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年代中期的那几年，波士顿有种让人别扭、郁闷的感觉。姑娘们长发长裙赤脚走在查尔斯街上，可惜六十年代的全盛期已过去，你发现自己会替这些花骨朵般的孩子们担心，担心她们会不会踩在玻璃碴上，寄生虫会不会从脏脚跟钻进来。那脚刚刚从公共草坪上走过，脚底染上了绿草汁。文化革命不那么干净。

埃德·特林布尔觉得自己不洁且内疚。他把家人撇在新罕布什尔，独自来到这座城市。他和妻子在彼得堡共同经营着一家小地产行，大部分交易都是艾琳做成的。她干劲十足、善于社交；她不会让自己对某处地产的真实情感影响到她的生意，而他则不行。他恨她出众的成功，知道即使他抽身离开一段时间，她也能把整个生意继续经营下去。他需要空间，什么都悬而不决。这段时期里，身处肮脏却方便的城市，他找到一个打发时间的机会。按照黄页索引，他在剑桥一家所谓的语言学院报名学德语。

后来他才发现学院只是位于中央广场北边的一幢普通木房，这个班里参差不齐还有几个打发时间的人，有些人比他年轻不了多少。教室在地下室里，过亮的日光灯照着，仿佛想用明亮来克服狭小的缺陷。老师名叫弗劳·穆勒——德语发音应该是米勒——他们用的教材是《非母语德语》，一本薄薄的蓝色大书，正如它的双语封面所示，是为学第二语言的人编的。书中有许多照片插图，埃德感觉这些相片很不真实——要不是里面的人都太过拘谨，还有无处不在的奔驰车，你还以为他们是美国人。照片里的男人，哪怕是汽车修理工，也系着领带，年轻女人们炫耀着有点过时的迷你裙和杰奎琳·肯尼迪[杰奎琳·肯尼迪：杰奎琳·肯尼迪（1929—1994），约翰·肯尼迪之妻，她的穿搭引领了美国的流行时尚。]式发型，梳得光滑的大背头。埃德的哥哥，在阿登高地反击战[阿登高地反击战：“二战”结束前，欧洲西线最后、也是规模最大的一次战役。盟军死亡、受伤、失踪共八万余人，其中大部分是美军。]中给霰弹击中，瘸了腿，落下终身残疾，所以埃德相当痛恨课本里这些插图透露出来的整洁与冰冷的繁荣。美国冒着大量军人牺牲的风险，不顾一切保护这个国家残余部分不受俄国人的侵犯，而这些被打败的德国丘八，这些狡猾、自鸣得意的德国佬，却沉湎于图画般的资本主义里。

弗劳·穆勒不是照片里梳洗整洁的模样。她稻草色的头发已有些灰白，在脑后梳成一条马尾辫，脸庞周围散落的头发看上去有些零乱。她的穿着也有种心不在焉的剑桥式风格，夏天过去，深秋也要转入冬天了，她便添了几层羊毛衣物。埃德觉得她比自己年纪更大些，但也许相差不到五岁：她只是吃的苦更多些。因为长年吸鼻子的缘故，她的尖鼻头总是红红的，厚镜片把她的灰白睫毛、眼睛都放大了，有时候闪着光，仿佛她想起了某个很难解释的笑话似的。

虽然《非母语德语》里面没有英语，弗劳·穆勒的辅导里却含有大量英语，大部分集中于英语语法的优点上。埃德知道这样不对：他学过几种语言——法语、西班牙语，二者差不多都忘光了——他知道，经反复证明，现代语言教学强调融入，不论初学之际融入对学生和母语导师有多痛苦。他们在学到德语虚拟语气时，她对全班同学说：“你们英语里的虚拟语气让我着迷。它看起来似乎——我怎么说好呢？——不太严肃。人们什么时候用它？请给我举个例子。”

“如果我是国王。”埃德迟疑着说了一个。

“若有人犯罪。”一个名叫安德烈娅的学生怯懦地插话道。埃德发现她引用的是祈祷书里的话。

弗劳·穆勒的眼睛闪着光，飞快地扫了一圈沉默的众人。“啊，”她得意扬扬地告诉他们，“你们必须想想例句。如果英语中没有虚拟语气——如果它不存在，这样说对吗？——没有人会想念它！没人会觉察出有什么不同！在德语中可不是这样。我们一直在用它。不用它会相当无礼。听起来会——我能用这个词吗？——太盛气凌人了。德国人总是被批评太盛气凌人了，对吗？我觉得松散的英语可真迷人。”

