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跟在棺材后，任由其他哀悼者困惑地围在空荡荡的墓穴边，它让我想起了一只在波涛汹涌的海面颠簸的小船。

我怀疑霍桑被刚才那一幕逗乐了。也许是那个报复性的、没有人情味的玩笑迎合了他本性阴暗的一面。更有可能的是，他心知梅多斯之前提出的推论这下被彻底推翻了。就在几分钟前，他还一直言之凿凿地说是入室盗窃失控了。这下毫无疑问，葬礼上的童谣将案件推至了警方常规的办案经验之外，并让霍桑有更多机会掌握办案的主动权。

我回头一看，只见梅多斯缓缓跟在我们身后，眼下只有我和霍桑两个人，我们朝教堂的方向走去，教堂就在前面不远处。

“刚才发生的事你怎么看？”我问他。

霍桑说：“那是一条信息。”

“一条信息……给谁的？”

“嗯，达米安·考珀算一个。你看到他的表情了。”

“他心烦意乱。”

“这么形容太委婉了。他的脸跟纸一样白，我还以为他要晕倒了！”

“这件事一定和杰里米·戈德温脱不了关系。”

“他不是被公交车撞倒的。”

“是。但也许他被撞的时候手里拿着一辆玩具公交车，也许他喜欢乘公交车……”

“有件事你没说错，老兄。那是一首儿歌，所以有可能和死去的小孩有关。”霍桑小心翼翼地跨过一处墓穴。“达米安回家了，”他继续说道，“但我们很快就会去找他。我想知道他这下会怎么说。”

“迪尔那场事故已经过去十年了。”我大声说出内心的想法，“先是戴安娜·考珀遭人杀害，接着发生了这件事。肯定有人在试图表明态度。”

我们来到教堂门口，棺材已经抬进去了。我们停下脚步，等梅多斯赶上来。

“我就知道有你掺和事情就会搞砸。”他嘀咕了一句。他体力很差，走了短短的一段路就上气不接下气。如果他不注意节制饮食，不戒烟，不运动，用不了多久就会再次重访公墓，永远长眠于此。

“我很想听你讲讲你的入室盗窃理论如何解释今天发生的事，”霍桑说，“我不能违心地说，看见有人打扮成邮递员的样子。”

“这里发生的事情也许与这桩谋杀案无关，你也知道。”梅多斯回答，“事关好莱坞明星。这就是一场恶作剧……某个心理扭曲的人干的，仅此而已。”

“你说的也许没错。”霍桑的语气却表明他一句都不相信。

我们走进教堂。棺材已经放回支架上，艾琳·劳斯忙着解开皮带，牧师在一旁看着，惊讶地瞪大眼睛，一旁还有康沃利斯父子殡仪馆的四名殡葬员。我们进来时，她抬头看着我们。

“我在这行干了二十七年了，”她说，“之前从来没有——没有——发生过这种事。”

至少那首儿歌停止了。当艾琳解开皮带，掀起盖子时，我听见柳藤筐吱呀作响。我退缩了。我无意在戴安娜·考珀去世一周后再次见到她。所幸，她身上盖着一层薄薄的棉质裹尸布，虽然我可以辨别她身体的轮廓，却不用看她瞪着的双眼或缝合的嘴唇。艾琳俯下身，从戴安娜·考珀的双手间拿出一个板球状的橙黄色的东西，把它交给了梅多斯。

他嫌弃地检查了一下。“我不知道这是什么。”他说。

“这是一个闹钟。”霍桑伸出手，梅多斯把它递给他，似乎很高兴脱手。

那确实是一个数字闹钟，正确的时间显示在一侧的圆形表盘上。上面还有一串孔眼和两个开关，就像老式的收音机，霍桑把其中的一个开关推上去，音乐声再次响起。

公交车的轮子转啊转……

“把它关掉！”艾琳·劳斯颤抖着说。

他照做了。“这是一个MP3式的录音闹钟，”他解释说，“网上有很多。你可以下载孩子喜欢的歌曲，早上叫醒他们。我给我儿子也买了一个，只是我把自己的声音录进去了。‘醒醒，你这个小浑蛋，快起床啦。’他觉得很有趣。”

“它是怎么响的？”我疑惑道。

霍桑把它拿在手里把玩。“闹钟设定在上午十一点半，把它放进棺材里的那个人提前定好时间，让它在葬礼过程中响起。他的计划很完美。”他转过头看着艾琳·劳斯。“你能解释一下它是怎么出现在那里的吗？”他问道。

