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晚上，我和妻子一起去了国家剧院。我设法弄来了几张丹尼·博伊尔[丹尼·博伊尔，英国导演，一九五六年生于曼彻斯特，其作品极具后现代视听风格，被视为希区柯克、库布里克和昆汀·塔伦蒂诺的混合体]制作的《科学怪人》的票，可我担心无法好好欣赏。我不知道霍桑会怎样评价乔尼·李·米勒这位演员，开头二十分钟，他一直在舞台上裸奔。我们晚上十一点三十左右才回到家，我妻子径直上床睡觉，但我一直到深夜都没有睡，忍不住为这本书担心。我还没有和她聊过今天发生的事，我知道她会说什么。

如果我坐下来创作一本原创的侦探小说，我不会选择像霍桑这样的人当主角。这个世界充斥着脾气暴躁的中年白人侦探，我想要构思出与众不同的人物。盲人侦探、醉汉侦探、强迫症侦探、通灵侦探……单独拎出来，不管哪个都能被读者接受，可这四种类型兼具的侦探会怎样呢？其实，我更倾向于创作一名女性侦探，像《谋杀拼图》[也叫《谋杀》（The Killing），改编自丹麦剧集《谋杀拼图》（Forbrydelsen）]中的莎拉·隆德。我很乐于将她刻画得更年轻，更有活力，更加独立，穿不穿厚实的针织衫都无关紧要。我还会赋予她幽默感。

霍桑无疑是聪明的。我们一起在不列颠尼亚路的那栋房子里时，他灵光的头脑就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很快事实就证明，他对清洁工偷钱的判断是正确的。说起这个，还有那只消失的猫。梅多斯警督见到他可能不高兴，但我有种感觉，他虽然嘴上不承认，但内心还是尊重霍桑的。伦敦警部的某位高层显然对他也有很高的评价。“你又收养了一只小狗！”我还记得他是如何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看穿了我——去过哪里，做过什么。他确实很聪明，甚至可以说是机智。

问题是，我不太喜欢他，这使得这本书难以为继。作者和他笔下主人公的关系是非常奇特的。以少年间谍亚历克斯·莱德为例。我写他有十多年了，尽管我有时会嫉妒他（他不会变老，人人都喜欢他，他拯救了世界十几次），我却一直很喜爱这个角色，总是迫不及待地想要回到我的办公桌前跟随他冒险。当然，他是我创造的。我控制着他，并确保迎合了年轻读者的全部喜好。他不抽烟，不说脏话，也没有枪。当然，他不恐同。

这就是我脑海里挥之不去的想法：霍桑对雷蒙德·克鲁尼斯的反应。在那栋房子外面他说的话让我错愕万分。我甚至不明白，他为什么对其他事情遮遮掩掩，却唯独在这件事上对我袒露心声？

有人说，这年头，人们太敏感了，因为我们是如此害怕冒犯别人，我们根本不再进行任何严肃的讨论。但事实就是如此。这就是为什么电视上的政治对谈节目让人感到如此乏味。所有公开场合的对话，措辞稍有不慎就会越界，惹上大大小小的麻烦。

我记得有次我参加一个广播节目，有人问我关于同性恋婚姻的问题。当时有件事引起了轩然大波：一对在康沃尔郡开旅馆的基督徒夫妻拒绝给一对同性恋情侣提供房间。我谨慎作答。首先，我明确表示，我百分之百赞成同性婚姻，我不同意旅馆老板的做法。然而，在确定了这一前提后，我才继续说，我们应该尝试了解他们的观点，至少那是基于某种宗教信仰（即使我不认同），也许他们不该经受邮件辱骂和死亡威胁。我们需要包容的心态，允许偏狭的存在。我以为那次我表述得还算妥当。

可这并没有阻止源源不断的恶评攻击我的推特账号。有几名老师写信对我说，我的书永远不会再出现在他们的学校里。还有人认为应该把我的书焚烧殆尽。现如今，世上的事非黑即白，一个二十一世纪的小说家创作恐同人物没有问题，更加理智的处理方式是，把那个角色塑造成邪恶的大反派。

我坐在办公室里，凝视着窗外法灵顿的大地上起重机的红光渐次亮起，星星点点，那是横贯城铁在施工。我问自己，还能不能继续与霍桑合作。最开始是什么吸引我投身其中，如果继续下去，我又能得到什么好处？趁我还没有全力以赴之前，最好现在就分道扬镳，着手别的项目。夜深了，困倦感渐渐袭来。我本来打算读的那本书——丽贝卡·韦斯特的《背叛的意义》，面朝下放在我的电脑旁。我伸出手，将它拽到跟前。这才是我应该花时间的地方。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于我而言更加安全。

