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的写作是一段漫长的旅程，我在途中得到了许多人的帮助。

2009年，《自我》杂志刊登了我的第一篇关于仿制药的文章，我有幸遇到萨拉·奥斯丁（Sara Austin）当我的编辑，她现在是《真实简单》（Real Simple）杂志的执行编辑。2013年5月，我在《财富》杂志上发表了关于兰伯西的文章《肮脏的药物》（Dirty Medicine），那也是本书的起点，当时的编辑是尼克·瓦切弗（Nick Varchaver），他杰出的技能、判断和敬业精神使我的文章获益匪浅，尼克现在是ProPublica网站的高级编辑。

2014年，我开始撰写本书，需要全世界的记者的帮助。在这一点上我很感谢大卫·卡普兰（David Kaplan），大卫是全球深度报道网（Global Investigative Journalism Network，缩写GIJN）的执行主任，是他为我联系了印度、加纳和其他国家的优秀记者。全球深度报道网召开的研讨会让我认识了一群来自全世界的勇敢和优秀的记者，在我撰写本书的过程中，他们始终给予我启发和帮助。我要感谢故事调查协会的马克·李·亨特（MarkLee Hunter），是他在我遇到瓶颈时给我建议，使我学会了如何将多年的报道和山一般的信息转化成一个真实的故事。

国际调查记者同盟（International Consortium of Investigative Journalists，缩写ICIJ）的副会长玛丽亚·沃克·格瓦拉（Marina Walker Guevara）慷慨地允许我参考巴拿马文件与天堂文件中的境外银行记录，而埃米莉亚·迪亚兹·斯特拉克（Emilia Diaz Struck）耐心地指导了我如何查阅这些文件。新闻自由基金会的新闻编辑室数字安全主任哈罗·霍姆斯（Harlo Holmes）及数字安全培训师奥利维亚·马丁（Olivia Martin）在数字文件加密、风险评估以及与信源的安全沟通方面提供了宝贵的指引。

在报道中，一个名为“FDAzilla”的数据库对我帮助很大，这个数据库收录了美国药监局在世界各地实施的每一次视察，并提供了重要的辅助数据。当时我因开销增长而预算紧张，数据库的创建者托尼·陈（Tony Chen）和CEO迈克尔·德·拉·托雷（Michael de la Torre）允许我继续使用数据库，甚至为我提供了定制数据。还有其他外部组织也给予了我宝贵的帮助，比如STATS.org网站的负责人瑞贝卡·戈尔丁（Rebecca Goldin）博士就帮我把统计学概念翻译成了浅白的英语。索伦森律师事务所的彼得·索伦森（Peter Sorenson）和施托特尔律师事务所的丹尼尔·J.施托特尔（Daniel J. Stotter）很擅长办理政府部门拖延批准《信息自由法》保护申请的诉讼案，他们帮助我从美国药监局得到了记录。

我还要感谢许多在一路上招待我或者在我的报道之旅中提供当地知识的人士，他们是索菲·伯纳姆（Sophy Burnham）、凯西·斯里达（Kathy Sreedhar）、薇薇安·瓦尔特（Vivienne Walt）、安东·哈伯（Anton Harber）和任吉姆·德伊（Rimjhim Dey）。

我要谢谢若干机构的慷慨支持使我完成了这次报道。谢谢卡内基基金会将我选为2015年的安德鲁·卡内基研究员并提供了可观的资助。谢谢阿尔弗雷德·P.斯隆基金会通过其“科学、技术和经济的公众理解”项目向我拨了一笔资金。我尤其要感谢斯隆基金会的副会长和项目主任多伦·韦伯（Doron Weber），谢谢他对我这个项目的信心。纽约市立大学克雷格·纽马克新闻学院的麦格劳商业新闻中心向我颁发了一份麦格劳商业新闻奖学金。麦格劳中心的执行主任珍妮·萨辛（Jane Sasseen）花了许多时间给我建议。我还获得了颁给调查性报道的乔治·波尔克奖，那同样是不可或缺的支持。

