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太祖在其《嘉瓜赞》的序中透露，他第一次看到这对瓜的时候感到既惊讶又不解，甚至对工作被打断感到有点生气。相比之下，宋濂则描绘了一个高兴的君主：他先是谦虚地拒绝，而后恭敬地接受了这个吉兆。在宋濂眼里，“天颜怡愉”；在问及历史上的先例之前，太祖“重瞳屡回”；而在听完汪广洋对先例的讲述后，他“谦让弗居”。宋濂还透露，皇帝在某种程度上接受了嘉瓜是一件灵物的说法——它充满灵气且带有祥瑞之意。

帝曰吁哉，朕犹慊然。

瑞当在人，物胡得专。

使物为祥，宜献清庙。

自我先人，积庆所召。

孰瑞不矜，帝则弗居。

唯亲是思，我民之图。

以实应天，斯乃盛德。

关于“献清庙”，宋濂的序中解释说：

上谦让弗居。俄以灵贶之臻，复不可不承，乃诏内臣置诸乾清宫。翌日甲辰，荐诸太庙。[〔明〕宋濂：《嘉瓜颂》。]

宋濂的书写，对太祖的反应有所选择，他让太祖看起来是一个严肃认真的统治者，在上天面前表现出恰如其分的谦逊，并尤其注重美德和政务。皇帝谦虚地接受了臣民进献的荣耀，把这份精选的供品献给宗庙，并表示如果是因为美德，那也是祖先的美德带来了这一祥瑞。宋濂的这篇文章必须保留太祖的一些实际言论，因为这是为他写的。不过，他的言论尽可能得到了最好的展现。宋濂的颂没有交代太祖的许多复杂论点——这些我们将在下文看到，只述及太祖的一个观点——百姓的诚实和勤劳才是真正的好兆头。宋濂长期在太祖身边辅政，也许在这篇文章中，他试图让他的君主懂得应该如何举止得体，如何表达得宜，如何看待这个兆头。

但是，太祖的反应要比与皇帝身份“相配”的谦逊丰富得多。首先，统治者没有必要表现出拒绝吉兆的态度。例如，汉武帝就非常喜欢吉兆，他接受过对一个吉兆的两种相互矛盾的解读，并慷慨地奖励了两位提出不同解读的人[Wu, The Wu Liang Shrine, p. 94.]。在王朝建立初期，当新的皇室“还需要确立最终的合法性”时，吉兆总是非常受欢迎[Eberhard,“The Political Function of Astronomy and Astronomers in Han China,” p. 47.]。太祖的不情不愿开创了一个新的先例，直到16世纪，他的继任者们仍一直遵循这个做法。其次，抛开所有关于实现完美的圣人之治的空谈，明朝政府在1372年实际上面临着一系列严重的问题：边境战争、各地的叛乱、海盗和海上入侵，以及散布于帝国各地的饥荒、洪水、干旱、瘟疫和蝗灾。太祖和他的政府已经成功地解决了其中的许多问题。海外的朝贡使团不断前来，彰显了新皇帝的德行以及中国商品和市场的吸引力。诚然，重建和统一事业在进行中，但太祖仍担心他的皇位并不绝对稳固，认为自己不应自满，否则将招致祸患。与宋濂一厢情愿的描写相反，皇帝并不只是出于谦虚，才否认嘉瓜是自身美德带来的吉兆。实际上，正如陈学霖的观察，太祖是在宣示自己有决定何种现象为祥瑞并解释它们的特权。在诸多看似矛盾的记载中，太祖一直主张自己拥有这种特权，这在三种主要的叙事中都有不同的体现。[我想，为了方便讨论，我们可以合理地相信，太祖在他的文章中所写的大部分内容，实际上此前已经对众大臣说过。《明太祖实录》的编纂者可以把太祖写下的文字追加到当时的对话中。但宋濂也记录了太祖所说的部分内容，我相信宋濂的文章是在最初的讨论之后不久写的，可能是在他看到太祖的文章之前，也许是在太祖的文章写出来之前。]

