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丁·费尔柴尔德为何要为它烦恼？他是受过教育的人，在漫长的一生中，他阅读过多种宇宙理论。爱德文·哈勃对星系普遍红移的发现，以及随之而来的宇宙膨胀的发现在他出生前早已存在；到他青年时代，宇宙大爆炸理论，以及获得认可的基督教创造论的弦外之音——“要有光”——与宣称宇宙于虚无中自身每次形成一个氢原子这种更具佛教意味的稳恒态理论相比，占了上风。最近几十年，天文学像金融界一样，十亿取代了百万，成为度量单位：十亿个星系，每个星系中有十亿颗恒星。功能越来越强大的望远镜，包括悬挂于太空中，以哈勃命名的望远镜，发现了一群模糊的椭圆，每一个都代表一个银河系。这些发现让那些尽量真心想理解时空距离，想理解巨量无生命物体在整个骚动着虚粒子的并非无限的真空中不断累积、爆炸和消失的人茫然不知所以，让费尔柴尔德燃起最后一轮难以企及的希望：待伟大的天空之谜最终揭晓时，将证明人类以自我为中心是正确的，并将揭示隐藏于宇宙排列之后的妥帖安排。

但是事实上，由两支彼此独立的研究团队所发现的事实似乎是：没有任何迹象显示星际空间里最遥远的星系在逃离我们时速度有所减缓，相反却可观测到它们在加速，以致可以大胆预测，万物将最终消失于绝对冰冷的黑暗之中。我们正沿着一场无意义的爆炸驶向蛮荒。只有看不见的有害的反重力、所谓的黑暗力量可以解释它。为什么费尔柴尔德要把这当成自己的事情？宇宙活得比他要长，彼此寿命相差悬殊——这绝对错不了。但是，不知何故，他相信永生，相信永生的存在，哪怕自己并未有幸身列其中。宇宙的加速膨胀为这个密闭的茫茫空间增添了一丝不光彩的意味。古老的猜想——上帝、天堂、其中的道德法制——现在彻底没了依存的基础。一切都将消融。费尔柴尔德并非神秘主义的鼓吹者，可是一想到宇宙脉冲、大爆炸与大塌缩的交替，每次都会将万物重新抛入无法想象的小熔炉，一个崭新开始的亚微观起点，他心中总暗感宽慰。现在这种宽慰没了，他飘入不随时间改变的稳恒状态——一种他身边人难以觉察的、与亲人日渐疏离的极度沮丧之中。

费尔柴尔德至今还不相信自己老了。从镜中他可以看到成倍增加的灰发、加深的皱纹，用力后仍然短促的呼吸，在椅子上或车里坐久后僵硬麻木的四肢，但这些现象尚未侵蚀到他的内心，仍有一段安全距离。他觉得自己内心最深处不会受其影响。

他每天吃苦耐劳地工作，随着公司职位的升迁，自己日益德高望重。他积蓄了一笔丰厚的储备金，可以每半年偕妻子出国旅行一次。欧洲的旅游景点逐渐游完了——英格兰、法国、意大利、希腊、斯堪的那维亚。妻子尚未去过西班牙，他以前只去过一次，还是仓促的学生之旅，没有留下什么印象。在马德里以及少不了飞去毕尔巴鄂看弗兰克·盖里[弗兰克·盖里：弗兰克·盖里（1929—），当代著名解构主义建筑师。]的钛鲸之后，他们南下来到西班牙南部，几百年来摩尔人在这片土地上种植柠檬，建造复杂精致的清真寺，在院子里围着飞溅的喷泉咏唱情歌。

塞维利亚似乎少了点魅力，也可能是费尔柴尔德夫妇厌倦了着迷的感觉。他们刚从格拉纳达和科尔多瓦过来。那儿每座大教堂和宫殿里都有阴郁的基督教炫耀的痕迹，摩尔人连同他们的优雅、他们的宗教宽容，都被驱逐出去了。在费尔柴尔德看来，阿尔卡萨尔城堡和塞维利亚圣母主教堂都大得没有必要。老犹太区街道狭窄，挤满了嗡嗡叫的小摩托和摇摇晃晃的运货卡车，完全不理会只准行人通行的标志。他们住的酒店就在这条街上。

