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只见父亲哭过一次。那是在阿尔顿火车站，当时列车还在运营。我要去费城——到三十街的中转站，一小时的路程——然后再去市场街赶那趟回波士顿和学校的火车。我急切想走，觉得家和父母对我而言已经有点不太真实，而学校、学习以及由此而生的对未来的憧憬，还有我大二时交上的女朋友却一个学期比一个学期显得真实。父亲握着我的手道别时，我惊呆了——几乎不知所措——他眼里分明闪烁着泪花。

我觉得这是握手造成的：十八年来，我们还没有机会行握手礼。这种男人间的接触，近几年我们才摸索着开始。他个头比我高，虽说我也不矮。他努力朝我笑笑，手在我手中暖暖的。我发现我们的心情不太一样。我要远行，他来送我。我觉得自己正在成长，他却觉得我越来越小。他一直深爱着我，我以前却没觉得。过去它无须言说，而此刻他的眼泪道出了一切。他有种感觉，生活是进退两难的困境，而我和他，一度同处于这种困境之中。

阿尔顿老火车站是他喜欢的地方，弥漫着人来人往的气息，散发出城市生活中隐秘的愉悦。我在这里买了生平第一包香烟，我当时才十五岁，一脸稚气，竟没有引起报亭卖报人的怀疑。他只是找给我零钱，还给了我一盒印有阳光牌啤酒广告的火柴，那是阿尔顿本地产的啤酒。阿尔顿是个中等工业城市，自从那些纺织厂南迁后，它便逐渐萧条起来。但是它纵横交错的整洁街道，令人垂涎的美食，给了当地居民惯有的舒适方便和富足的假象。我记得，走出火车站一个街区外，我点燃香烟，虽然我根本不知道如何吸，一口下去只觉得神经好像遭到猛地一击，人行道顿时朝我竖起来，整个世界都变得轻飘飘的。从那天起我追上了那些早已吸烟、让我着迷的同龄人，开始了跟他们的交往。

甚至常年在家的母亲与这个车站也有联系，她并非旅人而是读者，城里只有这儿才能买到《哈泼斯》和《纽约客》[《哈泼斯》和《纽约客》：美国两份著名的人文杂志。]。火车站庄严宏伟，就像沿富兰克林街两个街区之外卡内基捐赠修建的图书馆一样，身处其中你会觉得很安全。两者在建造时就想好了要永世流传，铁路和书籍看来会永远和我们在一起。火车站是个方方正正的花岗岩殿堂，大理石地板，高高在上的天花板，周围一圈金边镶饰，虽然蒙着一层煤灰，不过仍能看到闪闪金光。候车室的高背椅和教堂里的靠背长凳一样庄重，暖气片哐当作响，土黄色墙壁也咕哝不休，似乎要把它昼夜吸收的嘈杂声送还给人们。报摊和咖啡店总是很忙，很多个冬夜，我和父亲发现候车室里总是很暖和。我们往返于同一所中学，他是老师，我是学生，好多次我们的二手车要么发动不了，要么就陷在暴风雪中。我们只好艰难跋涉到一个总是敞开大门的地方：火车站。

月台上，半英里外的铁轨上传来汽笛声，我乘坐的火车就要进站了。那时候我们没有料到，十年后，这个车站去费城的客运服务就要停止，像整个东部的许多车站一样，这个火车站会被关闭，用木栅栏围住、挂上大锁。车站矗立在一大片沥青空地上，像一个特大号的陵墓。曾经包容过的所有生命都被它静默地封存在里面，在这个世纪余下的岁月里，在这个发展停滞的城市里，它只有屈辱地等待着，等待着被夷为平地。

