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买了一双新鞋。”第二天我出门的时候妻子说。

“没有。”我说，低头一看，原来我穿着霍桑给我的那双鞋，也就是达米安·考珀的鞋。它们上脚很舒服，是意大利产的。我不假思索地就穿在了脚上。

“哦，这双啊！”我喃喃道。

我的妻子是电视制片人。任何细节都逃不过她的双眼，她轻而易举就能当侦探，或是间谍。我笨拙地站在原地。霍桑的事，我对她只字未提。

“买了有一阵了。”我说，“只是不经常穿。”我们不会对彼此撒谎。这两个陈述大致都属实。

“你要去哪里？”她问我。

“和希尔达吃午餐。”我说。

希尔达·斯塔克是我的文学经纪人。我也没跟她说起过霍桑。我用最快的速度出了门。

作家与经纪人之间的关系很奇特，我甚至不确定自己能完全理解这种关系。从基本的开始说起，作家需要经纪人。大部分作家在处理合同、买卖和发票这些事情时，是毫无头绪的。事实上，处理任何生意上的事都是如此。经纪人会办好这些，作为回报，你赚的钱的百分之十要进入他们的腰包。这个价格其实很公道，除非你出了本畅销书。但如果你的书真卖得这么好，你也不会在乎这点钱。其他的事他们不太插手。他们不会真的帮你带来工作机会。如果他们设法提高了你的预付款，那这部分金额远没有他们自己赚取的佣金高。

经纪人不完全是你的朋友。就算是，也是长袖善舞的那一类。他们还有几十个其他客户，同样也很乐于和他们见面。他们可能会试探地问候你妻子和孩子的近况，但实际上他们最感兴趣的还是你新书的进展。可以说，他们的脑回路只关注一件事，与尼尔森公司（英国一家追踪图书销售数据的公司）完美同步。我的书出版一周后，希尔达会打电话告诉我图书的排名情况，即使她知道我讨厌听这些。我会告诉她：“图书销量不是全部。”简而言之，这就是我们之间的差异。

我记得在她和我签约之后不久，我们约好在机场碰面。我要去爱丁堡做一场演讲，她同意一起前往，我很惊讶。她难道不用回家吗？没有家人在等她吗？我永远也不会知道答案了。她没有邀请我去过她家，我也从未见过她的家人。我看到她的时候，她在安检通道的那头，正扯着嗓门冲手机那头的人叫嚷，她示意我不要打扰她。我花了大约十几秒，意识到电话那头是出版社的人，又用了十秒钟才意识到那是我的出版商。安检后她穿上鞋子，系好皮带，套上夹克，走进了W.H.史密斯的机场书店，却发现里面没有我新书的存货。她想知道为什么。

这就是希尔达。在我和她签约之前，我在迪拜、香港、开普敦、爱丁堡和悉尼的书展上都见过她。她对我了如指掌：我的新书表现如何，我的编辑为何离职，接替她的人是谁。如果我是阿拉丁，那她就是我的灯神，虽然据我所知，我从未擦过那盏传说中的神灯。和她签约是必然的结果，最后我也确实和她签了。顺便说一句，我远算不上她签的最大牌的作家。但她的才能就是总能让我相信，我其实就是大牌作家。

我总是不得不提醒自己，从理论上讲，她为我工作，而不是反过来。即使这样，我见她时也总是很紧张。她是个身材娇小，穿着干练的女人，留着细密的鬈发，一双探究的眼睛总是目光灼灼地看着你。她的一切都很强硬：她冲你指指点点的样子，字正腔圆的语气，不动声色的表情，甚至是她的着装品位。她说脏话和霍桑有得一拼。我喜欢她，也同样惧怕她。

