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我头一次这么期待见到霍桑。第二天，当我赶到国王十字圣潘克拉斯火车站和他碰面时，我发现他心情很好。他已经买好两张车票，还说让我只付我的那张票钱就行。

火车驶离车站时，我们已经隔着桌子面对面坐下。我还没开口说话，他突然拿出一张纸、一支笔，还有一本平装书。书头朝下对着我，我看见封皮上的书名是《局外人》，作者是阿尔贝·加缪，是根据原文法语翻译过来的英译本。那是一本二手书，企鹅经典版，内页松散，有几页已经脱离了书脊。我非常惊讶，我从未想过霍桑竟然会阅读通俗小报之外的东西。他给我的印象真的不像是一个会对小说感兴趣的人，更别说阅读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年轻人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阿尔及尔钻研存在主义的故事。要是有人问我，我想象中，他应该是那种惬意地躺着，手里拿着一本丹·布朗的小说，看得津津有味的人。或是情节更加跌宕起伏的读物，比如哈兰·科本[哈兰·科本：美籍犹太人，畅销书作家，第一位获得爱伦·坡文学奖、莎马斯文学奖和安东尼文学奖三项文学大奖的美国人。代表作《天使的隐私》]或是詹姆斯·帕特森[詹姆斯·帕特森：美国惊悚推理小说天王，代表作：《蜘蛛来了》《死亡之吻》]的书。甚至这些书我觉得他都不一定会看。霍桑很聪明，受过良好的教育，但在我印象中，他不像是那种有丰富内心世界的人。

我不想打扰他，但同时我心痒难耐，想要告诉他我的推论，有关戴安娜·考珀和她儿子被谋杀的前因后果。伦敦在我身后飞速掠过，安静地坐了十五分钟后，我再也忍不住了。霍桑已经读完三页书，顺便提一句，他每翻过一页都很果断，可以想象每读完一页他都费了不少力气，而且庆幸自己不用再从头看一遍。

“好看吗？”我问他。

“什么？”

“《局外人》。”我说的是法语书名，他一脸茫然，于是我又把书名翻译成英语。

“还不错。”

“这么说，你喜欢现代文学。”

他知道我在挖掘他的隐私，有些生气。但唯一一次，他主动提供了一些信息：“不是我选的。”

“不是吗？”

“是读书会布置的。”

霍桑竟然参加了读书会！这就像他告诉我他参加了编织小组一样。

“我十八岁的时候，读过这本书。”我说，“它对我影响颇深，默尔索那个角色让我很有共鸣。”

默尔索就是书名里提到的“局外人”。他第一视角的讲述贯穿了全书——“今天我的母亲去世了。也许是昨天……”——他因为杀了一个阿拉伯人锒铛入狱，最后死去。他阴郁的人生态度、缺乏连贯性的表述，吸引了当时还是青少年的我，内心深处，我隐隐希望自己可以像他那样。

“相信我，老兄。你和默尔索一点都不像，”霍桑回应道。他合上书，“我见过很多像他一样的人。他们心如死水。他们在外头做了傻事，觉得世界欠了他们一条活路。我不会写这类人。如果由我选择的话，我也不会读关于他们的故事。”

“读书会里都有谁？”我问他。

“就是那些人。”

我等着他说下去。

“他们来自一家图书馆。”

“你们什么时候见面？”

他什么也没说。我看着窗外背铁轨旁的排屋，一片片小花园将它们与没完没了的火车轰鸣声分隔开。到处都是垃圾，灰蒙蒙的尘土笼罩着一切。

“你还读过什么书？”我追问道。

“你问这个做什么？”

“我想知道。”

他回想了一下，我看得出他心头的火蹿起来了。“兰诺·丝薇佛[兰诺·丝薇佛：美国作家、记者，处女作《凯文怎么了》获得英国百利女性文学奖]的书。讲一个男孩杀死了他的同学，最近读的一本书。”

“《凯文怎么了》。你喜欢这本书吗？”