那天傍晚时分，这对老年夫妇完成了当天参观彼拉多宫的任务之后，从这条离奇而有趣的犹太区小巷中出来，上到一条稍宽的大路上，舒了口气。他们坐在户外喝了杯咖啡，然后往他们住的酒店走去。他的方向感告诉他最直接的路线是沿着繁忙的单行街走，那条街只有一边有条狭窄的人行道。“你觉得？”他警惕的妻子问道，“你有没有想过如果我掉到车流里去了怎么办？”

“你怎么会掉到车流中去？”费尔柴尔德轻蔑地说，“我就在你身后。”

不过，当他们一前一后走着时，嘈杂的车流感觉真的离得很近，费尔柴尔德走在后面。菲亚特、黄蜂小摩托嗖嗖地驶过，扬起无处不在的尘土。他盯着妻子的脚，或正想着自己的脚时，突如其来的压迫感让他失去平衡向下倒。费尔柴尔德对这令人费解之力毫无招架之功，他扭了几下侧身倒地。在倒地的瞬间，他看到离他眼睛几寸远之处，一位黑发年轻人新刮过胡须的脸庞上粗大的毛孔。那人因拼命用力、因经受着某种苦难而脸部扭曲。

费尔柴尔德面朝下倒在了沥青路上，胳膊被身后无情的力量缚住了似的，他预感额头会撞在坚硬的路面上。脑子里刚冒出这想法，前额上快如闪电的一击便告诉他，最坏的已过去，他会活下来。

身后的汽车紧急刹车，他抬头正好看见机动脚踏两用车上有两个男人灵巧地一致倾斜着，向下转入一条侧街，消失无踪了。两人中有个人就是刚刚跟他一起受地心引力的可怕控制的黑发男子。他背上的重量还在，但它小心翼翼地升起，开始用女人的声音对他说起话来，费尔柴尔德发现那无法抵挡的重量原来是妻子的身体。他在粗糙而肮脏的路面上躺了好几秒钟，隐隐觉得那个姿势可不是一般人能享受到的待遇，同时他欣慰地想着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头上遭受的这一击并没有让他失去意识。他是个身体硬朗的美国老头，他想，仿佛他的意识已从他身体中抽离出来，在一旁见证鉴定着这一切。

往回看，他的错乱感一点点明晰起来。等他在几只手的搀扶下站起来时，他明白原来妻子挎在肩上的包被抢走了，拉扯中她被拖向他。当黑发抢劫犯拼命扯着他的战利品，同时保持坐在高速小摩托上不掉下来时，他俩因压力被叠压在一起。费尔柴尔德满意地发现，他遭到重击的脑袋仍然条理分明，运转得很快，可惜还不够快到伸出手，把攻击者拖下来的地步。他非常愿意那样做——把罪犯拖下来跟他一起躺在沥青路面上，用他的拳头捣碎他那张刚刮过的脸。

妻子卡罗尔曾经当过护士，对紧急事件仍然反应迅速。她急切地打量着他的脸，聚拢在她身后的几个西班牙人也盯着他看，脸上不加掩饰地写着惊恐。“我很好。”他对妻子说。他又对西班牙人说：“我很好，没问题。”[“我很好，没问题。”：原文为西班牙语。]

妻子用安抚紧急事件中的伤者的语调柔声说：“亲爱的，别说话，来，脱下你的外套。”

“我的外套？”一件有衬里的驼色风衣，在西班牙的早春里穿着它很暖和，是特为这次旅行新买的。“为什么？”[“为什么？”：原文是西班牙语。]

他纳闷是不是该将谈话翻译成西班牙语让围观的人群也听懂。“为什么？”他大声翻译道。“保持冷静，”她理智地说，仿佛他疯了，“我在帮你，亲爱的。”

