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盖伊医院待了八年后，我想换个环境了。伊恩·韦斯特的掌控已经变得令人窒息，而非让人感到安心，尽管我们交情不错，他还多次许诺提拔我，但显然，他并没有说到做到。我背着他直接向医学院院长申请高级讲师职位，便立即得到提升。但伊恩好像真的不希望我或者其他任何人成为他的副手。至于他可能提前退休，完全接受乡绅的生活方式——打猎、射击和钓鱼，好吧，他明确表示，完全都是没影的事儿。

我在默默寻找其他空缺的同时，继续自己的工作。此时已接近20世纪90年代中期，他们孩子都上了中学，我不时能从他们年轻的脸庞上看出，他们即将长大成人，再也不是曾经的孩子了。查验与我孩子同龄的未成年人的尸体，一直都让我觉得艰难：在对这些小小的身体下刀时，我偶尔会手抖。现在孩子们长大了，而涉及未成年人的案件似乎越来越多。这是因为此前我一直在回避？或者，此类案件的数量真的在上升？

有一天，我被叫去检查一个仅出生10个月便死在自己母亲怀里的婴儿。死婴营养充分，发育很好。显然有人曾试图进行心肺复苏，除此之外尸体上没有其他痕迹，当然也没有暴力或创伤的迹象。内检同样没有发现，没有任何异常迹象。

我等待着毒理学、病毒和细菌检测结果，如果结果都无异常，我就不得不将婴儿猝死综合征作为死因。警察对我给出的这一死因不太满意，并迅速递给我一大堆案件背景说明。天呀！现在这个案子有了前因后果，我读到的东西似乎改变了一切。

警察接到999报警电话，赶到了这位母亲的公寓。她时年22岁，在收到孩子生父的死亡威胁后独自生活。这些威胁，加上这位母亲的饮酒习惯，无疑已经将这10个月大的婴儿列入了风险登记册。为了保护母子两人免受孩子父亲的伤害，家里还安装了一个袭击警报器。

晚上9点左右，当这位母亲给急救人员打电话时，听起来醉醺醺的，说是“家里有人死了”。袭击警报器也被触发，警察当时已经在赶往公寓的路上。

警察之所以担心，是因为就在一个月前，这位年轻的母亲刚刚因酒后照看孩子而被定罪。犯此类罪行将被处以罚金，很少获判监禁：其主要目的似乎是令母亲受到羞辱，使其保持清醒，或是提醒社会服务部门留心疏于照顾或虐待儿童的可能性。

警方在死者母亲打来电话七分钟后便抵达现场，按响了门铃。没有人来开门。他们透过信箱向内窥视，看到母亲抱着孩子在走廊上踱来踱去。

她看起来并未惊慌失措，屋内也没有明显的威胁，所以警方没有直接闯入。他们彬彬有礼地说服这位母亲开门，但因为她已经喝醉，所以沟通很困难。等警察最终进入房间时，发现她一直抱着的婴儿已经死亡。

警方为了实施心肺复苏，尝试了一切可能的手段。母亲显得很生气，颇具攻击性，当然，也很沮丧。几个小时后，警方终于采集了她的一份血样，由此可以推断出在婴儿死亡时，即她拨打报警电话时的血液酒精含量，达到了255mg/100ml。在英格兰和威尔士，酒驾的血测标准为每100毫升血液酒精含量80毫克（现在苏格兰设定的指标为每100毫升血液酒精含量50毫克），而对于不那么顽固的酗酒者来说，每100毫升血液酒精含量255毫克足以致命。所以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虽然这位母亲习惯酗酒，但当时她确实已经喝醉了。

检测样本没有显示任何吸毒迹象。然而，她太醉了，无法解释孩子是死在她怀里，还是死在摇篮里，抑或是死在沙发上或床上。她也说不清当时自己人在哪里。

读到这里，也许你对丧子母亲的同情现在已经变得十分勉强。我也如此。我对婴儿的血液进行了酒精和毒品检测。当时我们已经认识到，有些酗酒或吸毒的父母，为了让他们的孩子在自己喝酒或吸毒时安静下来，会给自己的孩子使用让自己迷醉的同类物质，有时甚至剂量大到足以致命。然而，毒理学报告显示这不是婴儿死亡的原因。