“不知道！”她大吃一惊，仿佛受到了责怪。

“棺材是否单独停放过一段时间？”

“这你得问康沃利斯先生。”

霍桑稍作停顿：“康沃利斯在哪里？”

“他提前离开了，今天下午他儿子的学校有演出。”她盯着那只橙色的闹钟，“我们殡仪馆不可能有人做出这种事。”

“那这么说，一定是外面的人干的。那么我的问题是：棺材单独停放过吗？”

“是的。”艾琳嗫嚅道，似乎不想承认，“死者先前停放在我们位于富勒姆宫路的停尸房，今天才从那里运来。可惜我们南肯辛顿的办事处没有足够的空间。我们在汉默史密斯环岛附近有一间教堂，丧亲之地。如果考珀太太的亲朋好友希望去看她的话，可以前往吊唁。”

“那有多少人去看过她呢？”

“我现在不清楚。但我们有一份访客名单，任何不能出示身份证明的人都不允许进入。”

“那在公墓里有机会吗？”霍桑追问道。艾琳一言不发，于是他继续说道：“我们到这里时，棺材已经停放在灵车里了，车就停在教堂后面。其间一直有人看着吗？”

艾琳将问题抛给了四名抬棺人中的一个，那人拖着脚步，眼睛望着地面。“我们大部分时候都在，”他嘟囔了一句，“但不是一直在。”

“你是谁？”

“阿尔弗雷德·劳斯。我是这家公司的主管之一。”他吸了一口气，“艾琳是我的妻子。”

霍桑皮笑肉不笑地说：“肥水不流外人田，你们这一家子！那么，你们当时在哪儿？”

“我们到了以后，把车停好，就来这里了。”

“所有人吗？”

“是的。”

“灵车上锁了吗？”

“没有。”

“从以往的经验来看，没人会试图偷走一具尸体。”艾琳冷冰冰地说。

“好吧，也许这是你以后要考虑的事。”霍桑靠近她，语气近乎威胁，“我需要和康沃利斯先生谈谈。在哪里可以找到他？”

“我给你他的地址。”艾琳伸出手，她丈夫递给她一个笔记本和一支笔。她在第一页草草写了几行，然后撕下来交给霍桑。

“谢谢。”

“等一下！”梅多斯一直站在一旁，仿佛这才意识到自己刚才一言未发。与此同时——我从他的目光里能看出——他无话可说。“我要把闹钟带走，”他喃喃自语，以显示自己的权威。“不应该用手碰，”他补充了一句，忘记自己就是最先从艾琳手中接过它的人。“法医会不高兴的。”

霍桑说：“我猜法医不会有太多收获。”

“好吧，如果是从网上购买的，我们有很大概率可以查出购买者的身份。”

霍桑把闹钟交给他。梅多斯用拇指和食指小心翼翼地捏着数字闹钟的两侧，用行动表达了自己的态度。

“祝你好运。”霍桑说。

这是在送客了。

***

守丧，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是在一家美食酒吧举行的，就在芬伯勒路的拐角处，从公墓到酒吧步行只有几分钟的路程。这就是达米安气冲冲地离开时提到的那个地方。他不是唯一直接回家的人，一半来送葬的人都决定省去这一环节。只剩下格蕾丝·洛威尔和十二位客人，喝着普罗塞克起泡酒，吃着迷你香肠，彼此慰藉，不仅是为失去一位老朋友而感到悲伤，还为她的葬礼演变成一场可怕的闹剧而唏嘘。

霍桑说过他想和达米安·考珀聊聊，而且他已经给罗伯特·康沃利斯打过电话，在他的手机信箱里留了言。但在这之前，他想和其他前来送葬的人聊聊。毕竟，如果他们和戴安娜·考珀不熟的话，也不会来参加葬礼，这也是一次千载难逢的机会，让他可以趁他们齐聚一堂的时候把他们“一网打尽”。当我们穿过富勒姆街，迈进酒吧时，他的脚步无疑是轻快的。任何形式的谜题都能激发他的活力——越离奇，越有效。

我们在人群中一眼看见了格蕾丝。虽然她穿着一身黑，裙子却很短，披着天鹅绒材质的礼服外套，垫着夸张的垫肩。她靠在吧台旁，比起葬礼，她更像是刚参加完电影首映礼。她没和任何人聊天，当我们走到她身边时，她露出了紧张的笑容。