“她很聪明，能引发你的思考。”像是生怕这会变成一场没完没了的对话，他生生截住了话茬儿。“你应该想想这个案子。”他说。

“我确实在想这个案子。”霍桑说了我一直期盼的开场白。我迫不及待地说：“我知道是谁干的了。”

他用饶有兴致的目光看着我，等着看我失败。“是谁干的？”他问我。

“艾伦·戈德温。”我说。

他缓缓地点点头，但并不是赞同我的说法。“他有充分的杀人动机，”他说，“但我们参加葬礼的时候他也在场。你认为他有时间穿过伦敦，赶到达米安的公寓吗？”

“音乐声刚响起，他就离开了公墓——如果不是他，还有谁会把音乐播放器放进棺材里呢？你听见他是怎么和我们说的了吧。那是他夭折的儿子最喜欢的一首儿歌。”趁他还没打断我，我继续说道，“这整件事一定和蒂莫西·戈德温的案子有关。我们之所以坐上这趟列车，也是这个原因。事情很简单，没有其他人有动机杀死戴安娜·考珀。是那个清洁工，因为她从雇主那里偷钱？还是雷蒙德·克鲁尼斯，因为那部愚蠢的音乐剧？醒醒吧！我很惊讶，我们甚至还在为此争论。”

“我没有争论。”霍桑镇定自若地说。他权衡了一下我刚才说的话，却遗憾地摇了摇头。“事故发生时，达米安·考珀在家里。他与那件事无关。那么杀害他的动机是什么？”

“这个我也想明白了。”我说，“假设开车的人不是戴安娜·考珀。玛丽·奥布莱恩其实没有看清她的脸，据我们所知，她的身份是通过注册的车牌号确认的。”

“考珀太太去了警察局，她自首了。”

“她这么做可能是为了保护达米安，他才是坐在方向盘后面的人！”我越是思考，就越觉得是这么回事。“他是她儿子，名气越来越大。也许他当时喝醉了，或是服用了可卡因之类的东西。她知道如果他被捕，事业就会毁于一旦，所以由她来背黑锅。她为了逃脱制裁，编造出了忘戴眼镜那一套说辞。”

“这个推论你没有证据。”

“事实上，我有。”我打出了王牌，“你在跟雷蒙德·克鲁尼斯聊天时，他提到和她共进午餐那天，也就是她被害当天，他看到她从车站出来。‘她在马路那头冲我招手。’这是他的原话。所以，如果她能在马路对面看见他，就意味着她的视力非常好。没戴眼镜是她编造的谎言。”

霍桑向我露出一个罕见的微笑，笑容在他脸上一闪而过。“看得出，你一直在留心案情。”

“我一直在仔细听。”我谨慎地说。

“问题是，她可能出站的时候一直戴着眼镜。”霍桑继续说道。他似乎发自内心地感到难过，就像推翻我的论断让他感到痛苦一般，“克鲁尼斯没再提供其他信息。还有，如果开车的人不是她，为什么她再也不开车了？她为什么搬家？她似乎为一件没做过的事表现得太难过了。”

“她可能是为达米安犯下的错感到难过。而且，她是帮凶。不知怎的，艾伦·戈德温发现了真相，所以杀死了他们两个人。他们是同谋。”

火车加速前行。伦敦东部高楼林立的景象渐渐有了一抹绿意，时不时也能看到一片空地。

“你的理论我不能信服。”霍桑说，“事故发生后，警察也会检查她的视力，总之，你忽略了很多细节。”

“比如？”

霍桑耸了耸肩，仿佛不想继续这段对话。但紧接着，也许是出于对我的同情，他说道：“戴安娜·考珀去殡仪馆的时候心情如何？还有，她到那里之后最先看到的是什么？”

“你说说看。”

“没必要，老兄。你写得乱七八糟的第一章里提到过，你还给我看过。但我还想着，你会发现那才是最重要的线索。一切都取决于那条线索。”

我试图让自己站在她的角度，从公交车上下来，穿过人行道。显而易见，最先映入眼帘的应该是那家殡仪馆的名字：康沃利斯父子殡仪馆，出现过不止一次，而是两次。或者她最先看到的是停在午夜前一分钟的那个钟表。可这和整件事有什么关系呢？橱窗里有一本大理石书——任何一家殡仪馆都能看到这种东西。还有她的心情如何？霍桑告诉我，考珀太太知道自己会死。有人威胁过她，可她没有报警。为什么不呢？

