窗框框出外面世界的情景。从一扇俯瞰侧廊的窗户里可以看到上了漆的拼接侧廊壁板、柳条家具弯曲的背部。从侧廊边缘再望过去，可以看到葡萄藤凉亭下拓宽了的小径上铺着的砖块，还有葡萄叶间洒进的阳光和景色。蚂蚁们在砖块间拱出些小土丘，像洒在地上的咖啡粉末，葡萄藤彼此牵牵绊绊爬在凉亭板壁上，好看的淡绿色卷须拼出些字母形状：这些东西是托比[“托比”：“洛伊丝”和“托比”的原文是Lois和Toby，均为四个字母。]在外面时看到的。但他不知道，也没想着要问的是，谁建的这个凉亭？这是谁的主意，是外公外婆还是前屋主的？他永远也不想问。他曾收集过卷须字母，想收集全所有字母——A、B、C——可惜从没能找到D及其后的字母。

晚上，爸爸坐在柳条藤椅上，跟一帮大人坐成一排。他把香烟弹出凉亭外，香烟划出一道弧形的红色火星轨迹，撞在砖地上，溅出点点火花，粉身碎骨。秋天葡萄掉落下来，砖地被弄得很脏，可从没人想过要把它们拾起来。窗玻璃中间有气泡，如同空洞的泪珠，当这孩子的头微微移动时，东西的边缘都变形了，有点像坏孩子拿着放大镜去照急匆匆赶路的褐色蚂蚁，害得它最后只好停下来，吓得缩成一团，哆嗦声托比几乎听得到，好像是从他身体内发出来的。

薄薄的玻璃把外面的世界隔开来，屋外是平凡的世界，可屋里有些东西却不那么平凡，让人难过，觉得不对。人人都想当然地觉得这是个平凡小镇，跟别的许多镇子没有两样，夏天萤火虫，冬天雪花。托比却觉得它不平凡。这是个小世界，是离他最近的世界，他是这儿最重要的人，但他不会跟和他住在一起的大人们这样说。家里有四个大人——爸爸、妈妈、外公、外婆——就像家有四个边一样。

在修剪得方方正正的树篱后面有条小路，大孩子们常常高声大气地说着话从这条路走过，去学校操场和棒球场。侧廊和凉亭的那一侧靠着小路的是侧院，是花圃和开花灌木展示自己的地方，托比的母亲和外婆占据着这块多余而复杂的地方。为了防止邻居路过时看见篱笆里面，她们特意种上这丛灌木，它们需要修剪了，低矮的枝丫需要撑起来，母亲红着脸推着割草机，几乎生气了。割草声吵得很，割掉在下面悄悄长出来的青草。她把这份活称作“撑起灌木丛的裙子”，这话里的顽皮调子听上去无论如何都不好笑。她喊托比到外面来干这个，叫他不要再玩他的玩具、看儿童书或假装有什么事要做。硬邦邦的树枝戳着他的胳膊、他的脸，有些树枝上还有刺，扎着他，像是存心的。如果他不小心，可能会被刺瞎一只眼睛。母亲可不管，她总是穿着裤子在花园里干活，膝盖上弄得脏脏的。托比最喜欢看她穿着裙子坐有轨电车进城时的样子：一条褐色裙子，外面罩一件大衣，头上斜扣着一顶帽子，走在家门前的街道而非侧院旁边的小路上，沿着马栗树下的人行道走着，走向有轨电车站所在的那条大街。

这条小路的对面是一块空地，大孩子们夏天时在那里玩耍，吵闹叫喊声不断，在草地上翻腾打滚。草长得很高，顶端都结籽了，而草根处还有露水打湿的痕迹。过了这块杂草蔓生的空地，是住宅区，房子一幢连着一幢，一直延伸到一座农场旁，那里猪圈的气味太难闻。有些房子被遮住了，从人行道上看不见，托比家就是。“远离危险。”外公喜欢这样说，他坐在沙发上，捻弄着雪茄，脸上狡黠的表情总是惹得母亲很恼火。她说他只能在屋外抽雪茄。沿街的大部分房子门廊前只有一小块草地，许多房子其实是两户人家连在一起的，有不同的门牌号码、不同的油漆颜色，所以每户人家只有三面有窗户，不像托比住的那幢又漂亮又长的白屋。

