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班是奥林格中学一九五届毕业班，几年后因区域重划，校名不复存在。虽然二年在他们的毕业纪念册里像个预言和笑话，谁也不相信那么遥远的一年会成为现实。想当年他们才十七八岁，二年遥不可及。现在它到了，他们班的二年聚会定在西阿尔顿的菲奥拉万蒂酒店的多功能厅里，离庄严的市医院几里远，他们大多数人当初就出生在该院，有个同学现在躺在那里，病入膏肓。

戴维·科恩和他的第二任妻子安德烈娅结婚很久了，久到成了他们五年一度的同学聚会上的常客。他们一起去看望生病的同学玛米·考夫曼，她在医院里躺了六周，骨头里全是癌细胞，无法行走。她一个人住，房子是四十年前和早已离家出走的丈夫一起买下的，她靠着自己当二年级老师的微薄薪水在这所房子里养大了三个孩子。她的各级学生送的祝愿康复卡和各类工艺品摆满了病房的窗台和四周，玛米还是一如从前，兴高采烈、热情洋溢，虽然她无法抬起身子坐起来。

“你们来看我，真是太有心了，”她对这对夫妇说，“出了这种事，我自己也很难受。我猜你们肯定会说，我得到的关爱不够。”她描述自己当时从床上掉下来，觉得髋关节噼啪一声折断了，觉得自己像个破布娃娃被扔到了角落。伸手去够电话，碰巧电话在地上，她的拐杖也在地上。她用拐杖有一段时间了，因为她自认为有风湿性关节炎。刚开始她想给女儿多萝西打电话，她与她相隔两个镇子。“我真是很生自己的气，因为我想不起多特[多特：多萝西的昵称。]的电话，虽然我每隔一天就要打一次。于是我对自己说：‘玛米，现在是凌晨两点半，你需要的不是多特的声音，你需要的是九一一，你需要的是救护车。’他们十分钟之内就到了，好得不能再好。后来我才知道，其中有个救护人员二十年前还是我二年级的学生。”

安德烈娅笑着说：“那太棒了。”在这间装饰过头的病房里，安德烈娅看起来年轻、有活力，容光焕发，亲切和善。戴维很为她骄傲，她不是宾夕法尼亚州人，是戴维从另一个州迎娶来的。

玛米试着跟他们说她的痛苦。“有时候我对上帝有点不耐烦，可我又会很惭愧，上帝给你的痛苦不会超过你承受它的勇气。”

戴维发现，在有神论的宾夕法尼亚州，人们形成了一套处世哲学。而他现在住的地方，盛行的无神论让人们默默忍受痛苦，不以苦乐为意，退化成动物。他们越聪颖睿智，临终前越无话可说。

玛米接着说：“我一直在重读雪莉·麦克莱恩[雪莉·麦克莱恩：雪莉·麦克莱恩（1934—），美国演员和作家。]的书，她说生命像一本书，你要做的是搞清楚自己在哪一章。如果这是我的最后一章，我就得按最后一章的读法去读，可是，你们知道，我躺在这里有大把时间思考……”她宽大而和蔼的脸白得像张纸，蓝眼睛里有丝犹豫，原本水汪汪的，现在却变得干涩，“我想不是这样的。”她勇敢地说完。哪怕平躺在床上，她也是个老师，比她的听众懂得多，一辈子习惯了传道解惑。“我不怕死，”她对为聚会精心装扮过的到访夫妇说，“但我心中常想的是……是……”

是啊，是什么呢？戴维想着，急于听到答案，尽管他意识到时间在滴答滴答溜走。他现在很少来这片区域，他有时会在新路上搞不清方向，哪怕才走出一里地远。聚会可不等人。

“我会没事的。”玛米得出结论。她也觉得自己有点虎头蛇尾，她甚至有点失望，恼怒地用手在空中画了个圆圈，手上戴着医院肉色的圆环，打点滴的导流管也跟着动了。“我的意思是，当它来临时，我会等着它。就在这儿。你们知道我在说什么吗？”