但父亲却料到了，他眼里闪烁的泪光告诉我，时间正在吞噬我们——曾经的我，那个男孩如果还没死去的话，也正在死去，我和父亲渐行渐远。父亲给了我生命，现在我却带着它偷偷溜走了。火车来了，它的车头、高大的钢轮、长长的连接杆以及巨大的圆桶锅炉与它拖动的小小柔软车身不成比例。我上了车。父母亲看起来越来越小、越来越矮。隔着脏乎乎的车窗，我们腼腆地朝对方挥手。火车还未驶出阿尔顿那满是沙砾的市郊，我就打开了书——《约翰·弥尔顿诗歌全集》。

一天漫长的旅行结束了，我提早一站，不是在波士顿南站而是在后湾下了车，那里离剑桥更近点。女友来接我。读了一整天乏味难记的弥尔顿五步格诗歌《复乐园》后，在其他下车的大学生的注视下，月台上有个女孩——不，是个女人在接我，我们相互拥抱，那感觉多么神气。她穿着一件灰色布外套，帆布网球鞋，扎着马尾辫。那一定是春假时节，因为黛布家在圣路易斯，如果她从家里来接我然后再回去，假期太短，时间不够。实际上，她等我回来等了一个星期。在新英格兰漫长的冬天里，她穿得单薄了些，而我却穿着有腰带、有毛茸茸羊毛衬里的厚大衣。惭愧的是，这是父母给我买的，怕我在新英格兰得肺炎。

我们先坐地铁绿线，然后再换红线回哈佛广场，一路上她告诉我她这一周来经历的事情。一场意外的暴风雪，弄得我们身边的路到现在还是脏兮兮的。打临工的餐馆看她是大学生，派她在地下室里算账，而其他女招待却在上面端盘子，赚小费，说到气愤之处她眼泪都掉了下来。我告诉她我在宾夕法尼亚待的那一周的情形，大部分事情都已淡忘了，只有一些细节的碎片还留在脑海里，在闪光——比如父亲的眼泪。在叮里哐啷的火车上经过一天的阅读后，我的眼睛又涩又痒；当火车行进在新伦敦市四周的路段上，经过那片闪亮的湖水时，我才抬眼欣赏了一下。

刚结婚还没有孩子的那几年，夏天我和黛布会和一方的父母过上一个月。她父亲是基督教唯一神教派的著名牧师，在华盛顿大学校园附近一幢灰色的新哥特式大教堂里布道，那栋建筑也是为了永存不朽而建的。每年六月，他都要举家从林德尔大道宽敞的砖砌牧师宅邸，搬到佛蒙特州一座废弃的农庄去住上一阵子，那是他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花了不到五百美元买下的。那年六月，他教务缠身，家里其他人——他妻子、另外两个女儿——都没来之前，我和黛布先行到了那里。那儿寒冷孤寂，只有起码的冷水供应，没有电。房子位于一条肮脏的羊肠小路的高处，从他家唯一可见的另一所房子，远在半英里外，是另一位唯一神教派牧师的。这一切让我更加觉得自己进入了一个全新且更为高尚的领域，多亏我的新娘。

浴室是一间独立的长条形房间，灰泥墙和木地板都裸露着，一小束强烈的光柱神出鬼没，一天中随着时间的变换，阳光以不同的角度射在医药柜镜子斜边上，光线在墙上移动着。为了白天洗澡，我们很麻烦地在煤油炉上烧水，任凭五彩光柱和入浴者做伴。有人走过或一阵风吹过，房屋便会微微震颤，光柱也来回跳跃、抖动。在我看来，这精灵般的光柱就是基督教唯一神教派苦行不可思议的产物，是崇高观念的象征，这种观念认为从舒适的、设施齐全的市郊住宅搬到原始的农舍是一种救赎。凭着我刚刚学到的知识，我知道，这与理想主义、与爱默生和梭罗、与自力更生有关，在崇高的自然界感受自然。这所房子里有间大偏房，木柴炉子微弱的热量无法覆盖至此，屋里有一架大织布机，长年摆在那里，此外还有一套破旧的百科全书和一套《世界哲学大师著作》，书脊都已磨损，颇有年代但鲜有人翻看。我首开先例，抽出其中一卷，它那做工精良的书脊和布封面给我的手指带来一阵不太愉快的兴奋感。这册书里有爱默生的小品文。例如，我读到《自然乃精神之象征》《万物皆由隐藏之物所造》《每一个英雄最后都令人生厌》，还有《我们的沸点不同》。