我知道我必须要把正在创作的这本小说告诉她。她会卖掉它。她会做这笔生意。我同样知道，她会为我没有事先征求她的意见就自作主张而生气，这也是为什么我尽可能地拖延时间。我和她聊完了其他重要的事：《丝之屋》的推广，少年间谍系列最新一本的构思（我有个想法，这本书我想写亚森·格雷格罗维奇，这名杀手在之前几次冒险里登场过），还有英国独立电视台、《正义与否》的进度、下一季的《战地神探》（如果真有下一季的话）。希尔达一反常态地有些焦躁，即使是按照她的标准来衡量。服务员收拾餐盘的时候，我问她出什么事了。

“我不想提，”她说，“不管怎样，你可能也会在报纸上看到。我的一个客户被逮捕了。”

“是谁？”

“雷蒙德·克鲁尼斯。”

“那个戏剧制片人？”

她点了点头。“他去年为一部音乐剧拉了一笔投资。《摩洛哥之夜》。它的表现不如预期。”希尔达任何时候都不会用“失败”这个词，即使它赔得一分钱都不剩。如果一本书被评论家们骂得体无完肤，她也总是能找到一个词，可以让她宣称“毁誉参半”。“如今有些投资者声称他误导了他们，他因商业欺诈正在接受调查。”

葬礼开始前布鲁诺·王告诉我的事是真的。我很惊讶。我甚至都不知道希尔达还代理了戏剧制片人，不禁疑惑她是否也亏损了。我不敢问，但这是我一直在寻找的开口时机。我先说我最近见过克鲁尼斯，因为他去参加了戴安娜·考珀的葬礼。这让我顺带引出了霍桑，最后我描述了一下我答应写的这本书。

她没有生气。希尔达从来不对她的客户大喊大叫。此时，用“难以置信”形容她更加准确。“我真的不明白你的意思。”她说，“我们谈论过让你摆脱儿童作家的形象，重新塑造成一个成人作家……”

“这是一本成人书。”

“这是真实案件！您不是写非虚构小说的作家。而且，不管怎么说，真实案件类的书不好卖。”她伸手去拿酒杯，“我认为这不是一个好主意。几个月后《丝之屋》就要出版了，你知道我有多喜欢那本书。我以为我们已经达成共识，会再写一部续集。”

“我会写的！”

“您现在就应该构思。那才是人们想要读的东西。人们为什么会对这个人感兴趣……他叫什么来着？”

“霍桑。全名是丹尼尔·霍桑，但他只用霍桑这个姓。”

“这种人向来如此，他是个警探。”

“他曾经是个警探。”

“所以他是个失业的侦探！‘失业侦探’。你是打算叫这个名字吗？你想好书名了吗？”

“没有。”

她把酒杯重新丢回桌上。“我真的不明白，他哪一点吸引了您。您喜欢他吗？”

“很不喜欢。”我坦白说。

“那其他人为什么会喜欢呢？”

“他很聪明。”我知道这个理由听起来有多无力。

“他还没有破案。”

“嗯，他还在调查。”

服务员上了主菜，我给她讲了我参与的几次走访。麻烦的是，除了我记下来的笔记之外，我还没有动笔，在讲述的过程中，一切听上去都是那么虚无缥缈，像是在讲趣闻逸事，甚至有点无聊。想象一下，详细描述阿加莎·克里斯蒂小说的情节会是什么样，现在的我就是如此。

最后她打断了我。“霍桑，这人是谁？”她问我，“他的有趣之处是什么？他喝单一麦芽威士忌吗？他开老爷车吗？他喜欢爵士乐还是歌剧？他养狗吗？”

“我对他一无所知，”我可怜兮兮地说，“他之前结过婚，有个十一岁的儿子。他在苏格兰场的时候可能把某个人推下了楼梯。他不喜欢同性恋……我不知道为什么。”

“他是同性恋吗？”

“不，他不喜欢谈论自己的事。他拒绝让我靠近。”

“那你怎么写他呢？”

“如果他破案了……”