另一边侧院对着艾克尔伯格家，这是对老年夫妇，先生总是戴着一顶油腻腻的帽子，而太太的下巴处则挂着一个甲状腺瘤。托比很怕靠近他们那边阴暗窄窄的侧院，哪怕隔着窗户看一眼都讨厌。艾克尔伯格夫妇似乎总是蹑手蹑脚一起行动，嘴里同时嘟囔着什么，朝什么东西戳戳点点。母亲说他们的不幸在于他们没有孩子。托比是家中独子，母亲是独女，所以他能来到这个世界可以说是颇为侥幸。

人们说他家的房子是白色的，其实应该是黄色——“奶白色”，他听母亲说过。奶白色，配上绿色的木框，绿色的窗户。上小学时，他用蜡笔画过一幅自己的家，他发现绿色和白色在一起有种别的色彩组合所没有的和谐。黑色和黄色也很配，是万圣节的色彩，紫色和金色是复活节之色，红色与绿色是圣诞节之色。美国国旗上的红、白、蓝三色就像铜管小号上的三个音调。发现这些和谐色彩令他相当兴奋，远远超过其他孩子对此的感觉。

他的玩伴们——当他有玩伴时——会从对着小巷的那边侧院的篱笆缺口处进来，穿过三色堇花丛，走过那条砖铺小径来找他。篱笆间的那个缺口从前有扇很重的绿漆门，门吱嘎哐啷乱响，最后外公把它送到战时垃圾站去了。它锈坏了，他说，他讨厌再给它上油漆。威尔玛·多布林斯基在学校里比托比高一个年级，在她同龄人中也绝对是高个儿，她总在缺口处张望，看他在没在侧院或侧门廊处；如果他在，她就不用敲侧门，面对厨房里的外婆了。她觉得外婆不欢迎她，然而威尔玛是他有过的最好朋友，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是唯一的朋友。不管他提议玩什么、做什么，她总是积极响应。有时候在侧廊上，他们把柳条椅翻倒，假装躲在山洞里，躲开印第安人或强盗。有时候，他们用纸剪出一些苹果、梨子、香蕉，再涂上颜色，把它们放在装橙子的空箱子里，卖给假想中的顾客。

威尔玛喜欢他家的侧院，跟她自己家比起来，她喜欢托比家青翠多树的草地。她家的草地被她们家人踩踏得光秃秃的，低洼处还系着一条杂种狗。有一次它朝托比扑来，用力拉扯着铁链，咆哮着露出可怕的青白獠牙。托比尽量不去多布林斯基家玩，她家很小，也没什么卫生设备。多布林斯基太太给威尔玛洗澡，是让她站在厨房里的一张椅子上，拿一条澡巾在有泡沫的脸盆里打湿，然后给她擦身子。托比之所以知道，是因为他有一次从没关严实的厨房门缝里张望看到的，最后多布林斯基太太高声叫道，说他这样太不体面。她怎么看到他在偷看的呢？难道他偷看的眼睛在门缝中发光？女孩们，他发现，有着跟他一样的屁股，只是前面有些不同，前面几乎什么也没有，只有一道凹口。

不知怎么回事，奇怪得很，这附近、街这边，没有与他同龄的男孩，而大人们又不同意他自个儿到街对面去。有个调皮的男孩，沃伦·弗莱，在学校里跟威尔玛同级，住在另一头，就在小巷下面。小巷顺着学校操场下去，变成一条两边都是房子的街道。沃伦从低处穿过菜园旁边的鸡舍，来到托比家的院子里。外婆不喜欢他。她不喜欢他家的“人”，早在托比出生之前，她自己还是孩子时，她就认识弗莱一家。托比不愿去想那段没有他的空白时间。

一天，沃伦和托比在厨房里的油毛毡上扭打作一团，打架的起因是沃伦粗暴地对待托比的玩具，又嘲笑托比太在意玩具。其实玩具没有感情，可托比搞得玩具有感情似的，沃伦甚至还嘲笑说只有女里女气的人才觉得它们有感情。托比偷偷使绊子，结果沃伦的头磕在暖气片上，血从头发里流出来，他好像会死。托比吓坏了，外婆用一块旧抹布给沃伦包扎起来，包得很不错，然后把还在流血的他送回去了。不过第二天沃伦又到他家来，几乎已经完全好了，他也没有还那块抹布，托比听外婆说再也找不到那么好的一块抹布了。沃伦没死，他骗走了外婆的抹布。