我油然而生一股怒火。

“天哪，霍桑，”我说，“你拽着我，穿越大半个英格兰，来到海边。你至少可以告诉我，我们来做什么吧。”

“我告诉过你了，我们要去见那位法官。然后我们去事故现场看看。”

“所以你确实认为和那场事故有关。”

他微微一笑，玻璃窗里映出他的脸。窗外，乡村飞快地向后退去。“你要是按天计酬，一切都是相关的。”他说。

他将注意力重新放回到书本上，不再说话。

主持皇家检控署起诉戴安娜·考珀的案件，最终倾向于后者的法官——奈杰尔·威斯顿住在坎特伯雷市中心。一侧是大教堂，另一侧是圣奥古斯丁大学。仿佛毕生投身于法律事业的他故意选择生活在这片历史和宗教氛围浓厚的区域。古老的城墙，教堂的尖顶，骑自行车的传教士。他的房子是一栋坚固的方形建筑，比例匀称，可以望见一片绿地。城市宜居，房屋舒适，一个男人惬意地生活在其中。

霍桑已经事先安排好上午十一点与他见面，我给出租车司机付钱时，威斯顿已经在门口等候我们。他看起来不像是一位退休的大法官，更像是一名音乐家，也许是指挥家：身材颀长单薄，手指修长，一头银发，用好奇的目光打量着我们。他已经七十多岁了，随着年龄的增长，身形日渐萎缩。他穿着厚实的羊毛衫和灯芯绒长裤，脚上穿了一双拖鞋，没换鞋。他眼窝凹陷，颧骨线条硬朗，目不转睛地望着我们，就像在看柜台后的两名店员。

“请进，希望你们旅途愉快。坐火车很累吧？”

我不禁疑惑，他为什么表现得这么和蔼可亲。我猜，霍桑应该没有告诉他我们此行的目的。

我们跟着他走进门厅，地上铺着厚地毯，家里陈列着古董家具和昂贵的艺术品。我认出了埃里克·吉尔[埃里克·吉尔：英国字体设计师、雕塑家、版画家。他被英国皇家艺术协会评为皇家工业设计师，获得了英国设计师的最高荣誉]的版画。还有艾里克·拉斐留斯[艾里克·拉斐留斯：英国魔幻现实主义艺术家，“二战”时活跃的战地画家]的水彩画——都是正品。他带我们来到一间小巧的客厅，可以眺望窗外那片绿地。壁炉里的火焰熊熊燃烧——是真的火。桌上已经摆好了咖啡和饼干。

“很高兴见到你，霍桑先生。”我们落座后，他开口说道，“你的名气很大。俄罗斯大使馆的那个案子，别兹鲁科夫。案子破得真漂亮。”

霍桑提醒他：“他被无罪释放了。”

“他的辩护很出色，在我看来，陪审团受到了误导。毫无疑问，他有罪。你们要喝咖啡吗？”

我没想到法官听过霍桑的名字，不禁好奇别兹鲁科夫案是在他离职之前还是之后破的案子。这个名字听起来不太可能是之前的案子。伦敦警察厅还和俄罗斯大使馆打过交道吗？

法官为我们三个倒了咖啡。我环顾四周，房间里的一台小型三角钢琴吸引了我的目光，是博兰斯勒牌的，钢琴盖上摆放着六个昂贵的相框。其中四个相框里都是威斯顿和一个男人的合照。在一张照片中，他们穿着夏威夷风的衬衫和短裤，挽着胳膊。我毫不怀疑霍桑早就注意到了这些照片。

威斯顿问：“所以说，是什么风把你吹到了坎特伯雷？”

霍桑解释说：“我正在调查两起谋杀案。戴安娜·考珀和她儿子的案子。”

“是的，我看到新闻了，真是可怕。你是伦敦警方的顾问。”

“是的，先生。”

