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72年7月28日，寻常一天的正午，明太祖正坐在都城南京的宫殿里打算处理一些工作，却被打断了。当时早朝已经结束，他正要批阅奏折时[有两本书在开篇即对明朝皇帝的日常生活进行了引人入胜的详细描述，所以我就不再重复了。关于明初皇帝的，可见Tsai, Shih-shan Henry, Perpetual Happiness: The Ming Emperor Yongle.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01；关于明后期皇帝的，可见Huang, Ray, 1587: 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 The Ming Dynasty in Declin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1。]，礼部尚书陶凯领着一群大臣进来了，这让他有点诧异和烦躁。他们表情严肃，太祖以为他们又是来告诫他的某些过失、某些有违德政之举，但他们捧来了一对熟瓜。这对瓜并没有如平时端给皇帝享用的那样被切开并用细葛布盖住，它们被直接放在一个漆盘上，连在一起的瓜蒂也竖着。[《礼记·曲礼》载：“为天子削瓜者副之，巾以絺。为国君者华之，巾以绤。为大夫累之，士疐之，庶人龁之。”Translated in Thompson, Laurence G., Chinese Religion: An Introduction（third edition）.Belmont: Wadsworth, 1979, p.39.]

难怪皇帝会觉得意外！太祖说道：

初止知有瓜，不分何如。尚书奏言：“瓜生同蒂。”既闻，甚奇之，试问前代所以。群臣历言：“前代数帝皆有之，称曰祯祥。今陛下临御之时，瓜生同蒂，产于句容，况句容，帝之祖乡，其祯祥不言可知矣！”此群臣美言如是。[〔明〕朱元璋：《嘉瓜赞》，收入《明太祖御制文集》，台湾学生书局，1965年；亦收入钱伯城等编：《全明文》第一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这篇序，或者说文章，有454字，赞诗有100字。英文译文出自我本人，除非另有说明。关于太祖的《嘉瓜赞》、他命令宋濂写的《嘉瓜颂》，以及他对本土文学的影响，见饶龙隼：《明初诗文的走向》，《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2期。]

在发表“美言”时，群臣借鉴了长期以来的传统，即奇花异兽、天文舆地和天气现象都可以被理解为对人世事务有某种意义。尽管大臣们说这对瓜的意义是不言自明的，但当我们读到太祖本人对此事的描述，并与其他两个见证者的描述做比较时就会发现，在如何解释这对瓜的问题上，他们是存在分歧的。几百年来，多位作者重新讲述了这个故事，并有不同的解释。我基于对这对瓜出产地和种植者家族的研究提出了另一种解释，并从这一解释揭示了明朝政权的性质。本章将介绍关于此事的三种主要叙事——一个是太祖的说法，一个是《明太祖实录》中的说法，还有一个是一位高官的说法——他还解释了为什么大臣们用一对瓜打断了皇帝正午的文书工作。

明太祖在其《嘉瓜赞》的序中记述了大臣进呈并蒂瓜一事。他的序言侧重于他自己的言与思——下一章将对此进行探讨，而对于大臣们的言辞，只做了简单的记录。例如，在太祖的描述中，陶凯只用简练的古汉语说了四个字——“瓜生同蒂”。皇帝不屑于记录在场其他大臣的名字或头衔，尽管他们是他在漫长的征服战争中的亲密同伴。另外两份由官员撰写的记录，则更全面地记述了群臣的谈话内容，与皇帝所言也有所不同。《明太祖实录》采用了在场目击者的记述，但在大约30年后，它才作为官修史书的一部分最终成形。各朝的实录都以《日历》、奏章为根据，由下一任皇帝组织史官编纂，而明太祖时期的记录出了名地不可靠，因为这些记录是学者解缙为了使太祖第四子永乐皇帝地位合法化而设计的。永乐帝朱棣在1402年夺取了侄子的皇位，成为明朝的第三位统治者[关于解缙在《明太祖实录》中的作用，见Chan, Hok-Lam,“Xie Jin（1369-1415）as an Imperial Propagandist: His Role in the Revisions of the Ming Taizu Shilu.” T'oung Pao 91: 58-124。]。就像明太祖自己的文章和关于并蒂瓜一事的第三种叙事一样，《明太祖实录》省略了部分对话，剩余的部分可能还存在伪造。尽管如此，但历史学家通常掌握的就是这种不完整的记录。如果将不同的记载相互对照阅读，就能更全面地了解当时实际发生的情况。但是，我们也可以从不同叙事中的差异来探究每位作者是如何利用并蒂瓜事件的。历史学研究的不仅是过去的事实，还包括记录这些事实的资料为何被书写和保存。