到访夫妇一起热切地点头。

“只是那个过程，我并不期待。”玛米坦承道。

“是的。”安德烈娅表示同意，灿烂健康地笑了。她穿着灰色羊毛套装，大翻领让她显得比平时要丰满。

戴维想说点什么，但对玛米从幼儿园开始的记忆让他说不出话来：圆脸蛋妈妈牵着圆脸蛋的小女孩到沥青操场上来玩，虽然其他妈妈们早就停止了这种护送陪同；认真好学的学生，知道所有答案，但从不会把答案强加给其他人或老师，亦不会要求别人的注意，可她时刻准备着，一旦聚光灯照在她身上，她便能脱颖而出；她是拉拉队队长、班长，单纯而充满活力的女孩。跟戴维一样，她是家中唯一的孩子，“大萧条”节制生育的后果。跟他一样，她也会一个孩子自娱自乐的方法——画画、看书、收集剪贴簿。在他们班的表演和集体活动上，她总是演顽皮的小妹妹，而戴维呢，不知出于什么缘故，总是头上擦着滑石粉，扮演父亲。现在用不着滑石粉了，他的头发像母亲的一样，早就由灰转白了。

玛米说：“所以我对自己说：‘玛米，你不要埋怨了。你的生活很精彩，有三个出色的儿女，生活也还没有结束。’多特提出接我过去和他们一起生活，但我不愿意那样，我不想这副模样去。杰克虽远在亚利桑那州，也说接我去住。他觉得那里干燥的气候可能对我有益，但是我去那儿能做什么？窗外就是沙漠，开着空调无法开窗。好笑的是——这个你会觉得好笑的，戴维，你总爱讽刺挖苦——我要搬进去的养老院正是我母亲现在住的那家。当然我不会住在她住的房间里，但难道这不可笑吗？我一生中大部分时间离她仅两个街区远，现在我要住到她楼下了。”

毕业纪念册也没有预料到他们的父母会活到二年。“我的天啊——你母亲一定有九十岁了。”戴维说。

“九十多了。谁想得到？她烟抽得那样凶，时不时还来上一杯。”

“她总是对我很好，”他回忆说，“甚至你不在家时，我也可以在你家玩，等我父亲完成课外活动，从学校下班来接我。你母亲和我一起玩拉米牌[拉米牌：一种两个人玩的扑克游戏，玩家需要尽量找出某种组合的牌。]。”

“她总是说：‘戴维以后一定会有出息，远走高飞。’”

记忆中，他看到她母亲在厨房桌前，像人们从飞速驶过的列车上偶然瞥到的独居租客——玻璃烟灰缸里，切斯特菲尔德牌香烟的烟气袅袅，她手里握着一把扇形的牌，另一只手的手肘旁是一杯淡色饮料。她的手肘苍白，深深凹陷下去，一头褐色鬈发和她女儿一样，饱满、健谈的嘴巴，嘴角微微上翘。尽管这个家里的两个女人总是热情欢迎戴维的来访，家具上却透着一层忧郁，藏着一种阴沉。这是一幢半独立屋，一边没有窗户，另一边的窗户却瞪视着窗外不到六英尺远处的邻居。那家的男人是个小矮个，粗鲁而不善言辞的车床工人，傍晚下班回家总是慢吞吞的。念高中时的玛米阳光般快乐幸福地忙碌着——阳光明媚的长厅，有组织的活动，伴随着上下课铃声，年轻的生命潮水般涌进涌出——带有几分逃脱的宽慰。就像戴维在那里教书的父亲一样，玛米把学校宽敞、朴实的环境当成了家。戴维喜欢她，但喜爱之情从没越过界，连最轻微的亲昵动作也没有。

“说到远走高飞了。”戴维说。

“是的，”玛米很快地说，恢复了她的轻快，“你真的要走了。我不能去真是要我的命。我发誓即使坐轮椅我也要去的，可医生们说不能去。祝你们俩玩得开心。戴维，一定要夸夸萨拉·贝思的布置，谢谢她的好心。她费了好大劲才找到那些有我们班感觉的东西。”

