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明太祖朱元璋自认为是凤阳人，但他的根也在句容。陶凯和其他大臣在吹捧嘉瓜产于句容的意义时，并未捏造这一事实。许多资料记载，太祖的祖先居住在县城以西约20里的朱家巷，即现在的石狮镇，此地因田间有两座守护古墓的辟邪而得名[〔明〕张铨：《国史纪闻》卷1，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第1页。“高皇帝之先，江东句容人。”明初《朱氏世德碑记》开头就承认了这个家族来自句容。那个地方叫通德乡，得名于宋代的一个贤人君子以道德教化了当地百姓。]。如今，在东戴村、西戴村之间的小山坡上种植油菜、埋葬逝者的农民会告诉游客，这里是明太祖的祖籍。犁地时，他们还会翻出瓦片和砖块。朱家的祖坟也曾在那里。县志记载了当地与大明皇室有关的蛛丝马迹——带有附会意味的奇特“记忆”。弘治《句容县志》在“岗谷”一节中列出：

卧龙岗，在县治西十里许朱家巷。岗上有树一株，发丑枝，宛如龙爪，人呼为“龙爪树”。[〔清〕王僖修，〔清〕程文纂辑：弘治《句容县志》卷4，第9b页。]

乾隆《句容县志》吸收了之前县志的大部分内容，扩充了许多主题，并增加了在此期间发生的诸多事件。它解释说，卧龙岗是朱家古冢，当地人称之为“皇陵”，即便没有禁令，他们也不敢在那里采樵或放牧[〔清〕曹袭先纂修：乾隆《句容县志》卷1第7页，卷3第18页。]。事实上，那里早就不是朱家的墓地了，太祖在位初期就将祖坟迁走了。

20世纪中叶的一部民间故事集收录了明太祖带着一群善于溜须拍马的高官寻找祖坟的故事。太祖看到一处风水宝地上一座高大的墓，命令随从在坟前摆上供品祭物。谁知他头一磕，坟就有了裂缝；再一磕，裂缝更大了；磕第三个头时，坟陷下去三尺。原来，朱家的坟墓在另一边的一个小山坡上，而且没有明显的标志。朱元璋无奈，只得命令随从在小山脚下留下一些祭品，认山为父，并在那里磕了三个头[句容市地方志办公室、句容市文化体育局编：《句容民间故事》，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48页。]。这个故事即使不是虚构的，也是在中国整个帝制系统崩溃之后收集的，它认真对待血缘关系，却嘲笑了一个新贵皇帝的自命不凡。

句容人用“龙爪树”和“皇陵”这样的名字来“追怀”朱家的帝王风范，避免动物踏入他们从前的墓地，这是将后世的果实移植回当地的历史土壤中。因为太祖的家人居住在句容时，他们的境况非常艰难。他的祖父——兄弟四人中的一个——在绝望中逃亡[李唐：《明太祖》，香港宏业书局出版社，1961年，第1—2页。]。在太祖的出生地凤阳树立的一块石碑上，碑记的作者用太祖的口吻回顾说：“元初，籍淘金户，金非土产，市于他方，以供岁赋。先祖初一公困于是役，遂弃田庐，携二子迁。”[〔明〕朱元璋：《朱氏世德碑记》，收入乾隆《句容县志》卷10，南京出版社，2020年。Translated in Chan,“Xie Jin as Propagandist,” p. 89.]