黛布把这个大房间和外面藤蔓遮蔽的石头走廊当成工作间，她在这里画那些精雕细镂的油画或苍白浅淡的水彩画。在煤油炉上烧洗澡水实在太麻烦，如果阳光明媚，我们就在屋外不远处的山间小溪里、小水塘内洗澡，她父亲以前还为这个水塘设计建造了堤坝。我想用我的柯达布朗尼鹰眼闪光灯相机给她拍几张裸照，可她很古板，坚决不干。一天，趁她蹚水时，我不管三七二十一，从那座旧桥上偷拍了几张快照，她的惊叫声淹没了我按快门的喀哒声，随即她纵身跃入冰冷的池水中。

事后算起来，我们是在佛蒙特州，在其他人来之前，意外地怀上了第一个孩子，但我们一点也不后悔。在我心里，新娘体内深处的微小生命就像浴室墙角处的七彩光线，是我们可爱的小淘气。

她父亲来了。那种父亲我不太了解。我父亲，虽然不乏谋生技能，在人生舞台上却总是扮演着失败者的角色。每天，不管是在学校还是在哪儿，他总会碰上麻烦，陷入窘境：汽车又点不着火啦，学生表现又不好啦。他需要人，需要和他们接触来往，哪怕这会惹他自己生气，只为寻求一点刺激。惠特沃思牧师则喜欢佛蒙特，因为与圣路易斯相比，这里人烟稀少。有一回他连着好几周都没下山，而让我们其他人开上两英里灰尘漫天的土路，去最近的村落买东西。那里杂货店、五金店、邮局都在一幢建筑内，归一个老板所有，老板同时还经营着当地一家锯木厂。我们带回当地的街谈巷议和前一天的报纸。岳父歪着头，慵懒地笑着，听我们兴奋地讲述外面大世界里发生的事，从那副神情来看，我们怀疑他一个字也没听进去。他有很多事情可做：砌石头墙，修缮他的大坝，每天还要打个盹，打盹时大家都得保持安静。岳父面容英俊，头发硬如铁丝，虽已花白，却依然浓密如故。他少年时代在缅因州得了风湿热，体质虚弱。乡村田园的安宁，树林里的静谧，微微的穿堂风，煤油灯从这间房移到那间房，燃烧的灯芯跳跃不定，灯光摇曳闪烁——这就是他喜欢的自然环境，他不喜欢城市的喧嚣和拥挤。在山顶度假的那几个月里，他在我们——他的妻子、三个女儿、女婿、一直未婚的小姨——中间活动，像一颗不受引力约束的行星。

岳父靠玩游戏和人交流，而玩游戏时也是一心想赢——一家人下午玩槌球游戏，晚上闻着木柴炉和桌上煤油灯的混合气味玩红心牌。那种灯很特别，灯罩里的火苗很强，光很白。灯罩是用白蜡木做成的圆锥形网，十分脆弱，把玻璃灯座放在桌上时，若一不留神，手稍重了点，它便会破碎。惠特沃思牧师对他做的每样东西都小心翼翼到了夸张的地步，我怀着年轻人那种不愿宽恕的仇视心态，对此十分厌恶。我讨厌他过分烦琐的吸烟动作：往烟斗里装烟丝，点火，吐烟；我讨厌他严格遵守午睡习惯；讨厌他纯正的蓝眼睛（黛布就遗传了他的这一点）；讨厌他那平静的唯一神教义。不知何故，在我们宾夕法尼亚一带，蓝眼睛很少，少得有点稀奇——我们那里都是棕色眼睛，就连浅褐色也不常见，那是来自威尔士和德国南部的移民带到斯库尔基尔山谷来的。