“不过——英语也有规则。[“不过——英语也有规则。”：原文为德语。]”埃德抗议说，希望自己用对了“规则”这个词的复数以及宾格形式。班上其他人望着他，好像他疯了，居然想用德语交流。

“句子的规则，”弗劳·穆勒笑着说，“只不过是小意思。”[“只不过是小意思。”：原文为德语。]

埃德发现德语有点讨厌，晦涩难懂，与英语太过相似让他头昏脑涨。在课堂上阅读小说《在餐馆里》时，小说人物赫尔·韦伯礼貌地请求道：“也许你能给一张靠窗的桌子？[“也许你能给一张靠窗的桌子？”：原文为德语。]”他不得不忍住自己想把桌子理解为碟子、将窗户理解为篱笆的冲动。要不是因为安洁雅，他可能都退学了。在他生命中这段混乱时期，虽说她已三十好几，却散发出一种单纯，抚慰着他的心。她娇小的身材，大大的眼睛，娃娃脸上透着疲惫，嘴唇跟脸颊前额一个颜色。冬天慢慢来了，精致的嘴唇有点开裂，她一直在用唇膏，涂过唇膏的嘴唇在刺眼的日光灯下闪着光。

弗劳·穆勒不仅英语说得太多，而且在全班研习指定的德语课文时，她总会把课文丢到一边，仿佛对大家而言，它们太过浅显。可埃德觉得它们一点都不浅显，哪怕是“noch”和“doch”的区别。Doch似乎无法翻译，纯粹的语气词，像英语中的“嗯”——但是英语里“嗯”的用法和感觉虽难以形容，却非常明显。遇到语言障碍时，安洁雅没有他那么生气。在教室里，他和她开始坐在一起，为了学好功课，他俩常常一块学习，要么是在南边他租的没什么家具的两居室家里，要么是在安洁雅公寓里的沙发上或床上。安洁雅的公寓在费耶韦瑟街上一幢庄严的剑桥式房子的三楼上，举止优雅的房东太太是一位入不敷出的教授遗孀。安洁雅与一位女大提琴演奏家合租三楼，她经常外出演出。而安洁雅是兼职图书馆员，在东剑桥的市立图书馆上晚班。她整日闭门苦读，外加在图书馆为弄清南腔北调的少数族裔读者的要求而练就的理解能力，让她能够看透德语教材的晦涩，领会它要表达的意思。甚至有一次，当他们一同啃一段老师指定的布莱希特[布莱希特：布莱希特（1898—1956），德国剧作家、戏剧理论家、导演和诗人。]的德语文章时，他看到她突然想到什么笑话而笑起来。这是女性直觉：新罕布什尔的艾琳也有，但她越来越少用它来揣测他的愿望。当他与这名新相识的女子、这个花骨朵般的女人、素食者、反战分子做爱时，她似乎正是他心仪的对象。她的温柔娇羞之中透着老练，那是从其他伴侣身上得来的经验。念及此，埃德有点慌张，但是从某种程度上说，这对他有利，因为反正她已堕落。

他和安洁雅在德语课上出双入对，再加上他们比其他学生年纪要大，令他们赢得了意想不到的尊重。圣诞节前，第一学期结束之时，弗劳·穆勒请他们去喝茶。“只要你们愿意。”她说。“你用了虚拟语气！”埃德告诉她。

她似笑非笑——她总是这样似笑非笑，挑剔与谨慎冲淡了她的笑容——她说：“我觉得这只是个条件句。”

她住的公寓楼坐落在老肯莫尔广场工业区，是三幢矮胖砖楼之一。这几幢楼像是有着小窗户的现代监狱，只是没有带刺铁丝网和岗哨塔。埃德和安洁雅不想去，觉得这越过了付费学习与社交友谊之间的美式界线，可是又不知道如何拒绝这样一个笨拙的邀请。“你觉得呢？不，谢谢？[不，谢谢？：原文为德语。]”埃德问。

“你想伤害她的感情吗？”安洁雅说。这次拜访也是他们冒险向前迈出的第一步，第一次作为一对伴侣接受款待。他们带去的礼物是他们精挑细选后想到的，独特的美国东西——小木屋样的锡桶枫糖浆。不过，没有薄煎饼，枫糖浆又有什么意义？