费尔柴尔德开始觉得她多管闲事，但在他嚅动嘴唇想要抗议时，他尝到某种暖乎乎且略带咸味的东西。于是，他发现自己在出血，就像在树林中行走的人发现被一群让人痒痒的蠓虫包围了他的头一般，血流到嘴里。他凭着自己以前运动受伤的经验知道，他的右眉骨撞在了沥青路上，现在上面全是血。他恍然大悟：妻子，这位异常讲究实际的护士，担心血会把这件新夹克弄脏。它并不贵，但显然比他的伤口、比这起差点酿成惨案的事件更为贵重。她轻柔地从他肩上脱下外套时，她身后的人群，以及那位急刹车以避免撞到他的出租车司机开始七嘴八舌地建议，最明显的词是“警察”[“警察”：原文是西班牙语。]。“警察，警察。”他们似乎在吟唱。

外套脱下后，卡罗尔从他屁股后的口袋里掏出一方叠好的手帕，递给他，指示他应该紧摁右眉骨。在交通瘫痪的舞台中央，费尔柴尔德站得最高，他用那只自由的手大幅度比画着，如同斗牛士不承认一场场面壮观的杀戮。“警察，”他轻蔑地发出这个词，可惜无法用西班牙语表示“他们能做什么？”，只好用“警察——不！[“警察——不！”：原文是西班牙语。]”来表达。看着众人受惊的脸，这句话他本该说得更快活些。不久前，在佛朗哥统治下，这里还是极权国家。

汽车开始鸣喇叭，出租车司机要上路了。这个司机，身穿羊毛夹克，系着领带，一副刻板而妄自尊大的欧洲人姿态，其实是个小个子、圆圆脸的家伙，由于差点碾着一位美国老头，此刻明显还在哆嗦。费尔柴尔德的手依然高高举起，对司机说：“非常感谢，先生，愿上帝与你同在。[“非常感谢，先生，愿上帝与你同在。”：原文是西班牙语。]”这句话从他少年时代一首帕蒂·佩姬[帕蒂佩姬：帕蒂·佩姬（1927—2013），美国著名女歌手。]的歌里飘进他脑子里。他冲人群大声说道，“再见，朋友！[“再见，朋友！”：原文是西班牙语。]”毫无疑问，这个表达也不充分，但他脑子里想到的道别时说的祝福却是法语“你们真好”。

费尔柴尔德兴奋极了，用手帕捂住流血的眉骨，大步走过古老的街道，妻子——比他年轻，淡蓝色的眼睛——一路小跑跟着他，手里拿着他的夹克，她关心的只是衣服上仅滴了一点血，且干了。“那个狗娘养的，”他说的是那个贼，“里面装了些什么？”他问的是她的包。

“有我的钱包，没多少钱。几张信用卡是大麻烦。回酒店后他们可以帮我销卡。如果前台有过氧化氢，我可以去掉衣服上的血渍。柠檬汁和盐也行。”

“你别再老盯着我的血不放，行不行？你嫁给我时就知道我身体里是有血的。”为什么要生她的气？为什么？仿佛是想道歉，他说，“你总是听说这类事，可我从没想过会发生在我身上，”他自己又更正道，“在我们身上。”他活了这么大一把年纪，她才在教他什么是女性的包容。

卡罗尔解释道：“我一心想着在人行道上走，我猜我忘了要把包换到里面这侧的肩膀上。现在我在想那里面有些什么东西。傻瓜相机，相机里面全是在阿尔罕布拉宫拍的相片。还有我最喜欢的围巾——你再也买不到那么轻的羊毛了。马蒂[马蒂：马丁的昵称。]，我觉得恶心，真的。旅游手册一再警告我们要小心吉卜赛人。你觉得他像个吉卜赛人吗？我根本没看见他。”

“噢，我看见了。有一秒钟他的脸就在我脸旁边。他没戴耳环，脸上表情坚决。我猜他以为你早就会松手的。”

“我简直不敢相信居然有人会想要那个包，”她说，“那么突然，你根本没准备。顺便说，谢谢你垫在我身下，我甚至连膝盖都没磕破。”

“小意思，我亲爱的。真可恶，你最喜爱的围巾丢了。”

“他不知道它对我有多重要。他会把它扔掉的。”