也许贫穷和逃避赋税重担可以解释为什么太祖淡化了与句容的联系。回想一下，在进献嘉瓜的谈话中，陶凯提醒太祖，句容是他的祖籍。朱元璋已经尽力忘记它，并为自己构建了一个新的过去。在找到祖坟之后，他把祖坟迁到了出生地凤阳。1372年，他试图在那里建立一个新都。在丈量凤阳新皇陵的土地时，一些官员建议将附近原有的平民墓迁走，以腾出地方。太祖感慨地说：“此坟墓皆吾家旧邻里，不必外徙。”当地人被允许在春秋两季适当的时候来此祭扫[〔明〕陆容：《菽园杂记》卷3，中华书局，1985年，第26页。陆容是从一个凤阳人那里听来的。]。太祖的归属感显然在凤阳。追忆他的家族根源在句容对他来说没有什么好处——我想说的是，这不是因为他完全超越了家族根源，而恰恰是因为他不能完全做到这一点。太祖登基之初，仍在建立自己的合法性，而在句容，朱家与张家不可同日而语。[太祖的后人对句容再无兴趣，尽管当地至少有过一次贴近皇帝的尝试。1532年，句容人王暐——大约在同一时间，句容知县王绅在发现义台遗迹后，也向他求助以恢复义台遗址——上疏称该地有一处特殊的墓地，嘉靖皇帝遂命令一些官员前往调查。调查的官员报告称，当地有龙爪树、几块朱家的石碑和一些简陋的坟墓，并说这里现在是一位姓杨的农户在耕种，约5亩田地。嘉靖皇帝不以为然，此事不了了之。〔明〕朱国祯：《涌幢小品》卷6，中华书局，1959年，第1—2页；〔明〕谈迁：《枣林杂俎》卷1，收入《笔记小说大观》，台湾新兴书局，1962年，第1页。]

明太祖与张谏一样，也出生在一个句容人的家庭，但是他远离了句容。与张谏不同的是，太祖不愿承认与句容的联系，尽管他在那里竖立了一块记述其谱系的石碑。为什么我们要认为句容对于他的自我认知很重要呢？为什么我们要认为他的父母和祖父母在向他讲述奇幻和冒险故事的同时，也向他提及了老家的往事、他们在那里的艰辛和屈辱，以及那些在句容社会中举足轻重的大家族[明太祖的外祖父是个算命先生，曾抗击过元军南侵。关于外祖父对明太祖的影响，见Mote,“The Rise of the Ming Dynasty,” p. 44。]？也许我们可以间接地提出一个论点。

中国的每个地方都有不同的墓葬风格，而且坟墓都矗立在田间或路旁，而不是被分隔在墓园里。在宋濂的故乡金华，坟墓接近“金”字形，两侧倾斜，正面平坦，石碑安在正面。在浙江省更南边的温州，所谓的“太师椅形墓”前面两侧的墙壁呈弧形，通向后面的石碑。在句容，坟墓是圆形土丘，底部几乎是圆柱形，顶部通常有一个像盆一样的土包，（现在）坟墓的一半高度会用混凝土墙围起来。

太祖和他的妻子马皇后被埋葬在南京的一座山丘上，这片规模宏大、风景秀丽的建筑群被称为孝陵。孝陵耗时30年才建成，在古老元素基础上进行了创新，并为后世皇帝所仿效。建筑群绵延超过两公里，形似北斗七星，就像千年来一些帝王陵墓一样[中山陵园管理局、南京孝陵博物馆编：《明孝陵志新编》，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19页。]。以下马坊（宣告进入孝陵的官员从此地开始必须下马步行）为起点，人们可以沿着蜿蜒曲折的神道前行，两旁有成双成对的大型石兽：狮子、传说中的獬豸、骆驼（新增的，宋濂曾述其乃宣扬太祖平定西域之功）、大象、麒麟和马，每一对都是一跪一立。随着时间的流逝，现在这些石兽已经变得灰暗，但在游客时常摩挲的地方，石头的纹理依然清晰可见：马是白色带粉红色，骆驼是灰色和紫色，狮子是米黄色带橙色、桃红色和红色。这些石兽并没有高大到让人望而生畏；有些石兽的鼻子都触手可及。道路经过精心设计，游客可以随时看到眼前的一对、下一对和再下一对石兽。这种曲线保证了“气”的良好流动；其结果是既让人感到亲切又带有一丝敬畏，这种舒适感与法西斯主义建筑等旨在削弱个体的建筑给人的感觉截然不同。

