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想到曼彻斯特的海德小镇，我的内心就会生出温暖的感觉。我的母亲在这里长大成人，她的家人和朋友也都生活在这里。小的时候，这里是一个快乐的旅游目的地，也是我一生的朝圣之所，因为我的母亲就被埋葬在这里。

想到海德的那些老太太们——我的外祖母和姨妈——我就很高兴，她们和我有时看到的那些孤僻、营养不良的老人们很不一样。她们总是展开双臂热情地欢迎我，把我拉进她们忙碌的生活和光洁如新的家。同时，她们显然也是这个范围更广的社区的固有组成部分。

1998年，我接到一位辩方律师的电话，请我对一位来自海德的女士进行第二次验尸。凯瑟琳·格伦迪太太是我母亲一家的朋友，也是我姨妈的同学。她于6月24日去世，并在7月1日下葬于我母亲所在的墓地。

然而，她的尸体在8月被挖掘出来，现在我正站在泰姆赛德综合医院的停尸间里察看她的尸体。

格伦迪太太享年81岁，但似乎身体非常好。没有生前搏斗的迹象。而且，对于她这个年龄的人甚至比她年轻的一代人来说，非同寻常的是，她的动脉只显示出轻微的粥样硬化。

毒理学检测告诉了我们另外一个故事。虽然我在她身上找不到注射点，但在她死亡前的几个小时里，她显然曾被注入大量吗啡或二乙酰吗啡。所以我给出的死因是：过量使用吗啡。

事实上，格伦迪太太死在了自己信任的家庭医生手中，正是因为她的暴毙，人们才最终发现哈罗德·希普曼[哈罗德·希普曼（Harold Shipman），英国家庭医生、连环杀手，据估计他的受害者有两百多人。2000年1月31日，希普曼被判处终身监禁。2004年1月13日，他在狱中自杀身亡。]的连环杀手身份。此人得到病人的高度评价，在那个社区里倍受推崇。我对他受喜爱的程度记忆犹新。许多人都说，他是这个地区最好的医生。希普曼特别受老年人的喜爱，因为他乐于上门随访，而且在海德工作过一段时间。1992年，他创建了自己的诊所，口口相传的推荐让他深受患者欢迎。

凯瑟琳·格伦迪太太的突然去世引起了人们对他的怀疑，因为就在几天前，格伦迪太太的遗嘱突然被修改，她的这位家庭医生能从中受益。而希普曼给出她的死因是“年老体衰”。

然后是更多的案件调查，更多的开棺验尸。我参加了其中的五次验尸。我看到的第二具尸体是一位73岁的老人，她患有非常轻微的冠心病和肺气肿。希普曼在其死亡证明上声称她得了肺炎。但她不可能得肺炎，却存在吗啡中毒的迹象。下一具尸体的情况如出一辙。所有死者的死因都一样。

一个家庭医生竟然杀死了自己的六名病人，真是令人难以置信。在事后撰写的一封信中，我表示：

当然，我认为所有其他的可能性都应该被调查，不仅因为我是希普曼辩护团队聘请的病理学家（是的，连环杀手也有权得到辩护），还因为我，或者说我们，都不愿相信医生会有计划地杀害病人。几年后，当希普曼因谋杀不少于15名病人而入狱时，人们很难接受珍妮特·史密斯女爵士的公开调查结论：20多年来，他无疑杀害了215人，还有数百起案件在现阶段已经不可能查明事实。

希普曼的杀人理由还不清楚。一般来说，受害者都是独居者。一般来说，受害者是老年女性，但并非总是如此。人们希望希普曼最终能说出自己为什么那么做——也许能确认他的病人中发生的494起死亡，其中有多少人因他而死。几年后，2004年，当希普曼被发现在牢房里上吊自杀时，人们的希望破灭了。

在掘坟验尸后，海德在我心中的印象改变了。我无法再把这里与母亲温暖的家庭和充满活力的老太太们联系在一起，相反，这里成了老年女性死于连环杀手手中的地方，她们曾如此信任这个照护自己的人。

从挖掘现场返回伦敦时，我对希普曼被指控犯下的一小部分罪行仍半信半疑。不愉快的经历接踵而至：我要与伊恩·韦斯特正面交锋。令我惊讶的是，他已经从盖伊医院退休。多年来他发誓永不退休，而他现在却那么做了。坊间传闻，伊恩身体有恙，但当然，他不可能从伦敦的谋杀现场消失，专心照料自己在苏塞克斯的花园。他经常在停尸间和法庭露面，当我从曼彻斯特回来，琢磨关于希普曼的真相时，我发现他将在一起持刀杀人案中成为我的对手。

