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些情境、组织环境或人群尤其会降低我们的能量感并缩小我们的影响圈。例如，爱抱怨的人、打击型的朋友、慢性愤怒者、高压型领导、控制型家长、惩罚型老师，以及缺乏人性关怀的组织文化、过于僵硬的组织制度、缺少正向支持和鼓励的组织环境等。

还有些时候，我们会遇见被别人PUA的情况。这时，你的能量感快速降低，你对自己越来越缺乏确定感，却误以为一切都是你自身的问题。

如果正在读这本书的你不幸正身处于某种恶劣环境之中，首先希望你能对这种剥夺你能量感的情境保持警觉和敏感，并意识到是你所处的环境出了问题，而不是你自己出了问题。

一个好的领导者、上司、老师，一定是能够赋权（empower）他人和调动他人能量感、去帮别人扩大影响圈的人，而不是肆意挤压别人的影响圈、不顾及别人的个人成长、不断打压别人能量感的人。

如果你有选择，就去跟能赋权别人的上司工作，远离任何长期挤压你影响圈的人，哪怕后者能为你提供优渥的经济回报。在获得经济补偿的同时，你要知道你出卖的是自己影响圈的边界，是能量感获取的健康路径，其结果必然是得不偿失。

当你没有选择、不得不长期待在某种影响圈被挤压的状态时，要学会使用“课题分离”的方法，尽力明晰什么是“我的事”，什么是“他的事”。

简单来说，所谓“我的事”（my business），是指我们自己能直接控制和负责，并由我们自己承担后果的事；所谓“他的事”（others' business）是指那些归根结底属于别人所有、由别人控制和负责、其后果也由别人承担的部分。

例如，在一次论文比赛中我尽了多大力去准备、如何设计论文和呈现论文，这是“我的事”；而竞争对手的作品怎么样、评委看重什么标准、有没有给予我奖项，这些显然不在我的控制范围内，因此是“他的事”。

如果一件事是“我的事”，那么就要充分做好我的选择，并准备好为该选择承担后果。如果一件事是“他的事”，那么就不要为他忧虑或揣摩他的心思，而明白自己无法从根本上决定他的选择。

“课题分离”的方法能帮我们保持清醒，减少无谓的焦虑，并保护自己在最小范围内受伤、在更大范围内胜利。在这方面，心理学家阿德勒与作家拜伦·凯蒂都在其作品中有非常精湛详细的阐述，值得系统性阅读。

分清“我的事”和“他的事”，实际上是重新厘清自己影响圈的边界，活在“事实”中而不是“想象”中，从而把属于自己的能量感拿回来，重新确认你所拥有的影响力范围。

例如，上司给你安排了一件你很不想做，并且对客户利益有负面影响的任务，你很纠结，似乎不得不做一件跟自己价值观不符的事。这时你可以想到，“安排给你工作”是你上司的事儿（others'business），你决定不了上司怎么想、怎么做——那是他的事。而你接不接受这份任务、如何承担接受或不接受该任务所产生的结果——这才是你的事。

再如，导师给你安排了任务量过重的科研指标，已经超出了你合理的承受范围——当能量感急剧下降的时候，你可以想到，“安排给你科研指标”是导师的事（“他的事”）。而是不是接受该任务、是不是跟他表达不同的意见、是不是选择换导师甚至换学校，还是选择继续做科研，并承担任何一种选择所带来的后果，这些都是“我的事”。

人在恶劣环境中容易不断交出自己的影响圈范围、不断交出能量感，最后形成了习惯，慢慢误以为自己“毫无选择”——事实上，人很少真的毫无选择。

看看纳粹集中营幸存者对人生的看法，你会惊叹于自己其实有这么大的影响圈，却视而不见。无论是维克多·弗兰克尔的《活出生命的意义》，还是伊迪丝·伊娃·埃格尔的《拥抱可能》，都不约而同地劝导我们看到自己在意识层面和行为层面拥有多么大的选择权。这些著作提醒我们，即便身处于最极端恶劣的环境之下，如果我们能分清“我的事”和“他的事”，便能由此生出正见，专注在自我能改变的事情上，而接受那些不能改变的事情。

即便人的能量感在极端恶劣的环境下被挤压到最低，如果能客观地认清自己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哪些是“我的事”，哪些是“他的事”，那么你依然可以凭借从自我影响圈生出的能量感来保护自己，并且在有机会的时候尽快离开恶劣环境。

当你感到能量感被持续剥夺，首先要意识到哪些是环境的问题，哪些是自己的问题。可采用“课题分离”法，厘清自己影响圈的边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