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初秋。珍现在成了一名医生。一年前，她从医学院学成毕业。结果公布的那天，我们去了医学院酒吧的迪斯科舞厅庆祝，在那里，我发现自己有些老了。随后，我决定享受跳舞。我为自己的妻子感到无比骄傲，但可能并没有表现出来。或许她也感谢我的支持——照顾孩子，买房子，支付账单，但她也没有表现出来。我们彼此之间的鸿沟似乎极难逾越。忽视这一点却很容易，尤其是，她刚成为一名初级医生，需要整天工作，而我也在盖伊医院忙得不可开交。

终于有一天，我有机会在家工作，实属难得。孩子上学，保姆下班，珍在医院。白天的街道无比静谧，比办公室安静得多。房间里温暖舒适，爱犬在膝下玩耍撒娇。桌子上到处都是凶案照片，我正全神贯注研究这个案子。

在验尸照片和受害者衣服的相册之上，放着犯罪现场的照片，那是令我无法忘怀的7月的某一天，天气阴沉。伦敦南部一个大型公园内的城市绿地，一条小径两旁树荫浓密，垂枝桦树干为其增加了些许亮色。树上缠绕着印有“警戒线，不得入内”字样的胶带。

我在树丛间的草地上看到了某个白色的东西，从远处看，你可能会误以为那是一块被人丢弃的手帕。一位警探与我一同走上前去，白色的物体开始变大，与周围的环境越来越不协调，直至走到旁边，我才发现这片绿意盎然的草地和散发着微光的桦树叶下面的尸体，形成了强烈的对比。一个年轻的女人，肤色惨白，几乎全裸，她蜷缩着，呈防御状，躺在那里。她被捅了很多刀。她下身赤裸，曾遭遇性侵。

等警方摄影师完成拍照工作后，我给受害者量了尸温，并做了几次精液擦拭检查。我摸了摸她的尸体，发现只有下颌出现僵硬。然后，我检查现场，看着地面上被扰动后的痕迹。警探们指出草地上的血迹，注意到代表挣扎迹象的残枝败叶。整个过程足足用了好几个小时。尸体最后被送到停尸间，在同一群面色肃穆的警探旁观下，我在那里完成了验尸。现在，坐在舒适的书房里，我想起了那漫长的夜晚。49处刺伤，被逐一测量并记录在案，刀刀刺入死者的内脏。

我抬起头。挂钟在安静的房子里滴答作响。我伸手拿起验尸报告，重读了结论部分。受害者并非自然死亡。她死于一把或多把长约9厘米、刀柄宽约1.5厘米的利刃所造成的多处较深的刀伤。死者挣扎着试图自卫时，左手留下了防卫伤。即便她已经死亡，袭击者也依然不停地捅刺，而在她死后，凶手还对她的尸体实施了性侵。

瑞秋·尼克尔遭遇的残忍谋杀，引发了公众的极大恐慌。受害者是一位美丽的23岁母亲，案发时带着刚学会走路的孩子去温布尔登公地[温布尔登公地（Wimbledon Common），位于英国伦敦温布尔登的一大片空地，面积460公顷，是伦敦郊区的重要绿地，保有在伦敦极为珍稀的较原始的生态景观，它也是伦敦市民重要的出游地。]散步。举国震惊，警方压力巨大，他们必须尽快破案。压力之大，以至于伦敦警察厅一反常态，警官甚至还和法医心理学家讨论，为凶手画像。他们也和我探讨了还原犯罪场景的问题。

自从在那起卧室持刀杀人案中第一次认真地还原犯罪场景，却被办案警探拒绝后，我本来已经几乎放弃了在警方调查中起作用的希望。这一次警察来找我，要求我还原犯罪场景。具体来说，他们希望我根据现场发现的证据和验尸结果，拼凑出当天可能发生的事件经过。

我最近参加了一次美国同行组织的专业会议，颇受启发。我一度觉得，法医病理学作为一个专业并没有太大的发展：大家都在匆匆忙忙地处理手里的案子，在酒吧里对案情浅谈辄止，但我们自身或我们所从事的职业的发展与此不同。我去美国参加会议，是为了寻求不同的角度，因为最近我发现，美国的法医病理学家如今被鼓励参与案件调查，就像传奇病理学家辛普森那样。