与大多数事物一样，疾病的暴发也存在流行的趋势。其流行程度或增或减，取决于人类的认知水平。婴儿猝死综合征，指一个看起来十分健康的婴儿突然无预警、无原因死亡，这一现象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逐渐进入公众视野，到了90年代初，它变得具有统计显著性，达到了千分之二的高点。

婴儿猝死综合征的诊断颇受病理学家的欢迎。这似乎说明了无法解释的原因，也消除了家长或护理人员的任何责任。婴儿猝死综合征意味着婴儿并非死于非自然原因，因此，只能假设婴儿自然死亡。但婴儿猝死综合征理论并未得到普遍接受，有些警察乃至医疗体系之外的验尸官，均对此表示怀疑。

在本案中，警方怀疑醉酒母亲的抱姿与婴儿的死亡有关。在某些情况下，这种判断是合理的，问题是现在根本没有证据支持这个论点。因此，在排除了所有其他可能的死因之后，我的选择只剩下了婴儿猝死综合征。之后，我的生活旋即发生了诸多变化。一年后，当我再次回顾自己在本案中给出的死因时，不免有些惊讶。

事实上，这是我在盖伊医院的最后一次验尸。我听说鲁弗斯·克朗普顿医生即将从我的母校，位于图厅的圣乔治医院荣休。他曾是我的授课老师，也是我的研究导师，现在他负责领导那里的相关部门，目前那里只有他一名员工。能够有幸接替恩师着实令人兴奋。圣乔治医学院有意扩建法医病理学部，如果能够得到这份工作，我就能按照自己此前一直向伊恩苦苦建议但遭到他完全忽视的管理方针，使这个专业更好地发展。

某天，我问洛兰伊恩是否有空，然后颇为紧张地走进他的办公室。房间很大，里面乱七八糟。桌子上、架子上、地板上乃至房间中央用来开会的大桌子上，堆满了档案和其他文件。需要安排会议时，洛兰会把桌子上的故纸堆全部搬走，塞到地板的某个角落，然后把快溢出来的烟灰缸和空烟盒拿走。会议结束后，一切便恢复原状。从桌子表面的杂乱情况来看，我估计上次会议至少已经过去一周了。

伊恩坐在办公桌前，在我进来的时候，他没有马上把自己的大下巴转向我。这也许不是找他的最佳时机，因为我知道他累得要命。昨天他就一直在嚷嚷，这意味着，不管他看起来是在针对谁，他其实是生自己的闷气，一般来说可能是因为他没有做成某事。他当然会责怪洛兰没有提醒他按时提交报告。他一口咬定，这份报告一定和地板上的其他文件混在一起了。但法庭并不同情他，命令他最迟在今天上午之前提交报告。为此，他昨晚一直和洛兰泡在办公室里，直到深夜；他口授，后者则放下手中的速记本，直接将内容输入电脑。

现在，他坐在那里，手指间夹着一支薄荷醇香烟。还有一支被遗忘的香烟在显微镜前的烟灰缸里闷燃。第三支香烟在房间另外一头的某个地方，烟雾盘旋直上，旁边是他巨大的台式电脑，屏幕闪烁。

我说：“伊恩，你大概已经听说鲁弗斯·克朗普顿快退休了……”

他皱了皱眉头。鲁弗斯、我和伊恩早有默契，总有一天我可能会回到圣乔治医院。

“我正计划申请这个职位。”我说。

他用手里的烟屁股点燃了另一支烟，开始四处寻找烟灰缸，或者是一个还没有装满的烟灰缸，因为未能如愿，最后干脆将烟头按灭在烟盒上。

“我想你现在唯一需要的是一位推荐人。”他说。

他比平时抽得更凶，但没有以其他任何方式流露感情。他很诚恳，并祝我好运，我们一致认为，如果我们两人都成为部门管理者，我们不会成为竞争对手，而是会精诚合作。不过，我不确定我们俩对此是否真诚。我和伊恩早已成为对手，如果分处于不同医院的平级职位，竞争更是不可避免。