在入口处，一个舞台式德语口音很重的男人答应对讲机，然后又在黑暗的走道里迎接他们，令他们猝不及防。“我是黑德维希的丈夫，我叫弗兰茨。”他告诉他们。他口里说出的“黑德维希”听上去像“黑特维”。“你们能来真是台荣庆（太荣幸）了。”这男人也觉得这个场合、这次尴尬的接触有点奇怪。

茶还在烧，没有端出来，不过为应圣诞节就要来临之景，洒上了红绿糖花的曲奇饼早已摆出来，还有些从熟食店里买的迷你水果馅饼，仍装在小绉纸杯里没有拿出来。弗兰茨劝埃德来了一杯进口的卢云堡啤酒，对不抽烟不喝酒、不吃肉不吃鱼的安洁雅——“不吃任何有脸的东西”是她的信条——他从冰箱后面找出一罐可乐给她，可她也不喝任何含有咖啡因的软饮料，埃德知道，但是她温顺地接受了主人递过来的可乐，埃德看着心疼。弗兰茨胖乎乎的，精力充沛，稀疏的金发往脑后梳得笔直，紧贴头皮。他的头上在冒汗，衬衫也湿了，仿佛是对这间租来的公寓的闷热的无言注解。

有丈夫在场，弗劳·穆勒似乎卸下了无形重担。她一点也不活跃，啜着一杯琥珀色饮料发呆。当饮料快喝完、冰块沉到杯底时，弗兰茨又飞快地为她续满。她似乎很开心弗兰茨成了谈话焦点。他是个摄影师——婚礼、毕业典礼、酒吧和男女成人礼，等等。“特别是对东方人而言，”弗兰茨解释说，“摄影师比牧师更重要。实际上，摄影师就是牧师，他是那个说‘要有光’的上帝，这些短暂事件造就——是不是永恒，亲爱的？[是不是永恒，亲爱的？：原文为德语。]”

“永恒。”弗劳·穆勒微笑着从游离状态中提供了正确的英语说法。

客厅里的布置像地下室：楼梯通向上一层楼，楼梯下三角形的空间堆满了杂志。埃德坐在靠近楼梯的安乐椅上，慢慢看出这些保存下来的杂志大部分是《花花公子》《阁楼》和《好色客》。喝第二杯卢云堡时，他觉得有权评论一下这不同寻常的家庭馆藏。热情的主人立即跳起来，放了几本在他手中，催他翻看。那些光滑的页面让埃德想起玫瑰商的目录，那么多鲜艳的色彩：粉红、鲜红，以及偶尔一个黑女人深深浅浅的紫。弗兰茨解释说：“他们用镜子把光聚集在”——他犹豫着，瞟了一眼安洁雅——“球（就）在那一点上。”

埃德也瞟了一眼安洁雅，她脸上天使般的美令他震惊。她空幻地凝望着什么地方，神态宁静，根本没理会男人们在讨论镜子聚光在阴道上的事。她是银尖笔画出的美人，全部用线条勾勒，对那些发着光的下流事物视若不见：也许，突然拿她与《阁楼》里面那些脏女孩，与她们张开的双腿、淫荡的目光相比，她才给人以这种印象。她那么美好，那么简朴，以致埃德失落地发现，她永远也不可能属于他。当这次略微疯狂的茶会的种种细节早已淡去后，这个看透真相的一瞥还永远留在埃德的记忆里。

穆勒夫妇看来想多聊点他们自己。这对夫妇中男的天生是老师，是天生的分享者与推销员。弗兰茨曾是一名年轻的纳粹国防军士兵，巴结逢迎打败自己军队的两支大军。在苏联当战俘时，他学会了俄语，在艰苦环境中，这对他颇为有利，让他得到较好的对待。后来，被遣返回西德后，他又学了美国英语。他会多种技能，摄影只是其中之一罢了。周一到周五，他在麻省理工学院工作，是实验室的一名技术人员。黑德维希和他大约十年前来的美国，婚姻将他们连接在了一起。

