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87年夏天，公司派我带一个断腿女孩去北京装假肢。

这女孩是个十八岁的农村姑娘，不幸遭遇车祸，右腿被轧断。车主是我所在汽车公司的司机，负事故主要责任。公司做了赔付，此外还要负责给姑娘安装假肢。

她的右腿从膝盖以下截肢，假肢就像一个木头做的喇叭套在残腿上，用几根皮带连着挂在脖子上。木头假肢很重，多走点路假肢边缘就会把大腿皮肉磨破，很是痛苦。这之前已经去北京调试更换过三次。这回是听说有玻璃钢材质的假肢，更为轻便，便要求汽车公司派人陪同去换玻璃钢的。

这是个麻烦的任务。姑娘走路、上上下下都很艰难，陪同者要很有耐心。北京是大城市，人生地不熟。到北京后若需要订制假肢，至少得待上十几二十天，家里有小孩要照管的就走不开。单位的人都不肯去，于是领导做我的思想工作，希望我去。我对领导说：“我一个人带不了，北京我一点也不熟悉。”领导说：“你有什么要求只管说，要人手的话也可以。”

我便提出让我丈夫和我一起去，“……他在北京学习过一年，地方比我熟些。我还要从北京去南京，看我在南京读书的女儿，车票也要报销。”

领导都答应了。

要出发那日，女孩由哥哥送来公司。我和丈夫带了一个草绿色行李包和一个军用水壶，三人小组坐单位的长途班车先到省城，再由省城去北京。

女孩穿着假肢，一条腿直直的不能弯，走路奇慢，要有足够的耐心陪着她。上车时必须一个人先上去，在车上拉住她的手，一个人在下面推，这样她才上得来。

到座位旁边，女孩弯下腰，慢慢地抽出膝盖上的木栓，咯噔一声，声音还有些大。木栓抽出后她的膝盖可以弯曲落座，但也因那声音惹来好多双眼球投向她。有人用同情的目光望向我，问：“你的女儿？”女孩很懂事，遇到这样的问题总是抢先回答：“不是，是同事。”

儿子其时正在北京念书，学校在苹果园附近。从省城坐火车到了北京，我们便搭乘公交车，住进了苹果园一家旅馆，从那儿到装假肢的工厂也不算太远。安顿好女孩后，我们便去找儿子，当儿子的同学告诉他你父母来了，他不敢相信，看着我们愣住了，说：“你们怎么来了？”

告诉儿子我们是来出差的，领着他朝旅馆走去，一路把事情原委说与他。儿子说：“明天我请假陪你们去假肢厂。”我说：“不用，我们能行。”

晩上在儿子食堂吃了饭，食堂的饭菜不好吃，唯有一道洋葱炒肉好吃点。女孩的饭是每餐带回旅馆给她吃的。

第二天便去了假肢厂。到了办公室，我们拿出介绍信，便有人带我们去车间。走到车间，那人把我们交给了一个姓王的车间负责人。我朝四周一看，吓得心里发颤，车间四周挂满了假手假脚，长长短短，大大小小，由于太逼真，真的好瘆人。

原先我还以为装假肢的地方是个医院，医生们个个穿着白大褂。我完全错了，假肢厂是个生产各种假肢的工厂。

一个工人仔细量过女孩大腿的尺寸，又取下假肢让女孩试穿，试来试去没有一个合适的。那人说只能定做了。我问这要等多长时间，回答说，制作连同试穿、锻炼大概需要二十来天。

我们便安心住了下来，留下旅馆电话给工厂，说做好了就通知我们。

二

后来我们没去儿子的学校吃饭，在旅馆附近的食堂买饭吃。挨近食堂有一溜简陋的平房，我买饭都要经过，发现这里住满了人，全是断脚断手，等着装假肢的。顶头那间屋子住着一对父子，经常坐在门口，我经过时他们总是对我报以友好的微笑。

这对父子，父亲双手从胳膊肘以下没了，儿子双腿膝盖以下没了。没有手的父亲与没有腿的儿子，那情形看上去真有说不出的凄惨。他们友善的笑容，我看在眼里，心中感到既亲切又苦涩。

后来我便会走近他们门口和他们说说话。得知父子俩姓王，都是开滦煤矿的工人，在矿下遭遇瓦斯爆炸，各捡了一条命，但就变成这样了。

他们没人照顾，房间里乱七八糟，身上穿得邋里邋遢，两人都胡子拉碴。我走过去和他们打招呼讲话，他们不知有多开心的样子。

一日我去买饭，看见了他们买饭的艰辛——有手的儿子骑在有脚的父亲肩上去食堂，远远看去就像一尊黑塔。遇到时他们对我笑，招呼说：“买好了？”我的喉咙像堵了棉花，只点了点头。

从那天起，我每餐都提早去，走进他们屋里，不由分说拿起盛饭菜的东西，问清买什么、买多少，然后去帮他们买饭菜。他们无法从我手里夺走东西，一个能走没有手，一个有手没有脚，奈何我不得。

吃饭时老王的饭要由儿子喂，父子俩推来让去，都要对方先吃。看到这一幕我好感动。

有时我打好热水，要小王帮父亲仔细洗干净脸，又要小王自己洗干净，拿出我丈夫的刮胡刀让他们刮胡子。刮了胡子的父子俩真是焕然一新，其实他们长相蛮好，头发厚而黑，浓眉大眼，牙齿整齐。老王告诉我，儿子才二十六岁，还没结婚。他自己五十四岁，家里有妻子和七十多岁的老母。妻子要做农活，不能来照顾他们。我还帮他们洗过衣服，整理过房间。他们看着我，两个大男人热泪盈眶。