萨拉·贝思，早已由害羞瘦削的小女孩变成骨瘦如柴、盛气凌人的老太太，确实很拼命努力，效果也很惊人——光彩夺目的栗色、淡黄色垂彩，每张桌子中间放着与桌子相衬的鲜花，墙上贴满了放大的照片，摄于五十多年前的老照片：梳着马尾辫、穿着短裤的小女生、小男生；然后是十来岁少年们的照片，系带浅帮鞋、百褶裙、灯芯绒衬衫和皮夹克。男孩们油光发亮的大背头、鸭尾发型，公然展露香烟，他们衬衣口袋里鼓起方方的一盒，或耳后别着一支没有过滤嘴的香烟，看上去有点儿吓人。姑娘们也一样，抹得厚厚的唇膏、诱人的几缕金发，有股杀手的味道——也有种迎接新生活的决心。

现在，那种生活基本结束了，多功能厅里人声鼎沸，到处都是愉快的问候和老式玩笑：“天啊，还是那么丑！这是谁，是你的朋友还是你的肚子？”玛米不在，萨拉·贝思成了主要操办人。戴维正在研究墙上的照片，萨拉走过来一把抓住他的胳膊，拖着他转过身，对着一位衣饰漂亮的女人。这个女人纽扣般的黑眼睛和她的头发很相衬，霜白的头发剪得很短，很有品位的样子。

“你知道她是谁吗？”萨拉·贝思问。她语带挑衅，戴维脑子卡壳了。这位神秘的女人光滑饱满的脸庞上，有种猫头鹰般的敏锐，而黑玉般干脆利落的眉毛让她总像在皱眉，哪怕她此刻正满怀希望地笑着，穿越几十年，默默地试着告知戴维她是谁。他想起小学时走路去上学，当时芭芭拉·莫耶和琳达·里肯巴克偷走他的帽子和橡胶衬里的书包，她们机敏地把他的东西放在他够不着的地方，气得他要掉眼泪，赌气跑到另一条路上去；然后女孩们又来追他，把抢走的东西还给他。

现在，再一次，他被姑娘们包围起来。时间似乎变慢了。六十七八岁的丰满女人看上去差不多一个样。他结巴了——老毛病，但早就好了——当他吐出一个姑娘的名字“洛丽塔·霍尔德曼”时，结巴中他发现眼前这位不可能是洛丽塔·霍尔德曼，因为洛丽塔五年前参加过聚会，当时她戴着钢边眼镜，一只镜片蒙着，显然有一只眼睛失明了。而眼前这位女人严厉而明媚的凝视对他而言是种享受，像美味珍馐。萨拉·贝思提供了点线索：“这是她第一次来参加聚会。”他努力在那些受欢迎的女孩当中回想，谁总是不参加聚会，五十年来从不参加聚会而让活动组织者恼火。通过排除法，而非真的认出她来，他总算说出了她的名字：“埃利扎纳！”这个名字和他们小时候学的其他以“埃”这个音开始的名字都不同，像“雪弗兰”中那个神秘的“兰”音一样。这名字说明，在这么保守的乡村里，有位雄心勃勃、任性的母亲希望她的女儿与众不同。

埃利扎纳上前一步，等着他的亲吻。戴维瞄准她的脸颊，虽然从她噘起的嘴看，她打算让他吻她的唇。“你能来这儿真好。”他说，有点茫然。在班上她不是那种惹眼的女孩，虽然她比大部分人保养得要好。身上凫蓝色的丝绸，昂贵却不张扬，正是郊区中产阶级风范；丈夫是她的终级配饰，高个头，态度亲切，南方口音——生意人，退休或即将退休。戴维想象着他俩一起过着收入颇丰的晚年，含饴弄孙、国外旅游、出入健身房，就像伟哥或补铁剂广告上潇洒老去的夫妇们那样，过着忙碌的美国式休闲生活。埃利扎纳有出息，他觉得。她的脸，还有他记得的那种假装羞涩的笑容——快速切换的笑容——说明她自我感觉良好。在这个场合下，已有的社会身份被暂时放到了一边，像男人的夹克叠好放在头上的飞机行李舱内。虽然看到她很开心，但他并没有什么要对她说的，更没有什么对那位古铜肤色、行动慢吞吞的丈夫说。戴维想，在这位丈夫眼里，他们准是群宾州乡下佬。这个男人在一旁尽情地看着，让人颇不自在，戴维急于加入班级老式玩乐中去，便赶紧溜走了。