“霍桑先生！”显然，她很高兴见到他，“真不知道我在这里做什么，我几乎一个人都不认识。”

“他们都是什么人？”霍桑问道。

她环顾四周，然后指着其中一个说：“那是雷蒙德·克鲁尼斯。他是个戏剧制片人，达米安演过他的剧。”

“我们见过。”

“那是戴安娜的私人医生。”她冲一个六十多岁的男人点了点头。男人是鸽形身材，穿着黑色的西装三件套。“我想，他是巴特沃斯医生，身旁的女人是他的妻子。站在角落里的那个人是戴安娜的律师查尔斯·肯沃西。他负责遗嘱的事。其他人我就不认识了。”

“达米安回家了。”

“他非常难过。是有人故意选了那首儿歌，惹他心烦。开这种玩笑真是可怕。”

“你知道那首歌？”

“呃，对！”她犹豫了一下，不确定是否要继续说下去，“这就要说起发生在那两个孩子身上的那件可怕的事，”她说，“那是蒂莫西·戈德温最喜欢的儿歌。他们给他下葬时就放了那首歌……在哈罗威尔德。”

“你是怎么知道的？”霍桑问。

“达米安告诉我的，他经常说起这件事。”出于某种原因，她觉得有必要替他说话，“他不是那种情感外露的人，但是那件事对他影响很大——很多年前发生的那场意外。”她倒了一杯普罗塞克酒，一饮而尽，“天哪，多么可怕的一天。我今天早上醒来，就感觉会有可怕的事发生，但从没想过会发生这种事！”

霍桑在仔细地观察她。“印象中，你不是很喜欢达米安的母亲吧。”他突然说道。

格蕾丝脸红了，她颧骨上方的那道阴影加深了。“不是的！谁告诉你的？”

“你说她会忽视你。”

“我没说过那种话。她只是对艾什莉更感兴趣，仅此而已。”

“艾什莉呢？”

“在豪恩斯洛，我父母那里。我待会儿离开这里就去接她。”她把酒杯放在吧台上，从路过的服务员的托盘里又取了一杯。

“那这么说，你和她的关系很亲近？”霍桑说。

“我不会这么说。”她沉思了片刻，“我和达米安在一起没多久艾什莉就出生了，她担心成为父亲会耽误他的事业。”她停下来，“我知道这话不中听，但你必须理解，她是一个非常孤独的人。劳伦斯去世后，她只有达米安，很溺爱他。他的成功对她来说是天大的事。”

“那孩子是绊脚石喽？”

“她是计划之外的，如果你是这个意思的话。但是达米安很爱她，他没有其他想法。”

“那你呢？洛威尔小姐？艾什莉对你的事业可没有帮助。”

“您的话确实不中听，霍桑先生。我今年才三十三岁，停下来休息几年，对我没有任何影响。而且我非常爱她。现在这样我很满意。”

我想，她可能成不了多么出色的演员。她说的我一点也不相信。

“你喜欢洛杉矶吗？”霍桑问她。

“我花了一段时间才适应那里。我们在好莱坞有一栋房子，每天早上醒来，都不敢相信我竟然在那里。我在戏剧学院上学时，那一直都是我的梦想——早上一睁眼，就能看到好莱坞的标志。”

“可以想象，你交了许多新朋友。”

“我不需要新朋友。我有达米安。”她的视线从霍桑的肩膀上方掠过，“如果你不介意，我得去和其中几位打个招呼。本该由我招待好其他人，我不想在这里逗留太长时间。”

她抽身离开。霍桑目送她，我可以看到他的大脑在高速运转，理清思绪。

“现在怎么办？”我问他。

“医生。”他说。

“为什么是他？”

霍桑厌烦地瞥了我一眼。“因为，他对戴安娜·考珀里里外外的事都清楚。因为，如果她有任何问题，也许和他提起过。因为，他也许就是杀害她的凶手。我不知道！”

霍桑一边摇头，一边靠近那个格蕾丝指给我们看的穿着西装三件套的男人。“巴特沃斯医生[由此可知，格蕾丝记错了医生的名字，导致霍桑也跟着叫错了他的名字]。”他打了个招呼。