“某些案件可能要花数年的时间才能侦破。您后半辈子都要跟着他满伦敦跑吗？”她给自己点了一盘薄牛肉片，用刀切肉的架势就好像那盘肉惹她生气了。“您必须改名字，”她补充说，“您不能就那样闯进别人家，把他们写进您的书里。”

她瞪着我说：“您最好把我的名字也改了，我不想被写进去。”

“听我说，等案子破了，这会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案子。”我一口咬定，“而且，我认为霍桑是一个有趣的人。我会尝试挖掘出更多关于他的信息。”

“怎么挖掘？”

“我和一位警探见过面，我会从他入手。”我想的这个人是梅多斯警督。也许我请他喝一杯酒，他会和我聊聊。

“你和霍桑先生谈过钱的事吗？”希尔达嘴里嚼着牛肉，问我。

这其实是我一直担心的问题。“我建议五五分。”

“什么？”她差点把刀叉扔掉，“这太可笑了。”她说，“您写过四十本小说，是一位知名作家，而他只是一个没工作的侦探。如果要合作的话，他应该付钱给您写他，当然，他的分成不应该超过百分之二十。”

“可这是他的故事！”

“但是您是写故事的人。”她叹了口气，“您真的打算继续下去吗？”

“现在退出为时已晚了，”我说，“反正我确定我不想退出。我去过案发现场的那个房间，希尔达。我亲眼看见了尸体，面目全非，倒在血泊里。”我瞥了一眼盘子里还有几分生的牛排，然后放下了手中的刀叉。“我想知道谁是凶手。”

“好吧。”她看我的表情似乎在说，这事没什么好下场，但这不是她的错。“把他的电话号码给我，我和他聊聊。可是我现在要提醒您，您手里还签了两份出版合同，而且至少其中一部作品的故事背景应该设定在十九世纪。我不确定您的出版商是否会对它感兴趣。”

“五五分。”我说。

“除非我死。”她说。

午餐后，我去了维多利亚车站，感觉自己就像个逃学的小学生。为什么忽然之间我会瞒着大家做这件事？霍桑的事我从没和妻子提过，现在我又偷偷溜过来和他碰面，也没告诉希尔达。霍桑就这样一点点混进了我的生活中。从某种程度上说无疑是危险的。可最糟糕的是，我竟然很期待见到他，期待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我刚才和希尔达说的是实话，我被迷住了。

我不喜欢维多利亚车站，鲜少涉足那里。那是伦敦一处格格不入的地方，在白金汉宫的另一头，也是错误的那头。据我所知，那里没有像样的餐厅，商店里卖的东西没人想要，没有电影院，仅有的几个剧院也孤零零的，与它们天然的故乡沙夫茨伯里大街[沙夫茨伯里大街是伦敦西区的一条重要街道，也是西区的剧院集中区]隔绝开来。维多利亚车站是那么的复古，仿佛下一秒就会开出一辆蒸汽火车。当你前脚刚迈出车站，就会发现自己迷失在了随意交错的路口，每条街看上去都是一样的破旧寒酸。

近年来，他们还找来一帮活泼开朗的导游，戴着圆顶礼帽，站在车站前的空地给游客提供建议。我给他们唯一的建议是：一边去。

这就是艾伦·戈德温工作的地方，他经营着一家公司，为企业组织会议，策划社会活动。他的办公室在大楼的三层，那是一栋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落成的建筑，饱经风吹雨打，坐落在一条狭窄的街道尽头，和几家门庭冷落的咖啡厅挤在一处，附近就是长途汽车站。我到的时候外面正在下雨。一整天都阴沉沉的，人行道上的水坑里泛着涟漪，长途汽车隆隆驶过时溅起了水花。我几乎无法想象还有什么地方是我更不想去的。门牌上写着“亲爱的孩子事件”，我思考了片刻它的出处。这是取自哈罗德·麦克米伦的一句话，曾经有人问他政客应该害怕什么，他回答说：“事件，亲爱的孩子，是事件。”

