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没有发疯，别再叫自己‘疯子’了。”我妈第一千一百万次对我说这句话，“你只是敏感，还有……一点……古怪。”

“以及脑子混乱到需要吃一大堆药物。”我补充说。

“那不是发疯，”我妈说着，转过身继续用力刷碗，“你没有发疯，别再这样说你自己了，这让你听上去真像个疯子了。”

我笑了，因为这是一场熟悉的争论。之前，我们为此争论过一百万次；往后，我们还会为此争论一百万次。所以，随它去吧。再说了，从严格意义上来讲，我妈的观点是对的。我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疯子，只是当人们需要定义我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的时候，给我贴上“疯子”的标签会让事情变得简单得多。

在过去的二十年里，我看过很多精神科医生。根据他们的说法，我是一个高功能抑郁症患者，伴有严重的焦虑症、中度临床抑郁表现以及会引发轻度自残的冲动控制障碍。我患有回避型人格障碍（和严重的社交焦虑症差不多）和偶发的自我感丧失症（它让我感觉自己彻底脱离现实生活，虽然还没有到“这种迷幻药真是太棒了”的程度，但是也已经不止于“我想知道我脸上现在是什么表情”和“要是能够再次体会喜怒哀乐的感觉该有多好啊”之类的想法）。我患有类风湿性关节炎，自身免疫方面也存在一些问题。轻度强迫症和拔毛癖（一种想拔光毛发的冲动）就好像撒在我这样一个精神失常的魔鬼蛋[一种西餐开胃菜，蘸了芥末或辣椒酱的鸡蛋。]上的辣椒粉。它是一把完美的撒手锏，因为每当人们听到“躁狂症”这个词时，总会自动后退，在拥挤的飞机上为你腾出一片空间。也许你不应该在拥挤的飞机上说你有躁狂症。这是我的丈夫维克托讨厌和我一起坐飞机的原因之一。另一个原因是我经常带着动物标本一起坐飞机，让它们帮我缓解焦虑。总体上，我们很少一起旅行，因为他无法理解这有多么令人兴奋。

“你没有躁狂症，”我妈用一种恼火的口气说，“你只是喜欢拔自己的头发。你从小就这样，这能带给你安慰……就跟抚摸一只小猫似的。”

“我喜欢把自己的头发拔下来，”我解释说，“这不太一样。这就是为什么他们称之为‘躁狂症’而不是‘抚摸小猫障碍症’。说实话，要是得了‘抚摸小猫障碍症’也很麻烦的，因为最后你会和一群秃毛小猫待在一起，它们都会恨你的。天啊，我希望自己永远不要得那种过分狂热的拔猫毛障碍症。”

我妈深深地叹了一口气。不过，这正是我喜欢和她进行这类谈话的原因，因为她带给我新的视角。而这也是她讨厌和我进行这类谈话的原因，因为我向她描述细节。

“你极其正常。”我妈一边说，一边摇头，好像连她的身体也不肯让她说出这种谎言。

我笑了，同时又开始无意识地拉扯头发：“我从来都不是一个正常的人，这一点你我都很清楚。”

我妈停顿了一会儿，想另找一句话来反驳我，但恐怕没什么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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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来，我的焦虑症总是很自然地就发作了，自然到荒唐的程度。我记得最早在学校师生面前发作是在一次医院实地考察的过程中。当时，医生拿出了一些血液标本，我看到后立刻昏厥过去，直挺挺地倒在堆积如山的便盆上（谢天谢地，那些便盆都是空的）。在场的其他孩子记得当时老师说了一句：“别理她，她只是想引人注目。”我的脑袋开始流血，于是医生打开了一管氨水放在我的鼻子下面。我当时感觉自己的脸好像被一只看不见的带着恶臭的拳头揍了一记。

说实话，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昏厥，因为我的焦虑症在那段时间并没有恶化。有人说这是因为我在潜意识里受到了惊吓，它认为此时对我而言最安全的做法，是倒在地上并在一些便盆的围绕下迅速入睡。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我的身体是一个笨蛋，因为强迫性嗜睡是最糟糕的防御手段。这种学负鼠的装死方法，只有在狗熊要吃你的时候才起作用，因为据说如果你在几只狗熊的面前躺下，它们会想：什么玩意儿？我要攻击她，她却打起了瞌睡？我还是别惹她了吧。

这次昏厥开启了我下一个漫长而又荒唐的人生阶段。精神科医生把这种昏厥称为“白大褂综合征”，而我的家人则把它称为“珍妮到底怎么了综合征”。相比之下，我认为家人的判断更正确，因为一看到医生的白大褂就会昏厥是一件该死的非常荒唐的事情，而且不是一般的尴尬，尤其在事后你还不得不对医生解释说：“对不起，我看到你就昏过去了，因为据说我有害怕白大褂的毛病。”更糟糕的是，我昏厥后会在地上胡乱地摆动，喉咙里还会发出低吼。那种场面我妈亲眼目睹过几次，她说我“就像一只弗兰肯斯坦”。

其他人也许正在努力战胜自己潜意识里对逆境、失败和被石头砸死的恐惧，而隐藏在我内心的恐惧却让我在看到白大褂时昏厥。我曾经在验光师面前昏厥过一次，在牙医诊所里昏厥过两次，还在妇科医生那里有过两次可怕的经历。在妇科医生那里昏厥的好处是，如果当时你已经躺在妇检床上了，你就不会从很高的地方倒下来——当然，除非你像我一样，在呻吟和失去知觉的时候会张牙舞爪。最糟糕的是你在医生检查阴道时候昏了过去。那就像非常无趣的性高潮，你甚至不愿意为它醒来。我总是提醒我的妇科医生：我很可能会在取宫颈刮片的过程中出现动静很大的昏厥。而她通常会严肃地告知我：她根本不需要我提醒她这一点。“也许，”我妹妹说，“这是因为大部分人都认为，昏厥这种事情不过是一场夸张的表演。”

