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末，斯蒂芬·劳伦斯一家努力争取的调查终于接近尾声。1999年初，威廉·麦克弗森爵士在他的最终调查报告中表示：“我们相信调查将即刻产生直接影响……将劳伦斯夫妇的正当起诉，迄今为止当地和全国少数族裔社区对这起案件以及其他案件的不满和不快，以及警察对他们的所作所为，强行带到公众面前。”

警方对斯蒂芬·劳伦斯之死的调查被形容为“明显有缺陷”，我相信正是此案让公众首次知道“制度性种族主义”的说法。这次调查及后续结果的披露，标志着公众对警方态度的重大转变：他们不再必然是无辜者值得信赖的朋友。而且，调查或许也让伦敦警察厅内部对少数族裔群体的态度开始发生改变。

对劳伦斯一家来说，一切还没有结束。剩下的故事众所周知，此案的影响在接下来的13年间陆续显现，也许未来还会继续显现。至少在某种程度上，由于这一案件，2005年英国修订了《双重追诉法》，修法的结果是，现在如果发现了有关被告人的新证据，法院有时可对其以同一罪名再次审判。2011年，科学的进步让警方在嫌疑人的衣服上发现了斯蒂芬的DNA，这份新证据足以让嫌疑人再次受审。这是我最近一次为本案出庭，虽然可能不是最后一次。2012年1月，加里·多布森和戴维·诺里斯被判谋杀罪名成立，两人均被判约14年徒刑。斯蒂芬案中的另外三名凶手仍然逍遥法外，但本案的主要嫌疑人已多次被公开点名。

回到20世纪90年代末，在圣乔治医院的生活让人虚幻地认为一切依然安稳，总的来说，我的生活品质因飞行得到了提升。因为，我现在可以一个人飞行了。是的，1月寒冷晴朗的一天，我去了机场，冲向天空，独自一人。

在我的下面、上面，在我的四面八方，除了空气什么都没有，不知为何，此时我得以从工作的严酷现实中释放。我不知道为什么当身处无垠天空又有办法在其中穿行时，我会有一种能掌控自己命运的幻觉，而任何固定在地上的事物都无法产生这种感觉。我不知道为什么坐在一架小型飞机的操纵杆前，可以将脑中一直挥之不去的难题彻底清除干净。我只知道我喜欢飞行，在所有的飞行时间里，我只想着当下，只想着开飞机，别无他求。

我开始期待飞行时间不再局限于每周五下午与伦敦警察厅飞行俱乐部一起的日子。今年，安娜将参加中等教育普通证书考试，而克里斯将参加普通教育高级程度证书（A——levels）考试。我们的家庭生活，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我们的工作，总是围绕着孩子展开。他们现在已经不再需要全天候陪伴，尽管仍然需要我们给予不同形式的支持。再过几年，一双儿女都会从我们的身边离开。这是肯定的，也是可怕的事。我们必须重新思考我们的世界，并承认有一天我们的使命终会完成。

所以，我们在马恩岛买了一间小屋。某次度假，我们对它一见倾心。房子离奥斯汀和玛吉的家不远，但需要进行大量的修缮工作，我和珍一致认为，最终我们愿意一直住在那里。尽管这看起来仍然十分遥远。

1999年，我终于戒烟成功。我真的想在弥漫缭绕的烟雾中迎接新千年、新世纪吗？不，我不想。我真的想通过每天消耗大量昂贵的致癌物质来限制自己在21世纪多活几年的概率吗？不，我不想。尽管此前曾多次放弃，但2000年即将到来，这一次我成功了。熬过四五个月的暴躁期、尼古丁口香糖和像仓鼠一样咀嚼的下颌，我终于撑到了最佳状态。我突然意识到，自己可以不再依靠抽烟而活，进入新世纪，我将不再抽烟。我没有复吸。

我们在马恩岛度过了新年。

“我真的想住在这里，”珍说，“这是我下个世纪真正想要的。”

“我想我很快就能拿到飞行员执照了。我们可以住在这里，随时飞到我们需要去的任何地方。”我说。乘飞机去的地方总是更好。但我并不着急。我还不到50岁，马恩岛是一个适合退休养老的地方。不是吗？