路过石兽之后，人们会看到高大威武的石像生，然后经过拱形的金水桥，步入一条通道，道旁种着柏树，栖息着一些奇特的鸣鸟。长长的步道上矗立着几座红墙黄瓦的礼制建筑。这些建筑都建在带有白色石栏杆的台基上。石雕螭首伸出长长的脑袋，方便排水。第一座小型建筑即碑殿里有清康熙皇帝为纪念明太祖而立的治隆唐宋碑，最后一座建筑是一个巨大的长方形堡垒，称方城。方城的隧道大约建于1383年，由绿色和黄色的釉面砖铺成，与鹅卵石呈条状交替。方城后面就是陵墓本身——一座被称为“宝顶”的小山。这里的特征及其他文献和研究告诉我们，太祖在设计上进行了创新。以前的帝王陵墓都是方形的，但他选择了一座天然的山丘，宽300多米，高60多米，并把它修成圆形[Xiaoling Museum of Nanjing, Xiaoling Tomb of the Ming Dynasty, p. 79.]。也许，这种创新就源于句容人对什么形状的坟墓才能让灵魂得到安息的理解。也许，这位来自句容的皇帝一直长眠于此：1644年满人入主中原时，人们在夜里听到陵墓传出了哭声。[〔明〕谈迁：《孝陵夜哭》，收入氏著：《枣林杂俎》。]

太祖及其后人虽然对自己的句容根脉感到尴尬，但还是欣然承认了与邻县的联系，而太祖只是到过那里而已。朱元璋“龙飞”之时，在太湖附近征战，曾登上句容南面广德县的礼斗台眺望。在山顶上，他放声高歌，赞美眼前的美景。下山时，他停下来祭拜了山中供奉的祠山神。未来的太祖问兆于神，并得到了神灵的指示。有文献显示，他按照标准的方式占卜，也就是抽一个与写有运势的竹简相匹配的数字，而他抽到的数字是一，也就是第一枚竹简，上面很可能是一段吉利的签文[1586—1587年的石碑，抄录于〔清〕胡有诚修，〔清〕丁宝书等纂：光绪《广德州志》卷13，凤凰出版社，2010年，第14b页。万历《句容县志》的纂修者注意到太祖对句容山水的类似反应，并引用了永乐皇帝立的一块碑，碑文描述了太祖对句容形胜的祥瑞景象留下了深刻印象（万历《句容县志》序，抄录于乾隆《句容县志》）。]。还有文献称，神像对太祖露出微笑。太祖题诗勒石，有诗句如下：

中原扰攘何时定？

挥指干戈动笑颜。[〔清〕曹袭先纂修：乾隆《句容县志》卷10，第30—32页。太祖还在梦中向另一位神祈求保佑和指引，见Taylor,“Ming T'ai-tsu's Story of a Dream”和Chan,“Xie Jin as Propagandist,” pp. 100-102。]

《祠山志》记载了太祖与祠山神相遇的另一个版本。此事发生在1356年。太祖的军队驻扎在祠山脚下，晚上他梦见神向他示意天下将会太平（梦是神与人交流的常见方式）。因为这个梦，他第二天向神问卜，得到了同样的结果。《祠山志》还收录了明太祖所题诗的更长版本，并将其重印在以龙和祥瑞为边框的一页上。

天下英灵第一山，

白云为阙石为关。

高台近斗当空出，

老树如龙挟雨还。

兵革屡经香火旧，

鬼人常护道人闲。

从军幸得来瞻此，

挥指干戈动笑颜。[〔元〕周秉绣辑，〔清〕周宪敬重辑：《祠山志》卷46，收入《中国道观志丛刊续编》第8册，广陵书社，2004年，第479页。]

不管这次相遇的细节如何，太祖对神的鼓励心存感激。他即位后，最初每年派遣官员到广德祭神。1388年，当祭神对当地人造成负担时，太祖遂将之分为春秋两祭：广德的祭祀活动由当地人和知县负责；朝廷的祭祀活动则安排在紧挨京城的鸡鸣山上一座新祠山庙。鸡鸣山是太常寺管辖的其他9座重要庙宇的所在地，也是将学子培养成未来官僚的国子监之所在[〔清〕胡有诚修，〔清〕丁宝书等纂：光绪《广德州志》卷13，第11页及之后；〔清〕黄教镕、〔清〕黄文桐修，〔清〕陈保真、〔清〕彭日晓纂：光绪《龙阳县志》卷8，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18页；〔宋〕谈钥纂修：嘉泰《吴兴志》，收入《北京大学图书馆藏稀见方志丛刊》第124—125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3年。]。这座庙被称为祠山广惠庙，明代官修地理总志《寰宇通志》称该庙“祀广德张王渤”[〔明〕彭时、〔明〕倪谦等：《寰宇通志》卷8，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4年，第3、11、20页。明朝在刘宋王朝5世纪中叶于此修建书院的基础上，于1381年修建了国子监和10座庙宇。据《大明一统志》（卷6，第26页）记载，1388年，广德县为张渤修建了一座庙。关于《寰宇通志》和《大明一统志》的关系，见Goodrich and Fang, Dictionary of Ming Biography, p. 1019。关于张渤的更多信息，特别是在广德，见Hansen, Changing Gods in Medieval China, pp. 148-152和Guo, Exorcism and Money, pp. 60-84。]。这位广德的神明十分重要——他的庙宇竟有单独的、多达638页的志书，其中记录了他的家庭世系、生平、神迹和获得的封号以及庙宇的众多建筑及其重修记等，还记载了与他有关的众多神灵。[〔元〕周秉绣辑，〔清〕周宪敬重辑：《祠山志》。]