“巴提沃尔。”医生和他握了握手。他块头很大，蓄着胡子，戴着金边眼镜，是那种会愉快地形容自己“老派”的人。霍桑叫错了他的名字，这让他感觉受到了冒犯，但等霍桑解释完他和苏格兰场的关系，医生的态度就缓和了一些。我经常看见这一幕。人们喜欢配合谋杀案件的调查，既有帮忙的想法，也有一些猎奇的心态。

“之前墓地上的闹剧到底是怎么回事？”巴提沃尔好奇道，“我敢打赌，您也是头一遭遇上这种事吧，霍桑先生。可怜的戴安娜！天知道，她要是还活着会怎么想？您认为是有人故意的吗？”

“我不认为有谁会不小心把提前下载好歌曲的闹钟放进棺材里，先生。”霍桑说。

我很感谢他没忘记加一句“先生”。不然，他说话的口吻明显有些轻蔑的意味了。

“您说得太对了，您肯定会调查清楚的。”

“嗯，调查考珀太太的谋杀案是我的当务之急。”

“我还以为凶手的身份已经确认了。”

“是名小偷，”他的妻子说。她的体形只有丈夫的一半，五十岁左右，表情严肃。

霍桑解释说：“我们必须通过各种途径验证。”他转过头看着医生，“巴提沃尔医生，我知道你是考珀太太的密友。我想知道你上次和她见面是什么时候，这对案情会有很大帮助。”

“大约三个星期前。她去了我在卡文迪什广场的诊所。事实上，她来找过我几次。”

“是最近吗？”

“最近几个月吧，她有睡眠障碍。其实这在某些年龄段的女性身上很常见——尽管她还有焦虑症。”他的目光左右逡巡，对在公共场所分享保密信息感到不安。他压低了声音：“她在担心她的儿子。”

“为什么呢？”霍桑问道。

“我以她的医生和朋友的身份与您交谈，霍桑先生。她担心他在洛杉矶的生活方式。她一开始就反对他去那里，然后她又读了八卦专栏里那些可怕的报道——毒品、派对，还有其他丑闻。当然，那些报道没有一点可信度。名人嘛，报纸上难免会胡编乱造、无事生非。我就是这么告诉她的，但她明显状态不佳，所以我给她开了安眠药。一开始是安定文锭，后来药效还是不够，就开了羟基安定。”我想起在死者卧室发现的那些药片。“它们似乎有效果，”巴提沃尔继续说道，“我刚才提过，我上次见她是四月底的时候，我又给她开了一种药——”

“你不怕她药物上瘾吗？”

巴提沃尔医生露出和善的笑容：“霍桑先生，我这么说请您谅解，但是如果您了解药物的话，您就会知道羟基安定成瘾的可能性很小。我开药的时候也考虑了这点。唯一的副作用是会导致患者短期记忆衰退，可考珀太太的身体整体来说似乎还很健康。”

“她和你提过她去过殡仪馆的事吗？”

“什么？”

“她去了一家殡仪馆，就在她死亡的当天为自己安排了后事。”

巴提沃尔医生眨了眨眼。“居然这样。我想不出她为什么会这么做。我可以向你保证，她除了有些焦虑，没理由认为自己的健康状况正在恶化。我只能推想她的死亡时间是个巧合。”

“那是起入室盗窃案。”他的妻子依然坚持之前的看法。

“说得没错，亲爱的。她不可能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就是巧合。没有其他可能。”

霍桑点点头，然后我们就告辞了。“该死的傻瓜。”一走到他们听不见的地方，霍桑就咕哝了一句。

“你怎么这么说？”

“因为他完全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我一脸困惑。

“你听到他刚才说的话了，说不通。”霍桑说。“可在我看来说得通。”

“他是个傻瓜，你要一字不落地记下来。”

“该死的傻瓜？我猜你会喜欢保留脏话。”

霍桑没有吭声。

“我保证会写得清清楚楚，这句话是你说的。”我补充了一句，“这样一来，他要起诉的人就是你，和我无关。”

“如果这就是事实，他不能起诉任何人。”

接下来要找的人是查尔斯·肯沃西，那名律师。他仍然待在角落里，和一个女人聊天，据我判断，应该是他的妻子。他个子不高，身材圆润，一头银色的鬈发。他和妻子的体形相像，却更重一些。他们可能刚从乡村回到伦敦，因为两人身上散发着野性的生命力，脸色红润，是呼吸大量新鲜空气调养的好气色。他喝着普罗塞克起泡酒，她在喝果汁。