我们存在根本上的分歧：不是通过面对面的会面，而是通过撰写措辞强硬、相互对立的报告。他的反驳一如既往非常有力，尽管我当时就发现，而不仅仅是回头来看，他的文风没有以前那么粗犷了。

本案的核心在于行凶者对刀如何进入受害者心脏的叙述。这样的叙述往往充满想象力，到现在为止，我已经听过关于刀锋刺入他人身体的每一种借口。最常见的说法是“他撞到了刀口上”。这并不总是容易证明或反驳，我需要尽可能多的证人证词，以帮助重建袭击的过程。但在本案中，一个证人也没有。一位妻子和丈夫吵了起来，结果是男的死了，我们现在只剩下这名女性的证词。事实上，在讯问她之前，资深调查官打电话给我征求意见，这种情况非常罕见，但他知道整个案件确实取决于涉案女性对所发生事情的准确描述。

我说：“别给我泛泛而谈，把她咬得死死的。别让她告诉你：‘他就冲我过来了！’那没有任何意义，让她重新演一遍、描述一遍，说清楚谁在哪里，她是如何拿着刀的，她用哪只手拿着刀，他们两人朝哪个方向移动。然后，我也许能证明或反驳她的说法。”

他完全按照我的要求做了。然而，这起案件仍然迷雾重重。

案发前，这对夫妇正在协商离婚，为两个小儿子应该和谁一起生活爆发了激烈争执。两人生活富裕，房子很大，管理完善。父亲急切地想要这两个孩子，家事法院即将开庭。他们仍然住在一个屋檐下，但母亲已经为自己和孩子们租了一处房产，不久就要从家里搬出。

去世的那天，父亲请假和孩子们出去玩。母亲向他们挥手道别时，他突然把车停在车道上，走进屋里，示意母亲跟着他。她以为他忘了什么，便跟着他进屋。父亲关上他们身后的门，宣布要孩子们和他一起住。

根据妻子的陈述，接下来的争论是：

妻子接着描述了她丈夫的愤怒。他下颌扭曲的样子就是一个明显的征兆：她记得上次自己遭到他的殴打前就是这样。但是，正如她所说的那样，尽管她享受着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但她是来自艰苦地区的坚强的人，在孩提时代，她便清楚，畏缩退让只会让别人欺负自己。于是，在此前的冲突中，她奋起还击，现在她也准备这么做。

她无法解释两个人是如何从走廊来到厨房的。

讯问者此时打断了她的叙述，让她再次模拟当时的场景。讯问者能够确定她坐在地上时曾挥舞过刀，但她无法描述受害者与刀之间是如何接触的。事实上，她没有理由认为自己杀死了丈夫，因为他跑出了房间。她冲到车库，锁上门报警。在整个过程中，这两个小男孩被束缚在停在家门口的汽车座椅上。

她说的是实话吗？或者，她杀了他然后又伤了自己来证明是他袭击了她？

现场照片证实了她的说法，厨房墙壁上有血迹，地板上的血迹很厚。椅子坏了。看起来这里确实发生了一场争斗。

他被紧急送往医院，医生尝试了大面积心脏手术，所以存在多处缝合。手术最终没有成功，当然，正是这个心脏的伤口被证明是致命的。

不过，从表面上看，他的伤势并没有他妻子的那么严重，我没有见到她，也没有亲自检查她的伤势，而是看了很多她伤口的照片。我在寻找自残的伤痕，这是一个谋杀犯打算以自卫作为答辩理由的标志。

病理学家经常不得不分辨凶杀与自杀、意外伤害与故意伤害。刀伤是作假者可以驾驭的领域：它们看起来如此可怕，缺乏经验的人乍一看就立即相信，没有人会这样对自己。然而，这些年来我认识到，为了避免受到谋杀罪指控，人们几乎无所不用其极。自伤通常是可以识别的，人们旨在利用最小的力产生最大的效果，自伤明显总是出现在身体的某些部位，这些部位很容易被自己的手接触到。无法自己造成的伤害也是可辨认的，因此，我有时很乐意帮助无辜者免受攻击指控。

皇家检控署就此案举行了多次会议。当已故丈夫的家人发现妻子可能不被起诉时，他们愤怒地讨论是否提起自诉。他们聘请伊恩撰写了一份报告，把死者妻子对警察描述的打斗过程与她实际的伤口做了比较。

当我从曼彻斯特回来的时候，他的报告已放在我桌上。报告的措辞堪称雷霆万钧。

我同意妻子受到钝器伤的袭击，但不同意刀伤是自己造成的。

我给出了几个理由。

首先，当她腹部被刺伤时，她把这描述为感觉像是被打了一拳，根本不像被割或刺伤。对于被刺伤的人来说，这是一种非常常见的误解。我一次又一次地听到受害者说，他们只感到被打了一拳，而不是刀子本身的穿透力。这是事实，但这不是妻子本就有可能知道的那种事实。