祠山神以其丰厚恩泽为“龙兴”的朱元璋带来了荣耀。作为回报，在征战中获胜的朱元璋不仅在地方上承认并尊崇这位神灵，还将其纳入官祀之列。中央和地方的祭祀相互联系，但并不完全相同。负责为鸡鸣山兴建祠山庙并撰写碑文的高官宋讷在文章中明确指出了中央和地方崇祀的双重性，并将其与阴阳、风云、内外等其他双重性联系起来[〔明〕宋讷：《敕建祠山广惠祠记》，收入氏著：《西隐集》卷5，《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25册，北京出版社，第21b页。]。两个层面的祭祀分别继续进行着。

这位祠山神究竟是何方神圣？他有时被称为张大帝，但他生前的名字叫张渤。根据文献记载，他是汉代人。到了明代，他的官方称谓是“祠山大帝”。方志中对这位神的确切出生地存在分歧——一说可能在湖州，但对其显灵在广德没有异议。最迟在唐代，广德就有供奉他的庙宇，整个明代对他的崇拜一直很盛行。民间流传着关于他的各种传说。有的说，他的母亲是一位仙女；有的说，他曾化身巨猪驱使阴兵疏通河道，意外被他妻子目睹，他便向西逃走了。在清代的贵州，人们认为他将三个女儿分别嫁给了风、雪和雨。这些传说，以及关于祠山神能治病和降雨的描述，源于并加强了地方上对他的崇拜，这种崇拜已持续了一千多年。据宋末的笔记记载，社会各阶层的人都参与了对他的祭祀活动。句容以北的宜兴县[宜兴在句容东南。——译者注]，明代时有10座供奉祠山大帝的庙宇，称为“广惠行祠”。所谓“行祠”，是指这些庙宇被认为从属于京城鸡鸣山上朝廷所建的祠庙。甚至连祠山的妻子也有自己的庙宇，并有相关的庙会[有关这位神明出生于湖州的说法，见〔清〕胡有诚修，〔清〕丁宝书等纂：光绪《广德州志》卷13，第11页及之后；〔清〕黄教镕、〔清〕黄文桐修，〔清〕陈保真、〔清〕彭日晓纂：光绪《龙阳县志》卷8，第18页；〔宋〕谈钥纂修：嘉泰《吴兴志》。光绪《广德州志》提到他可能来自湖南常德府龙阳县，但是嘉靖《常德府志》（〔明〕陈洪谟纂，〔明〕王俨校：嘉庆《常德府志》卷10，上海古籍书店，1964年，第8页）否定了对当地张公庙的这一解释。关于其母，见《大明一统志》，引自光绪《龙阳县志》。关于他的妻女，见〔清〕赵翼：《陔余丛考》卷35“祠山神”条，中华书局，1963年，第762-764页。关于宋代的崇祀情况，见〔宋〕周密：《齐东野语》卷13，中华书局，1983年；〔宋〕吴自牧：《梦粱录》卷1，广陵书社，2008年。宜兴的情况，见〔明〕佚名：《皇明寺观志》，清抄本，藏于南京图书馆，第63页；作者指出，该县之所以有如此多的庙祠，是因为祠山曾在那里疏凿河道。我怀疑作者或抄写者（我认为抄写者没有抄录全部内容）是宜兴人，因为有关宜兴的信息比其他地方多得多，而且全书只有宜兴这部分是有页眉的。〔清〕胡有诚修，〔清〕丁宝书等纂：光绪《广德州志》卷13，第15页。1525年，广德州判官邹守益对张王夫人崇拜做了一次徒劳的打击，这是明中期撤淫祠运动的一部分，见Schneewind,“Competing Institutions”以及Schneewind, Community Schools and the State。]。祠山神或者说张大帝崇拜的传播体现了民间信仰的常见模式。