我被领进一间狭小、形状不规则的会客室，我不需要当侦探就可以判断这里的生意好坏。家具很贵，但有些磨损，散落在桌子上的行业杂志已经过时。盆栽里的植物渐渐枯萎。接待员无所事事，也没有试图掩饰。她的电话没有响。架子上陈列着几个奖项，是我从没听说过的组织颁发的。

霍桑已经到了，就坐在沙发上，带着我日渐熟悉的那种不耐烦的感觉，仿佛沉迷于案件之中，迫不及待想要开始下一轮审讯。“你迟到了。”他说。

我看了一眼手表，下午三点零五分。“你还好吗？”我问他，“周末过得怎么样？”

“还行。”

“你干什么了？看电影了吗？”

他用好奇的目光注视着我：“你怎么了？”

“没怎么。”我想到了和希尔达共进午餐时的情景，我坐在他对面。“你知道雷蒙德·克鲁尼斯被逮捕的事吗？”

他点了点头。“我在报纸上看到了。他从戴安娜·考珀手中拿走五万美元，无异于狠狠宰了她一笔。”

“也许她抓住了他的把柄，给了他杀害她的理由。”

霍桑思考了一下我的提议，我看得出来他早就推翻了这个假设。“你是这么想的？”

“存在这种可能性。”

一个年轻女孩走进接待区，用绝望的语气告诉我们，戈德温先生可以见我们了。她带着我们穿过一条短短的走廊，路过两间办公室——我注意到，里面都空荡荡的。走廊尽头有一扇门，她打开门：“您的访客到了，戈德温先生。”

我们走进去。

我立刻认出了艾伦·戈德温。我在葬礼上见过他。他就是那个高个子，头发乱糟糟的，拿着白手帕的男人。此刻，他正坐在一张桌子后面，身后是一扇窗户，视线越过他的肩膀，可以望见外面的长途汽车站。他穿着运动外套和圆领毛线衫。我们进门的时候，他也认出了我们。他知道我们在墓地见过他，拉下了脸。

桌子对面有两个座位，我们坐下了。

“你是警察吗？”他紧张地打量着霍桑。

“没错，我和警察一起工作。”

“我想，你是否可以出示一下某种身份证明？”

“我想，你能否告诉我们，你去布朗普顿公墓做什么？说到这个，你离开的时候做了什么？”戈德温没有吭声，于是霍桑继续说，“警察不知道你去过那儿，可我知道，如果我告诉他们，他们应该会很感兴趣和你聊聊。坦白说，相对而言，和我说话要轻松得多。”

戈德温似乎陷入了椅子中。凑近看，他是个不堪重负的男人。这也难怪。一场事故带走了他的一个儿子，让另一个致残，而这只是揭开了不幸的序幕，之后他又接连面对失去家庭，婚姻破裂，生意失败的打击。我知道，他会回答霍桑的问题，他几乎没有招架之力。

“参加葬礼又不犯罪。”他说。

“事实并非如此，你听到那首儿歌了。‘公交车上的轮子……’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殡葬法修正案》里有一条：在葬礼上引起骚乱、实施暴力或是做出其他不当举动。但这个插曲也可以被归到非法入侵罪那一条。有人打开棺材，在里面放了一个音乐播放器，你了解什么情况吗？”

“不了解。”

“但是你目睹了事情的经过。”

“是的，当然了。”

“那首歌对你有什么意义吗？”

戈德温停顿了，有那么一刻，我看到绝望在他深邃的眼睛里弥漫开来。“我们给蒂莫西下葬时放过，”他粗声粗气地说，“那是他最喜欢的歌。”

这一次连霍桑都犹豫了，但只是一瞬间。很快，他又发起了进攻。“你为什么去那儿？”他诘问道，“为什么要去参加一个你完全有理由憎恨的女人的葬礼？”