所以，我仔细阅读了自己所写的瑞秋·尼克尔验尸报告。我记录了好几页伤口的详细情况。胸部和背部有三处伤口，分别被我标注为第17号、第41号和第42号，这三处伤口与别处不同，它们是身体被反复用力捅刺的受害者身上仅留存的浅表伤口。凶手会是在这里开始下手的吗？

在最终演变为此种杀人案件的行为链条中，存在某个所谓的起始点：凶手要足够靠近受害者，从而可以对其加以控制。我们知道，实施控制是大多数性犯罪杀人案中特别重要的一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经常会发现创口太浅，不足以造成致命伤害，但足以让受害者服从攻击者要求的伤痕：这些便是所谓“试探伤”。第17号、第41号和第42号伤口属于试探伤吗？其中，只有一处伤口存在于死者的背部，即第17号，其他的集中于胸前。我再三观察，想知道受害者是不是最开始被刺中后背，然后才转身面对袭击自己的凶手。

在犯罪现场的照片中，最为明显的血迹非常容易辨认。不是在树下，而是在另外一个地方，那里，夏天的草丛疯长，满是草籽，就像一片绿色的甸子。那里距离尸体位置大约五米。下午晚些时候，一位带着蹒跚学步的孩子、领着一条狗、推着一辆手推车的母亲，惊恐地发现了犯罪现场。

在尸体最终位置的附近，存在第二块面积较小的染血区域，与枝丫下面躺着死者的桦树相邻。当然，尸体下面还有血迹。可以肯定，最初的袭击发生在流血最多的地点，受害者之后被转移到树下，然后被拉了一米左右，就在尸体被发现位置的附近。

看着无数的伤口，我很难判断哪处才是凶手刺下的第一刀，但是导致颈部裂开的伤口肯定很早就出现了，因为这里失血最多。这同样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受害者似乎没有发出尖叫。她的脖子遭到凶手猛力砍刺，可能会疼得要命。如果这还不能阻止她高声呼救，那么砍刺对她喉部周围肌肉造成的伤害，也会产生类似的效果。

瑞秋·尼克尔衣服的照片告诉我故事的另一部分。果不其然，她的T恤衫上沾满了鲜血。但是，死者牛仔裤的膝盖周围及以下部分的前面沾满污泥，后面才溅有血迹。我有绝对把握相信，这只可能是因为凶手最开始弄伤了她的脖子，之后她跪倒在地。

当然，身受如此重伤，她不可能一直跪着，一定会摔倒。她似乎是向前扑倒，而袭击她的人又接着在她的后背刺了18刀。

不管她以何种方式摔倒，尤其是如果她向前摔倒，脖子部位涌出的大量鲜血会渗入地面。这就是凶手把她转移到树下第二个染血区域的原因吗？或者他这么做是因为她已经死了？或者是因为他害怕在草地上太容易被人发现？

照片显示，树下鲜血面积较小，但分布较广。这可能说明她当时俯卧在这里。我查了验尸照片。是的，死者背上沾有树叶。这一定是凶手从前面捅刺受害者的地方。就算在被移动的时候还有一口气，那么受害者在这里肯定很快就死了。即便如此，他还在继续捅刺受害者的身体。特别是，他在受害者死后还刺中了她的心脏和肝脏。这些器官虽然被穿透，但没有流血。

接着，我注意到死者臀部也沾有叶子。所以在这里，在树下，他一定是扯下了她的牛仔裤。在此期间或之后，她的身体被拉到最终被报告的位置，凶手实施性侵。

之后，凶手是否继续捅刺？还是立马逃跑了？

“在我看来，造成以上这些伤口，最少需要三分钟。”我在验尸报告里写道。

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一如既往，我在家里进行了模拟实验。如果谋杀过程只持续了三分钟，凶手肯定满腔怒火，行动迅速。从各方面来看，这都像一场丧心病狂的攻击。甚至连验尸官都这么形容，更别提新闻媒体了。

我花费数小时分析刀伤的痕迹，其中一些伤口反映出刀柄撞击皮肤后留下的瘀伤，这意味着刀子已经完全捅入身体内部。我在自己的职业生涯中首次对死者的伤口情况进行了扫描。磁共振成像显示了刀伤在死者肝脏留下的准确痕迹。所有这一切意味着，尽管警方已经向我提供了许多可能的作案工具，但我每次都可以十分笃定地告诉他们，这些不可能是凶手使用的杀人凶器。