警察已经在酒店等他们了。他们怎么知道的？“出租车司机报告了这起事件，”服务台后的服务生微笑着说，“然后警察打电话到这个区的所有酒店，寻找你们这样长相的一对夫妇。”怎么西班牙仍是如此过分的极权国家？

这名警察相当冷淡、乏味，四十岁开外，无精打采，仿佛当警察的经历已经洗掉了他身上所有的自然气息和吃惊的能力。他不会说英语，也不愿冒险说哪怕一个词，唯恐影响他的尊严。他瞟了一眼费尔柴尔德凝血的眉骨，递给他一份双语表格让他填写。通过前台服务生的翻译，警察表达了想带他走的意思，受害者枉自一再反对：“不，绝不！[“不，绝不！”：原文为西班牙语。]”服务生面带微笑地翻译说，费尔柴尔德太太也获邀一同前往。

在警车的后座上，卡罗尔告诉费尔柴尔德：“你在填表时，服务生告诉我，在另外一起事件中，有个女人被人甩倒在地，摔断了髋关节；还有一起事件，丈夫想插手干预，结果被一刀捅死了，所以我们还算幸运。”

“我俩可真行。”费尔柴尔德开始觉得有些疲劳，眉毛处很痛，这场惊吓导致的兴奋在慢慢退去。他发现，他们被带出了旅游区，进入真实的塞尔维亚之中，普通的住宅区和日常机构，工作和购物场所，生活与死亡之处。他们经过餐饮街，经过银行和百货商店，一切在夜色渐浓时依然忙碌喧嚣，而这个时候，美国城市里的商店可能早就关门了。警察一声不吭地停了车，这地方肯定是医院。这幢建筑有个六层楼高的艺术中心，以及后佛朗哥时期建的现代侧楼。入得里面来，灯光明亮，与美国医院里采用的照明相比，乳白色灯光更加柔和。美国电视剧里那种忙碌的医院在这里是不存在的。大厅里相当安静，目光所及之处大部分桌子后面都空无一人。看来没人会说英语，警察也没有用本土语言向任何人耐心解释费尔柴尔德的案子——他突如其来的危机，他英勇活了下来的事迹。

两个穿制服的女人，一绿一白，可能是修女，她们接待了受害者。费尔柴尔德指着伤口解释道，“两个年轻人，小摩托，呜——呜呜——！我妻子”[“两个年轻人，小摩托，呜——呜呜——！我妻子”：原文为西班牙语。]——不知道再用什么词来描述卡罗尔被拖倒在地的样子，他比画着从自己肩膀上抢夺的动作，然后手臂又做了一个跌倒的动作——“这位女士，一声巨响！我和她一起。[“这位女士，一声巨响！我和她一起。”：原文为西班牙语。]”两个女人同情地点点头，走了，终于带回来一个男人，来到有回声的大厅里。尽管费尔柴尔德正在成为一个女权主义者，但是看到一个男人接手还是相当欣慰。绅士[绅士：原文为西班牙语。]这个词从脑子里冒出来；这个男人是个人物。他矮矮个头，一头金发，四方脸——西哥特人[西哥特人：也称哥德人，是欧洲日耳曼民族的一支。]的金发后裔，嘴上一抹牙刷式的小胡须，还有一种彬彬有礼的幽默感。他是医生，检查了费尔柴尔德流血的眉骨，打手势让他坐到一张铺着床单的高床上。费尔柴尔德喜欢他的手势，坚定且从容不迫，像伊比利亚[伊比利亚：伊比利亚半岛，包括西班牙、葡萄牙、安道尔和英属直布罗陀。]的某种仪式。

病人对西班牙语的理解有所提高，他听懂了医生在问护士要奴佛卡因，而护士上气不接下气地跑回来报告说找不到奴佛卡因。医生优雅地耸耸肩，但是当病人对这个女人如此不称职而向他使眼色时，他的目光拒绝与病人的会合。最后，在远处一通翻箱倒柜后，麻醉药找到了。费尔柴尔德重新躺下来，闭上眼。他感到一张纸面罩覆在他脸上。卡罗尔用关切的护士语调在他耳边描述医生正在做什么：“现在，马蒂，他拿了针，你马上会感到一点刺痛，他在给你伤口周围注射麻药，不要突然摆头。现在他拿着纱布，他会擦干净你的眉毛，别做搞笑的表情，保持面容平静。”