“你好？是的，是的，我是查尔斯·肯沃西。这是弗里达。”

他表现得不能再平易近人了。霍桑刚介绍完自己，肯沃西就滔滔不绝地讲起自己的事。他与过世的考珀太太认识有三十多年了，他之前是劳伦斯·考珀（“得了胰腺癌，太令人震惊了。他是个了不起的人……一流的牙医”）的好友。他还住在肯特郡的法弗舍姆。出了那件“可怕的事”之后，他帮助戴安娜卖掉房子搬到了伦敦。

“你在庭审时向她提过建议吗？”霍桑问道。

“当然啦。”肯沃西脱口而出。他不只是在说话，简直是在倾吐内心的想法。“她的罪名不成立，法官的判决绝对是正确的。”

“你认识他吗？”

“威斯顿？我们之前见过一两次面。那家伙很公正。我告诉过她，没什么可担心的，不要理睬报纸上怎么写。尽管如此，对她来说，那仍然是一段难熬的日子。她非常难过。”

“你上一次见她是什么时候？”

“上个星期……她死的那天。在董事会的会议上。我们都是环形剧院董事会的成员。你也许知道，剧院是一个教育慈善机构。我们倚重捐款，保持运转。”

“你们上演哪种类型的剧？”

“呃……莎士比亚的戏剧，显而易见啦。”

我不知道霍桑是否真的不知道。环形剧院是泰晤士河南岸一家有着四百年历史的剧院重建而成的，主要演出原汁原味的伊丽莎白女王时期的戏剧。他身上没有一点迹象表明他对戏剧感兴趣——或是对文学、音乐和艺术亲近。可他一向知识渊博，很可能他只是想让这位律师不爽。

“我知道那天你们发生了一些争执。”

“不完全正确，谁告诉你的？”

霍桑没有回答。实际上是罗伯特·康沃利斯打电话给戴安娜，想要询问她布朗普顿公墓的墓地编号时，听到电话里有争吵的声音。“她从董事会辞职了。”他说。

“是的，但不是因为有意见分歧。”

“那她为什么要辞职？”

“我不知道。她只是说她考虑过一段时间了，打算离开，立即生效。她这一宣布，我们所有人都大吃一惊。她一直积极支持剧院的发展，推动捐款的募集和教育项目。”

“她有什么不满吗？”

“完全没有。如果要说有什么不对劲，就是她说完好像松了口气。她在董事会待了六年，也许她觉得待够了。”

他身旁的妻子有些坐立不安：“查尔斯，也许我们应该离开了。”

“好的，亲爱的。”肯沃西转头看着霍桑，“我真的没法告诉你有关董事会的更多信息，那些都属于机密。”

“你能告诉我考珀太太遗嘱的内容吗？”

“这个嘛，可以。我相信这很快就是众所周知的事了。遗嘱很简单，她把一切都留给了达米安。”

“据我了解，很可观。”

“我不能透露更多细节。见到你很高兴，霍桑先生。”查尔斯·肯沃西放下酒杯，在口袋里摸索，掏出一把车钥匙，递给他的妻子。“咱们走吧，亲爱的，最好你来开车。”

“你说得对。”

“钥匙……”霍桑自言自语。他目不转睛地盯着查尔斯和弗里达离开时的背影，但与此同时，他对他们已经丧失了兴趣。他的思绪飘到了别处。弗里达手里攥着车钥匙，当她穿过大门时，我瞥见了那把钥匙。我意识到，也许它无意中触动了某个开关，让霍桑想起了那条他遗漏的线索。

接着，他找到了答案。事实上，我亲眼见证了那一刻，他几乎可以说是一脸震惊，仿佛遭受了当头棒喝。我不能说“他脸上的血色渐渐褪去”，因为一开始也没什么血色。但他的眼睛里写满了一切：他突然意识到一个可怕的事实——他犯了一个错误。“我们这就走。”他说。

“去哪里？”

“没时间了，快起来。”

他已经迈开大步，推开一个服务员，向门口走去。我们超过了肯沃西夫妇，他们正和一位熟人道别。我们风风火火地冲到大街上，走到街角的时候，霍桑突然停下脚步，就快按捺不住心头的怒火。

“该死的，怎么一辆出租车都没有？”