如果他们曾描述过他们如何相遇，或说过是什么样的梦想带他们来的美国，在卢云堡啤酒的微醉之中，埃德也早任它们从脑中溜走了。

当黑德维希面前的第三杯茶色饮料慢慢少下去后，她的慵懒消极慢慢回暖了，化为放松的信任。她唤弗兰茨的小名——“阿费”，他则回应以“阿芬凯”。猴子和小猴子的意思。当她出其不意地提到弗兰茨“可爱的小屁屁”时，埃德大吃一惊。“屁屁”这个词埃德从小时候起就很少听人说，七十年代的美国女人们对男人臀部的所有兴趣仍藏在自己心中不会说出来——像“屁股”这类词，要说的话，也仅限于非常亲密的人之间。他心中揣度，这两个德国人，无儿无女，在陌生的、以前曾是敌国的土地上，彼此间的性爱纽带会更紧密些。但此刻，四个人在这儿，这对夫妇急于以性话题为借口拉近与他们的关系。他们是真正的德国人，埃德告诉自己——是他哥哥与之交战过的德国人，不是来这个国家当农夫或来酿酒的“荷兰人”，不是为逃避希特勒而来这儿的德国犹太人。这些德国人曾在他们以前生活的地方战斗。他们作战凶悍。

小茶会快结束时，十二月初的夜晚紧密舒适地裹住他们，黑德维希宣布道——笑容比她平时那种似笑非笑稍稍开朗点：“我是个希特勒婊子。”她说，在十来岁时，她和千千万万的德国姑娘一样，加入了BDM，德国少女同盟，这是个德国女青年组织。她说的一些事情、元首在收音机里的声音，让这两个美国人听得着迷——“二战”时，埃德还是个孩子，安洁雅还没出生。“很可怕，”黑德维希闭上眼睛，精心组织着词句，仿佛又听到了元首的声音，“却又很让人兴奋。像愤怒的丈夫对妻子的尖声吼叫。他爱她，但她必须符合标准。当然，你们俩都知道，在一个德语句子里，不管句子有多长，复合形式的动词必须放在句尾。可他才不管。希特勒不用遵守任何语法。这也是他高高在上的一个表现吧。”

黑德维希在脑中重新审视最后一句话，埃德看到她脸上闪过一丝对语法的怀疑。可能这句话在她耳中听来那么奇怪，她又没有找出毛病。

在埃德断断续续的记忆中，埃德、安洁雅、弗兰茨和黑德维希此外还聚过两次，都是在差不多的社交场合下。

第一次，是某个严寒刺骨的一月之夜，他们两对，还有另一对，卢克和苏珊，外出聚餐。卢克和苏珊几乎算不得一对，因为卢克，这位瘦小青年老是眼睛痛似的斜着眼，大家几乎都认为他是同性恋。他的身份是苏珊邀请的客人。由于新学期开学后注册人数减少，课堂气氛越来越随意，黑德维希在讲weil、um zu和damit等连接的主从复合句时跑题了，说出想吃正宗粤菜而非杂烩式中餐的愿望。她有意用了“杂烩[“杂烩”：动词mongrelize的名词形式mongrel是“杂种狗”的意思。]”这个英语词，显然没理会它糟糕的历史内涵。苏珊人高马大，一头浓密的黑发，惯于不分青红皂白地发表意见，她响应说知道这样一个地方：唐人街一家小得难以置信的家庭餐馆。于是大家同意，下次课后——他们的课都在傍晚时分，学生们从难以忍受的明亮中出来，进入一月的黑暗里——弗兰茨会开车来接他们五人。车是六十年代初期的别克，保养得不错。这群美国人哈哈笑着钻进车里，车内的宽敞，天鹅绒的柔软衬里，让人怀想到父母辈那更天真、更豪爽的美国。唐人街果然狭窄拘束，对这辆敞阔的车而言相当逼仄。在海滩街转角处，弗兰茨好不容易找到了一个不太安全的停车位，前保险杆和镀铬水箱罩几乎要戳到前方来往的车辆。

餐厅里烟雾弥漫、嘈杂拥挤，侍应生是一群穿着拖鞋的孩子，苏珊有点扫兴，不过其他人都没抱怨。弗兰茨觉得青岛啤酒味道不错，他不顾几乎身无分文的同伴们微弱的反对，坚持付账。不过，当他们酒足饭饱之后暖烘烘地、高声大气地走进冰冷的一月夜晚，回到海滩街停车地点时，停车之处空空如也。那辆怀旧的大别克车不见了。