在从最初的讶异中恢复过来，并听臣子解释嘉瓜产于句容之后，太祖马上引用了古代的礼仪经典——《礼记》。他可能没有当着臣子的面这样做，宋濂没有提到这一点。但是在写《嘉瓜赞》时，他有时间去查阅经典从而使文本很好地服务于他的目的。“天气下降，地气上升。”一听到或读到这句话，每位士人都会立即知道《礼记》中紧接在后面的话：“天地和同，草木萌动。”[《礼记·月令》。]

太祖引经据典来点缀他的想法是很重要的，因为文化水平可以证明地位和权力的正当性。中国的社会和政治精英都受过高层次的教育。从宋代开始，他们很少通过世袭获取官职，而是必须通过严格的科举考试，其内容包括经典、儒家著作、历史、诗歌和策论。太祖统治初期，他恢复了科举考试，但自1373年，即呈献嘉瓜的第二年起，他将科举暂停了十年，因为他不信任考试选拔出来的文人士子。然而，到了1470年，科举考试基本上成了进入官场的唯一途径，也是社会和文化生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关于科举考试制度，见Miyazaki, China's Examination Hell，以及Elman, A Cultural History of Civil Examinations。]。士绅精英阶层具有家学传统，又拥有土地或商业资本，保证了年轻人有时间学习，自然在考试中表现最好。但是，学习用的印刷本书籍很容易买到，努力学习的平民可以通过三级考试考取官职，跻身士绅阶层，享受免税等与新身份有关的特权。反之，世家大族的男子如果不愿意花时间钻研典籍，那么就会失去精英地位和进入官场的机会（女子被排除在科举考试之外，但也有机会接受教育）。因此，读书本身就是一种身份标志。太祖是个贫穷的孤儿，成年后才学会读书写字，虽然他整天批阅奏章，下发诏书、训令，写文章甚至诗歌，但他对自己的学识仍不放心，想通过引经据典来证明自己掌握经典的水平。

他继续用自己的话说道：“嘉禾并莲，合欢连理，麦调二岐，数物曾闻有之。同蒂之产，未闻罕见，故甚奇之。”太祖承认，过去也有过与植物相关的征兆，但并没有并蒂瓜。他的说法与汪广洋关于汉代并蒂瓜和韩愈奏章的陈述相矛盾，但由于太祖和宋濂是在两个不同的文本中描述了对话的双方，所以我们无法断定是谁先开的口。是汪广洋在纠正他的君主，还是太祖在否定这位博学之臣的论据？

像在许多诏书中所做的那样，太祖随后提到了自己的生活经历：

且出身农家，亲耕畎亩，岁睹五谷生成，不闻同蒂。居群雄中一十年，为王为帝纪已十载，尚未知此瑞，因不识诗书，欠博观乎古今，以致如是。[〔明〕朱元璋：《嘉瓜赞》。]

我们应该如何解释这最后一句话呢？是谦虚吗？这听起来像是粗暴的讽刺。太祖在其他地方轻蔑地写道：“名士者，坐视市村，自矜其能，听世俗之谀誉，徒知纸上之文，诸事何曾亲历？……高谈阔论，以为能于事，无益。”[Farmer, Zhu Yuanzhang and Early Ming Legislation, p. 43. 明太祖假托一位谒者之口说了这番话。（语出朱元璋《资世通训》。——译者注）]他在《嘉瓜赞》中自嘲孤陋寡闻，实则凸显了他对士人的不信任。太祖更看重自己作为农民、士兵和统治者时积累的实践经验。他似乎在问：“知识在哪里？在书本里还是在生活的磨炼中？”

在这段话中，太祖似乎否定了并蒂瓜的存在。但在文章的后面，他不再质疑民间传说中出现的一些水果，比如交梨和火枣——确保长生不老的神果，以及蟠桃——生长在西王母的果园里，每三千年才开一次花。太祖称这些水果是“有所闻而不可见”的[〔明〕朱元璋：《嘉瓜赞》。]。但是这对并蒂瓜就在那里，就在他眼前，为什么他不愿意接受它们呢？

