庭上。按照当时的惯例，他们没有辩护律师，只能自己给自己辩护。但他们可以从法院或同事那里获取法律建议。最重要的是，他们可以传唤并盘问证人。

审讯之前，所有被告都被要求提供事实陈述，之后这些陈述也都作为证据提交了上去。巴尔克利被叫去记录他的陈述时，他抗议说到现在他都不知道到底要指控他什么。他很清楚自己的权利，因此说道：“我一直以为，或者至少是我们国家的法律这么告诉我的：谁要是成了囚犯，他肯定得是受到了什么指控的。”巴尔克利发牢骚说，他没办法好好准备辩护。结果他被告知，现在只需要他提供关于海难原因的证词。只要有国王陛下的船只失事，就必须调查有没有哪个军官或船员的责任。

现在，随着审判开始，第一个被问到的是奇普。在局限于韦杰号失事的问题上，他只提出了一项指控：贝恩斯上尉玩忽职守。贝恩斯没有告诉他，木匠卡明斯在事故发生前一天曾报告看见了陆地，此外还有些别的事情。

有位法官问奇普：“除了贝恩斯上尉以外，你是否还会指控其他任何军官也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韦杰号失事？”

“不会，法官大人。我宣布他们所有人对此都没有责任。”奇普答道。

他并没有因为其他指控而继续遭到审问。没多久，轮到巴尔克利了。对他也只问到了韦杰号怎么失事的问题。有位法官问他，在船只搁浅前，他为什么没跟别人一块试试把锚放下去。

“缆绳缠住了。”巴尔克利答道。

“对于船长或其他军官的行为，对于他为了保护船只和船员的利益而采取的各种行动，你有什么不同意见吗？”

巴尔克利已经在他公开出版的日记里回答了这个问题——在书中，他旗帜鲜明地把韦杰号失事归咎于奇普，宣称船长因为固执和盲目服从安森的命令而拒绝改变航向。巴尔克利认为，这些性格缺陷在他们困居岛上的时候只会更恶劣，对岛上的混乱局面不啻火上浇油，最后导致奇普犯下蓄意谋杀罪，并被赶下台。而现在，巴尔克利在十三名法官面前慷慨陈词时，似乎感觉到法律程序中有什么根本性的问题。他并没有被指控叛变——实际上没有人控告他任何罪名。就好像有人给他提供了一桩双方没有明言的交易。因此，尽管巴尔克利也曾发誓要说出全部真相，而且他也不是个守口如瓶的人，他还是认定有些事情还是不说出来为好。他说：“对其他军官，我无法提出任何指控。”

这事儿就这么过去了。一般也认为木匠卡明斯是这次叛变的头目之一，他被问到的是：“就保护船只有没有疏忽来说，对于船长和其他军官，你有任何需要指控的吗？”

“没有。”他答道。尽管之前有一次他曾当面指责奇普，说海难都是他造成的，而且还曾白纸黑字地说奇普是杀人犯，但现在他都绝口不提了。

水手长约翰·金也被传唤上庭。他之前是最无法无天的那群人里的一个，偷酒，偷军官们的衣物，叛变期间还对奇普发起过人身攻击。但他没有受到任何指控，只是被问道：“对于韦杰号失事的重大损失，你对你们船长有任何要指控的吗？”

“没有。船长表现得很好。无论是对他还是其他军官，我都没有任何要指控的。”

轮到约翰·拜伦了，但法官也没有就他目睹过的任何恐怖场景发出提问：他从这些场景中得到的教训是，人（所谓的绅士）竟然有能力做出那么禽兽不如的事情。在问了几个技术问题后，法官就让他离开了。

贝恩斯上尉是唯一有指控需要面对的人。他坚称自己没有向奇普报告看到陆地的事情，是因为他以为那不过是地平线上的一团云。“否则我肯定会告诉船长的。”他说。

短暂休庭后又重新开庭了。法官们达成了一致裁决。一份文件交到法务军官手上，他大声宣读了他们的判决：“大卫·奇普船长认真履行职责，运用了他职权范围内的所有手段，发出命令保护了英国皇家海军舰艇韦杰号。”其他所有军官和船员也都被当庭宣告无罪，只有贝恩斯是个例外，但他也只是被口头申斥了一番。

巴尔克利对判决结果兴高采烈。他夸口说自己“被光荣地无罪释放”，并宣称：“在今天的诉讼程序中，我们看到了全知全能的上帝伟大而光辉的力量，是他在法庭上为我们申辩，保护我们没有落入人类暴虐的手中。”事先肯定有人告诉奇普法庭关注的问题会很有限，因为他一直没有提出对巴尔克利一伙的指控。尽管这么久以来奇普一直想要的报复到头来落了空，但他自己也没有受到任何惩罚。就连他极为珍视的船长头衔，也没有给他夺走。

* * *

接下来并没有任何进一步的诉讼——对于奇普是否犯有蓄意杀人罪，对于巴尔克利及其追随者有没有叛变并试图杀死指挥官，都没有做出裁决。甚至对于有没有任何人擅离职守、与上级军官争吵，都没有进行任何审讯。英国当局似乎不希望任何一方的说法胜出。为了给这个结果一个合理的说法，他们援引了法律法规中一个很模糊的问题：海军法律规定，遭遇海难后，海军部不会继续给船上的海员发薪水，所以那些劫后余生的人也许是认为他们在韦杰岛上已经不再受海军法规约束了。历史学家格林杜尔·威廉姆斯（Glyndwr Williams）管这种官僚主义理论叫“免责条款”，然而这个说法公然忽略了这条法规的一则补遗：如果海员仍能从失事船只上得到补给，就可以认为他们仍然在海军的工资支付名单上。英国海军少将克里斯托弗·莱曼（C. H. Layman）也是研究韦杰号案件的权威专家，他后来推断说，海军部决定对叛变阴谋不予起诉，这里面有“一丝让人不安的合理性”。