完成对瑞秋·尼克尔——这个因为极度悲惨的遭遇而广为人知的名字——生前最后阶段所经历事件的排序整理，我从里到外感到疲累。整个世界都无比令人厌烦。我看了下时间，该去遛狗、接孩子了。

关上电脑，可以听到机器在使命终结时发出的微弱呻吟。狗狗听到了这个声音，立刻醒来，它们打呵欠，伸懒腰。在它们的注视下，我将放着犯罪现场照片的文件夹锁进文件柜，这样就不会被人，尤其是孩子们偶然撞见。

重建犯罪现场，帮助警方锁定杀害那位年轻女性的真凶，的确让我获得了极大的满足感。我马上就要进入不惑之年，而这样的工作水准，代表着我长期以来一直所坚信的法医病理学家能够为凶案调查做出的贡献。

爱犬们摇头摆尾，等待出门。但我并未抬腿就走。我不想回头再来做这些令人头疼的工作。在遛狗、接孩子前，有些事情必须要做。

略带迟疑，我拿起电话，开始拨打电话黄页上查到的号码。

“你好，请问是殡仪馆吗？”

“是的，先生，有什么可以帮到您？”

我的父亲在德文郡的一家医院里等待死神的降临。他的癌症已是晚期，目前只能接受临终关怀。几天前，我满怀伤悲地和他告别，便赶回伦敦处理公事。我的姐姐海伦和哥哥罗伯特，分别前往医院送他最后一程。之所以现在打这个电话，是因为我知道，父亲大限来临时，我们这几个孩子可能已经没办法打这个电话了。

电话那端的人显然被弄糊涂了。

“不好意思……我一定是听错了。您是说，令尊尚未离世？”

“我担心他很快就会告别这个世界，我想最好现在开始准备。”

“明白了。”对方是在表达震惊，还是不认可？我多少感觉有些尴尬。

“实际上我是一名法医病理学家，因此……我经常和死亡打交道……知道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啊。”看来我的“减刑”答辩被接受了。

这样一来，所有手续都安排好了，当接到电话被告知父亲去世时，我就可以从细节琐事中解脱出来，只为他哀悼悲伤。当然，不是哭天抹泪，而是去感受内心善良且爱意深沉的父亲离开这个世界，给子女带来的巨大损失。他在德文郡度过了漫长的退休生活，与乔伊斯尴尬地生活在一起。我的生活没有在任何意义上围绕着他展开，但父亲是一个永恒的存在。我每周日给他打个电话，父亲则每两周给我写封信。他总在那儿。但现在，他却消失不见。某种巨大而不可知的东西似乎一直在觊觎我。我在工作中总能设法摆脱的、无处不在的死亡，现在却将我吞没，让我惊恐不已。

约一天后，我赶往德文郡，从医院方面拿到相关表格，按照指示将其送到出生及死亡登记处。信封上写着：内容保密，不得打开。

我很自然地忽略了这一点。我一辈子都在处理有关死者的保密细节，而手里拿着的这些与我父亲密切相关。在登记处等候的时候，我打开信封，毫无不安地研究着里面的内容。

一只冰冷的手猛然从我的手里夺走了信封。

“你以为你在干什么？”

“嗯，我在读……”

“如果你认识字的话，就会发现这些文件内容属于机密。你完全没有权利打开来看。”

被人当头棒喝后，我跟着她走进一个破旧的小房间办手续。但我已经在文件上看到医生把“前列腺癌”列为死因。只不过在医生潦草的书写中，它看起来像写错了一个字母。

我看着登记员，她仍然板着脸，费力地填写死亡证明。

我说：“对不起……实际上，‘癌症’（carcinoma）一词中是i而不是e……”

她恶狠狠地盯着我。

“我……我是一名法医病理学家，所以才会想看看我父亲的死亡结论……嗯，因为我工作中一直会写‘癌’这个词，所以可以向你保证，它的拼写应该用字母i。”

那个女士仍怒目而视。

“医生把它拼成了e。我的工作就是把死因写得和医生所给的一模一样。因此，我要将癌症拼写为carcenoma，因为医生就是这么写的。”

因此，我父亲的死亡证明给了他一个全新的、完全未知的死亡原因，即carcenoma。此后我不得不多次寄送这份文件，每次都感觉颇为愤懑。父亲也会和我一样生气吧，尽管他可能很高兴自己在政府统计中享有独特的地位。