外婆也不喜欢威尔玛家的人。她的不喜欢跟威尔玛有多少兄弟姐妹及钱有关，虽然托比从在家里偷听来的话中知道，外公再也没钱了，股市崩盘吞光了家里的钱。他们全靠父亲当老师的一点钱过日子，那点钱放在一个红白两色的锡盒里，上面写着“食谱”两个字。锡盒搁在冰箱顶上，大人们买东西去之前，都在那里掏几下。外公去威尔玛家前面几所房子外亨·盖格小客厅改成的杂货店，杂货店地板上的钉子被磨得发亮；母亲和外婆则是去山上两个街区外的佩普·谢弗家更大的商店，那儿冰激凌的品种更多，肉很新鲜，血水渗到肉砧板上，砧板上全是切肉刀划出的十字形标记。佩普有台冰柜，大得他可以直着走进去不用弯腰，出来时嘴里呵出白气，一月份时你的呼吸才会这样。当托比大到能把厨房椅子搬到冰箱前、站在椅子上后，大人们同意他可以伸手去食谱盒里掏一个五分硬币，吃过中饭回学校上课的路上，可以在亨·盖格杂货店买一块美味糕或啫喱馅的甜甜圈。他喜欢边走边吃，不喜欢坐下来吃。由于家里有五个人，他只能坐在厨房小餐桌的一角吃饭，桌角老是戳着他的肚子，他还遭训诫要注意吃相。

这儿有小巷、街道，还有电车经过的大街以及矗立在一片沥青地之上的小学校舍。当他走过那条街朝大街走去时，他经过的房子变得越来越小，它们的门廊低于地面，没有栏杆扶手。外婆老说“那些人”这不好那不好，但在托比看来，他们一家人正是生活在他们之中，应该与这些人打成一片。这是他生活中的人。

侧院被灌木和花圃弄得很挤，不好玩，只有玩藏猫猫游戏还凑合，但是后院一路伸向鸡舍和车库，当外公还有那辆绿色福特A型车时，那辆车就停在车库里。托比还记得，车还没卖掉前，自己挤坐在后排父母中间。记忆中他觉得母亲在生气。靠近围住鸡舍的地方，放着一个燃烧桶，大人们同意他拿根火柴烧前一天的报纸和其他废纸，还有不戳戳它们、分开页面就不会烧着的杂志。靠近桶底处有个可以掀开的小盖，因为火需要氧气。残羹剩饭不能烧，给鸡吃。

在燃烧桶上方，离房子更近一点的地方，是菜园。春天时，外公会掘翻土地，整个夏天那几排菜地需要松土、拔杂草。爸爸不用做这种农活，但托比得做。一排排利马豆、甜菜、胡萝卜和圆甘蓝间的杂草得拔出来，还得小心地平摆在地上，否则它们会再次扎根于地下。锄过的土地，在变干之前，一般跟外公在春天时掘翻出来的深褐色湿泥土颜色一样。秋天，母亲和外婆把番茄、切成片的桃子、大黄装进大口玻璃瓶中，弄得厨房里热气腾腾。玻璃瓶用红色橡皮圈扎紧封住，这种橡皮圈在家里玩掷圆圈游戏最合适，每个圈都有个小拉环，正好把手指套进去，让圈旋转。

阳光下杂草无望地摊在那里，很快干枯了，托比觉得拔除它们很残忍，但是，他也不想要它们长在那里。万事万物自有其缘由。在学校里，教三年级的肯德尔小姐告诉全班同学，青草是绿的，因为绿色是最令眼睛舒服的颜色。上帝做了这样的安排。如果万物都是鲜红或橙黄的，她解释说，人们会因为色彩过浓而疯掉。天空是蓝色的也是同样道理，虽然有时候托比抬眼望天时湛蓝刺得他眯缝起眼睛，如果他正好直视太阳，那一圈叠影会在视线里停留好久。是上帝为人类创造了这个世界，肯德尔小姐如是说。

后院斜坡从砖路开始，沿着门廊和地窖木门，穿过一片草地，直下到菜园。星期六，父亲将袖子挽到手肘处，在这片草地上推着割草机。吃过晚饭，他们把躺椅搬到院子高处，坐在那儿，萤火虫出来了，外公抽他的雪茄，母亲没有抱怨什么。雪茄烟可以驱赶蚊子，外公跟她解释过。他低声下气地跟她说话，她是他的女儿。“洛伊丝。”他这么叫她。这是个奇怪的名字，两个音节，跟“托比”一样，字母数也一样，这么像，所以托比想当然地认为他的名字来自她，既然他似乎是她生的。而她是外婆生的，外婆名叫伊丽莎白，从某种意义上说，洛伊丝这个名字包含在“伊丽莎白”之中。托比脑子里想着这些事，昏昏欲睡。