就在这时，电话铃声响起。我低头看着屏幕，是霍桑发来的一条短信。

哈罗山丘是戈德温一家住的地方。他是在用这种方式告诉我，那是他接下来要去的地方。

我真的很想知道是谁杀了戴安娜·考珀。这是事实。不管我喜欢与否，都已经牵扯进来了。我不久前还站在她的客厅里，想象她如何生活……和死去。我见过地毯上的血迹。我想知道是谁给她寄了一封匿名信，那个人是否就是带走猫咪的人。霍桑和我说过，她知道自己命不久矣。那怎么可能呢？若真如此，她为什么不去警察局？最重要的是，我想见戈德温一家，尤其是杰里米·戈德温——“那个大脑受损的男孩”。也许，有一天，我会在报纸上偶然看到一篇文章，得知了破案的经过。霍桑甚至可能会找别人为他写书。可这些都不够理想。

我想亲自去那里。

我灵机一动，我可以制定自己的规则。谁说我必须一五一十地记录发生的一切？我完全没有必要提及霍桑对雷蒙德·克鲁尼斯的评价。我可以删除他评论那张黑白裸照的只言片语，只字不提其他催生整件事的艺术品。实际上，我可以按照自己的心意描写他。没有什么能阻止我把他塑造得更年轻、更睿智、更柔和、更迷人。这是我的书！直到它出版他才能看到，那时木已成舟。只要书能卖，他也不会在意这些。

而与此同时，我知道我不能这么做。霍桑走进了我的生活，他就是他。如果我擅自改变了他，那将会激起池塘中的第一道涟漪，迈出颠覆进程的第一步，一切将再次回到虚构的世界。我可以看见自己在重塑他与之交谈过的所有人，他去过的所有不同地方。那个该死的罗伯特·梅普尔索普将是第一个离开的人。这么做有什么意义呢？还不如回到以前的老路，编造整个案件。

我仍然拿着手机，意识到前进的道路只有一条——尽管那意味着我将颠覆我的创作方式，也就是说，我在其中扮演的角色。我不必为霍桑撒谎，也不需要保护他。他自己可以照顾自己。但是我会质疑他的一些态度……实际上，我有义务这样做。否则，我将不得不迎接狂风暴雨的洗礼，面对我心有余悸的那种批评声。

我刚知道他对同性恋有意见。好吧，我不会以任何方式容忍这一态度，可我会弄清楚他为什么这么想，倘若最终连我也能理解他一点，那么肯定不会有人再抱怨。这本书才会有价值。

也许他本人就是同性恋。毕竟，当位高权重的政治家或神职人员公开发表讲话反对同性恋时，他们往往会被发现是隐藏得很深的同志。我不想拆穿他。尽管之前有种种纠葛，我却根本不想伤害他。但是突然之间，我发现自己也有了一个目标。

我要调查这位侦探。

我拿起手机，输入了三个字：

那里见。

然后上床睡觉。

尤尼寇咖啡厅就在哈罗山丘站所在的那条路，在地铁线附近、破败购物步行街的尽头。霍桑已经点好了早餐：鸡蛋、培根、吐司和茶。令我惊讶的是，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他坐下来吃顿像样的早餐。他小心翼翼地吃着，仿佛对面前的东西抱有疑虑，他快速地切开食物，然后用叉子尽可能快地送进嘴里，迫不及待地想要摆脱它们。从他吃饭的架势，我看不出他是在享受吃进嘴里的食物。我以为他会为我们上次的不欢而散致歉，但他只是对我笑了笑。他一点也不惊讶我露面了。我想他应该从来没想过我会不来。

我在他对面的座位坐下，点了一个培根三明治。

“你怎么样？”他问我。

“我很好。”

如果我的语气听上去有些疏远，他也完全没注意到。“我对戈德温一家做了点调查。”他边吃边说，但不知怎的，食物并没有妨碍他的表述。他旁边的桌子上放着一个记事本。“父亲艾伦·戈德温，”他继续说道，“他自己做生意，是一名活动策划人。他的妻子朱迪思·戈德温在一家儿童慈善机构兼职。他们只有一个儿子。杰里米·戈德温现在十八岁了。大脑损伤。根据医生的说法，他需要全天候的照料——但这可以有很多种解读。”

“你能为他们表现出哪怕一点点难过吗？”我不满道。

他从盘子上方抬起头，一脸困惑：“是什么让你觉得我不难过呢？”

“你喋喋不休地陈述事实的样子。‘他们只有一个儿子。’当然是一个啊！另一个被撞死了。至于那个还活着的孩子，你还暗示他可能是假装残疾之类的。”