这个过程始于设立小型神坛，来纪念死去的非凡之人，又或者是帮助过某人——通常是通过托梦——或胁迫人们供奉的神灵。地方神灵会主动要求得到尊重。例如，有这样一则传说：一个姓罗的人在村外开垦了一块荒地，打算种瓜。他立了一座神坛，每天清晨都会去打理瓜田。但有一天早上，他发现神坛上多了一块新板，上面用黑字写着：“此是神地所游处，不得停止、种殖，可速去。”罗氏跪在神坛前道歉：“窃疑村人利此熟地生苗，容或假托神旨，以见驱斥，审是神教，愿更朱书赐报。”第二天一早，黑字变成了红字——这是皇帝批阅奏章时使用的颜色。罗氏再次表示歉意，然后离开了这里，放弃了他的瓜田。[Campany, Strange Writing, pp. 369-370.（出自祖冲之《述异记》第8篇。——译者注）]

除此之外，这些地方神灵还通过回应人们的祈求——求子、求平安、求雨等——赢得人们的重视。当神显灵时，心怀感激的人们就会供奉神像，他们可能给神像镀金或者添衣。这就增加了神的力量，当神再次回应祈祷时，崇拜者就会扩大神坛，吸引更多的人前来。商人或移民这样在外行走的信众可能会四处传播信仰，在其他地方建立神坛。然后，当神再次回应新信徒的祈祷时，这些新信徒又会捐款扩建庙宇，继续吸引更多新的信徒，如此，更多得到回应的祈祷必将出现，这个神明灵验的传说也会传播得愈加广泛。当然，这种信仰也有衰落的时候：在句容，曾有一座祠庙供奉东晋一位造福于民的县令，但宋代知县张侃把它改建成了醋库[〔清〕王僖修，〔清〕程文纂辑：弘治《句容县志》卷1，第7页。]。但是如果一种信仰得以留存并传播开来，它的信徒往往会请求官方承认它，为其颁发名号，给予官方支持，或许还予以封赠。[关于这一过程，见Hansen, Changing Gods in Medieval China。现在，许多单独的神灵崇拜也得到了研究。这种崇拜可能表达了崇拜者希望与神沟通的愿望，太祖向祠山神问卜时就是如此。又例如，汉武帝曾带着两件玉器送给美丽而强大的西王母。西王母乘着五色祥云降临到他的身边，从此以后，汉武帝思念西王母，凡是有五色云彩的地方，他都要建一座神庙。〔明〕佚名：《皇明寺观志》，第18页；Goodall, Heaven and Earth, p. 18.]

就祠山神/张大帝而言，早在明代以前，这种民间崇拜就已经得到了朝廷的认可。在南京建都的南朝梁开国皇帝梁武帝在梦中获得感应，向祠山神祈雨，结束了一场旱灾，后谢以圭璧[〔清〕胡有诚修，〔清〕丁宝书等纂：光绪《广德州志》卷23，第22a页，引自〔宋〕周秉秀：《祠山事要》。]。由于祠山神在降雨方面颇为灵验，从那以后，历朝历代都致以官祭，追加封号。明太祖在鸡鸣山为他修建的祠庙延续了这一传统，太祖的子孙也仿效太祖继续祭祀祠山神。1440年代，明英宗朱祁镇在是否出资修缮南京祠山庙的问题上踌躇不定，但在1461年，他批准了一位御史关于在广德重建祠山庙的请求。一位清代学者指出，祠山庙是明初鸡鸣山十庙中唯一一座未被废祀的祠庙。寺庙与明朝皇室之间的相互赞助关系继续通过物质交换得到体现：祠山七宝之一曾被献给朝廷，后来又被归还。[1447年，皇帝下令修缮，但是两年后因为这是“不急之务”而作罢。《明英宗实录》卷184，第3614页，正统十四年十月。在广德重修祠山庙的请求出自右副都御史崔恭，当时他正巡抚苏州、松江等府。清代学者的评论见〔清〕赵翼：《陔余丛考》卷35，“祠山神”段末。宝物交换出自〔明〕徐应秋：《祠山七宝》卷24，收入氏著：《玉芝堂谈荟》，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5年，第6页。]