放学后，威尔玛和沃伦·费莱，还有邻里间的其他孩子有时会到后院来玩，沃伦后来不来了，其他孩子也主要是女孩子。大家爬树，在外公做的秋千上荡秋千。托比还小时，外公为他在两棵英国胡桃树的低枝丫间做了个秋千。秋千很快就玩腻了，现在对他来说，绳子太短，只适合小宝宝玩。不过有许多树——桃树树叶长而尖，有深深的折痕；歪脖子樱桃树树皮像一堆黑色硬币；枫树有长着翅膀的种子，你可以剥开它们，贴在鼻子上；英国胡桃树的那些低矮树枝被孩子们爬得发亮。孩子们从这棵树旁跑到那棵树旁，奔跑尖叫着打他们自己的棒球。还有躲避球游戏，当拿球的人大喊“停”的时候，所有的人必须停下来，哪怕你的脚悬在半空中会失去平衡也要停下。

托比最拿手、最骄傲的是领着他们到石头鸟澡盆处，它的基座有点摇晃，溅出的水会洒到女孩们的鞋上。他还领他们去葡萄藤凉亭下的日本金龟子陷阱处，大声吵吵着的金龟子在愤怒地死去。还有那片宽宽的铃兰花圃，大人们不许他们在那里面找球，不过除了踮着脚尖尽量减少找球时踏平花儿的风险外，他们还能有什么别的法子呢？

当小小的白色钟形花蕾在垂茎上开花时，铃兰花圃香气馥郁。托比站在它边上为一颗松动的前门牙担心了好久，在舌头和手指的帮助下，它终于掉了下来。柔韧的牙根上还有点血迹。他拿着牙齿进屋去，大人们夸他长大了。他想要他们开心起来，他们散发出一股气味，仿佛一成不变地活得太久了，他们会永远待在原地，就像他不想得的病一般。母亲对他掉牙不太开心，担心牙是被他用力拔下来的，新长出来的牙会长歪。她告诉过他现在他的牙齿都还是乳牙，等它们掉了后会长出更大更坚固的牙齿。当他站在那儿担心这颗牙齿时，这一知识一直盘旋在他脑中，也盘旋在这个小镇上，尤其是盘旋在隔壁那块空地上的无形压力中。

身处那个小一些的侧院里，他觉得身边大人们的悲哀之情最浓厚，那个侧院对着艾克尔伯格家。两栋房子在它们之间投下一片阴影，青绿苔藓在绣球花丛下的幽暗处生长着。这些花丛开出的花朵大得有如女人的帽子，但几乎是这里唯一的花，跟另一边阳光照耀得到的那个侧院完全不同。在这个有阴影的侧院里（脚下的草地有一点点弹性），有些事物的寂静托比不愿去思考——教堂和幽深的树林，还有墓地，那儿有一棵盆栽植物为纪念某人摆在那儿，它自己却给人遗忘，早就干枯死掉了。艾克尔伯格家的房子显得很近，孩子们很害怕老先生会突然跳出来，虽然事实上那个穿着布袋式灰毛衣、前襟上还有灰色珍珠状纽扣的驼背矮胖老头，偶尔和托比的眼光在两家分界线撞上时，他脸上会泛出一丝微笑来。

与独自一人待在院中别的地方相比，独自一人待在房子这边时，托比怕多了。房子这边没什么窗户，所以母亲和外婆不太可能隔着窗户瞟他一眼，确保他的安全。他几乎像在月亮上那么远。虽然这儿有一长条空间可以玩接球游戏，但他和威尔玛在这儿玩的时间总不会太长。如果一时失手球滚进紧挨着他们家的艾克尔伯格家那边的牡丹花丛里去了，那两口子——先生戴着油腻腻的灰帽子，太太总是系着围裙，还有脖子上那个大瘤子——可能会出来，在他找球时捉住他，把他好一通摇晃后，锁进他们家的地窖里，跟布满蜘蛛网、装着突出来的封存水果的架子和其他被捉的孩子的骷髅待在一起。他曾听大人们说过，艾克尔伯格向外公抱怨说当他们想午睡时，孩子们太吵。