“看得出你今天一大早就心情不好。”他喝了一口茶，“我对杰里米·戈德温一无所知，除了我被告知的内容。除非戴安娜·考珀认错了，不然在她死亡的那晚，很可能是他溜下床或是从轮椅上下来，长途跋涉来到不列颠尼亚路。而且不要忘记，就在昨天，还是你急着要到这里一探究竟。你可以把他们当场抓个现行：艾伦·戈德温、朱迪思·戈德温，还有杰里米·戈德温。如果他具备作案能力的话。要是我哪句话说错了，你可以纠正我。”

我的培根三明治上桌了，可我实在没有胃口。“我只是说，你可以对人更加温和一些。”

“这就是你来这里的原因吗？因为你想和嫌疑犯勾肩搭背，称兄道弟？”

“不是。但是……”

“你来这里的理由和我一样。你想知道是谁杀死了戴安娜·考珀。如果是他们中的某人干的，那个人就会被逮捕。如果不是，我们就离开，永远不会再见到他们。无论哪种情况，我们对他们的看法和感觉都无所谓。”

他翻过一页记事本。他在上面做了笔记，字迹干净整齐，一丝不苟。他的字很小，不戴眼镜我都看不清。“我把这起事故的经过做了一个总结，如果不会惹你太心烦的话……一个八岁的孩子被撞死了。”

“继续。”我说。

“与雷蒙德·克鲁尼斯和我们说的出入不大。他们住在迪尔的皇家酒店……就两兄弟，还有他们的保姆玛丽·奥布莱恩。他们整天都在沙滩上消磨时光，在回家的路上，孩子们横穿马路去对面买冰激凌。在法庭上，保姆的表述有些磕绊，但她发誓说当时路上没有车辆经过。她错了。他们跑到半路，拐角处驶来一辆汽车，撞向他们。保姆侥幸脱险，两个孩子一死一伤，然后肇事车辆驶离现场。当时周围有不少人，有很多目击者。如果戴安娜·考珀没在几小时后自首，她会惹上大麻烦。”

“你认为她应该被无罪释放吗？”

霍桑耸了耸肩：“你该去问辩护律师。”

“她认识法官。”

“她有位熟人认识法官，这是两回事。”他似乎忘记了昨天是他一直在暗示其中存在不当行为。“法官认识很多人，”他补充道，“不一定意味着有非法的勾当。”

我们在阴郁的沉默中吃完了早餐。女服务员递来账单。霍桑看都没看一眼。他在等我付钱。

“这是另外一回事。”我说，“到目前为止，我注意到，我们每次喝咖啡、打车，都是我付钱。如果这次合作我们俩是五五开，也许我们应该以相同的方式分担费用。”

“好吧！”他听起来的确很惊讶。

话刚说出口，我就已经后悔了。这次的不满更多是出于我对前一天那件事的抵触，而不是真的希望和他分担费用。我看着他拿出钱包，取出一张十英镑的纸币，那纸币软塌塌、皱巴巴的，要不是通过颜色，我都没法确定它的面额。他把钱放在桌上，就像放下从阴沟里打捞起的一片秋天的落叶。他的钱包里再没有纸币的影子。即使我的观点是合理的，我的所作所为也让自己显得小气又卑鄙。顺便提一句，这大概是霍桑最后一次付钱，我之后再也没有抱怨过。

我们一起走出咖啡馆。我其实对哈罗山丘很熟悉。《正义与否》的很多场景都是在这里拍摄的，这里复古的大街就像置身于黑斯廷斯的街道。令人惊讶的是，再在音轨上加一些海鸥的叫声，几乎能以假乱真。我上的第一所寄宿学校就在这附近，五十年过去了，这里几乎没什么变化，让我备感意外。它仍然是那处遗世独立的存在，绿树成荫，不染凡俗，俯瞰着伦敦北部延伸开来的那片郊区。

“所以，你昨晚干了什么？”我们继续赶路的时候，我问霍桑。

“什么？”

“我只是想知道你做了什么。出去吃晚饭了吗？在研究案情吗？”他没有回答，所以我补充了一句，“为了这本书。”

“我吃过晚饭，做了一些笔记，就上床睡觉了。”

但是吃的什么？和谁上床睡觉？有没有看电视？甚至他家里有没有电视呢？

他没有告诉我，我也没有时间追问。

我们来到罗克斯伯勒街上一栋维多利亚式的房屋前，那幢房子有三层楼高，由深红色的砖砌成，总让我不由得联想到狄更斯的小说。它与主路隔着一条碎石子路，双车库，第一眼看上去，我就心头一震，我从未见过哪栋建筑像它这样散发着挥之不去的悲伤气质——几近废弃的贫瘠的花园，剥落的油漆，窗栏花坛里枯萎的花，没有透着一丝光亮的空洞窗口。

这就是戈德温一家的住处……或者说，是幸存的三口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