第二，虽然她有可能可以自行在脖子和腹部留下伤口，但如果有人伤到一只手手肘的背部和另一只手的背部，那样做将是非常困难和不寻常的。

第三，最重要的是丈夫的伤势，在他身上的四处刺伤或割伤中，有三处出现在身体的非致命部位。腿上不寻常的刺伤确实表明，刺伤形成时他的妻子当时在地板上，或无论如何她身处低处。心脏的致命伤可能是故意造成的，但在为控制刀子而斗争的背景下，我觉得不可能排除合理怀疑，即伤口有可能是意外造成的。从妻子的钝器伤来看，肯定发生过非常严重的搏斗。

因此，尽管本案充满了疑问和矛盾，但作为一名专家证人，我不能排除合理怀疑，确认对丈夫致命的刺伤是故意的，或者妻子的伤势是自己造成的。即使是从罪责较轻的角度综合各种可能性，我也觉得是丈夫而不是妻子，造成了后者身上的创伤。

皇家检控署决定，追查此案不符合公众利益，确切说不符合财政利益。验尸官意识到法庭上坐着一众非常愤怒的受害者家人，要求警察在场的情况下再进行死因调查。伊恩没有当场发表声明，不过，当然也有人提到了他的报告。我的做证不时被愤怒的哭声和嘲笑打断。验尸官不止一次呼吁大家肃静。

当验尸官作出正当杀人的裁断时，我的意见得到了证实。宣判后，人们沉默了好一会儿，随后法庭陷入骚动。

呼喊声越来越大，我赶紧逃走。据我所知，受害者家属威胁对妻子提起的自诉并没有落实。我到家时，克里斯出去了，安娜正聚精会神地读她的物理书。

她让我想起了珍。我手里还拿着持刀杀人案厚厚的文件，我在想，自己是否曾经如此专注地钻研过我的课本，或者，像克里斯一样，我曾经更不稳定？

“你今天做了什么？”她问道。

我向她讲述了验尸法庭和愤怒的亲属。这是她第一次直接询问我的工作。

令我惊讶的是，她问：“我能看看照片吗？”

关于我的工作，她知道那些照片属于禁忌。

“谁的照片？”

“丈夫的尸体。”

她当时15岁，正在攻读中等教育普通证书。我摇摇头。“你还太小了不该看停尸间的照片。”

“不，真的，我想看看。我在生物学书上见过很多图示。”

“但是，你的生物书图示里没有刀伤。”

“我真的认为我可以接受，爸爸。”

也许，她是对的。也许，是时候停止让孩子们远离我非同寻常的工作了。我书房里所有通常用于上课和出庭做证的固定标本（几乎不可能把它们都藏起来）、吃饭时关于医学的谈话，也许这一切都意味着死亡，死亡对她来说比我想象的更为常见。

我说：“我会给你看案中妻子身上的伤痕，看看你会不会不适应。因为她还活着。如果你认为她是为了让自己看起来像遭到丈夫的袭击而刺伤自己的话，你可以告诉我。”

安娜的眼睛一亮。

“我认为她不是，验尸官也认为她不是，但伊恩·韦斯特写了一份措辞严厉的报告，说她是这样。”

安娜热切地点点头。

“我再说一遍，不要和家里人以外的任何人讨论此事。”我严肃地补充道。

她畏缩地看了我一眼。“行。这些我都知道。”

我们度过了气氛怪异但彼此感觉十分亲密的半个小时，讨论了妻子的伤口。吓人的照片似乎一点也没有让安娜感到困扰。最后，在她的恳求下，我给她看了丈夫的照片，是他心脏致命伤的照片。伤口在停尸间被清理过，看起来并不起眼。

“他就像个睡着的人，”安娜说，“尸体其实并不可怕。”

“一点也不可怕，不过，我不会给你看他体内器官的照片。”

她耸耸肩。

“好吧，”她说，“但这不会让我感到困扰。”

我第一次想到，安娜可能逐渐意识到，她希望当一名病理学家。

“我以为你和克里斯都想当兽医。”我说。

“他是想。我也愿意。但我可能想成为一名医生。”

“好吧，我可不希望你成为一名病理医生，更不希望你成为一名法医病理学家。”

她惊讶地对我眨了眨眼，就连我自己都很惊讶我会这么说。

“但妈妈说你爱你的工作！”她抗议道。

“是的。但是……”但是什么？突然间，法庭上的羞辱，愤怒的遗属，一张张悲伤的面孔，死因毫不惹人怀疑却在死后被打扰清净的健康老妪：这一切似乎都是我希望女儿避免的。

“爸爸？”她听起来很警惕，“怎么了？”

我说：“安娜，我刚刚意识到一些事情。是时候重新开始飞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