然而，在他自己家里、外公的家里却很安全，托比从某扇窗户朝那个方向望出去，为那半边侧院感到难过，它看起来从没被用过，人迹罕至，像小学里没有蟾蜍的玻璃养殖箱那般安静。侧院里充溢着他能从自己身后、从家里大人们那里感觉到的那种成年人的悲哀。

为什么而悲哀？钱，托比猜。只要他们花点钱，爸爸就很担忧。当运煤的卡车开来，在路牙上、在随车带来的厚厚的木三角上倒车，长长的斜槽从车身里伸出来，伸进前门门廊处地下室的小窗口里，斜槽因煤块滑落被擦得发亮，煤块从卡车车身滑进装煤的桶里时，整个家都在颤抖。这世上的一切都是为了他的幸福，托比感到了这个奇迹，而爸爸却觉得钱在溜走。他通常都在工作，教那些不听话的学生，可在家里时，他看起来总是很焦虑，绞着两手，用母亲的话说是一副“女里女气”的样子。手是男人的手，方方正正，手背上长着些突出的疣子，显得斑斑块块的。当这个男人想擦掉内心的焦虑时，这双手会像女人做家务一样做出很多擦拭、扭绞的动作。爸爸有时候说他自己很烦躁、很沮丧，当托比很烦人，或在发牢骚时，他叫托比“年轻的美国一代”，向看不见的听众宣称说：“这孩子真是个烦人精。”

悲哀积聚在屋子的后面部分，在厨房里，远离前街和前街上来往交通的地方。人走得最多的地方，油毛毡上的图案都被磨花了，老石板水池闻上去有一股井水的味道，长鼻子的铜水龙头生锈变绿了，还有铺在小桌上的油布，他们坐在桌前用骨柄刀叉吃饭，桌角总戳着他的肚子——与他某些伙伴家的厨房比起来，这儿的一切看上去那么陈旧过时。不是说威尔玛·多布林斯基家，而是从这儿三户人家开外的纳格尔双胞胎家，还有街对面的几户人家，那些房子地势比这边高，耸立在围墙之上，水泥台阶长到邮差要抄小路沿着门廊走，跨过低矮的篱笆——这些普通住户家里有轰轰直响的电冰箱，而不是那种滴水的、要用锡盘接水的冰盒；还有烤面包机，只要插上电，吐司就会弹出来，而不是简单地把面包片放在发着怪味的肮脏老式煤气炉上烤，那小小的紫色火苗像狗的乳头。

圣诞节时，人行道上的过路人可以透过窗户看清别人家的客厅，跟杂志上的图片一样，窗里面摆着长针叶常青树，上面装饰着大量金银流苏，像一阵金银雨，还挂着许多薄薄的中空装饰品，看起来厚实得像圣果，闪闪发光。母亲喜欢看起来自然的树，她的装饰品简单，比如用来诱使母鸡孵蛋的玻璃鸡蛋，从阁楼上的几个盒子里拿出来，每个都被节俭的母亲用纸巾包着，各自装在一个小纸格中。纳格尔家的双胞胎说他们的叔叔每年都会在阿尔顿买新的装饰品，全蓝或全红，或带有“某个主题”，跟百货商店里的一样。托比不想要那个，他只想普普通通就好，像普通人那样有些钱就够了。托比并不总是很乖。他怯懦、听话，但是内心里也藏着些阴暗的东西。外公外婆家里有些结着蜘蛛网的角落，人不常去的地方，甚至完全锁上的房间，在那些地方，另一个世界的东西，妖魔鬼怪们，偷偷潜行，呼吸之声清晰可闻。五个人住在这幢房子里，人太少不够把这些威胁挤出去，不够驱逐装煤块的阴暗地窖和一股樟脑丸和雪松木箱味道的阁楼里的恐惧。在屋檐下，阁楼里放着叠起来的旧地毯和有馅饼边的漂亮碟子，煤油灯和再也不会用的疙疙瘩瘩的大行李箱，用布包着的相册，里面全是外公外婆他们的“人”，早就去世的长辈，可是当他翻开相册烫金边的厚厚封面后，他们瞪着老大的眼睛直盯着他。男人们留着胡须，头发中分；女人们头发后梳，一丝不苟，穿着层层叠叠、深深浅浅全黑僵硬的衣服。整个家里，托比最当心的是很少用的壁橱和床下低矮的空间，他也不碰后楼梯下那几扇从没打开过的门，仿佛里面锁着干尸或疯子。