宋濂把太祖的不情愿解释为谦虚，这也确实是太祖在他自己的叙述中摆出的又一个姿态：

当献瓜之时，群臣以德归于朕。既听斯言，惶愧暗惭，不敢以德应瑞，但祈年丰民乐耳。

但这真的只是谦虚吗？太祖继续说：“朕本薄德，纵使有德，上帝必不报一祯祥以骄我。若有微过，必垂恶象以昭示之，使我克谨其身，使民不至于祸殃。”[〔明〕朱元璋：《嘉瓜赞》。]在这里，就像在他的许多其他文字中一样，太祖假定他与高高在上的“上帝”保持着沟通[关于清朝皇帝对这种直接交流的感觉以及他们对天象好坏的道德责任的解释，伊懋可有过精彩讨论，见JMark Elvin,“Who Was Responsible for the Weather? Moral Meteorology in Late Imperial China”。]。1367年底，他曾祭祀这位“上帝”，祈求良辰吉日以备登基[Langlois,“The Hung-wu Reign,” p. 108.]。太祖认为，现在他是天子，德行非常关键，因此即便他犯了小错，“上帝”也会发出警告，却不会夸赞他的嘉行，以免使他骄纵自满。这并不是一种谦虚的立场；相反，这反映了他对自己中心地位的认识。几年后，太祖举行大典以昭示自己的中心地位，将原本分祭天地的祭品合并到一起献给天和地。这种天地合祀的仪式被一位历史学家描述为“整个宇宙的缩影，在这个宇宙中，所有自然力量和各路神灵都以天地为首……每年在这个仪式上齐聚”，它强调了皇帝居中沟通天地万物的关键地位。[Ho,“Ideological Implications of Major Sacrifices in Early Ming,” pp. 61-62.]

“上帝”可能责备他，但绝不会赞美他——太祖的说法似乎排除了一切吉兆出现的可能性。这是对传统政治理论的彻底修正。这段话在《明太祖实录》中有很大的不同：

上曰：草木之瑞，如嘉禾并莲、合欢连理、两岐之麦、同蒂之瓜皆是也。卿等以此归德于朕，朕否德不敢当之。纵使朕有德，天必不以一物之祯祥示之。苟有微过必垂象以谴告，使我克谨其身，保民不至于祸殃。[〔明〕李景隆等：《明太祖实录》卷74。]

除了将神的名字从“上帝”改为不那么拟人化的“天”，《明太祖实录》的编纂者解缙还把太祖所说的“朕本薄德”改成了一句表示谦虚的套话——“不敢当”。这适用于谈话，但不符合太祖对自己想法的表露。皇帝应该谦虚，但不必把自己贬低得太过[解缙在《明帝典题词》中写到了太祖对征兆的类似谦虚态度，见氏著：《文毅集》卷16，第3a页。]。解氏去掉了“恶”这个字，进一步淡化了太祖关于上天会警示皇帝过失的说法。解氏的叙述甚至在某个方面完全颠覆了太祖的论点；前文引述的植物祥瑞也被部分提及，只是在措辞上略有不同，以至于看起来皇帝也认可这对瓜是一种公认的吉兆。解氏的修改弱化了皇帝与大臣之间的分歧，大臣们认为这对特殊的瓜是上天给皇帝的信息。分歧被缩小到最后一点。

这最后一点是最有趣的一个论点，《明太祖实录》中有精练的记录。太祖说：“且草木之祥，生于其土，亦惟其土之人应之，于朕何预？若尽天地间时和岁丰，乃王者之祯，故王祯不在于微物。”[〔明〕李景隆等：《明太祖实录》卷74。]换句话说，小小的一对瓜，怎么能表尽庞大帝国的气数？艾伯华（Wolfram Eberhard）在讨论不祥之兆时假设，如果特定的人的行为或品质可以反映在自然界的异常现象中，那么“在中国这样的等级社会中，预兆的大小应该与引起它的人的地位有关”。[Eberhard,“The Political Function of Astronomy and Astronomers in Han China,” p. 54.]

