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婶是我们杨家的姑娘，中等个，微胖。丈夫星明是个民办老师，夫妻恩爱，生有两个儿子。

自从父亲成分划为旧官吏之后，杨姓人家几乎和我们断了来往，纷纷划清界限，唯有福婶是个例外。

有时我们分点谷，不知如何才能把它变成米，家里没有脱粒工具。没有谷发愁，有了谷，同样发愁。周边有办米（现在叫碾米）工具的人家都借过了，母亲去向人家借碾米工具时，还没开口先赔着笑，别人也知母亲上门多半是要借东西，爱理不理。有些人多少顾及点母亲的面子，笑笑地说：“咳，真不巧，我们今天也要办米，米缸都见底了。”有些人就说：“记得不，这是借第几次了？”难听的好听的都是一种拒绝。

一日分到了五十斤谷，母亲一个晚上都在想向哪家去借碾米工具，一副愁肠百转的样子。我被生活逼成了小大人，母亲万般无奈的时候，往往能出点主意。我说：“妈妈，要不去福婶那儿借借？”

母亲说：“我也想过，只星明叔是个民办老师，不知道有没有这套碾米的工具？”

“反正不远，我跑一趟就是。”三里多路对我真是小菜一碟，当我回来告诉母亲明天上午可以去碾米时，母亲如释重负。

第二天吃过早饭，我和母亲抬着谷子去福婶家，五十斤谷一点也不觉得重，箩筐在我和母亲之间晃晃悠悠。走在半山的路上，路边青草上的露珠在太阳照射下晶莹剔透，微风吹在身上十分舒适，一想到每次碾完米母亲会煮餐白米饭吃，心里是多么愉悦和满足。

福婶家有个专门碾米的屋，有推子、筛子、斗臼……一应俱全。母亲自是一番感叹，悄悄对我说：“什么时候自家能添置这套工具就方便了。”

五十斤谷很快就碾好了，福婶送我们到路口，对母亲说：“星明近来老肚子痛，医生也看不出名堂，人也越来越瘦。如今大儿子成家了另过，小儿子长得过于矮小，怎么就一点不像他爸爸，也不像我。自己那副样子，讨个堂客当然丑，三天两头地吵，就是看着两个孙女可怜。”

母亲说：“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各家有各家的难处，只能耐烦过。你有什么要做的衣服或鞋子只管拿来我帮你做。”临分手时，福婶大声说：“要办米只管来，不要不好意思，几十百把斤谷要么里紧！”

这一句从福婶嘴里说出的话让母亲如沐春风，温暖了母亲的心。

后来我们每次去碾米，她总是像迎来了稀客，一阵忙乎：把碾米的屋子拾掇得干干净净，把平时堆积的多余东西全部搬开，豆子芝麻茶递到手上。她的真心使母亲有着不尽的感念，幸好有她，让母亲减少了许多尴尬。

后来母亲逃到湖北，中间回过老家，带着有限的礼物去看福婶。母亲记着她的情。

福婶告诉母亲：“星明死了。做了二十几年的民办老师，死的第二年就能转成公办老师，可是他没那福气，才五十出头就死了。老二的堂客因一件小事夫妻吵架，喝农药自杀了。一年死了两个人，我差点撑不住了，但为了两个孙女不能死呀！”

后来母亲落叶归根回了老家，仍住在庵子里，常去福婶家走动。每次去从不空手，多多少少要带点吃的给福婶。一日母亲午睡起来，看到福婶坐在阶檐上靠墙在打瞌睡，母亲边扶她起来边说：“怎么不进屋，来了多久了？”

福婶说：“没来多久。你每次来我家，回回带东西给我；我想来看你，两手空空，没脸进屋。”

母亲说：“莫乱讲，我带给你的东西是我家里有的，你没有就不要带，空手来坐坐，说说话就蛮好。今天不准走，到我这儿吃了午饭再回去。”

又有了蛮多天不见福婶了，母亲拿了六个鸡蛋和二斤面条去看她，谁想到她正生病卧床。也说不清什么病，反正越来越严重。还好，大媳妇每餐会送点饭给她吃。走时母亲问她想吃点什么，福婶说：“想吃米酒。”

母亲回去就做米酒。过了几天送了去，甜甜的米酒用开水冲泡，福婶一连喝了三饭碗，脸上露出了久违的笑模样。

福婶的病没有半点好转。一次母亲去看她，她说想吃霉豆腐。

次日母亲便带了霉豆腐去看她。给她喂着米饭和霉豆腐，福婶对母亲说：“这霉豆腐好吃。”母亲见她那般享受的样子，说：“你喜欢吃，我过几天全部拿来给你。”

福婶的病越来越严重，整个人没了精气神，像灶膛的余焰不再耀眼火爆，只剩下平和温顺，安静地躺在床上。母亲每次看望回来，内心都会泛起缕缕无以名状的伤感。

福婶一共只病了三个多月就撒手人寰了。这些日子，老二从没出现过，直到母亲走了，他才从哪里钻了出来。

哥哥弟弟去给福婶叩头，灵堂正放着《夫妻双双把家还》的歌，这句歌词高亢嘹亮地萦绕在屋梁上。哥哥有些光火，看到福婶的二儿子时没有忍住，说：“这歌大不必放，你母亲尸骨未寒，你还有心听这歌。你妈妈生病时，好难得见你一面，那时你能多陪陪她比放这歌好得多。你妈还不到七十岁啊！”

后来听说办这个丧事杀了两头猪。哥哥心里不是滋味没去吃饭，和母亲谈起这事很是气愤。福婶活着时两个儿子都不怎么管她，生病时饿一餐饱一餐，不要说吃营养。死了就大操大办，好不风光，这种风光跟福婶毫无关系了。活着的时候怎么不对福婶好点。

从此以后，母亲的生命中少了一个知心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