“因为我恨她！”戈德温的脸因为愤怒而充血。他浓密的黑眉毛加剧了他的愤怒。“那个愚蠢又粗心的女人杀了我儿子，一个八岁的男孩，把大家的开心果，他生龙活虎的哥哥几乎变成了植物人。因为她没戴眼镜，就毁了我的生活。我去参加葬礼，因为我知道她死了很高兴，我想亲眼看她入土，觉得这样可以让我放下过去。”

“你放下了吗？”

“没有。”

“那达米安·考珀的死呢？”霍桑应该去打网球，他用力挥球过网，有着和网球运动员一样百折不挠的毅力和专注力。

戈德温冷笑道：“霍桑先生，你认为是我杀了他吗？所以你才问我葬礼过后做了什么？我散了很久的步，沿着国王路，后来去了泰晤士河畔。没错，我知道。很合适的借口，不是吗？没有目击者。没有人可以告诉你我去过哪里。但是，我为什么会想要伤害他呢？开车的又不是他。他在家里。”

“他的母亲驾车逃逸了，也许是为了保护他。”

“那是她的决定。她的行为既胆小又自私，但他和这件事无关。”

这与我一直以来的想法不谋而合，艾伦·戈德温也许有充分的理由杀害戴安娜·考珀，但我不知道怎么会殃及她的儿子。两个男人都没再说话，就像两名拳击手，要在最后一局决出胜负。霍桑首先出击：“你去见过考珀太太。”

戈德温犹豫道：“没有。”

“别骗我，戈德温先生。我知道你去见过她。”

“你怎么知道的？”

“考珀太太和她儿子说过她很怕你。据他所说，你威胁过她。”

“我没有做过这种事。”他停下来，调整了一下呼吸，“好吧，我去见过她。我也不明白我为什么会否认，大约三四个星期前。”

“她去世前两个星期。”

“我来告诉你是什么时候。那是朱迪思要我离开家后的两个星期时，我们终于意识到我们的婚姻无法挽救。我就是那个时候去见她的，因为我突然想到，也许，只是也许，她能帮上忙。我以为她甚至可能愿意帮忙。”

“帮忙？怎么帮？”

“用钱帮！不然你以为呢？”他长吸了一口气，“我不妨告诉你，因为，你知道吗？我真的什么也不在乎了。我一无所有。我的公司破产了。企业不愿意再掏钱……举办公司活动。戈登·布朗让这个该死的国家陷入泥潭，新上任的又毫无头绪。人人都勒紧裤腰带，像我这样的人是最先无家可归的。

“我和朱迪思——我们的婚姻也走到了尽头。二十四年的婚姻，有一天你突然醒来，意识到你们无法忍受继续共处一室。总之，这是她的原话。”他指着天花板，“楼上有一个单间公寓，我就住在那里。我今年五十五岁，在单个煤气灶上煮鸡蛋，要不就买一个装在棕色纸袋里的巨无霸凑合一顿，我的生活沦落到了这个地步。

“我可以忍受这一切。我不在乎。但是你知道真正痛苦的是什么吗？为什么我要去见那个可恶的女人？我们房子的贷款要断供了。甚至这对我来说也没关系，但那是杰里米的住处。是他的家呀，是唯一让他感到安全的地方。”他眼睛里迸发出愤怒的火焰。“如果我能想到任何办法，让他可以不用经受这一切，我都会去做。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吞下自己的尊严，去见了考珀太太。我以为她会帮忙。她在切尔西有个像样的住处，我在报纸上看到过，儿子在好莱坞赚得盆满钵满。我想，也许，但凡她还顾及一点体面，可能会想要弥补之前的所作所为，做点实际的举动，帮助我们一家。”

“她怎么做的？”

“你觉得呢？”他的脸上又浮现出一抹冷笑，“她当着我的面摔上了门，当我想要强行进去的时候，她威胁说要报警。”