那么，为什么群臣——一群试图让一个庞大的新帝国运转起来的大忙人——认为并蒂瓜这件事很重要？据《明太祖实录》记载，礼部尚书陶凯向明太祖解释说：“同蒂之瓜，产于句容。句容，陛下祖乡，实为祯祥。盖由圣德和同，国家协庆，故双瓜连蒂之瑞独见于此，以彰陛下保民爱物之仁，非偶然者。”[〔明〕李景隆等：《明太祖实录》卷74，收入《明实录》第1—8册，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影印，据国立北平图书馆藏红格钞本，1966年。共224字，没有赞词，也没有提到赞词。解缙一定掌握了宫廷记录，因为他提到的一个事实在太祖的《嘉瓜赞》和宋濂的《嘉瓜颂》中都没有出现。由于历史编纂的职责被分配给了翰林院，官方记录有可能是在宋濂的要求下撰写的；又或者，这份宫廷记录可能是第二年编纂的《大明日记》的一部分。Franke, Wolfgang,“Historical Writing during the Ming,” in Mote and Twitchett, eds.,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ume 7.741.]陶凯将并蒂瓜解释为在朱元璋的仁政下，全国上下一片和谐而产生的祥瑞。和平和国家统一确实是相当大的成就，而且是他最近才取得的成就。

统一是从军事控制开始的。就在四五年前，明太祖和他的将领们从漫长的战争中取得了胜利。明帝国在政治上也是统一的。同时代的欧洲，地方权力大多是世袭的，且不受君主的严密控制，与此不同的是，明朝的地方官员由中央派驻，且任职地往往远离家乡，任期也不长。1380年之前，中书省丞相在皇帝的领导下，领辖六部（礼、户、吏、工、兵、刑）以及负责司法审查、天文、医药和马匹等事务的更小的机构。御史台负责监察整个官僚机构，甚至可以劝谏皇帝本人。还有一个由最优秀的学者组成的智囊团，即翰林院[关于明初政府结构的概述，可见Hucker Charles O. Hucker, A Dictionary of Official Titles in Imperial China, pp. 70-82。]。朝廷派遣官员分赴约1500个州县以执行国家政策，并在地方上挑选专人，让他们负责在村庄与县城之间居中联系。随着和平的恢复和地方的重建，经济也慢慢复苏；正如导论中所言，一个统一的国家市场最终会出现，成为世界的驱动力。在明朝中期，也就是并蒂瓜出现120年后，哥伦布起航寻找中国商品（顺便给新大陆带去了第一批瓜种），而到明朝后期，西班牙人带着大量墨西哥银币涌入中国购买商品。因此，统一是军事、政治和经济上的统一。由于整个中国文化区自1127年以来首次处于汉族人统治之下，明太祖也决心建立一个统一的社会，其手段包括实行礼俗改革和严格的户籍制度，号召民间依照古代举行乡饮酒礼，以及推广融合了儒学、佛教和民间信仰的道德规范[关于朱元璋对国家和社会的计划，见Farmer, Zhu Yuanzhang and Early Ming Legislation。]。他的王朝延续了下来，但是他的社会设计并没有。

统一是建立在军事征服之上的。但是，正如陶凯的话提醒我们的那样，明太祖只有得到民众和神明的默许，即天命，才能坐稳皇位。大臣们当然觉得有理由打断太祖早上的工作——这样一个好兆头正说明太祖实际上掌握着天命。记录征兆一直是官员们的一项基本工作。各个朝代的历史都是从记载当朝大事的本纪开始的，包括吉凶之兆在内，用一位历史学家的话说，这些征兆可以被理解为“神灵对朝廷施政的‘评判’”[Twitchett, The Writing of Official History Under the T'ang, p. 86.]。事实上，正确理解这些征兆对于王朝的存续非常重要。此外，此前的皇帝们通常乐于接受和宣传双穗禾、刻有文字的龟甲片和祥云等吉兆。但是——瓜？太祖持怀疑态度，故而询问历朝历代是如何理解并蒂瓜的。