克里斯计划在接下来的一两年里开始兽医的训练。安娜正在攻读A——levels，还在为将来成为一名兽医还是一名医生而苦恼。

一天，她说：“爸爸，我觉得去参观验尸这个主意非常好。”

条件反射般的答复：不行。

安娜还太年轻，完全没有经验，有着光滑的脸颊和明亮的眼睛，她不应该在停尸间里面对生活中的丑陋现实，答案显而易见。

“克里斯去了！他那时还不到16岁！”

“克里斯只是被一个白痴验尸官带进了验尸房。他对此其实不太高兴。”

“我和他不一样。因为我会做好准备的。你会告诉我怎么做，对吗？”

不行。

“当我申请医学院的时候，想想我的个人陈述会是什么样子。我敢打赌没有其他申请者看过验尸。”

不行。

某一天，她还是和我一起去了停尸间。她没有看到自杀或凶杀的受害者，只有突然发生的自然死亡事件。当我们俯身检查尸体时，我瞥了安娜一眼，她的眉头聚精会神地皱着，我指了指脑出血、完全阻塞的冠状动脉，还有看起来像杂色鲭鱼的硬化的肝脏。

“如果你去学医，也不一定要成为病理学家，”我在回家的路上提醒她，“跟你妈妈聊聊皮肤病学。”

她说：“我聊过了。我只是想知道，我是不是更适合成为一名病理学家，真的。”

想到谢泼德家的下一代成员正在长大成人并即将外出就业，真是让人感觉奇怪。因为那意味着上一代人一定是老了。

2001年夏，我在参加伊恩·韦斯特的葬礼时，才真正意识到了这点。他死于肺癌，年仅57岁，我毫不怀疑地断定，是吸烟造成了癌症，当然，我之前也有同样的习惯，直到最近。

几个月前，我们便知道他将不久于人世，但当我听到这个噩耗时，依然不敢相信。不久前，我还在威斯敏斯特验尸法庭见过他。他是来做证的，没有什么能阻挡这位老兵的最后出征。也许他知道，这将是自己最后一次作为证人宣誓，最后一次让法庭上的所有人着迷。在楼下的办公室里，当我看到他时，发现他看上去老了不少，人也十分憔悴。他慢慢爬上楼梯，来到铺设橡木镶板的法庭，但没有人敢上前提供帮助。然而，当他站起来做证并宣誓时，一瞬间好像变了个人。老伊恩·韦斯特还在那里，仍在挥斥方遒，雄风不减当年。

现在他走了，我深深地感到，伊恩不仅是我的导师和老师，我的对手和敌人，也是我的挚友。在他的办公室和酒吧里举行的那些长会，突如其来的亲切友善，多年来作为密切合作的同事之间心照不宣的亲密——这仍然是一段以办公室为基础的友谊。现在，我的这位朋友已经不在人世，我没有经常去看望，没有在他最后病重时和被迫半隐退期间前往陪伴。

似乎这还不够让人悲伤。祸不单行，在同一天，珍的父亲，可敬的奥斯汀，在马恩岛辞世，留下心碎不已的一家人。

不是一个而是两个警告：勿忘你终有一死。你可能会想，因为经常直面死亡，病理学家不需要被别人提醒自己终有一死。我们需要。身边人的死亡促使我们继续做生活中我们想做的事情。对珍和我来说，住在可爱的马恩岛就是其中之一。现在我们思考，是不是应该赶早不赶晚。我们还认为珍的母亲，失去了丈夫的玛吉，可能需要我们的照顾。是时候严肃思考在岛上定居的想法，这件事不能一拖再拖。

同年，也就是2001年，关于侯爵夫人号船难的最终报告公布。最高法院法官克拉克对这场灾难进行了正式调查，并对如何安置侯爵夫人号的死者及其亲属进行了非法定调查（这种调查更为灵活，调查方法通常不“僵化”）。在正式调查之后，针对泰晤士河安全和救生系统，人们提出了更多改进建议。而且，在非法定调查中，克拉克法官确认，侯爵夫人号死难者的遗属是制度与人为操作的受害者。他在报告中承认，危机管理和身份鉴定程序存在混乱，他注意到了多重混乱：当时外出度假的关键部门负责人和其副手之间；不同级别的警察之间；警察、验尸官和负责指纹鉴定的官员之间；验尸官、停尸间工作人员以及殡仪馆从业者之间。