至于唯一神论，似乎过于模棱两可、过于自满含混、过于不可捉摸：当我第一次接触它时，它还披着路德教派的外衣，无懈可击却全无特点，是稀释了的基督教——一幅完全虚幻、多姿多彩而令人舒适的画面：道成肉身[道成肉身：指耶稣必须“降世”，再通过肉身死亡来拯救人类。]和东方三博士[东方三博士：《圣经》中的人物，可能是波斯祭司。]、圣诞颂歌和圣诞老人、亚当和夏娃、赤身裸体和分别善恶树、毒蛇和人类的堕落、花园里的背叛和十字架上的救赎、“何以将我遗弃？”、彼拉多洗着他的手、第三日复活、死后在高处房间的晚餐、多疑的多马和天使在耶路撒冷周边徘徊、给门徒的指令、保罗在去大马士革的路上被人从驴背上推下来、信徒们用方言祷告（而阿尔顿和它周围那些天天去教堂的麻木的人并没有遵守这一做法）。公立学校每天上课总是从阅读《圣经》和祈祷上帝开始，我们的老师、银行家、企业家和邮差们，所有的人都公开宣称自己是传统的基督徒。我觉得以前我以为凡是对基督徒有好处的东西对唯一神论者也应该一样。我习惯性地认为，生命中没有宗教信仰便没有快乐可言，如果这种信仰要求智力上的牺牲，那么便牺牲好了。我读了大量的克尔凯郭尔、巴特[巴特：卡尔·巴特（1886—1968），瑞典神学家。]和乌纳穆诺[乌纳穆诺：米格尔·乌纳穆诺（1864—1936），西班牙作家和哲学家。]，知道了信念的飞跃。惠特沃思牧师没有实现这样的飞跃；相反他在打盹，在建他的石头墙。我在他的卧室里见过一本简装版蒂利希[蒂利希：保罗·蒂利希（1886—1965），德裔美国神学家和哲学家。]的《存在的勇气》，还有一本《世界哲学大师作品集》，也许他读过，但我从没看见过。唯一一次让我觉得他还是个神职人员的是，他语调温柔地说起他的某个女儿时，不觉脱口而出少年时代教友派常用的“汝”“尔”。

他去世前的那段日子过得有点屈辱，所有的尊严都消失殆尽。与其说老年痴呆症侵害了他的大脑，还不如说加重了多年来不太严重的糊涂和经常性的发呆。岳母死于癌症，在她的纪念仪式开始前，他转身看着我，一脸温和但迷惑地笑着说：“呃，詹姆斯，这是在干什么，我一点也不清楚，不过我想我马上就会知道的。”他没有意识到大家正在纪念的是与他共度四十五载的妻子。

岳母去世后，他老得很快。我们最后一次送他去护理中心时，他在接待处呜呜哭了，体似筛糠，仿佛裤子里有什么东西在跳。我知道他想小便，可我却不像个男人，没有快步领他到洗手间，替他把阴茎从裤子里掏出来，结果他尿湿了裤子，地板也尿湿了。在与黛布离婚前的那些年间，我是这个大家庭里年龄最大的女婿，同时也是他们家第一个女婿，到现在我仍以此为荣，但我没有很好地担起这一责任。奇怪的是，自从在佛蒙特度过第一个夏天后，岳父就特别信任我，放心地把他女儿的幸福托付于我，后来又相信我能和他一起抬起石块，放在墙上适当的位置上，虽然我本可以夹痛他的手指，或失手让石头掉下砸着他的脚趾。

其实，我爱他。他像我父亲一样善良无辜，对周围的人要求甚少。现在看来，他午休时要求一点安静实在不算过分，可那时却令我恼怒。他的神学理论，或者说他缺乏理论这一点，现在似乎成了我欣赏的一种高尚观点，这要感谢他。他的神学理论是个大宇宙，那里面迷信的云雾被澄清。他的教区是通往西部的大门，他布道时语调深沉优美，教区内有一些在大学任教的存在主义者，他们的某些新潮哲学更为他那老派的先验论布道添色不少。黛布在床上告诉我：虽然他是唯一神论者，不过只是唯一神论的小教派而已。她希望能调和我们。现在回想起来，当时我虽不至于没有风度到经常与他争吵的地步，但他不可能忽视我的哈佛新正统主义及其艾略特般的惊慌潜流。

