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40岁生日，恰逢父亲去世，我不可避免地开始考虑自己也终有一死的问题。我不害怕死亡，但不太喜欢它的前身：衰老，事先注定的不断衰老。目前为止，我已经见过太多的尸体，非常熟悉衰老的过程，并且很清楚自己的某些重要器官现在应该是什么样子。

我知道，人过四十，肺部光滑的表面上，细小的黑点已经连成线条，形成树状结构。仅就其形状而言，这种结构可能相当漂亮，但又十分肮脏：伦敦的空气污染，仅此一项就可以确保我已经患有某种程度的肺气肿——即使不考虑我每天会抽20支以上的香烟。当然，我并不是唯一的烟民。同事们抽烟，我们永远在一片蓝色烟雾中工作。在家，珍抽烟。在马恩岛，她的父母抽烟。无论何时何地，我们的朋友都在抽烟。1992年的时候，所有人似乎都吸烟，我们在酒吧和餐馆吸烟，在火车上、办公桌旁和公共汽车上吸烟。我们知道这对身体有害，我们清楚香烟含有四千多种化学成分，其中许多有毒，从氰化氢到镉再到苯并芘，但我们忍受这一切，只为了摄取一种成分：尼古丁。到目前为止，我们还足够年轻，还认为自己不可战胜。而现在，我知道自己必须戒烟，我可能会因此多活十年，虽说我的肺部结构肯定已经受到无法修复的损伤，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损伤会不可避免地变本加厉。

把血泵入受损的肺，对心脏来说是一项艰巨的工作，我希望自己的右侧心室不会因为应付这种额外的负担而变得肥大。至于心脏的左侧，我知道，如果无法学会控制对压力的反应，血压就会升高，左心室为了应对就会变厚。心脏是一个可以单手托住的器官。如此之小，却非常稳健，就像一个小小的拳头，每分钟70次的握紧和松开，日日夜夜，年复一年，一辈子300亿次。在最终停止运动之前，它都是人类忠实的朋友。这就需要我通过控制饮食、适当运动、禁止吸烟和管理压力水平，来回报它的忠诚。正如我所知，如果我想让肝脏进行神奇的自主修复，就应该让它适当休息，并适当禁酒。

我曾痛下决心戒烟戒酒。但所有的决心很快就被抛在脑后。偶尔喝一杯威士忌苏打似乎是一种很好的放松方式，点上一支烟，要比浪费时间思考我有多想抽一支烟却又不能抽要容易得多。两种方式都能缓解压力。回顾过去，我发现那一年及随后的日子自己未能戒烟戒酒实属必然，毕竟，1993年预示着一系列非常重大的案件。

4月，我对一名来自伦敦南部的黑人青年进行例行验尸，他是被人用刀捅死的。当时类似的持刀伤人事件时有发生，而此案看起来和其他类似案件似乎没有两样。事实证明，这经常与帮派争斗或毒品交易有关。当时，种族攻击并没有立即成为怀疑的对象。我得到的唯一消息是，这名年轻人参与了斗殴。在病理学家看来，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本案非比寻常；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死者的名字日后将尽人皆知；也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我日后将不得不多次为他的死因出庭做证。

斯蒂芬·劳伦斯是一个聪明开朗、雄心勃勃的18岁少年，在1993年，这完全不符合公众对黑人青年的普遍看法。不管是对是错，作为一名学有专攻的勤奋学生，他所获得的认可，对于改变态度或打破偏见至关重要。斯蒂芬在和一个朋友等公共汽车的时候，被一群白人青年刺了两刀，后来我们得知，这群白人还同时激烈地发表了一番种族主义言论。死者的下颌上留有一个浅浅的切口，有一刀深深刺透了他的肺部，另一刀深深刺入肩膀。死者当时流了很多血，不知怎么，他和朋友一起跑了一百多米才最终倒下。