直到聚会快结束时，他们各自的配偶消失在人群里，埃利扎纳才走到他跟前。这时，非正式的班级小丑装模作样地在唱独角戏，未能参加活动的班长从佛罗里达传来电子邮件问候，萨拉·贝思大声朗读来自玛米的动人消息。麦克风放大了她嗓子眼里的哽咽声。“我们是最好的班级，”玛米写道，“没有毒品，没有帮派，没有校园枪击，我们尊敬师长，对美国怀有信念。”然后轮到弗兰克豪泽双胞胎上台表演软鞋踢踏舞，老年人聚会结束时一般都会来上这一段。现在他们已是弯腰驼背、步履僵硬了。萨拉·贝思有条不紊地感谢委员会所有成员，并提醒说要给菲奥拉万蒂优秀的侍者们一些小费。布彻·福格尔大声宣布如何找到明天的野餐地点，就在舒马赫树林，虽说电视里天气预报员说明天可能会下雨。请来的表演人员，一位女键盘手，还有贝斯手，唱起了毫无疑问很怀旧的老歌，他们却没什么感觉。他们的歌早已是可忽略的古怪东西，藏身于上个世纪四十年代末、五十年代初期，猫王、嘟喔普[嘟喔普：流行于二十世纪四十至六十年代的重唱形式。]和摇滚乐的出现让之前的音乐都过时了——摇摆乐队、低吟浅唱的歌者们、烫鬈发的女歌手，新奇的音乐让人神思恍惚，就着歌声，有人懒散地跳了一支方步舞，宛如梦游。酒店里有个小小的舞池，五年前，一对夫妇斗胆下场表演了他们版本的吉特巴[吉特巴：流行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一种快节奏舞。]，其他人也跟着跳了起来。现在——没人。奥林格高中一九五届已放弃了跳舞。

同学们陆续慢吞吞地散去，步调惊人的统一，朝门口走去，朝今后的命运走去，不论接下来五年内他们的命运会是什么。埃利扎纳走到戴维跟前，一只手搭在他胳膊上，坚定、轻快但却急促，仿佛在自言自语：“戴维，”她发出一连串低语，“有件事好多年来我一直想跟你说。你对我而言非常重要。你是第一个陪我走回家的男孩——也是第一个吻我的男孩。”她的眼睛因多功能厅昏暗的灯光而睁大，放大的瞳孔让淡褐色几乎消耗殆尽。她的眼睛在搜寻他的眼睛，眼睑和浓密的眼睫毛全抬了起来，她的眉毛也舒展开来，不再皱着。而她的脸，离他那么近，缩小了，似乎来自远方。她可能喝了一两杯酒，多功能厅门外就是菲奥拉万蒂的酒吧——但她非常清醒，他也是。在聚会人群礼貌的寒暄告别声中，他们记忆中自己年轻时的样子，那真实、笨拙、早已消逝的样子令他们惊异。

“我记得那次散步。”他说。但他真的记得吗？

埃利扎纳笑了，笑得有点粗俗——郊区摩登女性心照不宣的笑声。“我必须告诉你，它是我在很多——不管什么方面的第一步，比如说，接吻。”纯洁无瑕的一代人长大进入性解放时代，急着迎头赶上。