对我来说，调查结束了我生命中的一个篇章。作为病理学家，我终于获得了清白。灾难发生11年后，我终于彻底摆脱了围绕身份认定，特别是丢失的手所引发的愤怒情绪。长期以来，在我的生活中周期性存在的愤怒电话和媒体鄙视，一夜之间突然消失了。

非法定调查报告更广泛的关切在于，它提出了关于在灾难中如何安置遗属以及如何确认受害者身份的许多建议。碰巧这几年来，我一直在思考同样的问题。20世纪90年代，我一直在问自己，我们——法医病理学家和危机处理团队——在伦敦应对大规模灾难的能力如何？因为灾难形式一直在改变。

截至2001年，英国的交通系统和城市环境相较过去安全得多。现在最大的威胁源自恐怖主义。20世纪七八十年代到90年代频发的爱尔兰共和军爆炸袭击，仍然停留在人们的记忆当中。其他城市也遭受了灾难。1993年，一枚炸弹在纽约世贸中心爆炸，造成6人死亡，100多人受伤。1995年，邪教分子用沙林毒气袭击了东京地铁。

负责伦敦西区的验尸官艾莉森·汤普森和我一样，对自然灾害和非自然灾害的应对计划，或者说缺乏计划感到担忧。她的管辖范围包括富勒姆停尸间（圣乔治医院的病理学家在那里工作），但更重要的是，还包括希思罗机场。如果伦敦发生大规模灾难，目前的共识是，尸体将被带到该机场内一个特别机库。我们决定去看个究竟。那里更像是一个大车库。里面堆放的全是跑道扫雪机和辅助设备。

很难找到比这里更不合适的地点了。除了肮脏、油腻以及到处都是沉重设备外，这里通行困难，而且只有一个小洗手盆。我们向警方、其他应急服务机构、地方当局和支持性慈善机构建议，我们都应该评估伦敦的大规模紧急情况计划。事实证明，我们并不是担心首都如何应对此类事件的唯一群体，每个人都渴望参与其中。

我们知道如何定义紧急情况。伦敦北区的退休验尸官戴维·保罗博士曾经简明扼要地说过：“我对紧急情况的定义是，尸体至少比我的停尸间能够处理的数量多出一具。”

我们这群人在希思罗警察局定期见面，我们首先需要弄清楚可能会发生什么类型的紧急情况。大家经常围坐在桌子旁边喝咖啡，边讨论如何应对流感大流行，或发生在城市里的一次大飞机失事，或恐怖袭击。但我们知道，无论我们的想法多么离奇和骇人，现实总是不同的，我们需要从具体到一般地思考和谋划。

事实证明，我们是对的。克里斯此时正要离家上学。行李都收拾好了，他打电话给我时，马上就要去赶火车，到英国北部研习兽医专业。“安娜和我在电视上看……”

“看什么？”

“爸爸，你是不是随时待命应对国际紧急情况？”

那天是2001年9月11日。

我打开电视，盯着美国航空公司11号航班撞上世贸中心北塔的镜头。这一开始看起来像是我们小组讨论过的那种可怕的事故。但不久后，当美国联合航空公司175号航班撞上世贸中心南塔时，我意识到，尽管讨论过恐怖主义和城市空难，但我们从未想到这两类事件会以如此致命的方式结合在一起。

然后，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不可能的事情发生了，在全世界的注视下，世贸双塔轰然倒地。首先是南塔，然后是北塔。现在，在我看来，这些恐怖分子把灾难推到了一个我们做梦都想不到的惨烈程度。

和世界上其他人一样，我震惊于这场令人瞠目结舌的偷袭，但又十分迷惑。我没有想到自己会参与其中。我以为美国的同行们会承担起拯救伤员、寻找和辨认死者的重任，英国人能做出什么贡献呢？但艾莉森·汤普森很快就打来了电话。