他很少去外公外婆的房间，偶尔去的话，他能闻到房间里的一股老人味道，焦干的甜味。家的正中心，有一块地方也让他很怕：前楼梯通向楼梯间，从楼梯间一边再上两级台阶便是外公外婆的房间，楼梯间的另一头是他父母的房间，楼梯间通往的第三个方向是楼上的洗手间。当他在里面上厕所时，他总怕身后的门关上，怕他再出来时，门后有什么东西在等他。所以，他让外婆坐在小台阶上守着，保护他。这是她的职责，因为托比知道她也觉得房子里有鬼，家中有鬼的想法就是她灌输的。

有一次，他从洗手间里出来，外婆坐在台阶上睡着了，金丝眼镜滑到小尖鼻头上，假牙滑落出来，样子吓人。托比发现她不是清醒着在保护他，气得要命。她正要起身，他扑过去，捶打她躬着的后背。他的拳头打下去时，她轻声咕噜着，长长的灰白头发四下里飞散开来。他明白这样做很不对，但他知道她不会告诉妈妈，即便她说了，妈妈也会理解他为何如此生气的。妈妈也烦外婆。

他做过的最坏的事情是折磨他的玩具。他的泰迪熊，灰羊毛的布鲁诺，掉了一颗玻璃眼球，褐色薄荷糖似的，那是拜托比的婴儿小手所赐，那时他还不记事。他还是小宝宝的时候，曾把玻璃眼球从铁丝关节上拔下来，事后又忘了把它放在哪儿了。现在，他是大孩子了，他喜欢把它剩下的那只眼睛挖出来，让布鲁诺当个瞎子，然后又发善心，亲吻那个羊毛空洞，把眼睛再放回去。如果他再失去这颗眼球，他们就会把布鲁诺扔掉，它就会躺在无边的黑暗中，再也看不到任何东西了。

靠着一分一分的积攒和向父母讨要，托比攒齐了一套迪士尼的橡胶玩偶——黑手黑腿的米老鼠，它的头是空的，像是瓶盖似的套在脖子上，可以取下来。唐老鸭有个结实的白胖屁股，托比喜欢它在手掌里沉甸甸的感觉。匹诺曹不是那么如意，疙瘩的膝盖，粉红脸颊，蓝眼睛，没有一撒谎就长长的鼻子，一副乖孩子的表情。在餐厅地毯旁边的一长块空地上，他把它们摆成一排，然后用一个脏垒球像玩保龄球似的把它们打倒在地。最难的是打倒褐色的小牛费迪南，它又矮又壮。当他自个儿而非和威尔玛一起玩这个游戏时，他再次把它们摆好，并威胁说如果它们不听话、不倒下去的话，他要干什么干什么。

有一次，托比拿来一块单边剃须刀片，那是他用纸板做东西时，用来割纸板的。他举起刀片对着唐老鸭的长脖子，要它招供，为了表明他是认真的，刀片切下去的深度超过了预想，结果现在当他把唐老鸭的脖子往后扭，它脖子上的第二张嘴就张开了，在黄色鸭喙下面。自己如此残忍的证据令托比每次看见还很惭愧——每次他把唐老鸭的头往后稍掰一点，刀口就拉开一点——不过，那时候，他不会像大部分男孩那样踩死蚂蚁，甚至女孩们也这样，还在男孩们面前显摆；他也不会去水坝那里钓鱼，把小虫子或蚱蜢挂在鱼钩上。他不明白人们怎么能那般折磨动物。

珍珠港事件后，美国卷入战争，暴力统治了整个世界。镇上老是有防空演习。他们得关上所有的灯，坐在那儿，他和母亲、外公外婆，坐在没有窗户的楼梯间，那里正是他一直害怕的地方。爸爸是防空演习执行长，打着手电筒摸黑出去了。他们坐在台阶上竭力屏住呼吸，一架飞机飞过去，就在他们屋顶上。托比知道它要是扔颗炸弹，他们就全都会被抹掉。这是个报纸上的新词，“抹掉”，还有“闪电站”和“潜水艇”也是。简直难以置信，在英国和中国，被“抹掉”的人中也有小孩。飞机发出的锯东西般的嗡嗡声慢慢小下去，托比的生活在继续，而在别处，无数的生命在死去。