戴维尽量不去想她已变成这个成熟、爱挖苦人的女人。早已遗忘的那次散步回到他心里。那次羞涩、悠闲的漫步，薄暮中穿过奥林格，紧挨着站在她父母家门前，说着话，然后他突然俯身一吻，她同样笨拙却热情地回吻。他爱过她一段时间。什么时候？为什么那么短？他们是不是踢着落叶，穿过小镇，沿着阿尔顿收费站，还有闪闪发光的电车铁轨，走进两旁是砖砌房屋的笔直街道，接着走到埃尔姆戴尔。街道在那儿弯曲起来，房屋独自立在草坪上，草坪里没有一丝杂草，半木结构、板岩屋顶的房屋价格不菲。他们朝埃利扎纳家走去？那是春天吗？嫩黄新绿突然绽放？抑或是夏天，小虫子阵阵袭来，女孩们穿着短裤？又或是冬天，脸颊冻得刺痛？他突然想到，她会心地笑，说明她后来很快就吻了别人。她又说了几句话，他没听清，聚会人群散去时道别声太吵，也可能是他耳背越来越严重的缘故。她好像是在说“你要的就是”——他觉得，这是对男人性能力的拙劣而常见的嘲笑，令人可悲。回想当年，男性性欲强烈，却无法堂而皇之地公开，男孩们大多独自解决。但是这种嘲笑透露出她的真实年龄，让他俩回到现实中来。

“你当时真……”他喘了口气，搜索着合适的词句，“水灵。”这个他的确记得，虽然大多数他早已遗忘——她的水灵，毛茸茸的肌肤上宁静而湿润的气息，她紧挨着他的感觉。“我很高兴，”他加上一句，回到干巴巴的成人模式中来，“我开了个好头。”

她双眼蒙眬地看了他一眼，马上望向别处，在散去的人群中寻找丈夫。她意识到戴维无法表达当时该表达的东西，于是隔着大衣衣袖捏了捏他的手臂，移开了她的手。再见，五十多年的时光。“我只是想让你知道。”她说。

等等，他想，但却相当空洞地说：“谢谢你，埃利扎纳。这是一个很美好的回忆。嘿，你看起来棒极了。跟我们大家不一样。”

那天晚上，躺在阿尔顿·马里奥特自家的床上，聚会的兴奋让他在安德烈娅身边翻来覆去无法入睡。接下来好几天，他努力想重温那次结束于一个吻中的漫步。埃利扎纳家的房子，和她家所在社区的房子，比他家的房子要贵得多，他有点望而却步。她不属于他。没多久他交上第一个真正的女朋友，女友比他低一级，在停着的车内，她让他握着她的乳房，褪去部分衣物，滑溜得像条鱼。那时他们多大，他和埃利扎纳？十六岁，也许十五岁。那次散步回家是在橄榄球赛或学校舞会结束之后吗？他并不是那种十分活跃的人，在他十四岁那年搬到乡下后，更不能随心所欲地在奥林格四处游逛，虽说他仍在奥林格高中读书，跟着父亲坐车来回。

他记得她在行军乐队里的样子，记得她穿着制服的样子，黑头发扎成一束，从帽子里露出来，她的身体裹在镶着金线的栗色裤子和夹克里，有点令人兴奋。挥舞着短棍的姑娘们穿着高高的白色靴子，百褶超短裙，身后是一群男男女女，埃利扎纳就在那个方阵里。她演奏的是什么乐器？他觉得是单簧管，但可能是她的头发颜色让他这样以为的；她不像班上其他黑发女孩，她们挑染了几缕褐色头发，而她一头纯黑秀发，眼睫毛、眉毛全是黑色的，相形之下，她的脸白如凝脂，上唇上方的绒毛好像两撇污痕。

想起黑绒毛从上向下看时最明显，他又想起另一件事，想起与她共舞、紧紧搂着她跳曳步舞时，她的手腕花、无带塔夫绸紧身胸衣、塔夫绸后背及褶皱处。他身穿租来的男式夏季礼服，不断冒汗，他的脚、礼服下的胳肢窝、肩胛骨全浸在汗水里了。同时，头顶上垂下来的彩带、镜面球投射出的反光光滑地掠过地面和乐队，在乐队长号的喑哑低吟声中，《星尘》和《晚安，艾琳》的演奏结束了。他觉得自己的脸和埃利扎纳的脸颊贴在了一起，然而，当音乐停下时，他还不想放手；他气喘吁吁，她令他神魂颠倒，她小小的端庄的脸，唇上的绒毛，清纯坦露的胸部，无带胸衣的白边勾勒出她柔和的胸部轮廓。