有几位非常优秀的记者也参与了本书的写作，阿里尔·布莱谢尔（Ariel Bleicher）凭着优雅的文笔和敏锐的报道技巧，为本书做了一年的研究助理。在印度，赛义德·纳扎卡特（Syed Nazakat）帮助我认识了印度商业网络和政府官员体系的复杂世界。肯特·门萨（Kent Mensah）在加纳帮了我的忙。多丽丝·伯克（Doris Burke）和安德鲁·戈德堡（Andrew Goldberg）替我钻研了法律和金融记录。还有索尼·萨尔兹曼（Sony Salzman），这位擅长数据分析的科学记者在我身边工作了三年，如果没有他的才华和勤奋，本书就不会冲过终点线。凯尔西·库达克（Kelsey Kudak）凭着高超的技术核查了书中提到的事实。剩下的一切错误都是我的责任。

我还要感谢几位顶尖的编辑。希拉里·雷德蒙（Hilary Redmon）目前在企鹅兰登出版社工作，当年她在为哈珀·柯林斯出版社的Ecco分社工作时签下了本书，并在早期提出了关键指导。多米尼加·阿利奥托（Domenica Alioto）是一位叙事性纪实作品编辑大师，是他帮忙锻造了本书的结构。我很感谢Ecco的艾玛·贾纳斯基（Emma Janaskie），她熟练地编辑了本书，并且推动了它的出版。另外要感谢由下面各位组成的优秀团队：丹尼尔·哈尔彭（Daniel Halpern）、米里亚姆·帕克（Miriam Parker）、加布里埃拉·杜布（Gabriella Doob）、梅根·迪恩斯（Meghan Deans）、凯特琳·马尔鲁尼-雷斯基（Caitlin Mulrooney-Lyski）和瑞秋·迈耶斯（Rachel Meyers）。我尤其要感谢哈珀·柯林斯出版社的威廉·S.亚当斯（William S. Adams），谢谢他出色的法律评论和不懈的耐心。

本书的出版离不开我的经纪人和朋友蒂娜·本内特（Tina Bennett）无尽的智慧、鼓励和远见。即便在我最困难的时候，她的支持也从来没有动摇过。

我还要感谢我的一众朋友、同事和家人，他们的研读、忠告和第一流的编辑评论使这本书在各方面都有了改善，他们是尼克·瓦切弗（Nick Varchaver）、詹妮弗·冈纳曼（Jennifer Gonnerman）、我的兄弟马修·多尔顿（Matthew Dalton）、菲利普·弗里德曼（Philip Friedman，本书的书名也是他想的）、索尼·萨尔兹曼（Sony Salzman）、我母亲埃莉诺·富克斯以及我父亲迈克尔·O.芬克尔斯坦，他们都在写作早期就跟我分享了洞见。

马里亚姆·莫希特（Maryam Mohit）和埃里克·布拉克福德（Erik Blachford）帮助我解读了财务记录。布赖恩·克里斯蒂（Bryan Christy）的编辑建议很有先见之明。莫林·N.麦克莱恩（Maureen N. McLane）允许我借鉴了她无与伦比的写作技巧。我的继母薇薇安·伯杰（Vivian Berger）给予了我纠纷解决方面的专业建议。

谢谢我的朋友和家人，她们是林迪·弗里德曼（Lindy Friedman）、特蕾西·斯特劳斯（Tracy Straus）和我的姐姐克莱尔·芬克尔斯坦（Claire Finkelstein），谢谢她们在我写作过程中给予的不懈支持。每天和茱莉亚·福里森（Julia Freedson）的谈话一直支撑着我。还有我的知心好友凯伦·阿韦诺索（Karen Avenoso，1967—1998），她活在本书的每一页中。

我深爱的两个孩子阿梅莉亚（Amelia）和伊索贝尔（Isobel）保证了我在写作本书时没有脱离和世界的联系。在这样一个似乎望不到头的项目里，她们给予了我耐心和支持。（她们还建议我接着写几本给孩子看的书。）我的丈夫肯·利文森（Ken Levenson）提供了全方位的帮助。他在每一步都给予我鼓励，在我外出报道的漫长时间里照顾家庭，在棘手的报道和写作问题上提供了明智的建议，并阅读了多个版本的草稿。

最后还要特别感谢我的多位线人，他们因为关心制药业的诚信和患者的福利，才将情报托付于我。其中许多人都花了几小时，甚至几年的时间耐心地回答我的问题，并帮助我理解那些复杂的过程。没有他们就不会有这本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