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在行政上分为13个省，9个控制相对松散的都司，以及2个与省一样大的京。这一级之下的行政单位是有着悠久历史的府，再之下是州和县。南直隶的面积约有英国或美国明尼苏达州那么大，人口约1000万。应天府包括首都南京和句容等县。句容县包括县治及426个村，在明初约有20.6万人[省级行政区划并不稳定，见Hucker,“Ming Government,” pp. 11-14。关于南直隶，见Heijdra,“The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of Ming Rural China,” p. 57。关于句容，见句容县志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句容县志》，江苏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28页。]，大约是当时伦敦人口的5倍。句容县由知县管理，其下佐贰官协助他收税、解决诉讼、破案和维持治安。知县和府官负责在朝廷和地方之间上传下达。

根据宋濂所述，1372年献瓜的前一天，应天府尹张遇林把瓜放在一个普通的匣子里，在匣子外画了一张图样，请礼部把瓜进呈给皇帝。我们不知道这位府尹是如何阐释这对瓜的，或者他是否阐释过，我们只能猜测他向太祖献瓜的动机[我所使用的宋濂《嘉瓜颂》的版本没有提到府尹的姓氏，但我发现万历《应天府志》中记载了他的姓氏。张遇林在1372—1374年担任府尹（后来在建文时期又担任过），并表示其依据是《嘉瓜颂》（〔明〕程嗣功修，〔明〕王一化纂：万历《应天府志》，南京出版社，2011年，第1—2页）。据嘉庆《重修扬州府志》（卷37，第52a页）记载，张遇林是庐州人，早前曾担任明朝的泰州知府。]。也许他是代表应天府感谢皇帝在当年四月应官员要求为该地免税[孙正容：《朱元璋系年要录》，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25页。]，也许他是为了升官。但不管怎么说，应天府衙就在首都，而不在邻近的句容县。张遇林是如何得到这对瓜的？太祖的赞辞里说：“民……炙背来庭。”除非这只是诗意的虚构，否则这个农民应是自己来到南京的，他越过了中间的知县，直接把这对瓜背到了张府尹的衙署。

在康儒博所讨论的定位和反定位的宇宙观中，处于中央、代表国家收集信息的人在判断和解释异象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Campany, Strange Writing, pp. 8-14.]。然而在1372年的这个场合，大臣们将这对瓜用来奉承、宣传或作为议政论据的前提是瓜农已经将其带到了宫廷。之所以太祖能有嘉瓜所体现的道德权威属于农民本人这样的论点，恰恰是因为瓜农不这样认为——如果这位句容人不认为这对瓜蕴含的意义指向皇帝，它们就不会被进献到京城。

在赋予生活中的事物意义时，人们必须先选择要阐释什么。世界上有很多奇怪的事情，但并非所有的事情都会被理解为某种征兆。在明代律法中，瓜类受到特别的保护以防盗窃，而且其在句容这个充当南京的市郊农场的地方也很重要，盗瓜会被处以二两银子的处罚，但毕竟，它们还是些微末的东西[《大明律》第105条。在句容当地，有一块1808年（嘉庆十三年）的石碑记录了10个村庄订立的一份禁约，内容包括禁止让自己家的牛吃别人家的粮食、在寺庙里睡觉或吃饭、从田里偷粮食或从池塘里偷鱼等。第6条规定，偷窃瓜果、蔬菜或植物，处以二两银子的罚金。该碑现存于句容市博物馆，即位于葛仙湖公园内重建的华阳书院。]。它们并不符合鲁惟一（Michael Loewe）对征兆的定义，即“对所有人来说都显而易见、其规模和强度大到必须解释的自然迹象”，比如日食[Loewe,“China,” p. 39.]。因此，在1372年，句容当地必定做过一个判定：首先，这对瓜属于一种吉祥的异象；其次，它们指向明朝皇帝。我认为，有几个因素影响了这一判定：句容作为道教中心的地位，早前对明太祖的进贡，当地对奇异植物的传统阐释，当地人与历任知县的关系，以及瓜农本人的家庭。

在明初，正如南京是正统政权的中心一样，句容是道教的中心。一千年前，学者、道士葛洪就生活在句容，因茅氏三兄弟登山采药、悬壶济世而得名的茅山那时已成为道教一个新教派的祖庭。道教源远流长，有着卷帙浩繁的经文，其内容既有对精神世界的深奥讨论，也有对天文学和自然界原始科学的探究。这些道教文本一直与自然息息相关：一些句容道士将经书存放在葫芦（匏瓜）里[Strickmann,“The Maoshan Revelations,” p. 60.]，也许是因为它们的无数种子象征着原始的混沌和肥沃，也许是因为其与北斗七星的隐喻相关——北斗星是道教崇奉的神。