我迈入不惑之年的前两天，谢泼德家族成员聚集在德文郡，参加一场更重要的活动，这便是我们父亲的葬礼。尽管彼此天南海北，但我们一直都很亲近。海伦和她住在英格兰北部的家人来了，定居法国的罗伯特和他的妻子也来了。

葬礼的前一天晚上，我们带着所有孩子一起共进家庭晚餐，但是，很抱歉，我们没有请乔伊斯出席。我希望这不代表我们心眼儿不好。事实上，我在她的余生中与其保持联系，并负责确保她得到安置和照顾。但那天晚上，我们不想刻意限制任何在她出现之前有关父亲的故事；我们希望能够畅所欲言，谈那个了不起的人、与他特殊性格有关的趣闻逸事。虽然那些不全是对父亲的赞扬，但肯定都是他会赞同并享受的往事。我们时不时开怀大笑，为父亲在天之灵举杯，对他这一生由衷感念。

能够在死后得到子女的敬重，绝非易事。作为一个大家庭中的长子，父亲没有足够的钱接受良好的教育，也许没有得到足够的关爱，但他为自己和自己的家人创造了这些。

沉浸在失去亲人的悲伤，以及谢泼德一家和谐互助的感情中，我们驱车返回伦敦。孩子们坐在后面，我在开车，珍在副驾驶位置抓住机会补觉，初级医生需要在任何可能的情况下抓紧闭上眼睛，喘息片刻。又一个家庭，又一代人。

事实上，我有些不愿离开德文郡回去工作。盖伊医院是一个忙碌、刺激、友好的地方，我也喜欢自己的工作。但不幸的是，最近我开始遭遇汹涌的暗流。首先，因为配合警方要求重建瑞秋·尼克尔谋杀案的犯罪现场，我受到周围同事的猛烈批判。

“你这样做已经超出了你的专业范围。”他们表示。

我指出，实际上，犯罪过程的还原完全依赖我的专业知识。“这就是法医病理学在美国的发展方向。”我补充道。

他们显然对美国法医病理学的发展不感兴趣，纷纷摇头，说道：“一旦逮捕某人，检方就会利用你重建的犯罪现场，而辩方律师则会对坐在证人席上的你痛下狠手。”

迄今为止，作为一名专家证人，我已经经历了足够多的公开羞辱，因此知道他们所言非虚。

我担心的另一件事便是侯爵夫人号沉船事件。

距离那场悲剧已经过去三年，但不知何故，与其相关的某些片段还是会浮出水面。当然，那些在灾难中失去亲人的遗属的悲伤永远不会结束——而当下他们的悲伤正在化为愤怒。

在我们这些专业人士看来，事情已经与己无关：虽然某些救援活动及其后续处理开展得并不顺利，但自从碰撞发生以来，人们的注意力一直集中在事故原因上。当晚，泰晤士河上应该有多重安全系统才对，但事实并非如此，人们普遍认为，灾难的发生是因为两艘船都没有及时看到对方——因为二者都没有保持适当的警戒瞭望。然而，不管是什么原因，船体庞大的鲍贝尔号深深插入了体型较小的侯爵夫人号，鲍贝尔号船长将因此面临刑事指控。

遇难者的亲属非常愤怒，因为在灾难发生前一天下午，鲍贝尔号船长喝了很多酒，他在等待潮汐变化，以便挖泥船可以顺流而下。但专家们（他们不认为英国皇家空军规定饮酒后八小时内不得驾驶飞机的陈规也适用于水上交通）说，这名船长在事发当晚出发前曾小睡了一阵，基本上将此前摄入的酒精消化殆尽。因此，对他提起的指控内容应是未能保持适当观察瞭望。

检方迫使验尸官推迟调查死因，等待相关刑事审判结束，但案件庭审一直未能取得实质性进展。连续两个陪审团都没有对鲍贝尔号船长作出有罪裁断，后来遗属试图对挖泥船所有人提起自诉，但也极不顺利。

针对鲍贝尔号船长的裁断作出（或者说迟迟未能作出裁断）之后，验尸官认为重启调查已不符合公众利益，因为到目前为止，人们已经对碰撞的原因进行了仔细的检查，泰晤士河上的安全状况已经大大改善。但是，验尸官的决定让遗属们更加痛苦：一些人认为他的看法有失偏颇，此前他曾针对某位遗属发表了一些轻率的评论，随后这些评论被媒体曝光。死者的亲属要求的不仅是全面的调查，而且是全面、公开的调查。这两项要求异常坚决，值得肯定的是，他们的决心没有丝毫动摇。他们打算提请上诉法院进行死因调查。