“强行进去？这是什么意思？”霍桑问。

“我的意思是，我努力说服她让我和她聊聊。我没有威胁她，没有使用暴力。我差点要跪下来求她给我十分钟的时间了。”他稍作停顿，“我只想要借一笔款，这算过分的要求吗？我有几个宣传要上，可能会迎来事业的转机。我只需要一点喘息的时间，但她什么都不听。我不知道怎么会有人如此冷酷，这么不近人情。她让我离开，我也正是这么做的。我真的后悔一开始决定去找她，我对自己感到恶心。你可以看出来，我当时多么绝望。”

“戈德温先生，你们的对话是在哪个房间里发生的？”

“前室，起居室。怎么了？”

“几点？”

“午餐时分，大概中午时。”

“所以窗帘是系上的。”

“是的。”这个问题让他感到困惑。

“你怎么知道她在家呢？”

“我不知道，只是去碰碰运气。”

“后来，你给她写了一封信。”

戈德温稍作犹豫：“是的。”

霍桑把手伸进夹克口袋，掏出安德莉亚·卡卢瓦涅克给他的那封信。过去的几天里发生了很多事，我几乎忘记了信的事。他展开信纸。“‘我一直在盯着你，我知道你最宝贵的东西是什么。’”他读道，“你说你没有威胁她，但在我看来这已经构成了威胁。”

“我当时很愤怒，我不是故意的。”

“你是什么时候寄出这封信的？”

“我不是寄的，是亲手投递的。”

“什么时候？”

“在和她见面大约一个星期之后。是个星期五，我想可能是六号或者七号。”

“她死前的那个周末！”

“我没有进屋，只是把它塞进门缝里。”

“她回复了吗？”

“没有，我一句话都没收到。”

霍桑再次看了一眼那封信。“‘你最宝贵的东西’是什么意思？”

“没什么意思！”戈德温把拳头砸在桌上，“只是一句话。你换位思考一下！去见她是愚蠢的举动，写这封信也很愚蠢。但是当人们陷入困境时，就会做愚蠢的事情。”

“考珀太太养了只猫。”霍桑说，“波斯猫。我想你应该没见到吧。”

“没有。我没见过什么该死的猫——实际上，我言尽于此了。你没有向我出示任何证件，我不知道你的身份，我希望你离开。”

隔壁办公室的电话响了，那是我们进入大楼以来听到的唯一声响。“你打算过多久从这里搬走？”霍桑问道。

“还有三个月租约才到期。”

“那我们就知道去哪里可以找到你了。”

我们穿过几乎空荡荡的办公室，来到门外，外面还在下雨。霍桑立刻点了一支香烟。“我明天要去坎特伯雷。”他突然宣布，“你要去吗？”

“为什么要去坎特伯雷？”我好奇道。

“我找到了奈杰尔·威斯顿。”我已经想不起这人是谁了。“奈杰尔·威斯顿法官，”霍桑提醒我，“那个让戴安娜·考珀获得自由的人。之后，我会去一趟迪尔。你可能会喜欢，托尼。呼吸一下海边新鲜的空气。”

“好吧。”我说，尽管我真的不想离开伦敦。我正在被拖进一个全然陌生的区域，让我感到不舒服的是，霍桑是我的向导。

“那一会儿见。”

我们各自上路，可当我走到街道尽头的时候，想起了那个我一直想问的问题。艾伦·戈德温说过很高兴她死了，他说“我很高兴”。但是当我在葬礼上见到他时，他一直在哭，不断地用手帕擦眼睛。为什么？

他还有所隐瞒。

“因为她没戴眼镜，就毁了我的生活。”

这是他刚才说的，他的声音因为愤怒而哽住了。可另一个知情人，雷蒙德·克鲁尼斯，说起戴安娜·考珀，却是完全不同的说法。

我一进门，就迫不及待地跑去翻笔记，找到了我想找的东西。那是霍桑错过的线索——可它一直在那里，就在我们眼前——母子两人都必须死去的理由。这准确地向我们传达了凶手是谁。事实上，这是显而易见的。

突然间，我开始期待我们这趟前往坎特伯雷的火车之行。这一次，我占了上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