皇帝要求大臣们做出说明是很合理的。虽然大臣们说这一征兆很容易理解，但解释反常现象实际上是一件棘手的事情。“天”这种神祇或力量，与给予摩西和穆罕默德明确指示以干预人间事务的上帝和真主是非常不同的。“天”不会说话。古代的圣贤已经发现了它的模式，按照这些模式治理国家，并将它们记录在经典中，包括《诗经》《春秋》《尚书》《礼记》（描述了各个时令和场景下的仪式）和《易经》（用以占卜行事的有利时机）。但在如何理解“天”所建立的道德秩序方面，经典之间的分歧很大。

此外，在任何具体的情况下洞察天意都是很困难的，而皇帝有德的一个标志就是他愿意接受士大夫给他的解释和指导。士大夫在政府中获得一席之地，正是因为他们对历史、文学和儒家思想经典有深刻而广博的了解，这些知识将他们塑造成有德行、有思想的人。作为官僚，他们执行帝国法律，但作为学者，他们指导皇帝践行上天的旨意。这意味着他们偶尔要运用自己的学识并结合当时的情况，将异象解读为某种征兆。陶凯的解释就是一个典型：他提醒太祖天命所归，并奉承太祖，说太祖已经真正获得了天命。我们还将看到，当时官员对并蒂瓜的另外两种解释更为复杂。

当时关于并蒂瓜一事的第三种叙事来自宋濂，他长期在太祖身边担任高级幕僚，目睹了群臣进呈并蒂瓜。以宋濂为代表的一派儒家学者认为，朱元璋有潜力成为结束元末暴力和社会混乱的绝对统治者。在宋濂看来，有效的政府应完善到合乎天道，这样就不会滋生任何叛乱和犯罪，而且统治者的思想实际上应该与自然法则相一致。按照窦德士（John W. Dardess）的解释，宋濂眼中的统治者是这样的：

其明则日照月临也，其喜则祥飙卿云也，其怒则迅雷惊霆也，其生则甘雨零露也，其杀则毒霜虐霰也。[Dardess, Confucianism and Autocracy, p. 170.]

1358年，朱元璋经过金华这个当时的儒学中心，宋濂自此在朱元璋麾下担任幕僚，负责起草文书。

在宋濂的描述中，进呈并蒂瓜的主角不是陶凯，而是另一位大臣——中书右丞相汪广洋。他是一位正直、严肃的学者，自1355年开始一直跟随朱元璋。汪广洋利用皇帝询问嘉瓜历史的机会，展示了自己的博学。他几乎是逐字逐句地引用了关于汉代历史的一段话，这段历史记载提及许多与植物相关的征兆，如一茎多穗、异根同穗、树木连理、八瓜同蒂等[〔明〕宋濂：《嘉瓜颂》，收入〔明〕程敏政编《明文衡》卷19，《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373册，北京出版社，2012年，第725—728页。其中序525字，颂224字。另见（梁）沈约：《宋书》卷29《符瑞志》，中华书局，1974年，第833—834页。沈约在描述时用了“嘉瓜”“同蒂”“异体”等词。]。然后，汪广洋简要地提到了唐代政治家、文学家韩愈的一封奏疏，这封奏疏向唐朝皇帝解释了统治者与植物征兆的关系。韩愈写道：

“王者德至于地，则嘉禾生。”伏惟皇帝陛下，道合天地，恩沾动植；迩无不协，远无不宾；神人以和，风雨咸若。前件嘉禾等，或两根并植，一穗连房，或延蔓敷荣，异实共蒂。既叶和同之庆，又标丰稔之祥[〔唐〕韩愈：《奏汴州得嘉禾嘉瓜状》，收入氏著，马其昶校注：《韩昌黎文集校注》，台湾世界书局，1960年，第426页。]。通过援引韩愈的奏疏，汪广洋断言，嘉瓜是一种标准的祥瑞，让新君与辉煌的唐朝产生了联系。汪氏继续说：“祯祥之应，有自来矣。陛下励精图治，超汉轶唐，故天锡之珍符，太平有象，实见于兹。”[〔明〕宋濂：《嘉瓜颂》。]如汪氏所言，历史上的先例，不仅验证了祥瑞的真实性，而且成为这位明朝奠基人成就伟业的序幕。