然而，他们的愤怒源自最近的发现——不幸的是，他们中的许多人是通过周日小报得知此事——一些死者的手曾被割下以辨认身份。更让人不安的是，人们现在才知道，虽然这些割下来的手最终被送回了停尸间，但是，不可原谅的是，其中一些并未真正回归原本的尸体。而亲属怀疑，他们在葬礼前被禁止瞻仰遗容的唯一原因，不是因为尸体腐烂得无法辨认，而是因为尸体的手不见了。

现在每个人都把愤怒的矛头指向负责此案的病理学家。那个人，便是我。设身处地，我也会异常愤怒。但是，成为众矢之的让人身心俱疲。向伤心欲绝、痛失亲人的遗属解释，在这种情况下，切掉双手是常规流程，这没有任何意义。同样毫无用处的是，告诉他们，鉴定已分解的溺水者尸体的指纹必须依赖实验室技术，而这在停尸间根本无法进行。在当时看来，将死者手部切掉的做法是常规程序，至于是否真的是可以接受的程序，如今再去追问显然为时已晚。

事实上，无论是决定将某些罹难者的手部切掉，还是实际操刀，抑或是没有将其缝合复位，一切都与我无关。然而，大家都无视了我的否认，我的抗议甚至被用来给我定罪。我的照片（我看起来颇为邋遢憔悴，领带则以某种邪恶的方式飘向身后）不断见诸报端，评论的语气充满指责或嘲讽。我昼夜不停地接到记者的电话，经常被堵在家门口。有一次，办公室里居然像变戏法似的出现了不速之客。我发现他正一脸严肃地坐在我的办公桌旁，打开的笔记本电脑看起来颇为不祥。

至于我的同事，他们抱怨我在瑞秋·尼克尔案中的僭越行为，现在继续抱怨我对侯爵夫人号事件的处理方法。他们质问，难道我不能阻止他们切手吗？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很快可以找到其他确定身份的办法。毕竟，难道警察没有报告说他们接到如雪片般飞来的、来自世界各地的牙科记录吗？所以，我一定是和将手切掉这件蠢事有关。

不过，我的同事们确实认同，他们都没有处置大规模灾难，包括溺水死亡事件的经验。他们也承认，自己基本上是事后诸葛亮，他们当时可能也不会真的干预警方的标准做法，特别是在其获得验尸官授权的情况下。

部门主管伊恩对整个事件保持着斯芬克斯式沉默，这是他因自己缺席重要案件而郁郁寡欢的标准反应。不管对遗属们的愤怒多么感同身受，面对媒体以及侯爵夫人号罹难者遗属们的怒火，我身处绝境，只能独自支撑。

帕姆可能会给我一些支持，但她现在已经不再负责分配组织工作。她在人生暮年爱上了某位鳏夫，成为一名妻子和继母。她从未试图平衡病理学与家政。帕姆认识到，管理一个家庭的需求，使她分身乏术，无暇介入病理学与凶杀之间的复杂关系。我们只能向她悲伤地告别，其他的助理也被重新调整，我们面前出现了一个新来的年轻人，让我们有机会向其介绍伦敦阴暗的谋杀世界。同时，能干的洛兰承担起了行政管理的重任。

对了，新来了一名病理学家。

一天，一位身材高挑、金发长腿的女士走进了办公室。她穿着短裙，面带友好的微笑，颧骨看起来像是用锋利的剪刀从白色硬纸板上剪切下来那般棱角分明。在其他工作人员还没来得及从办公桌前抬起头时，在这间充满男性荷尔蒙的办公室里，伊恩作为这里最强势的负责人，从他的座位上跳了出来，像尼安德特人那样向这位女士致以问候，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男性的进化程度都十分有限。

韦斯娜·久罗维奇是一位法医病理学家，有一半塞尔维亚血统、一半克罗地亚血统，来自当时的南斯拉夫。在那个年代，她非凡地结合了令人惊叹的个人魅力与高超技艺。韦斯娜之前一直在贝尔格莱德执业，现在来伦敦寻找工作机会。她不仅在盖伊医院找到了一份工作，而且还找到了她可能没想到的——丈夫。伊恩当时已经结婚了，因此达成所愿的策略相当复杂困难，但是，这对名人夫妇所散发出的光芒即将照亮这片暗黑的凶杀天地，韦斯娜和伊恩很快就做到了。