太祖在自己的文章里用他一贯的滔滔不绝的风格，更全面地阐述了这一论点。他写道——可能当初当着臣子的面也是这样说的：古今五谷之嘉，草木之祥，根培沃壤，不过数尺丈余之地产生，所有祥庆，必归主临之者，于朕无干……凡数尺数丈数亩地内，五谷草木祯祥，惟庆于主临之者。若尽天地间，时和岁丰，或乃王者之祯有之，王祯不在乎微末之中。[〔明〕朱元璋：《嘉瓜赞》。]

本章开头引用的颂词中，宋濂对皇帝的这一论点做了错误的转述：“瑞当在人，物胡得专。”宋濂省略了“微末”这个词，消解了太祖的语意中对瓜是否确为吉兆的怀疑。宋濂塑造的皇帝形象，理所应当地重视人而不是物。太祖的观点则截然不同：给帝王的征兆只会是一些宏大的现象。他声称君主具有独特的权威：皇帝与“上帝”（或“天”）的特殊关系意味着，皇帝的德行或恶行会极不寻常地影响到天下的太平与繁荣，这样的影响必定十分宏大，不会通过瓜果这样微不足道的小事来呈现。

不过，尽管太祖拒绝将地方上的征兆当作给自己或关于自己的信息，但他同意植物征兆确实意味着什么。他认可一种非常地方性的道德权威：即使是对农民，上天也会用植物祥瑞来赞扬其美德。从太祖的角度来看，皇权源于上天的道德认可，这与一个农民的道德价值在范围上是不同的，但在性质上没有什么不同。太祖在献给天地的赞辞中延续了农民美德的主题：

上苍鉴临，地祗符同。

知我良民，朝夕劝农。植物征兆回应的是什么？这里给出的答案是农民的辛勤劳作。陶凯的话、汪广洋引用韩愈的话以及宋濂的颂都表示，他们坚信嘉瓜的出现标志着这位明朝开国之君的美德正遍及全国，带来了祥瑞之气，孕育了吉祥之物。相比之下，太祖的论述并没有突显他个人的角色。也许他平定天下让农民有了安稳耕种的可能，但太祖并没有这样说。他的赞辞继续提到了他在序中援引的《礼记》：

天气下降，地气上升。

黄泉沃壤，相合成形。

同蒂双产，出自句容。

民不自食，炙背来庭。这对瓜的出现与其说是吉兆，不如说是农民的不辞辛劳，农民们一认定是祥物后，就将之带到宫廷，与君主分享这个吉兆，并认为这个吉兆只可能是皇帝的大德所赐。太祖这样描述这对嘉瓜：

青云颜采，有若翠琼。

剖而饮浆，过楚食萍。这听起来好像是太祖毫不客气地吃了这对瓜。但根据宋濂的文章，皇帝首先把它们进献至太庙。太祖可能省略了这一点，因为如果他承认已经把嘉瓜提升到供品的地位，就会与他文章中怀疑的基调背道而驰。尽管如此，他还是通过描述嘉瓜的可口和美丽，以及暗指先秦时期发生在南京附近的一件奇事，来减弱他的负面态度。他提到，楚昭王看到江中植物长出了又大又红的果实，孔子解释说这些萍实是吉祥之物。任何读者都会立即想到这一事件，并明白太祖是在赞美嘉瓜，认为它们就像这些传说中的奇果。尽管太祖持相反的论点，但他还是认可了这对瓜对他具有重要意义——重要到让他供奉给祖先，写下赞美，留下记载。

理性主义的儒家学者有时认为，征兆并不是来自上天的神秘信息，而是应该作为“社情民意和公共道德的有用指标”来研究[Robert Ford Campany, Strange Writing-Anomaly Accounts in Early Medieval China, p. 335.]。太祖认可这种解释。下文中他回到了主题，即臣民的勤奋和忠诚才是真正的好兆头。他的赞辞以对瓜农的祝贺和祝福作为结尾。

民心孝顺，朕何有能？

拙述数句，表民来诚。

愿尔世世，家和户宁。

有志子孙，封侯列公。

虽千万世，休忘劝农。[〔明〕朱元璋：《嘉瓜赞》。]