作为伦敦西区的验尸官，埃莉森将在希思罗机场接收所有被送返的英国籍遇难者的遗体，她的工作是确定他们的死因。任何在国外死亡的英国公民，都有权依法在英国接受死因调查：这一做法自1982年起实行，当时一名年轻的英国护士在沙特阿拉伯的恶劣环境中死亡，她的父亲拒绝接受沙特官方提供的死因，该事件导致英国修改法律，影响至今。

艾莉森也清楚地意识到，十多年前，一架民用飞机在苏格兰洛克比上空被恐怖分子的炸弹击落时，我们在管理尤其是辨认尸体方面犯过一些错误。但是，在这种危急的情况下，“一些”错误会造成大量家庭的不稳定和痛苦感。

艾莉森对英国死亡事件管理的担忧，促使苏格兰场迅速组建了一个小组，成员不仅包括我们现有的大规模灾难委员会中的警察和紧急服务人员，还包括许多高阶官员。

我们提出的问题是：我们能为纽约提供什么支持？如何运回英国籍遇难者的遗体？是否应该在英国籍遇难者回到英国后对他们进行验尸？遇难者家属会接受他们所深爱的亲人的遗体再次被人打扰吗？或者，我们应该把所有的验尸和身份识别工作交给纽约市首席法医办公室（OCME）？如果我们将遗体运回英国，是否需要将其分送全英各地，由当地验尸官负责，在这种情况下，每一位当地验尸官是否应该进行死因调查并作出自己的裁断？可以想象，死因调查会持续数月以至数年，很可能出现许多不同甚至相互矛盾的死因裁断，从意外死亡、杀人到非法杀害。

我们同意应首先评估一下纽约市首席法医办公室在做什么。然后，我们再确定英国方面的正式回应，并提供适当的帮助。

我们在内阁办公室中央紧急情况协调小组（COBRA）直接向时任英国首相托尼·布莱尔汇报。协调小组认为，我们需要一些第一手的意见，最终决定让我于9月20日——也是我49岁生日当天——飞往纽约，看看首席法医办公室的美国人如何处理此事。我给首席法医办公室的同行伊冯娜·米莱夫斯基打了电话，并约好到达纽约后与她见面。她听起来十分疲惫，情绪也很低落，但还是对我表示了欢迎。

尽管我抵达时是夜半时分，纽约还是安静得让人惊讶。这座城市仍因恐怖而寂静无声。双子塔倒塌九天后，事件的尘埃和气味仍然悬浮在空中。尽管道路被封锁，隧道也被关闭，但当交通陷入停顿时，没有一个人摁喇叭。我告诉出租车司机自己要住的地方，他说纽约至少有四家同名的酒店。于是，我们驱车穿过安静的街道，逐一寻找。最终，我们找对了地方，因为大厅里挤满了英国警察，我认出了其中一些人。他们热情地对我表示欢迎，并问我是否想喝一杯，但我不得不拒绝。我安排好在首席法医办公室停尸间见伊冯娜，随即乘坐出租车直奔那里。

我在凌晨两点半左右到达时，看到了一幅令人难忘的场景。这座建筑本身是一座60年代浇筑的、丑陋的混凝土方块，但这并不是人们关注的焦点。周围的街道和停车场已被隔离，戒备森严，因为这里24小时接收遇难者。通过安检后，我进入一个临时的、用泛光灯照明的休息广场，到处都是帐篷咖啡馆，工作人员就着咖啡和甜甜圈在休息。远处是巨大的冷藏拖车，至少有30辆，整齐地排列在相邻的帐篷停车场，门口放着鲜花，美国国旗悲伤地充当着哨兵。

我闻了闻。一股特别的味道。显然，拖车里全是人体残肢。

即使是在凌晨的这个时候，偶尔也会有一辆灵车倒入停靠站，车上载着一个裹尸袋。世贸中心事故现场的搜救人员昼夜不停地工作，病理学家们也在连轴转：伊冯娜主动值夜班。然后，接着上白班。她抓住一切机会，能睡就睡。

人需要巨大的韧性，才能应对这种奇怪且令人不安的环境。很多人发现，他们其实不具备那种韧性，救援人员和停尸间工作人员遭受的精神创伤是巨大的。有人应付得了。有些人被送回家，看起来像得了弹震症。