如上文所述，祠山神的籍贯一直存在争议。1388年，鸡鸣山上修建的祠山庙明确称该神是“广德张王渤”。但第二年，礼部就有官员请求朝廷批准在句容为该神立碑[〔清〕曹袭先纂修：乾隆《句容县志》卷11，第57页。实录中没有关于这个请求的记载。]，因为句容也宣称该神是句容人。弘治《句容县志》的记载语带抱怨，说由于广德出现了明显的神迹（也许是指神向明太祖微笑），句容的庙被降级为“行祠”。句容有多座张庙，但据弘治《句容县志》记载，最主要的一座矗立在县城南面数百亩的张氏墓群之中。庙后有一根石柱，庙前有一方人造池塘。12世纪中叶，这座张庙从当时的皇帝那里获赐了周围的土地。这块土地的赐予与张家的葬礼有关，但似乎是因为张大帝对祈雨有求必应。每当有人祈雨，张大帝不仅会为当地带来降雨，还会惠及整个地区，因此该乡被称为福祚乡[〔清〕王僖修，〔清〕程文纂辑：弘治《句容县志》卷1第8页，卷5第27b页。康熙《句容县志》卷1第22页，卷2第32页。]。乾隆《句容县志》还补充道：

每逢三时有雨，墓上必起云，至今不爽。庙后即系帝之子孙，至今繁衍。并俗言：帝管句容稼穑水利，村墟俱有庙以祀之，不一处也。[〔清〕曹袭先纂修：乾隆《句容县志》卷4，第25—26页。弘治《句容县志》列出了其他乡的3座祠山庙（卷5，第17、28b、29b页）。有人说，句容人至迟在唐代就修建了张王庙，而且至少有8座庙分散在全县各地。程尊平：《句容轶事录》（二），收入政协句容县文史委编：《句容文史资料》第8辑，政协句容县文史委，1990年，第125—129页。近年的《句容地名趣谈》中关于句容张庙的叙述试图把过去混乱的记录理顺。牛风华和曹丽的《古今张庙》认为，张王庙与前光寺是一回事，因为两者都位于城南10里，见李锋：《句容地名趣谈》，收入句容市政协学习和文史委员会编：《句容文史资料》第19辑，句容市政协学习和文史委员会，2003年，第125—127页。我找不到支持这一论点的其他文献依据。秦今宝的《地名与名人》认为，张渤是上古曾帮助传说中的圣王大禹治水的张秉的后人，张渤被安葬后，张秉和张渤一起在句容受到崇奉，见李锋：《句容地名趣谈》，第174页。]

这个证据表明，句容的张大帝显然与范围更广的祠山信仰是一致的。他的主庙矗立在城南的张氏墓群中。20世纪的某个时间，规模宏大、香火旺盛的张庙被一座工厂取而代之。2004年，据一位上了年纪的知情者说，人们曾在那里请张老爷帮助解决家庭矛盾。清明节是家家扫墓的日子，也是张老爷的盛大节日，他就像一位家神一样。

祠山神/张大帝确实是一位家神，其中的联系并不容易拼凑起来。宋讷在1388年为鸡鸣山祠山广惠庙所写的碑文中记载，关于祠山出现的时间和籍贯的各种说法“不无抵牾”。1746年的一篇碑文和乾隆《句容县志》的作者引用了宋讷的话，并问道：“四百余年以前已无确据，矧千百年以后耶？”这篇碑文说，关于这位神的历史，“支蔓难言”。在清代，皇帝既挑战又支持旧的统治方式（例如“在任丁忧”的政策），儒家学者开始担心经典版本之间的差异。为了澄清正统信仰，他们用批判性的学术眼光审视经典文本，寻找语言上的错误，以了解哪些文本遭到篡改，以及被如何篡改。本着这种精神，乾隆《句容县志》的纂修者阐释了句容张氏与区域性的祠山崇拜之间的联系，采用考据学的方法和文献传统，辨析并摒弃了许多历史记载，但仍保留了地方自豪感。