在随后的几个月里，警方总共向我出示了16把刀，其中7把可能是凶器。7把刀中有一把看起来特别有可能。7月，我被要求做出进一步的说明，在我看来，斯蒂芬的右侧锁骨被刺伤时，一直保持站立状态，但在第二次被刺伤左肩时，他可能已经快倒下了。尽管经过了仔细思考，但我还是不能完全确定袭击者是右撇子还是左撇子。选择其中一个可能会让我看起来很聪明，但证据实在太过薄弱，我不敢冒险判断，放走可能的行凶者。

这便是我当时参与警方调查斯蒂芬死亡案件的程度。对于阻碍调查的冷漠和种族主义，我当时一无所知。然而，劳伦斯一家显然认识到了这一点。他们知道有证人、证据，甚至有嫌疑人。但警方却并未提出指控。

四个月后，我应警方要求去伦敦北部观摩验尸。具体检查实际上由另一位病理学家执刀：我的工作是观察、采集任何相关样本，如果获得邀请，我当然也可以参与，但在另外一位病理学家的坚持下，我只是观察。我很清楚，正在被检查的那位女性死于窒息对大脑造成的不良影响，但应邀就某些器官，特别是心脏和大脑进行检查的专家认为，可能还存在其他死因。

死者生前经历了一场激烈的搏斗，然后被人用腰绳捆住了手——就是那种旁边系着手铐的束腰带。她身上满是创口和瘀伤，大多集中于大腿、脚踝和腰部。她的头部会不会也存在损伤？脑部病理学家将会为我解答。

本案也成为一个重大案件。牙买加人乔伊·加德纳40岁，和她5岁的儿子住在一起。乔伊的签证已经过期，她非法滞留在英国，这一点没有任何争议。乔伊的母亲和许多亲戚都生活在这里，在她学习期间为她提供支持，而她并不想返回牙买加。

一天清晨，移民局官员在没有任何事先警告的情况下，来到她家，试图将她驱逐出境。也许是因为预料到她会抵抗，他们还得到了警方的支持。乔伊·加德纳确实极力反抗。她一定认为自己是在为争取活路而战。乔伊也许没想到，她其实是在为自己的生命而战。

未经良好训练、缺乏必要技能但同时坚决履行使命的警察当着年幼孩子的面，努力给她戴上束缚戒具，而乔伊拼命反抗并咬了他们。为了防止她再咬人，执法人员在她的嘴和脸上缠上了将近四米长、一英寸宽的弹性绷带。他们错误地认为，让她鼻子透气，就可以维持呼吸。这种认识显然存在错误。捂嘴能致死。这不仅仅是能否呼吸的问题，还是能否充分呼吸的问题，特别是在搏斗造成压力和劳累，并大量增加身体对氧气的需求的关键时刻。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人根本无法靠鼻子吸入所需的氧气——这可能是正常呼吸的许多倍。

塞住口部会引起呕吐，但在嘴被堵住的情况下，呕吐物显然无法排出，反而被吸入呼吸道。塞住口部还会挤压舌头，把舌头推到口腔后部，堵住鼻子后面。分泌物也会积聚在口腔和喉咙中，这进一步抑制了使空气进入肺部的能力。堵住一个痛苦挣扎数分钟的女性的嘴，是导致心脏停搏的全部原因。

乔伊·加德纳没有被勒死，没有头部外伤，没有吸入自己的呕吐物。她是因为被捂嘴而窒息身亡。然而，救护人员设法使她苏醒过来。也就是说，他们想办法让她的心脏重新跳动，然后将其送往医院，在那里，医护人员使用了生命支持设备。可悲的是，乔伊的大脑由于长时间缺氧而严重受损，四天后宣告不治。

本案涉及的人员范围很广，包括医院、警察、家庭，因此她的尸体经过了多次验尸和组织分析，以至于有关乔伊·加德纳死因的会议，有时让人感觉像是病理学学术会议。其中最重要的是脑部专家，因为第一位病理学家（我曾观摩她的验尸工作）声称乔伊死于头部受伤。最后，总的来说，大家普遍认为乔伊是死于塞住口部而引起的窒息。