在佛蒙特时，派给我的家务活是在屋后斜坡上的一个大桶内焚烧当天的废纸，对面便是为我们提供冷水的一口泉眼。人们可以望见二十英里外树木葱茏的山谷，看到格林山的第二道山脊。受惠特沃思牧师的祝福，一个拥有漫长风景线、冰泳及新英格兰式缄默的世界接纳了我。他是真性情的好人，有点缅因州的风趣。爱记忆中的人很容易，难的是当他们出现在你身边、你面前时，你仍然爱他们。

对我和黛布来说，宾夕法尼亚州完全是另一种紧张关系。我们没有开个好头，我第一次带她回家见父母时，下早了车。从费城开出的当地火车，中途会在离阿尔顿七英里远的山区工厂小镇暂停，这个小镇就在斯库尔基尔河边，紧靠着几英里外的一片村舍。战后，在母亲的怂恿下，我们全家搬到这儿来了。我和黛布夹在一群旅客中下了车，月台两边都是树，一条长长的甬道。月台上一下子就人影全无了，没有人来接我们。尽管我心里觉得这样安排清晰明了——我想省得他们跑路——父母还是上阿尔顿接我们去了。

现在我常想，手机发明前的那些年代，人们如何联系呢？那个时候，一些小车站主要还是靠人管理；也许站长将我们的困境发电报通知了阿尔顿车站，在充满回声的大车站里，广播告知了我父母？又或者，也许是过去在落后地区使用的“精神电报”，父母没有看到我们出站，猜出我们在哪里，便径直开车过来了。那时我只是个乡下年轻人，黛布在圣路易斯或剑桥那种环境下无忧无虑，而在我的家乡却好似迷失了自己。我一直没法让她不受我们传统方式的影响。她经常把事情搞砸，我不能怪她。

那时我们还没结婚，但她已经把我的脏袜子、内裤和她要洗的衣服放在一起，洗干净、叠好后又放进她的衣箱。母亲在客房里走动，看有什么要帮忙的时候，发现了这个变化，沉默的暴怒一泻而出，一阵阵无情的怒火把她额头上、眉峰间的V形皱纹烧得通红。愤怒填满了那个小石屋的犄角旮旯、楼上楼下。我小时候家住奥林格镇，坐电车只用一站就能到阿尔顿，房子是长条形狭窄的砖石结构，有个长长的后院，所以当母亲——借用父亲宽容大度的话——“在制造紧张气氛”时，我们有地方躲避。但是在那幢新房子内，我们无处可逃，夜里在床上翻身的动静彼此都能听到。甚至屋外的昆虫聒噪，野草中的窸窸窣窣，有点什么动静都会激起她内心的无名怒火。我在她的怨气里长大，这种怨气通常起源于我看不到听不到的大人间的冲突。她可以连续好多天一直怒气冲冲，可是有一天我放学回家，或从朋友家回来，惊觉她的怒火奇迹般地烟消云散了。她的坏脾气伴着我长大，就像宾夕法尼亚的酷暑期，能热死闷热排屋中的老人，让街上有轨电车的钢轨变宽，让有轨电车出轨。

母亲发火时，我低声向黛布道歉。母亲的愠怒让餐桌旁的人噤若寒蝉。可还不止于此，愠怒从她的卧室蔓延到楼下的起居室。她插门锁的咔嗒声像一声惊雷在我们头顶炸响。“你没做错什么。”我让黛布放心，不过心里觉得冒犯母亲也不对，是最根本的罪过。我埋怨黛布，说她不该将我的内衣和她的混在一起，说她本该想到这个问题，预料到这样做的意味。“她就是这样的人。”