离开繁忙的盖伊医院，特别是那位著名的部门领导以及大量匪夷所思的疑难案件，一步踏入未知，显得有些可怕。那年夏天，当我搬到圣乔治医院时，我暂时放下验尸工作稍事休息，同时开始组建新部门。警方认可并召集我们去验尸，乃是成败关键，所以，我必须建立一个健全的管理和财务架构，虽然这项工作十分乏味。

才过去了几个月，我惊讶地发现，自己就开始怀念起停尸间来，在那里我可以运用多年来磨炼的技能。当英国南部海岸的某位病理学家朋友外出度假时，我同意替他完成例行的验尸工作。正值学校暑假。安娜和克里斯现在已经是十几岁的半大孩子了。安娜还在上学，克里斯刚考完中等教育普通证书（GCSEs），在家休息，所以我提出带他一起去。他等待我为验尸官完成几次快速的例行验尸，这里没有凶杀案，只有突发且需要解释的自然死亡。然后，我们父子俩可以沿着悬崖边散散步。克里斯是个随遇而安的男孩，怎么都可以，当我进停尸间工作时，他兴致勃勃地坐在车里看书。

我穿上自己的工作服。停尸间的工作人员已经把尸体安放在解剖台上并做好了准备：在那些日子里，做好准备意味着尸体腹部已经被剖开，肋骨被取出，头骨也被打开。

间或我会和验尸官闲聊几句，碰巧提到儿子还在车里边看书边等我。

验尸官显然认为这样做疏于招待。

“我会把他带到办公室，在那里会更舒服，”他提议道，“他可以喝杯茶。”

我正忙着弯腰检查一具被剖开的尸体，手里还拿着PM40手术刀，这时我用余光看到了克里斯。他和验尸官一起穿过验尸房。而且看起来似乎很平静。然而，我却非常不安，甚至想大喊“把他弄出去”！

但我知道这会让这个毫无准备的青少年对停尸间更加震惊，所以，我尽了最大的努力，从口罩后面向他眨了眨眼，愉快地挥舞着我的PM40手术刀。说实话，我觉得自己被打回了原形。这些年来，我一直在想尽办法，让我的孩子远离我的现实工作，同时尽量不对他们撒谎或有所误导，而现在，这一切却意外地暴露在克里斯面前。

后来，在海边悬崖散步时，我们父子俩有场含糊不清的对话。

“嗯……在停尸间看到了这些，你没事吧？”

“真的没什么，”儿子说道，“但那个验尸官是个白痴。”

不管他们后来讨论的是什么话题（我想是足球），对克里斯来说，这都比一个正在运转的验尸房的景象和声音更难忘。在我工作的时候，他和安娜有时真的会和我一起到停尸间，所以他们熟悉这里的气味、叮当声和整体氛围。如果遗属休息室空着，他们会趴在鱼缸下面的椅子上做作业，笑容满面的工作人员则给他们端上茶和饼干。他们从来没有问过我在他们看不见的地方做些什么。

我没有说出口，但真心希望克里斯回家后对他在验尸房里探险的故事守口如瓶。而他当然告诉了安娜。

“我能去看验尸吗？”女儿要求，“如果克里斯去过，而我没有，那是不公平的。”

“我不会把这称为验尸……”我说。

这时珍无意中听到了我们的对话。

“你看到什么了？”她问克里斯，同时责备地瞪了我一眼。

克里斯则勇敢地回答：“如果我以后想当兽医的话，我就得习惯这种事。我得一直把坏死的东西切掉。”

“好吧，我也要当兽医，”安娜说，“或者医生。”

我们算得上一个医学家庭，经常会讨论病例，而且往往非常坦率，尽管我还是会把案件照片藏起来。如果被问到父母是做什么的，孩子们仍然回答说，他们是医生。如果被追问，他们会说“爸爸会切开尸体”——别人通常不会再问下去了。但是，总体而言，解释他们的母亲是一个专门研究皮肤病的全科医生，比解释他们的父亲是一名法医病理学家要容易得多。

再过几年，克里斯和安娜就都要上大学了。很难想象他们将会变成独立的个体，过上独立的生活。很难想象他们不再需要我。我下定决心，虽然新的工作肯定会极具挑战，但在孩子单飞之前，我应该尽量多陪伴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