隔着麻木感，费尔柴尔德还是感到针线在拖动，戴着乳胶手套的手指在轻轻摁着眉毛。这位医生、还有警察，还有这整个后法西斯时代的国家多好啊！手术结束后，他掏出装着信用卡和一叠五颜六色的欧元钞票的钱包，但他交钱的表示被医生挥手示意不用了。相反，医生递给他一份签好字的华美文件，算是给他的伤口一个官方身份。一丝礼节性的微笑拧动了牙刷胡须，“一周，”医生努力说了一句英语，“拆线。”

一周后，费尔柴尔德的黑眼圈消了，他也回了美国。他自己的医生，一位年轻人，年纪不会比吉卜赛抢劫犯大，对手术用线居然是丝线大为惊奇。“在我们国家，”他解释说，“你再也看不到丝线了。”为什么这起不幸事件——在异国遇袭受伤——让费尔柴尔德如此开心呢？他想，可能是与人接触这一因素。在他的宇宙加速膨胀理论里，他越来越难享受到与人交往的乐趣。退休后，与旧同事的关系逐渐淡了，虽然当初分别之际，觉得会有许多往来机会。孩子们成人了，分散四处，他能见到的孙儿们对他老掉牙的招待——看白痴儿童电影、去吱嘎刺耳的保龄球馆打球，里面还有股无法消散的上世纪的香烟味——仅表示礼貌的兴趣，而他只能给他们这些。他的老牌友们，过去一张牌桌前总围着八人，现在要聚起起码的五个人也越来越难；以前的高尔夫四人组，如果不是进了坟墓，便是体弱多病，去了佛罗里达，反正四人组烟消云散了。只剩下一个伙伴，以前他跟费尔柴尔德一样老派，不坐高尔夫球车，情愿两人一起走路。一个冬天的清晨，这位朋友英俊的照片，二十年前的旧照，突然出现在《波士顿环球报》的讣告版里。

除了讣告，报纸上适合费尔柴尔德看的东西越来越少——重要的体育赛事，严重的社会议题，国际危机全都离得很遥远。这些议题全跟他没有关系，他成了一座孤岛，甚至照顾他晚年的医生和理财顾问，都越来越难一睹真人，他们全藏身于留言电话和秘书之后，秘书们匆忙的移民者口音，费尔柴尔德很难听懂。如果他突然心脏病发作，或者金融市场突然大崩盘，他只能抓着电话，在下一个有空的服务代表接听电话前，听着维尔瓦第[维尔瓦第：维尔瓦第（1678—1741），意大利神父和巴洛克音乐作曲家。]的涓涓乐声，甚至更无礼的是，听着披头士老歌改编的多愁善感的器乐曲，漫长地等待。

与此相反，那位西班牙医生，他坚定柔滑的手碰触到费尔柴尔德的眉毛；还有那位警察，在坚忍淡泊中带他们来了一次真正的塞维利亚之旅；而黝黑的年轻劫匪，虽然不一定是吉卜赛人，但显然很黑，一头闪亮的黑发梳成刷状，他的脸离费尔柴尔德只有寸步之遥，在保护他的战利品时难看地扭曲着。西班牙的一切都感觉更近。那儿有接触。