宋濂继续写道，其他大臣也加入了汪氏对皇帝的赞美。他们还提到了此前上天对太祖本人的回应。在散文式叙述谈话内容之后，宋濂颂道：

郡臣曰都，载拜稽首。神休滋彰，天子万寿。

粤从启运，灵贶叠甄。两岐秀麦，合柎孕莲。

矧此贞符，近在辇毂。王化自迩，远无不服。[〔明〕宋濂：《嘉瓜颂》。]

和韩愈的奏疏、汪广洋的话一样，宋濂的颂也是一种明显的奉承，这种奉承通常是君臣关系的一部分。但这些说辞也是一份未完成的宣传语，是统治者可以用来加强其统治合法性的告示草案[关于汉代把征兆用来宣传，见Wu Hung（巫鸿）, The Wu Liang Shrine: Ideology of Early Chinese Pictorial Art, p.96；关于用实现太平来奉承皇帝，见Michael Loewe,“The Cycle of Cathay-Concepts of Time in Han China and Their Problems,” p.314。]。宋濂解释说，从古代圣贤周公开始，统治者就有纪念和宣传吉兆的传统。宋濂请求太祖下令让史官“备实录”——吉兆如果不公开，就没有用处！

太祖非常了解宣传的价值，尽管他把大臣们的话斥为“美言”。他自己就传布了一些“神迹”，暗示他生来就注定要成就伟业，他的著述也经常提到获得上天认可的迹象。但正如历史学家陈学霖解释的那样，正由于太祖坚持要“完全垄断这种宣传”，他有时会拒绝已被假定的吉兆，甚至惩罚那些进呈吉兆的人[Chan,“The Rise of Ming T'ai-tsu,” p. 709. 关于对太祖神迹的描述，以及对其与实录关系的思考，还可见Chan,“Xie Jin as Imperial Propagandist,” pp. 86-121.]。1372年8月，在并蒂瓜一事发生后不久，太祖表示他担心官员们会编造并上报吉兆而隐瞒恶兆来欺骗、操纵他，就像他们对以往的统治者所做的那样。不同于以往的一些皇帝积极鼓励呈报吉兆，太祖命令汪广洋只允许呈报恶兆，即灾难的前兆。6个月后，汪广洋被罢免了[Goodrich and Fang, Dictionary of Ming Biography, 1391. 关于汉代皇帝鼓励呈报吉兆，见Wu Hong, The Wu Liang Shrine, p. 96。]。他在并蒂瓜一事上的奉承之举显然适得其反。汪广洋的政治厄运可能也解释了为什么《明太祖实录》中陶凯是进呈的主要角色，而宋濂的一手记录则突出汪氏的分析。可能是为了颂扬太祖和他的儿子永乐皇帝，《明太祖实录》的编纂者解缙略过了明朝初年的虐政。而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太祖最终处决了1372年进呈并蒂瓜的几乎所有大臣，而这些人都曾与他共事多年。