我撰写了一份详细的报告，研究了所有可能的死因，和往常一样，我写了几份草稿，做了几次修改。与此同时，人权组织和其他方面的呼声越来越高。在许多人，特别是非裔社区的居民看来，那些警察认为驱逐出境是一项要不计代价完成的工作，他们对乔伊·加德纳轻率实施的约束行为要了她的命。

读者可能还记得，我第一次遇到羁押期间因被采取强制措施而一命呜呼的死亡案例时，对验尸官的裁断多少感到不安。那个病人既患有肺炎，又携带镰状细胞性状，因此被认定是自然死亡，死于缺乏照料而导致病情加重。从那天起，我就开始关注执法者间或使用的强制措施：很明显，他们中有些人根本不知道如何安全地限制他人的行动。

而强制措施，确切来说，是强制措施导致的死亡事件，确实在逐年增加。乔伊·加德纳被采取强制措施，以便被驱逐出境。当警方试图逮捕嫌疑人，特别是那些携带镰状细胞性状的嫌疑人，也造成了其他死亡事件。但我们现在看到的大多数由强制措施造成的死亡是由于另一个因素：某种毒品使用的螺旋式上升。这种毒品便是可卡因。

可卡因会阻碍大脑对神经递质的吸收，而这种阻碍会给大脑带来持续愉悦的刺激，让人感觉自信、快乐且富有活力。可卡因吸食者可以连续不停说上好几个小时，对身体刺激的反应增强，性生活的快感增加，而且几乎不需要饮食。然而，这种毒品会极大地刺激心率，导致吸食者情绪激动，精神失常。所以，如果需要对可卡因吸食者采取强制措施，通常是因为其表现出无法控制的精神失常。

我第一次接触吸食可卡因致死的案例，也是在这个时候，这段时期可被视为英国可卡因使用量上升的早期标志。一个身材魁梧、肌肉发达的毒贩（他本人也是瘾君子）刚买到大量可卡因就被警方拘捕，他立即开始殴打试图拘留自己的两名警察。一名警察用胳膊环住他的脖子，那不过是一场几乎称得上搏斗中的一招。这场搏斗以毒贩之死宣告结束。但他到底是怎么死的？

一位备受尊敬的神经学家证实，毒贩在搏斗中头部并未受伤，因此这不是死亡原因。他可能是因为手臂勒住脖子而窒息死亡，但尸体只表现出三个典型的窒息迹象之一，因此窒息不是死因。死者吸食了大量可卡因，但血液样本显示还不足以达到致死剂量，所以他可能并非死于吸毒过量。

最后，我给出了一个综合性的死因：他和警察打斗，造成心脏负担加重，加上吸食可卡因所造成的心脏压力负担。他虽然是个年轻人，但患有心肌炎。现在，可卡因使用者们已经认识到了这一点，有时这也被称为“可卡因心肌炎”。

对于两名警官的指控随后被撤销了。这是另一个让我产生无法忽视的不适感的案例。警察对嫌疑人采取强制措施时导致的死亡人数实在太多。他们肯定觉得自己只是在履职尽责，肯定无意杀害任何人。但的确有人因此丧生。我必须做些什么，但还不清楚我到底能做什么。

当我们等着看是否有人会因为乔伊·加德纳的死而被捕时，英国各地报纸头条纷纷宣布，瑞秋·尼克尔谋杀案的嫌疑人被捕。我并不意外。我知道警方一直怀疑一个叫科林·斯塔格的人。我知道，在缺乏法医证据的情况下，警方在心理侧写专家的建议下设置了一个侦察陷阱。他们记录了斯塔格和一名便衣女警之间的私密对话，希望斯塔格能透露自己便是杀害尼克尔的凶手。虽然他没有亲口承认，但皇家检控署认为，根据嫌疑人所说的内容，足以提起控告。我回答了科林·斯塔格小组提出的一些关于谋杀案的问题，而我针对温布尔登公地杀人案件的还原重建，也被检方用作起诉的证据。我预计将在第二年出庭做证。

英国史上最臭名昭著的谋杀犯正在押并等待受审，我吃惊地发现，同年秋天，自己再次应警方要求为另外一具年轻的女性尸体验尸。而她则是另一起恶劣程度远超瑞秋·尼克尔的谋杀案的犯罪受害者。