太祖最后对瓜农阖家兴旺的美好祝愿，让我们联想到宋濂把《诗经》描写的瓜果茁壮生长与王朝的昌盛联系起来。帝国和统治者权威所及，不仅取决于皇室的繁衍生息，还取决于那些勤勉贤德之家族的世代绵延。“民”在这里似乎更像是一个象征，而不是具体的人。太祖对公侯的提及也是象征性的：家庭人丁兴旺，但子孙仍会坚持务农。太祖借赞辞强调了他的社会愿景，即每个人都应该承袭父辈的职业，而不要想着往上爬。太祖还给了这位瓜农一小笔钱——1200个铜钱[只有《明太祖实录》记载了这一点，说明解缙当时参照了一个不同的底本。]。这并不多，但皇帝的赞辞肯定足以让这位农民在家乡声誉卓著。读过这三种叙事中的任何一种，读者可能都会认为这位瓜农以后生活得很幸福。但我们将看到他并不那么幸运。

这三种主要的叙事对这一事件的描述各不相同。太祖把大臣们描述成一群容易轻信和谄媚的人，他与他们保持着距离，以维护自己的思想独立。他允许自己想法中的复杂性或矛盾性清晰地显现出来，同时缩短并删改官员们的言辞，从而否定他们，对那些因几个瓜果而晕头转向的人表示不屑一顾。他既接受又拒绝把并蒂瓜作为一种吉兆，并就此提出了一些论据，这些论据在内容上远远超出了宋濂解释太祖令人费解的反应时所说的谦虚态度。太祖对汪广洋举出的嘉瓜的先例提出异议。他认为，上帝有可能警告他的过失，但不会通过瓜果这样微不足道的东西来表彰他。

太祖进一步假定，每个农民都有一个与其身份地位相匹配的影响范围，也就是说，田地里或园子里出现佳产，可能表明天地对其德行做出了回应。太祖的地方治理政策经历了不同阶段。在早期，也就是嘉瓜事件发生的时候，明朝官僚机构刚刚确立对国家的控制，太祖允许既有的社会权威在小范围内保持不变。他尊重地方神祇和耆老，以冀在既有的社会关系中建立王朝的权威[关于洪武年间地方秩序的建设，见Sarah Schneewind,“Visions and Revisions-Villiage Policies of the Ming Founder in Seven Phases”。]。在这个阶段，农民的美德可以在自己的土地上带来吉兆的想法对太祖来说是有意义的，这显然比承认士大夫拥有判断和解释这些祥瑞的知识和道德权威更能让他接受。尽管太祖表面上拒绝了嘉瓜祥瑞，但他确实把它作为宣传手段——彰显自己对朝臣的权威，昭示他对农民的关心，强调他与天的特殊关系，这些都是他统治的核心主题。

在序和赞中，明太祖缩减了大臣们的言辞，给自己的想法留出了空间。后来《明太祖实录》中的记载基于现已佚失的当时的第三份对话记录，其中简化了太祖冗长的抱怨，让大臣们得以更充分地陈述他们的观点。记载中出现了两个有身份的角色：一个是认真的皇帝，一个是博学的大臣。皇帝在许多方面同意大臣的观点，但他有一个合理的，甚至是值得称赞的论点，即反对把瓜果视为上天昭示君主的重要征兆——它根本不够分量。这两个角色的塑造符合编纂者解缙的意图。解缙年轻时曾严厉批评过这位明朝奠基人的一些政策，包括用斩草除根的方式来惩罚罪人，甚至还对他习惯于编造关于自己的神异故事提出了劝诫[〔明〕解缙：《文毅集》卷16，第3a页；Chan,“The Rise of Ming T'ai-tsu,” pp. 708-709。]。后来出于某些原因，太祖虽然不高兴，但也只是将解氏逐出朝廷，而解氏活了下来，在其他地方为太祖塑造了一个让人敬爱的形象：

钦惟大明太祖圣神文武钦明启运俊德成功统天大孝高皇帝，应千年之景运，集群圣之大成。天命眷顾之隆起，徒步不阶于尺土。人心向服之诚，未三年已定于京都。龙飞云从，而华夏蛮貊罔不率俾；日照月临，而山川鬼神莫不攸宁。[Chan,“Xie Jin as Imperial Propagandist: His Role in the Revisions of the Ming Taizushilu,” p. 85.]