例如，陈宁原是元朝小吏，曾建议太祖在征战中也要关心民生。1372年，陈宁任御史大夫，负责监察。1380年，太祖认为丞相胡惟庸图谋不轨，陈宁则被冠以与胡惟庸合谋的罪名而被处死刑。赵庸自1361年起在太祖手下领兵，被封为侯，1390年，因受胡惟庸案牵连而被处决。丞相、忠勤伯汪广洋在1380年被迫自杀。宋濂在辅佐太祖20多年以后，也于1381年死在了流放途中[关于这些官员的身份和命运，见Goodrich and Fang, Dictionary of Ming Biography, pp.639-640, 853, 1228-1229, 1389-1392; Dreyer, Early Ming China, pp.98-100; Franke,“Historical Writing during the Ming,” p.778；以及〔清〕张廷玉等：《明史》卷105《功臣世表一》（这本身就是太祖残忍迫害亲信的生动见证——大多数功臣世家只有第一代被记录下来，接下来的则是几页空白，而这里原本应该是后继有人的）、卷109、卷127《汪广洋传》、卷196《陈宁传》，中华书局，1974年。]。1372年参与进呈并蒂瓜的人中，只有陶凯和沐英（太祖的养子，战功赫赫）在太祖对开国功臣的大肆诛杀中幸存下来。解缙很清楚这段不愉快的历史。作为一个年轻气盛的臣子，他曾亲自劝谏过太祖：“尝闻陛下震怒，锄根剪蔓，诛其奸逆矣……或朝赏而暮戮，或忽罪而忽赦。”[〔明〕解缙：《大庖西室封事》，收入氏著：《文毅集》，台湾商务印书馆，1973年。Translated in Langlois,“The Hung-wu Reign,” p.156.]20年后，解缙把进呈嘉瓜时发言的角色安到了陶凯的身上，可能是为了避免在写到象征先皇仁慈统治的征兆时提起这批不幸臣僚的名字。

没有什么确切的证据能证明这些人中有谁真的密谋造反，而且无论如何，任何密谋都不能成为太祖处决数万名所谓同谋者的理由。他把这些人揪出来，或牵连进去，这个过程后来被称为“瓜蔓抄”[“瓜蔓抄”这个词最早描述的是永乐皇帝夷灭行刺者景清的全族和朋邻乡里，景清在行刺后还口含鲜血喷溅了永乐皇帝一身。“瓜蔓抄”既让人联想到受害者与叛逆者之间的微弱联系，也让人联想到迫害迅速向四面八方蔓延。Goodrich and Fang, Dictionary of Ming Biography, p. 249.]。但是，如果仔细看看1372年进呈并蒂瓜时大臣们说了些什么，以及当时发生了什么，那么大臣们事实上似乎很有可能如太祖所怀疑的那样，是在试图操纵他。让我们回看献瓜之初那一系列相当奇怪的话，据《明太祖实录》记载，陶凯说：

陛下临御，同蒂之瓜产于句容。句容，陛下祖乡，实为祯祥。[〔明〕李景隆等：《明太祖实录》卷74。]

而太祖的文章提到陶凯的这句话时则少了几分庄重：

今陛下临御之时，瓜生同蒂，产于句容。况句容，帝之祖乡。其祯祥不言可知矣。

为什么强调句容县？明太祖是皇帝，明朝境内任何地方的吉兆都适用于他，而且，非要着重一个人的祖籍似乎很奇怪。宋濂在《嘉瓜颂》中则省略了这一点，说明它显然是多余的。这意味着什么呢？

句容县离明初的都城南京很近，太祖的祖先就生活在句容[Li, Ming Taizu, pp. 1-2.]。但太祖本人出生在长江以北的凤阳，他认为那才是他的家乡[例如〔明〕刘辰《国初事迹》：“太祖尝曰：‘濠州乃吾家乡。’”收入《中国野史集成》，巴蜀书社，1993年，第629页。]。按照汉朝的先例，他长期免除凤阳百姓的赋税和劳役。在并蒂瓜事件发生时，他正在那里营建豪华的中都城。有些官员不赞成选择这个地方作为新都，因为这里落后、贫穷，而且偏远。到1372年的时候，建造中都已经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Farmer, Early Ming Government: The Evolution of Dual Capitals, pp. 48-53.]。1375年，皇帝的资深幕僚刘基写道，尽管凤阳是皇帝的故乡，但它不适合作为统治中心。因此，太祖最终同意仍以南京为都。这是后来一位葡萄牙旅行者所说的“非常肥沃、充满活力而又美丽的国家”里的一座古都，就在长江边上[Gaspar da Cruz,“Treatise in Which the Things of China Are Related at Great Length…,” p. 56.]。（1420年，永乐皇帝迁都北京，以南京作为留都。）我认为在1372年强调并蒂瓜产于句容，是专门为了推动太祖调整政策，说服他放弃中都计划，选择南京作为永久的都城。根据历史先例，以开国皇帝的家乡为首都完全没有必要，大臣们看到太祖一心想要迁都凤阳，于是可能提议把句容视为太祖的另一个故乡，这样邻近句容的南京就是名正言顺的首都之选。他们在当时的议事中，试图利用并蒂瓜之兆来改变太祖的想法。