他们经常像那样跳舞吗？为什么没有更多关于跳舞的回忆？打他记事起，异性就向他这边派出可怕的侦探——母亲们、祖母们，还有老师们，上学路上偷他帽子的芭芭拉和琳达，班上想跟他对家庭作业的乖乖女玛米、萨拉·贝思之流。后来女人们可爱妩媚的一面露了出来，他一生都生活在女性神秘魅力之中，然而他还是觉得略有压力。埃利扎纳曾对他笨拙的殷勤说过些什么，有没有对他可能要做的事情假装惊奇，他是一个字也不记得了。

聚会后好些天，他脑子里还是无法释怀那次漫步：她让他想起他们曾有过的漫步。在老年人变形的镜头下，它像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个行为突显出来。奥林格的地理位置已深深印在他脑海里，织进他踩自行车、拖雪橇的肌肉里。他的父母周日下午会出去散步，而他跟在他们后面走着，直到走不动为止。一条路朝左转，沿着篱笆往下拐进一条小巷，再走上规则整齐的小区内新街，然后穿过大干道、阿尔顿收费站，以及它闪闪发光的电车铁轨。小镇在收费站以南的部分更老，戴维家就住在这片不规则的小区内，这里各种建筑混杂，还有一块块空地，有些地上种着玉米。他更喜欢小镇收费站北部的坚固房屋；在二十年代，有着柱子撑起来的四方形前廊和斜草坪的典型的半独立屋建了起来，一条街连着一条街。像玛米这样的朋友就住在这种舒适的小区内，这里的杂货店、玩具店或冰激凌店隐藏在房屋前厅中。他爱这些房屋的紧致，爱它们的整齐划一，它们似乎象征着秩序、共同的目标，这些东西在他自己杂乱的小区里并不具备。

出了这片区域，便是曾被用作轻驾马车比赛场地的六十亩土地，“二战”前的那些年，开发商们在这里建造了大量漂亮的石灰岩和红砖独立屋，街道蜿蜒直通谢尔山边。戴维与埃利扎纳的漫步一定是从高中学校或它的操场开始，沿着收费站，穿过那片半独立屋。那些半独立屋的落地窗上挂着季节性装饰——万圣节纸做的橙黄南瓜、黑蝙蝠，圣诞节的金银丝箔，复活节的篮子——宣告着这里的居民对基督教节日的忠诚。街道两旁的树也有变化，从他住的老区的马栗树到笔直街道上密集成排的挪威枫树，再到弯曲街道上的凋萎柔软的榆树和树皮斑驳的悬铃木。在埃利扎纳住的弯曲区域，这些树长得更高、种得更分散，有更多的空间，光线更加明亮，仿佛你正在升到山顶；你的确是在登山，一座缓缓而上的金钱之山、高傲特权之山。然而她还是让他吻了她，在她家厚厚的前门处，门上还装有两个音乐悦耳的门铃。五十多年了，她还记得那个吻，说起它来就像在说她通往性爱仙境的门票。

如果玛米是对的，如果我们能永生的话，戴维想，他想不出比跟埃利扎纳一次又一次散步来消磨永恒更好的方法了，直到他们说的话、他们如何触摸、他敢不敢把她的手握在手中、甚至她前额上垂下的丝丝黑发全都逼真清晰得如刻在大理石上的字母为止。有时间的话，他要问她所有这些问题，他太迟钝，在五十周年聚会上忘了问。那是她第一任丈夫，还是历任丈夫中最近的一位？在她自己选择的郊区生活里，她可有外遇？乐队乘车从橄榄球比赛场回去时的路上，可像他听说的那样，在车内有许多亲吻拥抱？在那辆车上，她是否继续她的接吻，伴随接吻而来的是摸索，伴随摸索而来的可是心潮澎湃与呼吸急促？在她读初中、高中时，她曾做过谁的女友？他模糊地记得她曾与伦尼·莱舍，一位一英里赛跑能跑进五分钟内的田径明星交往过，那人满脸粉刺疤痕，坑坑洼洼，用“飞达力”牌发乳固定发型。她怎么能那样背叛自己？又怎么能跟那些毫无个性的乐队成员厮混呢？为什么他俩，戴维和她漫步过奥林格，进入更为光明的区域后却黯然分手了呢？也许因为是夜晚，在舞会或篮球赛后，她苍白的脸连同浓密的眉毛还有快速的微笑变得蒙眬了？