我们不可能准确知道幕后发生了什么，但海军部肯定有理由希望此案就此消失。大英帝国试图证明自己对其他地方人民的统治有其合理性，而查清并记录韦杰岛上发生过的所有无可争辩的事实——抢劫、偷盗、鞭打、谋杀——会削弱这种合理性的核心主张：其帝国力量及文明，从根本上讲比其他地方的更加优越。帝国官员都是温文尔雅的绅士，不是野蛮人。

而且，完完整整的审判相当于是在提醒人们，詹金斯耳朵之战是一场灾难，这也是英国当局不愿看到的。这场战争，是两国在考虑不周、资金不足的情况下，却还是各派军队进行的一系列拙劣的军事行动，是这段漫长而恐怖的历史上他们宁愿忘记的另一篇章。这场军事法庭审判的五年前，海军上将爱德华·弗农曾按计划率领近两百艘英国战舰向南美洲城市卡塔赫纳大举进攻，但由于管理不善，军队领导人之间发生内讧，再加上黄热病一直肆虐，这场围城攻坚战最后以损失一万余人告终。弗农围困了67天但仍然没有拿下这座城市，他对活下来的船员宣布，他们“死伤惨重，无以为继”，随后下令撤退，成为这场战争中耻辱的一笔。

韦杰号幸存者有一本约翰·纳伯勒率领英国人远征帕塔哥尼亚地区的记述，他们也认真研究了纳伯勒绘制的麦哲伦海峡地图。

十八世纪的一幅画作，人们挤在一艘小型运输艇上，与韦杰岛上的幸存者使用的运输艇类似。

就算是安森那场自吹俘获了大笔财富的远征，很大程度上也仍然是一场灾难。这支分遣舰队出海时将近两千人，远征中有一千三百余人死亡——就算航程遥远漫长，死亡率也仍是惊人的。此外，尽管安森带回了价值约40万英镑的战利品，但这场战争消耗了纳税人4300万英镑。有家英国报纸就曾刊登过一首诗，对于欢庆安森的胜利表示异议：

受骗的英国人！何必自吹

花三倍的价钱才买到的宝贝？

这笔钱只会留在私人手里，

哪能让一贫如洗的你站上财富高地？

想想为了这批宝藏消耗了多少资财，

想想这件事造成了多大危害……

英格兰的子民失去了那么多却一无所得。

想想这些，你的自吹就会变成悲伤。

不只是英国男丁和男孩子被送上战场马革裹尸，而且战争本身的由头，也至少有一部分是源于欺骗。商船船长罗伯特·詹金斯确实曾受到西班牙人袭击，但那事儿发生在1731年，到战争爆发时都已经八年了。那件事情刚开始并没有引起多少关注，直到英国政界和商业利益集团在为战争鼓与呼的时候，才把这桩陈年旧事给挖出来，否则早就没人记得了。1738年，詹金斯被传唤到下议院做证，后来很多报道都说他把被削掉的耳朵泡在一罐盐水里，还发表了一通激动人心的演说，说自己是在为国牺牲云云。然而，尽管他确实收到了去做证的传唤，却没有任何记录表明发生了什么，还有些历史学家提出，当时他压根儿就不在英国。

英国政界和商业利益集团执意发动战争，自有其不可告人的动机。尽管英国商人被广泛禁止在西班牙控制下的拉丁美洲港口做生意，他们还是找到了一个铤而走险的办法。1713年，英国南海公司从西班牙搞到了所谓的“进口黑人许可证”（Asiento），准许他们每年把将近五千名非洲人以奴隶身份卖到西班牙的拉丁美洲殖民地。有了这纸令人憎恶的新协议，英国商人便能够用他们的船来走私蔗糖、羊毛等商品了。但是西班牙人会查扣这些销售违禁品的船只以示打击报复，这样的事情越来越多以后，英国商人以及他们在政界的盟友便开始寻找借口煽动公众，争取与西班牙开战，好扩张英国殖民地，扩大贸易垄断权。而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后来所称的“詹金斯耳朵的无稽之谈”，也刚好为他们的计划增添了正义之光。[历史学家戴维·奥卢索加（David Olusoga）指出，这场战争的起因中，那些不得体的部分基本上都已经“从英国历史的主流叙事中删削得一干二净”。]

韦杰号案件在军事法庭审理期间，陷入僵局的詹金斯耳朵之战已经成了另一场帝国战争的一部分，也就是牵涉面更广的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所有欧洲列强都卷了进来，千方百计想要谋取主导地位。接下来数十年间，英国海军的胜利让这个小小岛国变成了一个在海上称王称霸的帝国——诗人詹姆斯·汤姆森（James Thomson）称为“深海帝国”。到二十世纪初，英国已经成为有史以来最大的帝国，统治着四亿多人口，以及全球四分之一的陆地。然而在1746年，经历了那么多噩梦般损失的英国政府，还在忙着想办法让公众继续支持他们。

叛变，尤其是战争期间的叛变，可能会对既定秩序造成巨大威胁，因此官方甚至都不肯承认这是叛变。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法国军队西线各部队拒绝投入战斗，这是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叛变之一。但法国政府的官方叙述中却只是把这件事情描述为“士气萎靡不振，提振了一下士气”。军方记录被封存了五十年，直到1967年，法国才发布了一份权威记录。

对韦杰号事件的官方调查永远结束了。奇普详细陈述其指控的证词，最终在军事法庭的档案里消失了。用格林杜尔·威廉姆斯的话来说，韦杰岛上的动乱，成了“从未发生过的叛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