在妇科医生那里昏厥时，真正糟糕的是当一个扩阴器出人意料地伸入你的阴道时，你偶尔会恢复意识，这绝对是排名第三糟糕的苏醒方式。（排名第二糟糕的是，你醒来时发现妇科医生并没有把扩阴器放在你的阴道里。因为在你昏厥后，医生把扩阴器拿了出来。接下来，一切又得从头开始。这就是为什么我总是告诉妇科医生：如果我昏过去的时候，他们正在检查我的阴道，那么他们应该利用这个我不在场的机会，把一切都做完。

最糟糕的苏醒方式是，你睁开眼时发现狗熊正在啃你，因为你的身体认为最安全的防御手段是在狗熊面前睡着。但“装死”那一套玩意儿几乎从来不起作用。其实我也不清楚，因为我从来没有在狗熊面前昏厥过，那样太荒唐了。实际上，我肯定会朝它们冲过去，为了给它们拍张不错的照片。我会在白大褂而不是狗熊的面前昏厥——我的大脑告诉我——白大褂才是我真正需要小心提防的东西。）

有一次，我在宠物医院里，当医生叫到我的名字时，我又动静很大地失去了意识。当时我看见了沾在兽医白大褂上的血迹，在潜意识里吓坏了，突然昏死在我的猫身上（这并不是一种委婉的说法）。后来，我在医院大堂里衣衫不整地醒了过来，而周围有一大群陌生人和狗正低头看着我。据说，我开始呻吟时，兽医打电话叫了一辆救护车。急救医生到达现场后，宣称他们听不到我的心跳，就撕开了我的衬衫。我个人认为他们当时只是想用一种比较便宜的方法刺激我醒来。我想那些低头看着我的狗也同意这一点。在观看了整场闹剧之后，它们好像对我有点不好意思。但你实在无法责怪这些狗，因为首先，谁能在碰到那种事故现场时，不扭头来看热闹呢？再说，狗是没有“端庄体面”的概念的。

“你醒来时，发现自己衣衫不整，周围还有一群热心肠的狗盯着你的胸罩看，而这一切都是你害怕白大褂造成的——这差不多是第七糟糕的苏醒方式了。”我对我妈大声抱怨。

“嗯，”我妈抬起一边眉毛，含糊其词地回答我，“好吧，行吧，也许你不是我们通常说的那种正常，”她勉强地说，“但是，有谁想做正常人呢？你没有问题，完全没有问题，甚至比正常人更好，因为你对自己身上出现的问题十分在意，所以你能发现它，并且……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它。”

我点了点头。她说得有道理，虽然世界上的其他人可能会不同意我们对“解决它”的定义。

小时候，每当我尚未确诊的焦虑症再次变得不堪忍受时，我用逃离现实世界、躲进空玩具箱里的方式来“解决它”。读高中时，我用独自远离人群的方式来“解决它”。在大学里，我用饮食失调的方式来“解决它”，我用对食物摄入的控制来补偿我在情绪上的失控。现在，作为一个成年人，我用药物、看精神科医生和行为治疗来对它进行控制。为了控制它，我痛苦地承认自己有多么疯狂。为了控制它，我允许自己在重要的事情发生时，跑去洗手间或钻进桌子底下躲起来。有时候，为了控制它，我让它控制我，因为我别无选择。

有时候，我整整一个星期无法起床。焦虑症的侵袭依然令我在生活中感到难受和害怕。然而，在经历了关于“高兴死了”的顿悟之后，我认识到了坚持下去的重要性，我知道在不久的将来，我会再次快乐起来。（如果你感觉这个句子令人费解，很可能是因为你和世界上的其他所有人一样跳过了本书开头的“作者的话”。把书翻回到前面，把它读一遍，因为它很重要，你也可能会在那里找到一笔财富。）

这就是为什么我会在闹鬼的旅馆里偷偷溜进别人的浴室，以及为什么我会当一个直接向睡在市政厅里的野猫汇报工作的政治独裁者。我曾经在拥挤的舞池里开展僵尸毁灭世界的演习，我曾经坐着飞机救生艇降落在海面上，我曾经向众人筹集足够的资金去购买一只飞马珀伽索斯[希腊神话中代表希望的神兽，是一只有双翼的飞马，脚踩过的地方会有泉水涌出。]的标本。我疯狂地快乐着。这不是精神疾病的治疗方法……这是一件武器，用来战胜疾病。这是一种方法，用来夺回你发疯时被抢走的快乐。

“啊……你没有发疯，”我妈又说了一遍，她朝我挥舞着一只湿漉漉的盘子，“别再说你自己疯了，人们会真的认为你是一个疯子的。”

她说得没错，人们是会这样认为的。我在手机上用谷歌搜索了“疯子”这个词，然后读出了其中的一条解释。

疯子：（名词）精神错乱或狂妄愚昧的人。

我妈停顿了一下，凝视着我，最后无可奈何地叹了口气，她在那个解释里找到了太多我的影子。“嘿，”她说，一边若有所思地耸了耸肩，一边转过身回到水槽前，“也许‘发疯’并不是一个那么坏的词。”

我同意。

有时候，发疯才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