清代修志者以学者身份揭穿无知的民间传说，采取审慎的态度，让这些句容人得以推翻祠山神名为张渤且原籍湖州、后居广德的说法。他们进一步驳斥了当地人认为该神是皇室成员的看法，并坚称没有儒者会传播这样的故事。相反，他们从人类学的角度写道，该神是南方常见的神祇之一，自古以来就受到当地人的崇拜，其真正的起源不得而知。他们称，事实上，祠山神是句容最古老的神，与句容相伴而生，并得到句容所有社的共同支持，这些社建造并在1746年重修了他的庙宇。撇开他们对古老谜团的质疑不谈，县志纂修者说，该神最初是句容人，姓张，其父母住在南门外，并葬在那里，即现在的南郊张庙[〔清〕曹袭先纂修：乾隆《句容县志》卷10，第30—31页。]。这位张姓神明及其家族的古老性反映在张庆文自豪地向我引述的一句话中——“先有义台张，后有句容城”。[这个说法见张才光：《张姓与句容城》，《句容日报》1997年5月2日。2004年5月，30多岁的记者张庆文说，他清楚地记得在20世纪90年代的某个时候读过这篇文章。当我称赞张先生这么久还记得这个故事时，他说在报纸上看到关于他们张家的故事，他当然很高兴，而且这是他已故的老师张才光写的。经过一番寻找，我回到美国后找到了这篇文章。张庆文还指出，句容作为南京的门户，是一个移民县，人口曾数次增减（这更显得张家在当地的绵延不同寻常）。]

乾隆时代的修志者认为，这位张姓神明的凡间生活已无法追溯，但他们并不怀疑神力的真实性。他们说，若非这位张姓神明一直有求必应，大众和皇室也不会长久地崇祀他了。除了降雨的能力，他们还记录了他显灵的两个事例：其一，太祖向神问兆时，神微笑着回答了太祖，这显示了神的非凡之力；其二，祠山庙原址张庙前居住的众多张姓人都是神的后代。村妇们下地干活时，都会把自己的孩子放在庙里，向他叩拜，请他保佑自己的孩子平安，直到自己劳作归来，而这些孩子从来没有丢失过。修志者总结说，这两件事显示了这位张姓神明保佑家族和护卫国家的神力。[〔清〕曹袭先纂修：乾隆《句容县志》卷10，第30—32页。]

就像太祖同时拒绝和接受嘉瓜一样，乾隆时代的县志纂修者一方面蔑视地方传说，另一方面又将传说载入方志，将祠山神抬升为句容本地神祇。这位句容的张姓神明对未来的明朝开国皇帝笑脸相迎，而后得到获封皇家祠庙的回报。但他从来都并非遥不可及，而是护佑着生活在他周围的子孙后代。在守护家国这个双重职责上，张氏子孙和张大帝如出一辙，一直延续到张谏。2004年，芦江村的张元生模糊地回忆起义台张氏祠堂柱子上的家训，它表达了张氏家族的双重美德——为国效力、为家效力：

晋朝忠臣子，

唐代孝子家。[2004年5月7日与翟忠华的个人交流。张元生印象中的对联是“唐代忠孝子，梁唐宰相家”。也是2004年5月7日的个人交流。]

针对1372年的嘉瓜，太祖写道：“凡数尺数丈数亩地内，五谷草木祯祥，惟庆于主临之者。”太祖接受了嘉瓜是上天的嘉许，这并不仅仅是理论上的。不过张观也不需要靠此来维持他在家乡的道德声望。离张观的墓冢不远处，就是唐代孝子楷模张常洧的墓，张常洧曾引来灵芝和白鹤，朝廷的旌表不仅认可了他的事迹，也赐予他新的荣耀。张常洧的墓后来兼作张氏宗祠。再往南一点是另一座张氏宗祠，它同时也是一位句容人心目中强大的地方神的祠庙。那是句容最古老的神灵，几百年来，他不仅保佑着张氏子孙，还保佑着整个福祚乡，甚至整个句容县；他的影响范围超出了他的故乡，遍及整个江南地区，甚至远至贵州；这位神明在明朝开国皇帝前途未卜之时，还曾庇护过他本人——来自句容一个无足轻重的家庭的新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