埃德，本质上还是个乡村男，做了最坏的猜测：车被人偷了，彻底损失，无法弥补。如果他孤身一人，他会步行回南边去，他想起搭出租或坐地铁费劲的样子就讨厌，那是他送安洁雅回剑桥寡妇的住处时必须忍受的一件事。其他人，则更有城市人的小聪明，对车的不见没有那么可怕的结论。弗兰茨和卢克一致认为因为违章停车，车可能被警察拖走了。卢克用一部被损坏得不像样的公共电话打了通电话，证实车确实被拖走了，现存放于海滩街之外马萨诸塞收费公路那边的一个围起来的扣车场里，要交了罚款和拖车费后才能还给他们。穆勒夫妇建议大家就在海滩街道别，然后他们坐出租车去把车赎回来，但是美国人不听这套。人太多，一辆出租坐不下，于是大家伙一起步行一英里到凄凉的扣车场去，一路上脸颊被冻得发红。苏珊戴着白色御寒耳罩，长长的条纹围巾绕着脖子，走在最前面，深色头发在街灯下发光。地上到处都是发光的碎玻璃碴。在埃德眼里，安洁雅光芒四射，宛如发出宗教极乐之光。为了取回失去的东西，跟众人一道费力地走过满地垃圾的荒凉市郊，穿过高速公路收费站，这种身体上的极大挑战考验着她的修行与她的配合精神。当他们英勇地穿行于荒芜的城市时，碎石子、旧电线栅栏和结了冰的污水坑让埃德想起被炸过的柏林，想起被柏林炸过的许多城市，想起给他童年带来不正常的快乐的黑白战争影片。

这是与德国人无比团结地在一起、自然开心的一段经历。弗兰茨是用现金付的饭钱，那年月信用卡还没有像现在这样普及，他发现自己的钱不够那个穿着厚棉衣，坐在防御严密、温暖舒适的小屋里毫不留情的警察所要的数目。大家很快凑够了这个数，抬高了他们的美国口音，仿佛想掩盖弗兰茨的口音。警察不喜欢他的口音，也许是不喜欢弗兰茨奴颜婢膝的神态，那是在战后的毁灭中养成的习惯。警察满腹怀疑，以为自己遭到捉弄，他习惯了人们阴郁的敌意，而不是这群拖车受害者这么快活、七嘴八舌的样子。德语学生们爬进被解放了的古董轿车里，好像他们是参加学校的远足活动，只不过稍稍快活地绕了点弯路。第二次，是德语课结业的春天聚会，不是在阴冷的肯莫广场一楼公寓的穆勒家，而是在波士顿一栋新公寓四楼的宽敞房间里，靠近马萨诸塞艺术学院，要穿过电车轨道和危险的使命丘。这座城市的那一带，也就是艺术博物馆那边，房屋租金便宜，却让人觉得生气勃勃，同时还有种波希米亚的妄自尊大之感。聚会颇有规模，两个学期的所有学生都受到邀请，还有对他们很重要的另一半，加上弗兰茨摄影工作室里的同事以及这两个德国人拉拢过来的几个闲人。在这场不太像样的聚会上，弗兰茨勇敢地人前人后穿梭着，送啤酒和各种饮料，像极了熟练快活、汗流浃背的总管。而黑德维希似乎被自己好客的程度吓坏了，晕眩了。

有些女学生带了些餐前开胃小食过来——新鲜蔬菜及鹰嘴豆泥蘸酱，还有微热的奶酪泡芙——但是几个小时过去了，这些小食早已消耗殆尽，起初说个没完的好话和客套话亦如此。靠凸窗的桌子上摆放着纸碟、餐巾餐具，但是食物呢？弗劳老师坐在高靠背椅的君主宝座上，而她的客人们四处走动，越来越没了力气。埃德突然间觉得自己跟这儿没什么关系，在这群年轻人或尚未成年的人中间，在这些兼职学生和半吊子文化工作者中间没什么意思。春天是彼得堡地产业最活跃的时候，他的草坪和花园需要打理。安洁雅走到他面前，有同样的感觉。她最终摆脱了一个优雅的黑人摄影助理的纠缠，那人穿着破烂牛仔裤，紫色大袭古装，一直不停地朝她的脸喷着某种烟。与她平时不同，她发牢骚了。“我饿得要死，怎么回事？”她说。

“问黑德维希。”

“问她未免太无礼了，是不是？我们是客人。有什么就吃什么。”在埃德听来，这句话也暗示着他来到这座城市，有什么就接受什么。

他接着刚才的话题说。“但是什么也没有，没有现成的。”

