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常涅赫柳多夫照例要等大家喝过茶，吃完晚饭以后才同卡秋莎单独谈话，这一次他也抱着这样的希望，在克雷利佐夫身旁坐着，同他谈天。涅赫柳多夫顺便对他讲起马卡尔向他提出的要求，也讲起马卡尔犯罪的经过。克雷利佐夫注意地倾听着，他那炯炯的目光停留在涅赫柳多夫的脸上。

“是啊，”他忽然说，“我常常有这样一种想法：现在我们一起赶路，跟他们肩并肩地一起赶路，可是‘他们’究竟是些什么人呢？我们就是为这些人才长途跋涉的。可是话说回来，我们非但不了解他们，而且也不打算了解他们。他们呢，比这还要糟，他们恨我们，把我们看成敌人。这才可怕呢。”

“这一点也没有什么可怕的，”诺沃德沃罗夫听到他们的谈话就说道，“群众是永远只崇拜权力的，”他用刺耳的声调说，“政府掌握着权力，他们就崇拜政府，痛恨我们。明天我们掌了权，他们就会崇拜我们……”

这时候隔着墙突然传过来一阵叫骂声、有人撞在墙上的声音、锁链的丁当声、尖叫和呐喊的声音。有人在挨打，有人叫道：“救命啊！”

“瞧瞧他们这帮野兽！我们和他们之间怎么谈得上交朋友呢？”诺沃德沃罗夫冷静地说。

“你说他们是野兽。可是刚才涅赫柳多夫还讲起这么一种行为，”克雷利佐夫生气地说，然后讲起马卡尔怎样冒着生命危险营救一个同乡的事，“这可不是什么野兽干得出来的，而是英雄行为。”

“你也太多愁善感了！”诺沃德沃罗夫讥诮地说，“我们很难理解这些人的情绪以及他们行为的动机。你从中看出了心肠厚道，然而说不定这正是因为他嫉妒那个苦役犯呢。”

“你怎么就不愿意在别人身上看见一点好的东西呢？！”玛丽亚·帕夫罗夫娜突然激昂起来，说道。（她对所有的人一概称呼“你”。）

“根本没有的东西，是看不见的。”

“人家冒着惨死的危险，那怎么能说根本没有呢？”

“我认为，”诺沃德沃罗夫说，“如果我们想干我们的事业，”（孔德拉季耶夫本来凑着灯光看书，这时候放下书，开始注意地听他的老师讲话。）“那么，为了这一点，头一个条件就是不要抱幻想，而要按事物的本来面目去看清事物。应当尽我们的一切力量为人民大众工作，却不要对他们有所期望。群众是我们的活动对象，然而只要他们一天像现在这样冥顽不灵，他们就一天不能成为我们的合作者，”他开始说道，仿佛在发表演说似的，“正是因为这个缘故，在我们为他们准备好的发展过程还没有发生以前，指望他们会对我们的工作有所帮助，那完全是幻想。”

“什么发展过程？”克雷利佐夫涨红脸，开口说，“我们说我们反对跋扈和专制，可是难道这不就是最可怕的专制吗？”

“这根本不是什么专制，”诺沃德沃罗夫冷静地回答说，“我无非是说，我知道人民应该走的道路，并且能够指出那条道路而已。”

“可是你为什么相信你所指出的道路就正确呢？难道这不就是以前产生过宗教裁判所[指十三世纪天主教教廷为消灭异教徒而设的机关，曾对几十万异教徒严刑拷打，判处火刑。]和大革命的残杀[指十八世纪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雅各宾派专政时期以革命的恐怖手段镇压革命的敌人。]的那种专制吗？他们也是根据科学知道那是唯一正确的道路。”

“他们犯了错误并不能证明我也犯了错误。再者，在思想家的空想和从实际出发的经济学的论据之间，有很大的区别。”

诺沃德沃罗夫的说话声响彻了整个牢房。只有他一个人在说话，大家都默默不语。

“老是争论。”玛丽亚·帕夫洛夫娜在他沉静了一忽儿以后说道。

“那么您自己对这个问题有什么看法呢？”涅赫柳多夫问玛丽亚·帕夫洛夫娜说。

“我认为阿纳托利说的对，不应当把我们的见解强加给人民。”

“哦，那么您呢，卡秋莎？”涅赫柳多夫含笑问道，等着她回答，却又暗自担心，深怕她会说出什么不恰当的话来。

“我认为老百姓在受欺负，”她说，涨得满脸通红，“老百姓太受欺负了。”

“说的对，米哈伊洛夫娜，说的对，”纳巴托夫叫道，“人民受尽了欺负。应当不叫他们受欺负才对。我们的全部工作就是为了做到这一点。”

“这可是关于革命任务的奇怪概念。”诺沃德沃罗夫说，沉默下来，气愤地开始吸纸烟。

“我没法跟他谈话。”克雷利佐夫压低喉咙说，沉默下来。

“最好还是不谈。”涅赫柳多夫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