这些葫芦从字面上看颇具象征意味，而其他植物也同样如此。例如，如果在修心炼神时以松脂和菌类代替谷物和肉类为食，则可洁净自身或获得长寿和飞行等特殊能力。在这种思维方式下，食物和药物并非泾渭分明。例如，一个关于不同瓜类的说法认为，七月采摘的青瓜可以入药，南瓜和另一种瓜果——北瓜可以止痛祛病，而西瓜可以解暑[东瓜对人也是有益的。而色正白的越瓜和黄色的胡瓜（黄瓜）则似乎没有特殊的力量。见〔明〕王圻：《三才图会》，台湾成文出版社，1970年，第2506页。]。道士们不仅在饮食上很讲究，还炼丹制药。在明太祖的自述中，在他出生的前一天，一位神秘的道士赠予他母亲一粒白色香丸[Chan,“Xie Jin as Imperial Propagandist,” p. 90.]。然而，并非所有的道教丹药都是无害的。即使不是出家道士，有的人也会摄入一些奇怪的物质，如砷和铅。明太祖有两个儿子就是因为过量服食丹药而死[Langlois,“The Hung-wu Reign,” p. 174; Chan, ”The Chien-wen, Yung-lo, Hung-hsi, and Hsüan-te Reigns, 1399-1435,” p. 272.]。也许是出于当地的道教传统，句容出产奇异植物的历史相当悠久。县志中列出了当地出产的五种神奇的芝草，并记载了当地的一句话：“芝，灵物。可遇而不可求。”[〔清〕曹袭先纂修：乾隆《句容县志》，南京出版社，2020年，第89—90、93页。县志记载，物产之丰证明了当地土地之珍奇。灵芝是一种流行的象征，木制或玉制的权杖常常做成灵芝的样子，称为如意。许多博物馆的藏品中都有如意，绘画和印刷品中也有描绘。]对奇异植物的赞美和解释并不是句容独有的，但句容非常认真地对待此事。[在明代，嘉瓜也出现在其他地方。雍正《陕西通志》（〔清〕刘于义修，〔清〕沈青崖纂：雍正《陕西通志》卷47，凤凰出版社，2011年，第69页）记载，根据纪传体史书《名山藏》，1432年（宣德七年）8—9月，陕西接连出现了嘉禾和嘉瓜。乾隆《贵州通志》卷37收录了王训的《嘉瓜颂》，内容也是关于贵州出现嘉瓜。文中直截了当地赞美大明，包括皇帝和大臣，因为他们的仁慈统治给万方带来了盛大的和平。作者认为这一切，甚至包括出产嘉瓜的天气，都取决于皇帝的德行。]

1372年的并蒂瓜并不是该县献给太祖的第一种带有祥瑞意味的植物。1355年，这位未来的皇帝在他经常提及的一次突发军事行动中从大本营（和州）渡过长江北进，控制了包括南京和句容在内的地区。作为一个宣称自己出身布衣的人，太祖可能看起来很平易近人，南京附近的各县纷纷归顺。1367年4月或5月，太祖晓谕句容县臣民：

自渡江以来，十有三载，境内多以瑞麦来献。丙申岁太平府当涂县麦生一干两岐，丁酉岁应天府上元县麦生一茎三穗，宁国府宁国县麦生一茎二穗。今句容县又献麦一茎二穗。盖由民人勤于农事，感天之和，以致如斯。尔民尚尽力畎亩，以奉父母，育妻子，永为太平之民，共享丰年之乐。[〔明〕朱元璋：《谕句容县民令》，载钱伯城等编：《全明文》第一册，第300页。]

这封谕令与太祖对1372年句容进献并蒂瓜的一些陈述是一致的。太祖似乎愿意间接地将这些征兆的出现归于自身，但这封谕令的字面意思是明确的：祥瑞植物的出现源于农人符合社会的道德要求，而且与地方安定、家庭和谐和农业丰收等真正的幸事相比，这些都是微末之事。这封谕令没有提及皇室祖先曾生活在句容，并指出句容出产的祥物并不独特。也许它的目的是抑制民众进贡祥瑞的热情，而且可能确实起到了这样的效果，因为弘治《句容县志》的“历代诏诰敕谕”中没有收录这封谕令，而且1750年纂修、1900年重刊的乾隆《句容县志》中也仅有一行记录。[〔清〕曹袭先纂修：乾隆《句容县志》卷10，第9页。]

除了1367年平淡的谕令，还有一个原因也让1372年进献嘉瓜在地方语境中令人惊讶。并蒂瓜以前出现过，以后也还可能会在句容出现，但它们往往与知县有关。知县尽管通常只任职三年，最多也不过九年，却是善政的关键人物。有位官员反思了他离开多年的家乡的情状后，这样写道：

其盛衰荣悴，有不可得而知矣，夫固系于为县者何如也。果得贤者而临之，其政之仁，足以得民和、致天泽，草木昆虫当益畅遂，山益秀而水益清，其可乐加焉。而今之所闻异于是，则凡昔之可乐者，将不为忧伤慨叹之资乎？邑之人将不有羡夫逍遥之游者乎？[〔明〕王直：《画苑记》。Translated in Dardess, A Ming Society, p. 38.]