费尔柴尔德太太则不然，她过着忙碌的美国式生活，各式委员会、桥牌组、读书俱乐部以及修指甲约会。她已经置身于宇宙消亡之中，但费尔柴尔德觉得自己已至消亡中心。一天，她外出前派给他一项小任务。她耐心地解释，“即使是他”也做得来。去年夏天，她不理会他的意见，坚决要把通往客厅的两扇又高又重的门卸下来。“我讨厌不通风的房间。”任谁也阻挡不了她。“空气！光线！”这倒是会让这个家更流通，（他徒劳地指出）但是也更难保暖。门太重，他抬不动，由两个年轻人把门抬到谷仓里，由于它们几乎不可能哪天再被费尔柴尔德或下一任主人重新装上，所以用防水油布包好，斜靠在墙角。随着他住在房子里的时间逐渐缩短，甚至这所房子也从他身边慢慢飞离。两扇门中有扇门上有个蓝色门把手，罕有的深蓝色玻璃做的，卡罗尔想把它装在别的地方，看起来赏心悦目。他能不能下去一趟，把那个门把手取下来呢？“真的，马蒂，孩子都做得到。”她说。

那天是二月间清澈的一天，有点寒风。谷仓是马车时代的遗留物，有几个马厩和马槽，中央一大块空地逐渐被费尔柴尔德夫妇填满了他们不愿或不想扔的东西。孩子们留下的大量课本，轮胎瘪了的自行车，散了架的玩具，坏掉的每分钟转三十三又三分之一转的唱片。死去的先人寄身于镜框里的文凭中，花园工具，塞满了衣服和书信的发霉箱子，其年代甚至比谷仓本身还要久远。

在一阵可怕的茫然之后，费尔柴尔德想起了挂锁的密码。涂过油的谷仓门吱扭打开了。谷仓里面，借着高高窗户的脏玻璃射进的光，有着弃置教堂应有的宁静。两扇客厅门包着米色油布，斜靠在一面墙上，前面六尺远处摆着一个古董樱桃木转角橱柜。这个橱柜是费尔柴尔德母亲去世时留给他的。

儿时，这个令人难忘的三角橱柜一直都在，费城橱柜里的上等货，是他们家爱面子的隐约证明。在孩子的眼中，它散发出财产权庄严神秘的气息。你买下东西，它们归你所有，你把它们安全地放在架子上，政府颁布法律，执法者令其他人不能染指它们，成年人生活里的这种神圣权利深深地打动了他。他几乎无法忍受与自己的任何东西分离。甚至最旧的衣服也可以被用作清洁抹布，或者干脏活时穿，比如干比这个活更脏的活时穿。

转角橱柜的下部有两扇门；上面，不是连在一起的，压着只有一扇大门、同样大小的柜子，里面九块摇晃的旧玻璃将柜子隔成九层，玻璃门后的架子上摆放着家里不常用的瓷器。当费尔柴尔德还是个孩子，在地毯上玩、画蜡笔画时，坐在餐桌边的大人们夸他的画画得好时，柜子里闪闪发光的排排架子长年不变地坐落在餐厅里，陪伴着他们。母亲寡居多年去世后，橱柜是他继承的遗产中最宝贵的一件东西。他没有卖掉，而是租了一辆卡车，将它从宾夕法尼亚运到了马萨诸塞。但是孩子们没有谁想要，家里也没地方可放，卡罗尔呢，她的装饰风格源自医院，她喜欢干净简洁，觉得他们庄严堂皇、新殖民风格的家里本来窗户和暖气片就太多，也找不到安置它的地方。于是，它便在谷仓里落脚，等着像费尔柴尔德一样珍惜它的人来把它带走。

费尔柴尔德爱它，因为它那不规则的旧玻璃板在他脑中映出祖父母、父母，还有威尔伯叔叔摇曳的影子。威尔伯叔叔是新泽西一家牛奶农场的农场主，有一年夏天他来这儿时，掏出小折刀，撬开这个转角橱柜的门。威尔伯叔叔说话的那种口音，费尔柴尔德再也没听别人说过，轻微柔和的呼哧声，可能是跟动物耐心说话时形成的。许多年前的那个夏天（空气沉闷似乎马上就有大雷暴），费尔柴尔德的母亲抱怨说打不开橱柜，拿不出东西——也许她想要拿那个有盖的大陶瓷汤盆，或者光滑的厚垫巾，有圆齿边的点心碟子。因空气潮湿，柜门发胀卡住了。这位新泽西表亲用他的小刀加聪明耐心打开了它，挽救了那一天——那遥远的一天，围坐餐桌前的亲戚们都快活地欢呼起来。这件小事因家庭亲情的缘故成了件大事，想到童年时那么一件小事竟能被他牢牢记住，费尔柴尔德颇有感触。威尔伯叔叔的小刀痕还能在樱桃木圆凸边上看得到。新英格兰的干燥气候让门很容易就能打开。