当他剥去锡罐上的包装纸，拿掉盖子和底部，将它们弄弯塞进罐里，然后放在鸡舍前的水泥地上，把闪亮的圆筒踏平，就感觉像是跳在一个日本鬼子或德国佬的脸上。他每踏一下，水泥地上夹杂着鸡粪的灰尘便腾起来，母亲不明白这是战斗——你有时候得这样干。在四年级后面的走道上，五年级的男孩们总是作弄托比，因为他老是穿着短裤，或者因为他是老师的孩子，或者因为他住在白色大房子里，或者上课时他老是举手发言。即使他们跟他不是一个班的，他们也知道。他身上就是有那股什么都知道的男孩才有的讨厌味道。孩子们嘲笑他：“你觉得自己很了不起。”而他要的只是融入他们中间，做个普通男孩。

普通世界里的男孩们老是攻击他。有一次，一个五年级学生，名叫里奇·塞茨的，和托比扭打在一起，躺在阿克姆的装货门廊前杂草丛生的沥青地上，只不过托比被压在下面，露出一个流血的鼻子。当他走进前门，母亲看见了他流血的鼻子，不出一分钟，她已在打电话——给塞茨家打电话，然后又给学校校长打电话。电话就在小桌上飞科牌收音机的旁边，像胶木做的黑色粗茎水仙花。

母亲更让人难为情的干预发生在垒球场上。那个球场离他家只有两分钟的路程，从他家院子低处，穿过鸡舍和车库之间的狭小空间，沿着一片玉米地走一段，就在那条小巷对面。母亲总抱怨那块地方有股尿骚味，怪罪于家中的男人们，包括托比在内。只要想起来，她就狂怒。“室内厕所是干什么用的？”她满脸通红地问。不过，托比还是老这样干。只要在这两道墙中间，在鸡舍的石棉瓦和红漆像雪片似剥落的旧车库木板间，他的肚子下方就有尿意。

爸爸每天走这条路去高中，穿着大衣、系着领带，经过嗡嗡响的日本金龟子陷阱，走到院子和芦笋地中间，再出来经过那片矮篱笆。母亲几乎从没来过这块地方。她避开学校操场，那也是让发生的事情那么震惊的原因之一。这事牵扯到沃伦·弗莱——头上流血的沃伦·弗莱，他再也没有来过他家，可能讨厌托比出现在这条低矮小巷周围，因为沃伦就住在这一带的沥青瓦屋的房子里。在垒球场下围栏后面——当时不是学校里的比赛，而是周六的一个联盟比赛，队员都是高中毕业生，还有一群老观众——沃伦推搡了一把托比，托比回推了他一把，不久他们就扭打在灰土地上，就在一小群站着的观众前面，托比的爸爸也在其中。

爸爸只是站在那儿，衬衫袖子高高卷起，高昂着头发梳得整齐的头，尽量想忘掉他的担忧，认真看比赛，尽量想融入进去。也许，教了一周的课后，不用再要求什么纪律让他很享受，让一切顺其自然吧，他对面前两个打架的孩子和周围的人群置之不理。人们看着孩子打架，慢慢大声为哪边叫起好来。托比在打斗中略处下风——沃伦那阵子突然发育得很快，块头很大——托比看见母亲出现的时候，眼里涌出愤怒的泪水。

她就是那么突然地出现在那儿，高个子、年轻的母亲，一把揪住沃伦的头发，扇了他两巴掌，声音响亮得像击打棒球。然后，她丝毫不差地紧紧抓过托比的手，转过身，以同样惊人的准确度伸出手去，扇了爸爸一巴掌，因为他就站在那儿，撒手不管。

她拖着托比回家。泪水迷糊了他的双眼，他含糊着抗议，同时心里羞愧难当，不明白她是如何知道并且出现在那儿的。她准是在院子里听到了人群的嘈杂声，然后不知怎么看见了，在低矮的篱笆那边，他和沃伦扭打在尘土里。怎么回事，托比纳闷，在这个场景中（垒球场在他们身后退去，白房子和侧院还有葡萄藤凉亭慢慢拉近，他们左边地里的芦笋已开始空心结籽，他的眼泪让一切扭曲变形，像窗户玻璃上的泡泡），他就得是那个住得离学校很近的人吗？有一位如此神奇、狂怒、不愿顺其自然的母亲？他的手臂好像被拉脱了臼，他慢慢屈从于现实：有这样一位母亲，他永远也成不了一个普通平凡的男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