宋濂可能更进一步介入了第二次关于此事的商议。因为宋濂的序和颂不仅记述了别人的言辞，还表达了他个人对并蒂瓜之寓意的深思熟虑。宋濂的颂写道：

句容之墟，物无疵疠。神瓜挺出，殊实同蒂。

瓜孰非单，比合而生。二气毓质，双星降精。

蜜房均甘，冰圭竞爽。明月重轮，仿佛堪象。宋濂确实是从句容的田地开始写的，但行文到后来，地方性消失了，而问题的另一部分——“神瓜”，成了这篇华丽长文的焦点。宋濂认为，它们指向的是整个新建立的、仍在扩张的帝国的状况。他的文章开头写道：“皇明式于九围，德渐仁被，和气薰蒸，灵物效祥。”然后，根据对《诗经》中《大雅·绵》的正统解释（见第6章），宋濂称瓜类植物代表了人民的繁衍扩散。但他很快就转到了一个更具体的解释，瓜成了帝国、征服的象征：

畴若兹瓜，协瑞联祥。

亦有华平，张翠作盖。

也就是说，预示着明帝国一统天下。宋濂的颂问道：“其兆伊何？”他接着回答：

萝图绵柔。西域既柔，德冒八埏。[〔明〕宋濂：《嘉瓜颂》。]

瓜作为明王朝实现山河一统的隐喻，可能对宋濂特别有吸引力。每一个新的王朝都有责任为前一个王朝编写历史，1370年，在向明太祖进呈《元史》时，宋濂和其他纂修者（包括陶凯）称元末的中国被群雄“瓜分”[Cleaves,“The Memorial for Presenting the Yuan Shih,” p. 64.柯立夫（Francis Woodman Cleaves）认为“瓜分”本义是收获后留在地里晾晒的瓜，但这仅仅指瓜类很容易切片食用，尤其是那些有条纹、棱或裂开的瓜。1895年后，当日本和西方国家“争夺租借地”时，“瓜分”国土的比喻再次出现了。即使在清朝灭亡、民国建立后，外国列强仍继续蚕食中国领土。1934年，日本占领了中国东北。许多知识分子感到沮丧，他们认为自己的同胞对民族屈辱漠不关心。作家丰子恺——他的选集作者称他是一位重生到20世纪的中世纪乡村佛教徒——写了一篇题为“吃瓜子”的讽刺文章。他解释说，年轻男子可以一手夹着一支香烟，一手抓着瓜子，嘴巴发出“格”“呸”的声音；而年轻女子吐瓜子壳的姿态尤其美妙。这种消磨时间的绝佳方式是中国人的专长，日本人无法做到。“具足以上三个利于消磨时间的条件的，在世间一切食物之中，想来想去，只有瓜子。所以我说发明吃瓜子的人是了不起的天才。而能尽量地享用瓜子的中国人，在消闲一道上，真是了不起的积极的实行家！试看糖食店、南货店里的瓜子的畅销，试看茶楼、酒店、家庭中满地的瓜子壳，便可想见中国人在‘格’‘呸’的声音中消磨去的时间，每年统计起来为数一定可惊。将来此道发展起来，恐怕是全中国也可消灭在‘格’‘呸’的声音中呢。”Feng,“Eating Melon Seeds,” p.195.在民国，承担灾祸责任的不是统治者个人，而是全体人民。]。而今，它再次统一了。

然而，宋濂的解释甚至比这更具体。他提到了瓜的原产地——西北地区，那里的“沙漠灵境”吐鲁番，通过坎儿井用远处山峰上的融雪进行灌溉，因其甜瓜而闻名（直到今天仍然如此）。

况瓜之所出，本于回纥，中国讨而获之，故名为西。方今皇上命大将军统师西征，甘肃西凉诸郡俱下，而瓜沙已入职方。行见西域三十六国，同心来朝，骈肩入贡。天显叶瑞，其又不在于兹乎？[〔明〕宋濂：《嘉瓜颂》。]