曾在1888年的伦敦东区杀死至少五名女性的“开膛手杰克”，至今依然是大银幕上的话题人物，也是萦绕在白教堂地区的都市传说，吸引无数游人纷至沓来。在我看来，人们之所以对这一令人发指的罪行如此痴迷，大体上还是因为案发时代过于久远。萨曼莎·比塞特这个名字以及残害她的凶手的名字，之所以不为人知，我想是因为她是真正骇人的开膛手杰克式谋杀案的受害者，媒体不太愿意将未经历史透镜过滤的残忍现实直接展现给读者。我也存在类似的担心，因此不会在本书中涉及本案细节。

不仅是萨曼莎受到性侵并惨遭杀害，丧生的还包括她四岁的女儿。后者的尸体和她的玩具一起藏在床上，率先抵达现场的警官一度希望，母亲遭遇毒手的时候，孩子还在床上安睡，但他们的希望破灭了。

因为我对于刀伤的研究兴趣广为人知，我因此接到验尸官指派，对母女的尸体进行二次验尸。

二次验尸并不是辩方要求的，因为此时并未有人被指控实施了这起谋杀，而是为了让验尸官能将遗体交还给死者家属。

一位同事前往凶案现场，即萨曼莎·比塞特所住公寓。因此，我只能透过摄影师的镜头检视现场。不难想象现场那恐怖的静寂，在面对杀人案时，我们通过同事情谊、插科打诨、家长里短等，提醒自己生活仍然正常，对于那些在残忍犯罪发生现场进行实地调查的警官，要做到这一点是何等不易。

在验尸时，我意识到，本案的凶手和开膛手杰克类似，也属于那种集邮型杀人恶魔。

我对在场的警官说：“如果我不知道你们已经抓到了科林·斯塔格，我真的会认为这是同一个家伙干的，就像谋杀尼克尔一样。”

资深警官耸了耸肩。

“不可能，我们已经抓到了斯塔格，他也承认了。”

“两个案子没那么像，”他的同事指出，“没有人肢解瑞秋·尼克尔。”

“如果有时间的话，也许他会这样做。也许他想享受杀死被害人的乐趣，但当时是在公共场所，如果这样做，他很可能会被抓。在受害者家里慢慢杀死这个女人，可能是他的下一步。”

警官则表示：“是的，但他已经被抓进去了，他会在牢里待上一辈子。”不久后，杀害萨曼莎·比塞特的凶手也是这个下场。28岁的仓库保管员罗伯特·纳珀有暴力和精神疾病史。他经常引起警方的注意，但不知何故，也许是由于在计算机广泛使用之前的那些日子里犯罪记录保存不善，他每次都能成功脱身。现在，留在萨曼莎·比塞特公寓的指纹把他和这起犯罪联系起来了。

纳珀被捕后，警方确信他们已经把两个残忍的杀人犯——斯塔格和纳珀——绳之以法。1994年9月，科林·斯塔格被宣判无罪，一时举国震惊。

审理本案的一名法官表示，警察的行动不过是设置圈套诱捕，而斯塔格是在被诱骗的情况下与便衣女警交谈，所以他所说的任何话都无法作为证据使用。我和其他人一样对此惊讶万分：警察与许多专业人员一起侦破本案，我从未想过质疑科林·斯塔格杀了瑞秋·尼克尔这一绝对确定的结论。

科林·斯塔格虽然获释，却步入了另一个“牢笼”。他只要走出家门，就会遭遇前所未有的暴力。警察、媒体，最重要的是公众，仍然相信斯塔格谋杀了瑞秋·尼克尔，他只不过钻了法律技术上的漏洞而已。这种信念根深蒂固，连我都没有再次留意，凶手杀害尼克尔的手法与杀害比塞特的手法颇为相似。我充分认识到，专家意见在这个系统中已经被边缘化了，尽管曾短暂地涉足犯罪现场重建，但现在我只能坚定地回归本职工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