如果一位知县在任内征得了合理的赋税，没有留下太多悬而未决的罪案或诉讼，并且任职期间没有发生叛乱和其他严重的麻烦，那么他就可能得到晋升。一些知县把精力用在造福一方：在贫富之间公平地分配税赋，建造城墙、桥梁、祠庙、学校、育婴堂、惠民药局和养济院，提高民众的道德水平，并捣毁国家不认可的淫祠。通常，大约从1470年起，这些积极的知县开始编纂、监修或重修地方志——一种记录地方历史、著名人物、制度沿革、风景名胜、诗歌、物产的史志。这些方志可能会成为地方士绅家族争夺荣誉的场所，也可能记录了知县的举措，提高其官声。知县还有可能在方志中为自己的家乡留下一笔——他们总是被委派到远离家乡的地方任职，以防止其和地方势力有任何勾结而威胁到王朝的统治。然而，知县要治理一方，与当地人的合作是必要的。知县要征募平民担任衙役，让识字的人担任文书，他们几乎在地方治理的每一个领域都与地主和当地士绅家族合作。如果一个知县诚实、勤奋且幸运，或者与地方社会或主导地方社会的人有良好的关系，那么他可能会在当地的祠庙里获得一席之地，或者迎来某种代表上天认可的异象。句容的几位知县都取得了这样的成功。

例如，宋代句容知县张侃的善政，特别是建造放生池，为当地带来了“五瑞”，其中包括被描述为“瓜并蒂”的瑞瓜。1229年（南宋绍定二年），当地人树碑绘图铭文，以纪念这些瑞兆和张氏的功业[〔清〕王僖修，〔清〕程文纂辑：弘治《句容县志》卷6，南京出版社，2020年，第3页；〔清〕曹袭先纂修：乾隆《句容县志》卷7，第30a页；〔清〕张绍棠修，〔清〕萧穆等纂：光绪《续纂句容县志》卷18中，南京出版社，2020年，第47a页。乾隆《句容县志》称，这块石碑立在儒学明德堂内。见Tiziana Lippiello，Auspicious Omens and Miracles in Ancient China，第二章论及自然世界反映了当政者的美德。]。到了明中期，越来越多的瑞瓜、嘉禾出现，以表对句容地方官员的赞贺。地方士绅王韶在1450年通过乡试后，一直是个优秀的官员，他的德行提高了辖区内百姓的道德水平。但由于暮年更愿意在家养老而不是继续做官，他回到句容，终日以诗酒自娱，别号“归闲道人”。他帮助编纂了弘治《句容县志》，志中包含多首诗，其中就有一首庆贺1470年左右张蕙任知县时出现的并蒂瓜和其他吉兆，还有一首庆贺15世纪90年代应知县王僖而生的嘉禾。这两位知县都是行动派，都与句容的士绅社会有关系；王僖为县志收集材料，张蕙贡献了多首诗，这些诗是在觥筹交错间创作的，也许王韶本人也在座。王韶的诗以对王朝的赞美作为结尾，但他将祥瑞植物的出现归因于知县的善政。那些可能种植出这些祥瑞的人只是作为感激者出现，在一首诗中，王韶用他们的颂歌为庆贺添彩。第三个例子，在约1488年，明代句容知县徐广也为句容带来了嘉禾瑞瓜[〔清〕王僖修，〔清〕程文纂辑：弘治《句容县志》卷6，第20—25页。关于王韶，见卷6，第32页；关于知县的名字和任期，见卷3，第4页；关于他们的传记，见卷6，第5—7页，不过他们的为官活动见于县志各处。另有一首诗纪念王知县祈雨成功。关于徐广，见〔清〕曹袭先纂修：乾隆《句容县志》卷6，第6页及之后。]。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句容的传统是把嘉瓜和杰出的知县而不是皇帝联系在一起。