“好啦，她一觉醒来就会没事的。”这就是黛布的反应，这么大声，我害怕楼上听得到。我惊奇地发现，对母亲一浪接一浪的怒火，她的反应没我的反应那么大。她生出来可不是来受我母亲的气的。

我们坐在沙发上，父亲坐在旁边的摇椅上改数学试卷，意志消沉。他说：“米尔德丽德这样子不是针对谁，不过是女人的老毛病又犯了。”

对他那一代大男子主义者来说，妇人之见可以用来解释一切，一切都情有可原，可对我这一代不行。这种紧张气氛令我觉得很丢脸。那时候母亲在后门廊附近种了一小块三色堇，但没时间打理。也许是那一次回家时，也许是后来的哪一次，星期天的清晨，黛布动手除草，她觉得是在做好事。而我解释说，这儿星期天没人干活，大家都去教堂做礼拜。黛布迷惑不解地站在那里，赤脚踩在松软的泥地里，就像英格丽·褒曼在《火山边缘之恋》里一样。“真蠢，”黛布说，“我父亲整个夏天每个星期天都在砌他的墙或忙别的什么事。”

“他属于不同教派。”

“吉姆，我不明白。我真的不懂。”

“嘘……她在屋里，在敲盘子了。”

“得了，让她去敲。反正是她的盘子。”

“我们得做好准备，要去教堂了。”

“我没有带去教堂穿的衣服。”

“穿上你在火车上穿的衣服、鞋子就行了。”

“呸，我才不会。那样子看起来会很可笑。我宁愿留在家里除草。你外公外婆会留在家里，对不对？”

“外婆在家，但外公会去教堂。他每天都坐在沙发上读《圣经》，你没注意？”

“我没想到美国现在还有这样的地方。”

“好吧……”我的回答肯定苍白无力，她看出了这一点，所以打断了我的话：“我现在知道你那一派胡言是从哪里来的了，对爸爸那么粗鲁。”说话时她的双眸是那般湛蓝。

我很没面子，不过又很激动，因为我发现自己居然可以反抗我母亲了。结果，黛布留下来陪外婆，外婆得了帕金森症，不能走路，也说不了话。我对惠特沃思牧师的粗鲁遭到了报应。我们的第一个孩子——也就是他的第一个外孙女——在她路德教派的祖父母家受洗时，采用的却是充分协商过的唯一神教派家庭仪式，惠特沃思牧师小小地嘲弄了一番“圣水”——水是从我们自家的泉眼里取的，这口泉的地势比房子低，跟佛蒙特州不同，那里水源位于房子上方。母亲那一整天都板着脸，很不高兴，一提起我们的第一个孩子凯瑟琳，就说“没受过洗礼的孩子”。到另外三个孩子都出世后，我和黛布已搬到马萨诸塞州，那是我们相遇、相恋的地方，在那里我们加入了基督教公理会，这算是一种妥协吧。

我们身处圣水之中，世上之水皆为圣水，圣水乃生命之母。坐飞机我习惯于坐在右边，但那天从波士顿飞往纽约时，我却坐在机舱左边。像是对我的奖赏，上午十点多时，阳光射在康涅狄格州的水面上——不是那些大河或大湖，只不过是些小池塘而已——反射过来，刹那间水面跳跃闪烁的光芒直射入我眼帘，银光闪闪。那一刻，父亲的泪水在阳光下晶莹剔透，我看到的就是这样。他去世时，我和黛布在办离婚，为什么会这样，很难说得清。用爱默生的话说，我们的沸点不同，而一个与我沸点相同的女人出现了。我给黛布拍的那些快照，裸体的，离婚时成了离婚协议中的一项，她声称那是她的，可我觉得它们是我的——因为是我拍的，她却说身体是她的。听来有点像女权主义的口号，但我没有再争辩。

离婚后，母亲跟我说起父亲，说道：“从你第一次带她回家开始，他就为你们俩操心。他觉得她对你不够体贴。”