就是说，这些瓜与明朝在西北地区的战事有着特殊关系。两年前，河西走廊被攻占，1372年夏天，明军一直打到嘉峪关和敦煌。然而，同年夏天，蒙古人在西部的胜利导致太祖在1373年初放弃了远征漠北的目标[Langlois,“The Hung-wu Reign,” 100, 103, 129. Rossabi,“Ming Foreign Policy: The Case of Hami,” p. 83. 不过，中原地区种瓜由来已久。13世纪初的《嘉泰吴兴志》中就记载了离南京和句容不远的湖州种植的瓜。作者写道，有些瓜可以生吃，因此它们很可能与献给太祖的瓜类似。]。从这个直接背景来看宋濂的颂，可能他不仅是在庆祝明军在河西走廊的胜利，还主张继续远征漠北。

大臣们进献和讨论嘉瓜的两个目标似乎都集中于皇帝，但它们涉及帝国的两个不同的空间。陶凯和汪广洋将帝国锚定于朝廷，试图将太祖置于一个适当的中心，一个不用耗费资源去维护的首都，一座历经数朝的古都。对他们来说，句容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这里离都城南京足够近，以至于南京完全可以替代它。他们以这里是皇帝的祖籍为由向皇帝发出呼吁。宋濂的解释则着眼于朝廷的对外影响力。他回答了另一种解释没有谈到的问题——为什么是嘉瓜？他利用瓜的历史强调了中原地区与刚刚被重新纳入帝国版图的遥远西部地区之间的联系，重点是太祖作为征服者和天下统治者的身份，而非他句容人的出身。

太祖确实太过多疑。正如范德（Edward Farmer）所指出的，正是他的警惕和机敏，使他“在长期的你死我亡的竞争中消灭了所有对手，成为唯一的幸存者”[Farmer, Zhu Yuanzhang and Early Ming Legislation, p. 47.]。他晚年嘱咐子孙说：“若恃安忘备，则奸人得计，身国不可保矣。其日夜警备常如对阵。”[〔明〕朱元璋：《皇明祖训》；另见Farmer, Zhu Yuanzhang and Early Ming Legislation, p. 121。]然而，把太祖对被臣僚以征兆左右的担忧归咎于他的多疑是不公平的。张磊夫（Rafede Crespigny）敏锐地指出，在宫廷政治的悠久传统中，凶兆和吉兆“既被皇帝及其臣僚们用作间接辩论的一种方式，也是在更广泛的公众舆论中为他们各自的立场造势的一种手段”[de Crespigny, Portents of Protest in the Later Han Dynasty, p.15.又可见Wu, The Wu Liang Shrine, pp. 94-10。]。大臣们向太祖展示嘉瓜，他们的文字则向读者展示皇帝如何从他们手中、在他们的赞贺中接受嘉瓜。一方面，这种进献方式奉承了皇帝，有助于昭示王朝的正统性。但另一方面，这也让大臣们可以利用嘉瓜——降予天子的天意——来影响太祖的决策，而不必公开提出异议。

除了试图解决眼前的政策问题，士大夫们还宣称自己具有解释权——他们有能力在上天和皇帝之间居中沟通[Cheng,“What Did It Mean to be a Ru in Han Times?” p. 110. Wu, The Wu Liang Shrine, p. 96, 102.]。而太祖坚决不接受他们自认为的这个角色。他告诉子孙，他们应该把器物错置或马匹染病等异象视为灾祸将临之兆；并嘱咐子孙，不要依赖术士。

Zhu Yuanzhang,“The August Ming Ancestral Instruction,” in Farmer, Zhu Yuanzhang and Early Ming Legislation, p. 121.艾伯华认为，汉代的十二次日食中有五次是编造的，主要是政客和史官为了批评皇帝或攻击朝中的敌对派别而编造的。见Eberhard,“The Political Function of Astronomy,”p. 50, 53。 必在己精审……或烈风、迅雷逆前而来，或飞鸟、走兽异态而至，此神之报也……天象人不能为，余皆人可致之物，恐奸者乘此伪为，以无为有，以有为无……

太祖没有将并蒂瓜完全搁置在旁，而是仔细思考其含义。针对大臣们的说法，他用一系列自相矛盾的论点捍卫了自己的解释权。让我们来听听他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