当那些珍藏的瓷器、连同大部分其余家庭物件拍卖掉后，费尔柴尔德伤感地把母亲遗留的宝贝放在橱柜里——瓶身有紫褐色釉彩的笨重陶瓷花瓶，另一只瘦长的花瓶，粗糙的大理石图案，有点像一本装帧精美的书的衬页；用多种颜色的稻草编织而成的几只篮子；装着她少女时代在乡村收集的箭头的小盒子；外公手绘的剃须杯，上面有他镶金的名字；陶瓷小人（小圆点的有翅小精灵、小知更鸟在有颜色的窝里）；几块“玫瑰石”，是她跟丈夫去西部旅行的纪念品，一年后丈夫便过世了；一个小扁盒，来自百货公司不管多小的礼物也用个大盒子包装的年代，里面是她保留下来的主日学校的出勤证和唯一的儿子在学校运动会上曾经得过的丝带。

费尔柴尔德甚至把母亲的手提包也放了进来。这是个圆鼓鼓的黑皮包，提手立在顶上，因为年深月久皮子已发霉。手袋里面装着母亲的驾照、社会保险卡和医疗卡，还有电脑生成的一周后看医生的提醒记录，她没等看医生就突然去世了，死亡令她活着时的这些救命工具变得没有任何用处。母亲这一生的纪念品，只有费尔柴尔德是唯一见证人，这些遗物令他十分压抑，但他又下不了决心扔掉，深深的压抑使得从一扇不用的门上拆下一个蓝把手这么简单的任务也像座无法攀越的大山。万物都在时间与无序的统治下腐烂、沉沦，消失殆尽。

把油布移到一边都很难。强壮的工人——两个年轻男人[两个年轻男人：原文为西班牙语。]——把两扇客厅门包在一起，再将它们斜靠在墙上，结果重量让它们扣牢在一起。蓝把手在里面，对着墙。费尔柴尔德的老花镜放在家里没带来，所以他看不清将门把手固定住的小螺丝钉的头。从高处脏玻璃透进来的光线微弱，他把门朝自己这方抬起来，离有光线的地方近点。他扭过头以便看得更清楚。他似乎看清楚了，那儿没有螺丝钉，在那个本该是螺丝钉的洞里是颗钉子，必须用尖嘴钳才能拔出，而他没带尖嘴钳来。

为什么生命中的一切都这么难呢？

要想看得再清楚点，就得将蓝把手再挪动几寸到大一些的空间里，于是费尔柴尔德将门连同碍事的包装一起朝自己这边挪动，它们靠着他的肩膀，不稳当地竖直起来。

突然间，他被什么力量给压垮了，就像在塞维利亚的街头，他毫无反抗地倒了下去。然后他才明白：门倒下来，压在了他身上。两扇松木实木门是从前年代的，十分厚重，把他面朝下压平在一堆旧木板上。那些木板是他一时节俭留下来的。他的膝盖擦在木板粗糙的边上，碎片插进他的右手里。当他的大脑感受到这些伤痛时，他觉得门的重量还在继续压下来，穿过他，越过他。那一瞬间他知道发生了什么：门把橱柜的上面部分扫了下来，从安放它的下半部上倾斜倒下来，所有东西都被压碎、散落一地——箭头、证书、花瓶、篮子、小雕像以及九块无法再配到的波纹玻璃板。

他闭着眼睛躺在那堆无用的木板上面，膝盖刺痛。碰撞的喧嚣声一波一波地来，一波坏过一波，直到最后归于死寂。冬天的风在谷仓高处的角落里低鸣，碎玻璃缓慢地散落在地板上，叮当直响。一切全毁掉、散落、消失了。费尔柴尔德的脑子像针织机在快速转动，在瞬间看到了这一切的来临。这一瞬间，他不再压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