“他太在乎什么女人味了。”我说，不知道她的话可信不可信。死者的话无法对证。

虽然是我提出离婚的，可我总为黛布辩护。在高中同学聚会上，同学们不厌其烦地告诉我，他们更喜欢我的第二任妻子，我很吃惊。这倒是事实，西尔维娅真的能跟他们打成一片，而黛布却羞于这样。黛布觉得尽管每隔五年左右我们要聚会一次，但他们不过是我的从前，是我已抛在身后的东西。而西尔维娅呢，在我一把年纪时才认识我，知道我从来就没有真正离开过宾夕法尼亚，无论我审视自我的次数是如何之少，那儿总是我最看重的栖身之所。最近一次聚会，是第五十五次，黛布可能会觉得很没劲——所有人都几乎七十出头，大部分人就在离他们出生地不远的县里过了一辈子，有的甚至就住在离儿时的家不远的半独立屋内。有些人是坐着轮椅来的，有些病得太厉害，无法开车，只好由他们已届中年的子女开车送过来。聚会节目表的背面是去世同学的名单，名单越来越长了。从前的班花们有的发胖臃肿，有的瘦骨嶙峋，都成了又老又丑的老太婆；昔日的体育明星也好、非运动健将也罢，都同样得借助心脏起搏器、塑胶护膝才能行动。大家都退了休，到了父辈们体谅地去世的年纪，取代了他们的位置。

但我们不是那样看自己的，一点都没觉得自己瘸了、老了。我们看到的是幼儿园里的孩子——同样圆圆、新鲜的脸，同样的圆耳朵，长睫毛，大眼睛。我们听到小学学校里课间休息时愉快的尖叫声，高中舞会上体育馆里射灯闪烁的蓝光，诱人的萨克斯风，本地摇摆乐队喑哑的喇叭演奏着小夜曲。我们在彼此身上看到小镇长期的简单淳朴，“大萧条”没有改变它，世界大战亦如是，尽管食品配给、玩具坦克、空袭演习来到我们中间，但炸弹从来炸不到我们这里。老敌人重燃硝烟，很快又偃旗息鼓。旧情人一度旧情复炽，然后归于平和的温情博爱。我们的班长，亲爱的乔恩·埃迪森，一头浓密的栗色鬈发现在比洗得发白的衣服还要白，她拿着麦克风，考大家过去的事情——老师的外号啦，早已消失的小吃店、冷饮摊啦，我们三年级和毕业那年演出的剧目名称啦，三年级时废物利用比赛的获胜者啦——四面八方传来回答她的喊叫声。没什么能难倒我们：那时我们都在那里，而我们的另一半——西尔维娅也在其中，为那些长期珍藏的无用知识友好地鼓掌。

他们不仅仅是我的同学，也曾是我父亲的学生，大家总是不时提起他。在乔恩·埃迪森的问题里，父亲好几次都是正确答案——“韦尔利先生！”“曲奇”本曾经因考试不及格，留过一级，留到我们班上。他比我们大一岁，现在已经得了老年痴呆症，晚餐会前会后他老是走到我跟前，斜眼看着我，好像有强光照着他的眼睛。他热情而沙哑地问我：“吉姆波，你父亲——还跟我们在一起吗？”他忘了父亲已去世多年，但还知道说“还活着”就跟说“死了”一样，不够委婉。

“没有了，曲奇，”我每次都这么说，“他一九七二年第二次心脏病发作时就过世了。”很奇怪，我称呼一个七十四岁的老人为曲奇，一点也不觉得唐突。

他点点头，表情庄重，又有些疑惑。“听到这个消息，我很难过。”他说。

我回答说：“我也很遗憾告诉你这个。”虽然，如果此时父亲还活着的话，已逾百岁，还会欠下看护院一大笔钱。事实上，跟惠特沃思牧师去世不同，他的去世没有给我添任何麻烦。“你母亲呢，吉姆？”曲奇锲而不舍地追问。