这种轮班模式意味着，正式调查和鉴定程序一旦开始，便不得有片刻拖延。一些裹尸袋中安放着在这场大屠杀中冒着生命危险，并最终献出自己生命的警察或消防队员的遗体。这些在纪律部队供职的牺牲者被运到首席法医办公室时，会有护旗队向他们的英勇献身正式表达敬意。

许多裹尸袋里装着完整的或几近完整的尸体。较小的身体部位有时装在较小的盒子里被送到这儿。所有灾难处置站点的基本规则是，如果救援人员发现了，比方说一根手指，即使看起来很清楚该手指属于哪一具尸体，也必须将其单独分类并给出唯一的编号。这场灾难的性质，以及因撞击和倒塌产生的巨大力量，决定了尸体经常呈现极端碎片化的状态，因此，无法根据人们的位置或衣服，通过肉眼将他们组合在一起。很明显，在早期，很多或者大部分的鉴定都必须依赖DNA。之后，有时是很久以后，基于这一惊人的技术，四肢、躯块、碎片和组织差不多可以重新组合成遗体。和所有的大规模灾难一样，遇难者的身份鉴定是一项庞大的行政和科学工作。只是在这场灾难中，这项任务比人们以往经历过的都要更浩大、更糟糕、更艰难。

送达这里后，尸体被运到进行初步检查的初级接收室，然后被直接运到某间进行检查的套间。每个套间内有一个由警察、病理学家、摄影师、放射科医生和助手组成的完整团队。验尸以通常的方式，针对全身或部分尸体进行。人们记录下大量细节，这些发现将与衣服碎片、人工制品（珠宝、信用卡等）以及关于尸体在哪里被发现的任何其他特征和细节关联起来。然后，仔细编号，尸体或身体部位被带到唯一编号的拖车内、唯一编号的货架上的唯一位置。

尸体得到了极大的尊重，拖车内整洁有序，星条旗提醒着国家的存在，而花盆则显示着人民的存在。拖车解决了此类灾难面临的关键问题：相比处理尸体，在能够确认身份前，保存尸体更为重要。之后，尸体就可以发还给家人。我清楚地看到，美国人在有条不紊、心存敬畏地处理问题方面，做得非常出色。

我尽量保持低调，因为现场的每个人都在努力工作。第二天，我回到这里拜见首席法医查尔斯·赫希时，发现他也是如此。他身材矮小，体形偏瘦，疲惫不堪，当时他65岁左右，正在负责这项浩大工程。他头上缝了针，肋骨也骨折了。在第一座塔楼倒塌之前，他是最早到达世贸中心的救援人员之一。站在他旁边的同事们被瓦砾砸倒，此刻正在重症监护室，真不知道他是如何以相对较轻的伤势逃过一劫的。

拖车很快就装满了。最终共找到2 753名受害者遗体，总共发现约7万块尸块或尸体碎片。许多尸体化为齑粉，或者因为最初的爆炸，或者由于建筑物倒塌。把所有尸体都安葬在一个集体坟墓里会容易得多，但是，死者家属当然无法忍受他们的亲人可能与劫机者合葬的想法。

不久，世贸中心的所有瓦砾被转移到哈德逊湾河口的斯塔滕岛上的一个旧垃圾填埋场，吊诡的是，这里一直被称为弗莱希凯尔斯[原文为Fresh Kills，中文直译为“新近杀戮”。]。一支由警察和联邦调查局领导的技术团队（其中包括人类学家和医生）对所有瓦砾进行了筛选，不是一次而是两次。然后，鉴定近3 000人的DNA的长途跋涉才正式开始。每件人体组织的微小碎片，每件个人物品，都必须被鉴定出来。

这个项目实际上持续了多年，2013年，鉴定仍在进行中。最后，在2015年，总共确认了1 637名受害者的身份，仅占据信死亡人数的60%，其他人已化为尘土，所有尸体必将如此。现在人们计划把弗莱希凯尔斯变为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公园之一。

一位人类学家朋友参与了碎片筛选工作，和其他许多参与灾难处理的人一样，她因此受到了精神创伤。做了数月筛选人体组织和骨骼碎片的工作后，她对飞行产生了恐惧。就在返回英国，准备登机前，她把自己的名字写在身体的各个部位，包括四肢上，以防飞机坠毁，自己变成碎块，无从辨认。事实上，过了很多年，她才再次开始工作。