在这个盛产奇花异草及其传说的县，一对并蒂瓜在明初被解释为一种祥瑞不足为奇。纪念知县张侃的瑞瓜的宋代碑文和图画仍留在县学里——事实上，它们在明初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都还在那里。碑文和图示被收录在晚清的句容县碑文集中，其中省略了因时间推移而变得难以辨认的一些文字，因此，碑文集中的这篇宋代碑文一定是根据石碑抄录的，而非根据弘治年间县志[杨世沅重印的只有文字，不包括图像，但他排好了页面以说明图像的构图：竹在右上方，瓜在左下方，谷在更左、更高的位置。他还交代了石碑的尺寸和特点。见〔清〕杨世沅记：《句容金石记》卷5，收入《石刻史料新编》第二辑，台湾新文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79年，第18—19页。]。1847年，句容县学学官张渊甫将碑中的并蒂瓜摹绘到一幅画中，并附一首短诗；两个圆瓜的形象似乎很适合用来庆祝他的妾室给他生的一对双胞胎[〔清〕张绍棠修，〔清〕萧穆等纂：光绪《续纂句容县志》卷18中，第47a页。]。（并蒂瓜至少曾被用在一幅流行的《百子图》年画上。[Laing, Art and Aesthetics in Chinese Popular Prints, pp. 84-85.]）明初的时候，这块碑就在那儿，任何有机会前往县学的人都能看到。

种出那对献给明太祖的并蒂瓜的人要看到这块碑是轻而易举的。宋濂向我们透露了他的名字——张观。虽然张观的父亲和祖父都没有一官半职，甚至可能没有参加过科举考试，但他们都受过良好的教育，住得离句容县城很近[〔明〕倪谦：《已山先生张公哀辞并序》，收入氏著：《倪文僖集》卷30，孔氏岳雪楼影抄文澜阁四库本。]。这样的人是有机会参观县学的。每个县都有县学，这是公署的一部分。县学由两组建筑构成：一侧是学宫，供参加科举考试的学生求学读书（在明代，这里几乎没有实际的教学活动）；另一侧是孔庙，知县定期在此举行仪式。这个建筑群是当地士绅和知县举行礼仪性集会的地方。例如，知县可能在那里举行“乡饮酒礼”，以表彰本县的长者、贤者，并得到他们的认可。在这样的场合，张家的人肯定会注意到这块纪念着同姓杰出知县的宋碑。事实上，正如我们将看到的，张家与句容县学有着密切的联系。张观肯定知道张侃的瑞瓜故事。

因此，当张观的园子里长出一对并蒂瓜时，他自然会认为这是一个吉兆。从中央，即皇帝和朝廷的角度来看——也就是历史学家通常采用的视角——这对瓜被解释为上天对新朝皇帝的认可似乎是常识。但现在我们已经对当地的背景有所了解：5年前太祖对句容的嘉禾兴致不高，以及句容传统上将这种征兆解释为上天对知县的回应。我们会感到，张观将并蒂瓜带到京城的做法相当奇怪。他之所以选择将这些征兆解释为上天对皇帝的回应，可能是因为当时的知县黄文蔚并不出众——事实上黄氏几乎没有留下任何痕迹。张氏可能认为黄文蔚不配得到上天的认可，但又不愿意通过他向上呈递并蒂瓜而冒犯他，所以张氏可能直接去找府尹了。

至于张氏希望得到什么，人们就只能猜测了。明代有位熟悉农耕的诗人刘崧记录了他自己在农园里工作时的想法，如：手中的瓜种播下后，需要足够的空间让它们的藤蔓生长；既然杂草长得这么好，那么瓜应该已经结果了；果应该长熟了，而且会很好吃[Dardess, A Ming Society, p. 17.]。但是，我们没有任何关于张观想法的记录。他是什么时候注意到这一异常现象的？在瓜的整个生长周期中，亲戚和邻居们又有过哪些讨论？张观的妻子在前一年又生了孩子，他对自己的幼子们有什么期许？明初有六七个句容人因为德行或才能而被推荐为官，也许张观认为，如果献上嘉瓜，他也能由此谋得一官半职。也许他希望像俗话说的那样——“投瓜报玉”[这几个因为推荐而获得官职的人里，有一个人姓张，见〔清〕曹袭先纂修：乾隆《句容县志》卷8，第22页。“投瓜报玉”一词出自《诗经·国风·木瓜》，说的是爱人之间用木瓜换美玉。这个词的意思是用微薄之物换取珍贵之物。]。但他只得到了1200钱和皇帝的《嘉瓜赞》，就被送回了家。他一定很自豪地把这篇文章刻在了石碑上，尽管这块石碑未能留存至今[杨世沅《句容金石记》（卷7）收录了《御制嘉瓜》，即朱元璋的《嘉瓜赞》，落款为洪武五年六月廿八，并附有从县志中抄录的《五伦书》中的文本（见第6章）。弘治《句容县志》卷7制词部分收录了这篇文章，也表明它被刻在了碑上。光绪《续纂句容县志》也列出了这篇碑文，但是并没有说它还存在，尽管其中收录的130篇明代碑文中有59块仍然存在。]。地方上可以选择如何理解异象，以及是否将其呈送给皇帝。1372年后，句容人不再向皇帝进献嘉禾瑞瓜。他们又像过去那样用瓜果祥瑞来赞扬贤能的知县而不是皇帝——也许这正是因为张观及其家人遭遇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