“她比他多活了十七年，”我简短地告诉他，好像我憎恨这个事实，“她是个快乐的寡妇。”“她是位高贵的女士。”他慢吞吞地说，还点点头，仿佛同意自己的说法。我有点感动，他在努力回忆我母亲，毕竟，在外人眼中，就是他说的那样，母亲年轻时举止端庄，容貌秀丽。在漫长的寡居年月中，母亲变得越来越率直。有一次，跟我提起从前时，她说她自己，“其实不是那么美丽”。

父亲去世时，我和黛布在意大利。我们是和另一对婚姻出问题的夫妇一道去的，想看看能不能让我们的婚姻“继续下去”。我们住在佛罗伦萨的一个小酒店里，从酒店里可以瞥见阿诺河。从菲耶索莱游玩回来后——菲耶索莱是古罗马露天竞技场，一个小小的博物馆——我们临时起意，四个人去酒店楼上的咖啡厅里喝下午茶，而不是像往常一样回各自房间关禁闭。那地方没什么人，只有几个德国人待在一个角落里喝啤酒，几个意大利人站在吧台旁喝意式浓咖啡。即使我听到电话铃响，我也不会想到是找我的，但是服务生从吧台后走出来，走到我身旁说：“是韦尔利先生吗？有电话找你。”谁会知道我在这儿呢？

是母亲，声音听起来很小，咔嚓咔嚓的。“吉米？你们玩得还好吗？我很抱歉打扰你们。”

“我没想到你能找到我。”

“接线员帮的忙。”她解释道。

“出什么事了，妈妈？”

“你父亲在医院。第二次心脏病发作。”

“情况很糟糕吗？”

“哦，他坐在车里，我开车送他去的阿尔顿。”

“那好，不是太坏。”

些许停顿后她才回答，我觉得这是跨洋电缆之过。最后她说：“我不太肯定。”除了这次在电话里，我从未发现母亲的宾夕法尼亚口音原来如此之重。我们面对面时，她的声音透明得简直如同我自己的一样。“他醒来觉得胸口很闷，平时他都不理会的，但今天他受不了。我们这儿现在是中午。”

“那么你是希望我回去。”我有点怪她。我知道父亲不想给我添麻烦。我们已经预约明天去乌菲齐博物馆。

她叹了口气，大洋底下的电缆也哧哧喳喳作响。“吉米，我想你最好还是回来，你和黛布都回来，当然，如果她要待在那里，欣赏艺术的话就算了。舍克医生觉得他听到的心跳不太妙。你知道，平时要引起医生的注意有多难。”

那时还没有开胸腔手术和心梗血管成形术，医生除了用听诊器听听心跳、开点硝酸甘油片外，没多少事可以做。酒店前台帮我们查了去罗马的火车，那对夫妇送我们到佛罗伦萨火车站，美第奇教堂就在旁边，我们一直想去，而又注定没法一同参观。在罗马，的士司机找到一间还没关门的航空公司办事处。我永远也忘不了那个年轻办事员的礼貌及耐心，他凭借着课本上学来的英语，收下了我们下周去波士顿的机票，转成第二天飞费城的。那时去费城的飞机更多些。我们定了夜班飞机飞伦敦，只好在伦敦耽搁一晚。在希思罗机场远离伦敦的一侧，高楼林立，都是供中转旅客住宿的全新旅馆。午夜时分，我们总算住进了酒店。在房间里，我打电话给母亲——宾夕法尼亚那边正是晚饭时间——知道父亲去世了。对母亲而言，这已是几个小时前的旧闻了。她疲劳地回顾说，一下午她都坐在阿尔顿医院里，不断收到紧急报告。她说：“舍克医生说他搏斗到最后，可怕极了。”

我挂上电话，把这消息告诉黛布。我们躺在床上，她搂着我，说：“哭吧。”虽然我觉得这是哭的时候，我哭也的确无可厚非，可我相信当时我没有哭。父亲已经把我的眼泪流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