“他们没有放你走，非常明智！你认为迪尔的那场交通事故，还有那名不幸丧命的小孩，与这两起谋杀案有某种关联？”

“我不排除任何可能性，先生。”

“确实如此。嗯，涉及这类案件人们的情绪会很激动，我留意到，那场事故就快满十周年了，所以大概不能排除这一明显的可能性。即便如此，我确信，你可以全权调取法院的卷宗，所以我不太清楚能怎么帮到你。”

他说话的语气依然带着职业的痕迹。未经仔细斟酌的话，绝不脱口而出。

“与相关的涉案人员交谈总是很有帮助。”

“我同意，证词和书面证据还是不同的。你见过那家人了吗？戈德温一家？”

“见过，先生。”

“我为他们感到非常难过。当时就是如此，也这么说过。他们觉得判决有失公允，可是——我相信，我不需要告诉你这些，霍桑先生。受害人家属的态度，尤其是在这种案件中，不会被考虑进来。”

“我明白。”

就在这时，门开了，一个男人探头进来。我认出他就是照片中的那个男人。他个头不高，身材魁梧，看上去比威斯顿要年轻十岁左右，他拿着一个超市的环保袋。

“我正要出门。”他说，“有什么想买的吗？”

“我把购物清单放在厨房里了。”

“我看到了，我只是想问问还有没有什么要补充的。”

“我们需要更多的洗碗机片。”

“列在清单里了。”

“其他的就没了。”

“那晚点见。”男人又消失了。

威斯顿说：“这是科林。”

真遗憾，科林选择在这个时候介绍自己。我瞥了一眼霍桑。他的举止没有什么异常，可我觉察到房间里隐隐浮动着一种之前没有的紧张气氛，我相信，这突如其来的干扰影响了这场面谈，以及它的走向。

“纸媒对你的判决不太满意。”霍桑说，而我捕捉到了他的目光里涌动的那抹恶意。

威斯顿冲他无力地笑着。“我一直没有看报纸的习惯，”他说，“什么让他们开心或是不开心，与事实无关。”

“事实是，她撞死了一个八岁男孩，让他哥哥留下了残疾，被不痛不痒地罚了一下，就释放了。”

威斯顿脸上的笑容变得越来越淡。“控方的任务是根据一九八八年颁布的《道路交通法》第一七〇条第2a款，证明被告危险驾驶致死。”威斯顿说，“可他们无法证明，并且提供充分的理由。考珀太太没有无视交通规则，没有做出任何有重大危险的举动，没有摄入毒品或酒精。我还需要继续吗？她无意置任何人于死地。”

“她没戴眼镜。”霍桑瞥了我一眼，警告我不要打断他。

“我同意，这很遗憾——但是你应该明白，霍桑先生，那场事故发生在二〇〇一年。在那之后，法律才在这一点上变得严格起来，我认为这是完全正确的。可是不管这么说有没有用，我想，即便是如今，有了新规则，要是由我断案，我还是会得出相同的结论。”

“为什么？”

“我建议你参考一下庭审记录。正如被告的辩护人成功指出的那样，责任不仅限于被告。两个孩子跑到了马路上。他们看到马路对面有家冰激凌店，保姆暂时对他们失去了控制，这绝不是怪罪她。可是即便考珀太太戴着眼镜，她也很有可能无法及时刹车。”

“这就是你告诉陪审团不对她追究刑事责任的原因吗？”

威斯顿表情痛苦，过了一会儿才回答说：“我没这么做过，坦白地说，我发现你言语间有些冒犯。事实上，根据庭审规程，我可以建议陪审团不要定罪，反之他们也可以忽略我的意见。我同意，我最后的总结确实对考珀太太有利，但我再说一次，你必须用事实说话。我们在谈论的是一位没有前科、非常受人尊敬的女士。根据当时的法律，她没有犯下任何明显的罪行。判处监禁对这位女士来说，就像那两个孩子家人的遭遇一样悲惨，也完全不妥当。”

霍桑身体前倾，我又一次想起了潜伏在丛林里伺机而动的猛兽。“你认识她。”