人世不易，就有这么苦的人。

三

十九天后，女孩的假肢装好了。陪女孩在假肢厂空地试走了三天，她适应后，我们便带她一起出去游玩，去了长城、动物园和天坛。儿子和大女儿的男友——其时他在北京读研究生——陪同我们，两个年轻人都很善良，走两步便停下来等女孩。女孩说好几拨人带她来北京，没有一个像我们这样还带她出门玩的。

一日我和丈夫带女孩去逛王府井，下午四点多准备回旅馆，在上公交车时，丈夫先上去拉女孩，我在下方推，女孩上了车，而我还没来得及上去车门就关上，车开走了。

望着远去的车子，我一筹莫展。我身上只斜挎了个水壶，其他东西都在丈夫身上。摸摸口袋一分钱都没有。

下一辆公交车来了，我麻着胆子挤上去。站稳后，售票员到每个人跟前收票钱。到苹果园是两毛钱，可是我没有。我跟她说了事情原委，百般向她解释。但怎么也不行，没钱就不让坐车。我拿起军用水壶，说我把水壶押在你这里，眀天我会在苹果园车站等着，把车钱给你。

她仍是不肯，用浓重的卷舌音蔑视地说：“身上没有一个子儿还想坐车！没钱还好意思上车，谁知道你是不是骗子！”——直到现在，那位女售票员响亮的儿化音还清晰地留在记忆中。

我说：“你看我也不像骗子吧，骗子不会只骗两毛钱，何况我愿意把水壶压在你这里。”

车上的旅客如企鹅般抬头看向我，我无地自容，犹如当场被捉住的窃贼。想想为了两毛钱搞得自己如此狼狈，只怪自己做事不老练，身上不放一点钱。懊恼和悔恨交织着，都快哭了，车到了下一个站点，赶紧下了车。

我决心走回旅馆。这趟公交车是到苹果园的，坐过好几趟了，顺着这条公交线走到苹果园站，我就认识回旅馆的路了。

走啊走啊，看看天一点点暗下来，路上的霓虹灯开始闪烁，下班的人络绎不绝。我像一个流浪者在人行道上急急地走着，也不知走了多少站。又想着丈夫和那女孩此刻也一定在着急，便有渴望、焦躁和恐惧交织在心里。

过一个十字路口时，看见前边一中年男子正停在人行道上，展开一张北京地图看。他衣着整洁，戴眼镜，凭我的直觉，他是个有知识的人，从外地来北京出差的。我走过去，轻轻叫了声“同志”，请他帮我看看从这里到苹果园有几站。

他看后告诉我有五站。我自言自语道：“还要走五站。”他说前面就有公交车站点。我便把今天的遭遇详细讲给他听，最后，鼓足勇气问：“可不可以借给我两毛钱去乘公交车？”

他二话没说就从口袋里掏出五毛钱递给我。我接在手里，霎时觉得自己成了个乞讨者。我说请你把住址告诉我，我有小孩在这里上大学，我要把钱还给你。

他和气地说：“几毛钱无所谓，快去乘车吧，免得家人着急。”我再三谢过他，手里死死抓着五毛钱，大步朝公交站牌走去，等去苹果园的车。

上了公交车，五毛钱仍捏在手里，放口袋怕扒手扒了，又怕无缘无故掉了。

可能因为下班时分，车上挤满了人，人头攒动，售票员始终没挤过来让我买票。五站以后，我没花一分钱便到了苹果园。但是，如果没有那五毛钱壮胆，我是怎么也没勇气上那公交车的。

公交车在苹果园站点一停下，我从车上跳下来。那里其实是个十字路口，亢奋的心让我想都没想，不管三七二十一就朝其中一条路奔去。这时我听到那女孩的声音，她在叫：“杨阿姨，我们在这里！你走错了！”

我如梦初醒，循着声音望去，丈夫和女孩正在另一条路的路口等着我，他们已经等了两个多小时了。

此刻我才觉得害怕了，要是我朝那条路奔去，不知会走到哪里。

一路上我给他们讲着我的经历。女孩说：“杨阿姨，你是遇到了好人，要是你走要走到好晚才能到旅馆。”我说：“要是我今晚没回来，你们打算怎么办？”丈夫说要儿子去登寻人启事。

我拿出那五毛钱给他们看。那钱被我捏得湿乎乎的。

四

一切都搞好了，连去南京的车票都买好了，我迟迟没有勇气把这消息告诉河南父子俩。他们对我是那么信任和依赖，我几乎成了他们的精神支柱。每天去买饭，那位儿子早早就坐在门口，远远地看见我，会惊喜地喊着父亲：“爸，大姨来了。”好像看到了亲人似的。

临走的头天下午我去告诉他们：“明天我要走了，车票都买好了。”我将丈夫的刮胡刀和我的一块小镜子留给了他们。只见平时那么爱笑的父子俩一脸的悲伤，小王说：“大姨你真好，我一生一世都记得你。”而老王在那里老泪纵横，害得我也哭起来了。

父子俩问了我们第二天离开的时间。次日便见儿子骑在父亲肩上，来送别我们。他们一直送我们到公交车旁，那种离别的场景永世难忘。

人世间的缘分就是那一刻相遇，然后又永远告别。我热泪盈眶写下这些，因为几十年后我依然想念这对悲苦憨厚的父子。

火车到了南京，还没下车，就见女儿在站台向我们招手，旅行进入下一个段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