短暂的旅途即将结束前，我被送往曼哈顿一座不起眼的建筑，那是英国驻纽约领事馆的某间办公室。英国外交部的一个小组在等我。当时，我们知道有很多英国人遇难，但不知道确切人数。

“那么，”其中一位官员问道，“我们怎样将英国人的遗体运送回家呢？”

我想知道他们对将遗体运回国的想法。然后，其中一位政客谈到，拉着一排棺材的车队从机场缓缓开到伦敦，每一具棺材都覆盖英国国旗。

我摇了摇头。我已经快两天没合眼了，既震惊又疲惫。冠冕堂皇下面，这列覆盖国旗的灵车车队，听起来更像是出于政治动机的噱头，目的是最大限度地为政府提供戏剧效果和拍照机会。我感到有危险的东西在我体内升腾，一种非常可怕的东西，如果我任由其爆发，就可能会变成狂怒。但我从不生气，更不用说愤怒了。现在，却有什么被释放了出来。

“棺材？你说棺材？大多数人都粉身碎骨了，你不明白吗？非但不能用棺材，你可能需要用火柴盒送他们回家！”

官员们瞪着我。接下来几乎没有其他对话了。我收获了感谢，然后被解除了职务。

我在报告中赞扬了美国人对这场灾难的处理方式，表示我们可以沿用美方的方案，不用另立他法。因此，尽管最终英国的死亡人数是67人，但英国只动用了一个验尸法庭，由一位经验丰富、富有同情心的验尸官负责处理所有遇难者的死因。只有一名美国警官飞到英国做证。验尸官只作出了一个裁断，认定全部遇难者死于非法杀害。

4年后，伦敦也遭到伊斯兰极端势力的袭击。2005年7月7日，4枚恐袭炸弹爆炸，造成52人死亡，700人受伤，其中3枚炸弹被安放在伦敦地铁，1枚出现在公共汽车上。事实上，就在几天前，在许多机构的共同参与下，验尸官艾莉森·汤普森和我早在20世纪90年代就开始思考的大规模灾难应对计划获得签署，成为法律。

恐袭发生时，我并不在伦敦，但当求助电话铃声响起时，我径直飞了回来。在伦敦荣誉炮兵连的操场上，人们用了不到48小时便建成了一个极好的临时停尸间，我在这里开始工作。所有的尸体都被送到这里，事实证明，这个设施以及我们的整个计划完全可行。我怀着极大的悲痛开展工作。也许，在内心深处，在某个不理性的地方，我可能希望，只要制订这个计划，我们就不必实施它。真是痴人说梦。

负责这场危机的验尸官可能留下一个遗憾。侯爵夫人号遇难者的遗属曾强烈批评进行全面验尸的必要性，认为在这样一场灾难过后，死亡原因毋庸置疑。因此，在2005年爆炸事件之后，我们被告知不要进行全面验尸，我们的全部工作只是鉴定身份。如果需要切开尸体，也只是纯粹为了寻找胆囊和阑尾，因为如果这些器官曾被切除，可能有助于身份鉴别。

随后，人们特别批评救护车在救助伤员方面速度太慢。救护人员不会前往自己可能受到伤害的地方，因为恐怖分子有可能埋设了更多炸弹，他们被告知，在进入爆炸地点之前要等待通知。人们指控称，这一延误实际上造成了一些伤者死亡。有人建议，这些受害者家属的律师应向急救部门寻求赔偿。由于没有进行全面验尸，我们这些病理学家很难回答家属和验尸官为解决索赔争议而提出的问题。

我从中吸取了很多教训。几年后，当出租车司机德里克·伯德在坎布里亚疯狂杀人时，我是负责此案的病理学家。这不禁让人想起20多年前迈克尔·瑞安在亨格福德实施的大屠杀。有人施压，阻止我进行全面验尸，理由是死因显而易见。想到伦敦七七爆炸案的经验，我没有屈服于他们的恳求。每名伤者首先进行磁共振扫描，以找出每颗子弹的位置，然后我对每具尸体进行全面验尸。没有人对急救部门的反应提出任何异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