四个简单的字眼，却让房间顷刻间陷入了沉默，就像太平间的大门轰然关闭，掷地有声的死寂。就在这时，一切都不同了，奈杰尔·威斯顿终于接收到了危险信号。壁炉里的火焰噼啪作响，热气炙烤着脸颊。

“你说什么？”威斯顿说。

“我只是对你和她认识这件事感兴趣，我想知道这是否与案情有关。”

“你错了，我不认识她。”

霍桑一脸困惑。“你是雷蒙德·克鲁尼斯的挚友——”

“我不认为——”

“雷蒙德·克鲁尼斯，那位戏剧制片人。我想，这不是一个会让你忘记的名字。而且，他让你赚了很多钱。”

威斯顿勉强保持着镇定：“我确实认识雷蒙德·克鲁尼斯，非常熟悉。他是我的社交人脉，商业对接人。”

“你投资了一场演出。”

“事实上，我投资了两场演出。《一笼傻鸟》和《不可儿戏》。”

“达米安·考珀出演了第二个，你在首演派对上见过他和他母亲吗？”

“没见过。”

“但是你和克鲁尼斯讨论过这个案子。”

“谁告诉你的？”

“他说的。”

威斯顿终于忍无可忍。“你怎么敢坐在我家，无端地指责我！”他没有提高嗓门，但是很生气。他搭在扶手椅一端的手攥紧了。我可以看到皮肤下面鼓起的静脉血管。“我和考珀太太能扯上一点关系，但凡有点智力的人都会明白，这个国家的任何一位法官都有可能发现自己面临相同的处境。按照你的逻辑，他们就必须把自己换掉吗？我相信你听说过‘六度分隔’理论！法庭上的任何人都可能通过中间人和被告产生关联。碰巧，我的确去了《不可儿戏》首演第一晚的派对，但如果达米安·考珀或是他母亲也在派对上，我没有见过他们，也没有和他们说过话。”

“在庭审期间考珀太太也没有请雷蒙德·克鲁尼斯接近你吗？”

“她为什么要那么做？”

“说服你站在她的角度看待那件事。也许你能听得进他说的话，因为你们俩都是……那个词怎么说来着？”

“你告诉我。”

“天使！你和考珀太太都在投资他的剧。”

“我受够了。”威斯顿起身，“我答应和你见面，因为我久仰你的大名，以为自己可以帮上忙。相反，你带着各种各样令人不快的暗示来到这里，我完全看不出这场对话还有什么继续下去的意义。”

然后，霍桑还是没有罢休。“你知道雷蒙德·克鲁尼斯要坐牢了吗？”

“我说过了，请你离开！”威斯顿厉声说道。

于是，我们离开了。

我们回到大街上，在去车站的路上，我忍不住冲他发火：“你究竟想做什么？”

霍桑似乎毫不介怀。他点了根烟。“只是试水。”

“你真的认为存在什么同性恋阴谋吗？雷蒙德·克鲁尼斯和奈杰尔·威斯顿没准‘在一起过’。就因为他们的性取向碰巧一致吗？如果你是这么认为的——我必须和你说实话——我觉得你有毛病。”

“也许我有很多毛病。”霍桑回答说。他走得更快了，都没看我一眼。“但是我没有提及任何关于性的内容。我说的是钱的事。我们大老远来一趟是为什么？因为我们想弄清楚那场事故，还有戴安娜·考珀和戈德温一家之间的联系。奈杰尔·威斯顿法官就是其中一环，这就是我一直想要搞清楚的事。”

“你认为他和她的死有关？”

“我们遇到的每个人都与她的死有关。这就是谋杀的逻辑。你可以死在床上。你可以死于癌症。你可以寿终正寝。但要是有人拿刀把你大卸八块，或是把你勒死了，就存在一个模式，是一个网络——而这就是需要我们解开的。”他摇了摇头，“我不知道！托尼，也许你不适合做这件事。很可惜，我不能和其他作家合作。”

“什么？”我吓坏了，“你在说什么？”

“你听到我说的了。”

“你跟其他作家聊过了？”

“当然了，老兄。他们都拒绝了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