珍和我永远无法成为一对这样的夫妇。韦斯娜和伊恩结婚后，法医病理学界涉及配偶的社交活动变得越来越多，但珍和我实在太忙，只好与其中大多数活动擦肩而过。珍当时刚结束自己第一年的住院实习。她的轮班时间是36小时，这意味着要在医院里夜以继日地工作。不过，这种工作强度即将缓解，因为她已经开始接受全科医生的培训，同时发现了她的兴趣所在：皮肤病学。

我知道，在职业生涯的这个阶段，她需要很多支持。在我需要支持的时候，她一直陪伴我。现在，我在尽力为她做同样的事情。她三十多岁才开始学习，并最终成为一名医生，这是极大的成就。也许我没有经常表达我对此多么自豪。我希望我曾经表达过，我是说，看在上帝的分上，至少说过一次。

现在我们的生活轨迹很少相交，一旦有交集，往往伴随争吵。似乎没有任何一种机制，可以帮助我们重新回到更安全、更快乐的状态。我知道有些夫妇可以通过充满爱意、友善的方式和好如初，但这种情况从未发生在我的身上——当然，在我父亲和继母的关系中也缺乏此类善意——我不会或者也许无法按章办事。可以想见，我的贤妻，与她始终忙碌、心不在焉的丈夫在一起时会变得多么恼火。

“为什么你不让我去爱你？”珍哭诉，“你为什么总是闷不作声？”

我们去找了婚姻顾问。我同意这么做，但同时感觉好像被珍拽到了顾问面前。

“他母亲在他九岁时去世了。”珍意味深长地说道。

婚姻顾问点了点头，在我看来也很意味深长。这两个女人是老朋友吗？还是所有女性都能达成某种合谋？

“你想让迪克为你做点什么，珍？”顾问说。

“想让他抱着我，告诉我他爱我！这要求不过分吧？”

“你呢，迪克？你想让珍为你做点什么？”

我想了一会儿，但并未沉吟太久。

“给我做晚饭。”我说。

顾问向后靠在椅子上，皱了皱眉。

珍缺乏烹饪技巧，这一直算得上一个笑点。

“给我准备一顿饭。那是一种饱含爱意的行为。但我总是忙着照顾每个人，而珍总是忙着接受专业培训。”

“所以，迪克，你觉得你在照顾每个人吗？”

“我不是在抱怨。我父亲当年也是这么做的，他把我带大。我很高兴能照顾孩子、做饭、陪在他们身边，这感觉很正常。只是……”

父亲在奉献的同时，也会表达他的愤怒。不管周围人可能受到什么样的附带伤害，他偶尔会突然发飙。现在我开始怀疑，这实际上是某种巨大不幸的总爆发。我父亲总是不高兴。也许，我也不开心。我第一次意识到，如果我像他一样，有时失控，任由情感爆发，我的婚姻状况可能会得到改善。但是，就算我有这样的感觉，它们也会被牢牢地埋在一个难以接近的地方。如果我连哭都哭不出来，那我怎么可能情感爆发呢？

“只是什么？”顾问说。我忘了自己坐在位于克拉珀姆的这个房间里，外面响起救护车的警报声，我的妻子和一名婚姻顾问正等着我说下去。

她提示说：“你做饭，照顾孩子，但这只是……什么？”

“我想让珍有时也做这些事，来向我表明她爱我。”

婚姻咨询并未持续多久。不知怎么的，这件事无果而终。或许我们都太忙了。孩子还在上小学，他们快乐健康，我们努力创造一个充满爱的家庭环境。屋子里经常闹哄哄，有时是音乐，有时是笑声。珍和我都全身心投入各自热爱的工作中。我们过着舒适的生活。我参加了孩子学校的家长合唱团，现在，我成了一名可以厚着脸皮大声高歌，同时还可能严重跑调的歌手。珍、克里斯、安娜和我，在高速公路上边开车边唱歌，前往随处可见沙子、潮池、山脉和荒野的马恩岛度假，在那里我们将受到慷慨且充满爱意的款待。

我们的生活已经够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