埃利扎纳，他想问她，我们曾经是孩子，而现在却垂垂老矣，与死亡毗邻而居，这种暴行到底意味着什么呢？他曾经也只有孙子们现在这么大。他活了这么多年，逐渐明白对于一个男人而言，除了女人之外，死亡别无解药；然而，他现在想问埃利扎纳，那女人的死亡解药又从哪里来呢，是她万能的护肤品吗？那对她管用吗？

一连好多天，他无法放手让她的残留影像溜走，但是时间到时，他会的，他知道。他不可能写信给她或打电话给她，即使玛米或萨拉·贝思把她的地址和电话号码给他，因为使君有妇，罗敷有夫，因为多年来的现实和诸多限制。显然，在那个时候，他们面对种种制约。除了他今后或能成功，他无法承诺她什么，而就连那也是含糊而遥不可及的。他强烈想问的问题只会得到老一套的回答。他们只是情窦初开而已，像绝大多数人一样，他们的恋情无疾而终。

“好了，我们到了。”她宣布道。街灯刚刚亮起来。

“真快！”他大叫道，“你的家真漂——漂——漂亮。”

“妈妈一直不喜欢这个厨房。她说太暗了，那些深色的橱柜。她想让我们搬到西阿尔顿去。”

“噢，别！别搬走，埃利扎纳。”

“我不想搬的，老天知道，可妈妈觉得西阿尔顿的学校更好些，学生也更好。”

“我妈——妈妈让我们全家搬到这乡下来的，我讨厌这里。”

“你不可能永远待在奥林格，戴维。”

“为什么不行？有些人就这样。”

“你不会那样的。”

她严肃的目光粘住他的目光，眉毛皱起来，皱了一点而已。他猜她会转过身，经过这扇厚厚的门，回家去，可她没有。他解释道：“我该回学校了，我可——可怜的爸爸可能在找我了。一定已经过了五点。”每天天黑得越来越早，已是十月份了，悬铃木的树叶正慢慢变黄，黄色慢慢向叶边蔓延。

“跟我说实话，”她飞快地说，仿佛在自言自语，“我是不是话太多？刚才，走路的时候。”

“不，你没有。根本就没有。”

“当我跟一个人在一起很放松时，我就这样。我会说个不停。我说得太多。”

“你没有。你像是在对我唱歌。”

她的脸离他并不太近，也没有转动或再移远点，但显得很近。他小心地冲她俯下脸，微微侧着头，吻了她。埃利扎纳的唇舒服、温暖地接受着；她从下方轻轻贴在这个吻上，寻找着里面的什么东西。戴维感到一股泉流逆着日常生活之流而来，他的呼吸开始急促起来。他中断了亲吻，后退开来。他们彼此凝视对方，街灯下，在半黄的悬铃木大树叶不安宁的、昏暗的阴影中，她的黑眼睛明亮动人。然后他又吻了她，进入那温暖静止不动的尖端，绕着它，宇宙在旋转，天上的星星还不明显，天空在街灯之上，仍然是蓝天。这次是她先后退的。汽车驶过，乘客车窗后一张凝视的脸，也许是某个熟人——一个探子、一个喜欢传播流言蜚语的人。“我还有很多话，”她咯咯笑着，说明她是在拿自己寻开心，“想说。”

“以后有的是机会。”他气喘吁吁地保证，脸颊发烫，仿佛刚上完体育课。他担心父亲在等他，焦急到胃有点绞痛。去年夏天他在泽西海滩度周末时，一个浪头把冲浪的他太早打落，浪头正准备把他扔出去时，他掉落到沙地上，那时，也这般痛过。“我想听，”他对埃利扎纳说，“我们有的是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