这种夸张的语言是为了吹捧明太祖和后来的君主永乐帝，后者在一场血腥的内战中从其侄子手中篡夺了皇位。永乐帝为自己的暴力夺权进行辩护，说他是在保护其父的制度遗产。永乐帝喜欢利用征兆使自己的政权合法化，他父亲的嘉瓜也给他带来荣耀[2004年与戴彼得（Peter Ditmanson）的私人交流。]。另一方面，解缙也把大臣们描绘成朝中值得尊重的合作伙伴，也许是为了引导永乐帝尊重像自己这样的官员[Dardess, Confucianism and Autocracy, 263-264. 傅吾康（Franke Wolfgang）写道：“《明太祖实录》的一些编纂者表达其个人观点的机会主要在于选择一些文献而抛弃另一些。这样一来，事实和事件可能被严重歪曲。此外，文献可以被故意浓缩，而与原义相去甚远。”见其“Historical Writing during the Ming”，p. 747。]。但在这一点上，他最终失败了：他激怒了永乐帝，死于狱中。[Chan,“Xie Jin as Imperial Propagandist,” p. 81.]

宋濂在臣民进献嘉瓜后紧接着就写下了此事的第三种叙事，这是呈给明太祖本人的。这份文本的私密性质体现在多个细节中，其中之一就是在提及当时在场者的一长串名字时，都没有带上姓氏。不过，宋濂的文本也向受过教育的公众和后世宣传了明朝的伟业。他将太祖拐弯抹角的复杂论点简化为因谦虚而不情愿。他省去了太祖对自己农民出身的矛盾的骄傲和对自己所受教育的不安；省去了太祖对哪怕是犯一点错误，上苍也会降下天意的确信；省去了太祖对君主之美德不会出现在瓜果这样微末之物上的论断；也省去了太祖关于农民的美德会在他们自己的土地上孕育出某种祥瑞的想法；他还省去了太祖自己的文本中对士大夫显而易见的深深怀疑。宋濂所做的是，热情地祝贺他的门生亦即皇帝的成功——正如嘉瓜所显示的那样，同时奉承他，指导他在这样的迹象前摆出皇帝的正确姿态，并向其他读者暗示，太祖已经掌握了这种姿态。

前言中讨论过，所有的大臣都采取了康儒博所谓的“定位法”（locative approach），他们断言，并蒂瓜所预示的，与明朝的政治中心及其对外影响力有关。然而，正如太祖在自己的文章中对君主向外投射美德的能力表现出悲观态度一样，他对并蒂瓜的反应也表明他的世界观更接近于一种“反定位”（anti-locative）的宇宙观，即摒弃严格的中心等级制度，模糊内部和外部的区别[Campany, Strange Writing, p. 13.]。在太祖关于并蒂瓜的文章中，他确实认为他对宇宙的运转至关重要，但他并不只是受命于天的天子。他叙述了自己的个人故事，并将自己定义为一个经世之人，像瓜农一样劳动过，也战斗过、学习过。他似乎没有大臣们那么在意从与帝国位置之关系的角度展示每一件物产。他列举具有特殊寓意的果蔬时，都是随机排列的，没有以某种等级评价体系来排序。无论是他自己的还是当地农民的个人美德，都可能独立地引起回应的迹象。太祖最后确实将瓜农引入帝国秩序之中，他肯定了瓜农进献嘉瓜的忠顺，并将嘉瓜奉献给自己的祖先。但在这一过程中，他认为农户本身就是美德的中心，是可以独立于朝廷而产生自己意义的中心。这一论点使历史学家不得不考虑这样一个事实：在瓜被进献到御前之前，它们必须先抵达宫廷。那这一过程是怎么发生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