“她没有动。”安洁雅悲伤地说。

越过安洁雅的肩膀，埃德看见弗劳·穆勒还坐在椅子上没动，脸带微笑，尽管没人跟她说话。他觉得她醉了。如果不是吸食了管制药品，便是作为德国人、希特勒的婊子，在虚拟语气正在凋零、万物皆杂种的异乡待得过久的缘故。美国让她厌倦，又或许希特勒离开了她的这一事实慢慢浮现出来，令她无法动弹。房间一角，弗兰茨流着汗在打电话。大约又过了一小时，一位西班牙裔的送货员走进门来，手里拿着肉铺包装纸包着的超小包东西。黑德维希抬起一只胳膊，做了个无力的欢迎手势，叫道：“弗兰茨！”消息马上在有气无力的人群中传播开来，是一包烤猪肉，而弗兰茨刚把它放进烤箱。安洁雅对埃德说：“那要等到半夜才熟，肉让我恶心。我想回家。”

“我也是，亲爱的。”埃德卢云堡啤酒喝多了。

“这样走会不会有点无礼？”

“我觉得没人会发现。”

“我们要不要去跟穆勒夫妇道别？”

“不用。那会伤他们的心。不管怎样，这次聚会本来就是道别。你明白吗？[你明白吗？：原文为德语。]”

她扬起那张娃娃脸看他，眼睛睁得大大的，眼神苍白，她咬着下嘴唇，明白了。“知道了。[“知道了。”：原文为德语。]”安洁雅说。他感到她在极力隐忍不哭，但他没有气力揽她入怀。安洁雅的问题在于她从不抵抗，所以没有必要把她推开。她是银尖笔勾勒的轮廓。

这两个德国人的消息再次传到新罕布什尔的埃德耳朵里，已是几年之后了。安洁雅只在最初给他写过几封信，让他明白回来的决定是明智的。“你可爱的、怕老婆的心似乎从来就不在波士顿。”卢克和苏珊每年会寄张圣诞卡片，他们共同生活，虽然从没宣布过结婚。弗兰茨和黑德维希，他们信中写道，离开新英格兰去了西南部。在那边，他们像沙漠中的雨滴一般立即被吞没，仿佛他们追求的就是在与潮湿、拥挤、高度工业化的德国完全不同的美国山水里迷失自己。

八十年代时，有消息说他们离婚了，弗兰茨搬去南加利福尼亚，那里是摄影之都。但他早就脱离了摄影这一行，跟他的新妻子开始做起了餐饮业。后来，苏珊华丽的大字手写信坦诚相告，她寄给黑德维希的卡片都被图森邮局退了回来，看来没有弗兰茨的照料，她死了。但是，后来，在布莱特尔博罗的一场婚礼上，弗兰茨从前的老摄影助理告诉卢克，死的是弗兰茨，死于心脏病。他在两支军队的统治下都活了过来，却没能逃过美国的高脂肪饮食。

九十年代末，艾琳开始鼓吹去国外旅游，免得他们老得走不动的时候再去。进入二十一世纪后，他们参加了一个易北河[易北河：中欧主要航道之一。]豪华游轮的旅游团，然后再坐汽车，在统一后的柏林待了三天。他们年轻的导游，名叫格列塔，身段苗条、五官分明，稻草色的头发让埃德想起了黑德维希，想起了她谨慎的似笑非笑以及略微精神错乱般的严肃。当旅游团在波茨坦停留时，她把这帮脚走痛了的美国老人教训了一通，全是冗长的说教，她坚持认为杜鲁门和艾德礼[艾德礼：艾德礼（1883—1967），英国首相，一九四五年七月取代丘吉尔参加波茨坦会议。]在一九四五年刚掌权时还是孩子，被精明的斯大林操纵，以致一大块德国土地被偷走，拱手送给了波兰。“他们还是孩子。”她重复道。她的英语说得几乎没有一点错，流利得很，团员们都想飘到另一个没这么固执己见的导游那里去。如果格列塔有过悲痛、受过委屈，可能就是曾经的黑德维希，而实际上她没有：格列塔长在东德的共产主义社会，靠着小聪明在突然降临的资本主义社会里谋生，准备与任何人争论，不会向任何人说抱歉。

在街上、在剧院和餐馆里，埃德仔细听着他周围的人说话，可是他几乎听不懂一个短语或词组，仿佛他从未学过德语。只有在维滕伯格[维滕伯格：德国东部城市。]，当他向女招待大声读出菜单上他点的菜时，女招待用英语恭维他的发音不错。

“德语灰（非）常好。”她说。

“啊，亲爱的！”身边的艾琳干巴巴地说，“我真是感动。”女服务生这意料之外的恭维让她有点恼火。

“其实，”他对她说，想起安洁雅热情而可悲的老练，想起那瘦小结实、善解人意的身体如何迎合他的身体，“我不是什么好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