他说得没错。尽管马路上车水马龙，视线所及之处却没有一辆出租车。但是在我们驻足张望的时候，有一辆出租车停在了马路对面。它刚被一个提着大大小小的购物袋的女士拦下来。霍桑大喊一声——可以说是惊叫了一声。与此同时，他穿过马路，全然不顾来来往往的车辆。我稍微留了留神——我还记得公墓就在不远处——跟了上去。轮胎摩擦地面发出刺耳的声音，喇叭声此起彼伏，但不管怎样，我成功抵达了马路对面。霍桑已经插进了女人和司机之间，司机已经启动了计价器，关闭了黄灯。

“喂……”我听到那个女人说，她提高音量，语气中带着不满。

“警察办案，”霍桑抢先说道，“紧急情况。”

她没有让他出示证件。霍桑在警察队伍里效力多年，自然能装出一副威严的派头。或者也许是他外表就很危险，是那种不能惹的人。

上车后司机问：“你们要去哪儿？”

“砖巷。”霍桑说。

那是达米安·考珀的家。

我永远不会忘记那段出租车旅程。此时刚过正午，交通其实不算拥堵，但每一次堵车，每一次红灯亮起，对霍桑来说都是种折磨，他坐在我旁边，弓着身子，如坐针毡。我有一连串的问题想要问他。那把车钥匙究竟让他想到了什么？为什么他会由此联想到达米安·考珀？达米安有危险吗？但是我懂得察言观色，所以我保持沉默。我不希望霍桑把怒气撒在我身上——不知道为什么——但在我内心深处的某个角落，有声音在窃窃私语，无论发生什么事，都可能是我的错。

从富勒姆到砖巷，路途漫漫。我们不得不从西到东横穿整个伦敦，也许坐地铁还会快一点。我们实际上经过了几个地铁站——南肯辛顿站、骑士桥站、海德公园站——每一次我都看见霍桑在默默计算路程，想要弄清楚还有多远。当我们快到皮卡迪利时，他把一部分沮丧发泄在了司机身上。

“你为什么要走这条路？你应该经过那座该死的宫殿才对。”

司机没有理睬他。当我们驶到皮卡迪利广场附近时，车辆确实在缓慢地向前挪动，但在伦敦，如果你忙着赶路，任何一条路线都是错误的选择。我看了一眼手表。车一路开到这里，用时二十五分钟，感觉却过了很长时间。一旁的霍桑喃喃自语，我坐直身体，闭目养神。他仍然没有告诉我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终于，我们到了达米安·考珀的公寓门口。霍桑跳下车，留下我付钱。我递给司机五十英镑，没等他找零钱，就跟随霍桑穿过狭窄的入口，爬上一截楼梯，来到两家商店之间的那扇门前。大门虚掩，是个不祥的征兆。

我们走进去。

一股血腥味扑面而来。我写过数十个谋杀案，小说或是电视剧本，但我从未想象过这种场面。

达米安·考珀面目全非地侧躺在一摊深褐色的血泊里，他的四周都是血，渗到了地板里，他的一只手向外伸展，我最先注意到的是，他的两根手指被削掉了半截，可以想象他曾伸手阻挡接连刺向他的刀，最终被一刀刺中了胸口。有几刀划在他的脸上，这些伤口比其他伤口更加触目惊心，因为当我们看到一个人，最先注意到的是他的脸。被砍下一条胳膊或是一条腿，你还是你。可如果面目模糊，几乎就抹去了人们对你的全部印象。

达米安脸上有道伤口很深，剜出了一只眼睛，掀起了一大块皮肤，伤口一直延伸到嘴角。他的衣服之下也许还隐藏着更加骇人的伤口，但无法掩饰行凶之人对尸体的残害。他的一边脸颊紧贴着地板，整个脑袋瘪瘪的，像是一只泄了气的皮球。他已经看不出原本的模样。我真的只是靠那身衣服和那头卷曲的黑发才认出了他。

血腥味充斥着鼻腔。味道浓重、幽深，就像刚挖出的泥土。我从来不知道血腥味是这种味道，接着，那股味道铺天盖地地弥漫开来，公寓里很暖和，窗户紧闭，墙壁开始扭曲……

“托尼？醒醒！我的天哪！”

不知怎么，我盯着天花板，后脑勺隐隐作痛。霍桑凑过来，俯视着我。我张开嘴想要说话，却说不出口。我不可能晕倒了。那是不可能的。这太荒谬了，太丢人了。

但我确实晕了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