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太祖选中紫金山上的蒋山寺寺址作为自己的陵墓后，将原寺迁到了附近的今灵谷景区处。那里有一座玉带桥横跨在一条小溪上，“玉带”这个名字很是形象。据传，有一天，朱元璋过这条桥时，附近82棵银杏树中的一棵（现已不存）对他微微一笑。（现在的公告牌上这样写着。）朱元璋高兴地给它取名“树王”。突然，树上的一枝绿叶变成了鲜黄色，就像在秋天那样。太祖笑着说：“朕无心呼尔为王，尔既受其命，表其色亦异矣。”他赐给树一条玉带束住“龙袍”。

为了阐释一座小桥而编造出一个故事，这让我们了解到人们是如何孜孜不倦地为身边的事物创造意义的。明代并非人人识字，但每个人都能听故事和道德教诲，能在庆祝神诞的节日里看戏，能看到寺庙里的壁画和塑像。当他们思考自己的时候，他们会借助传统这一巨大的资料库，将自己置于这些文化背景中，从过去的事实或寓言中解读现在。正如李鹤株（Peter H. Lee）所写的那样：

诗人的任务是通过重新整理旧材料来传承活的传统，从而赋予传统以新的意义。诗人（或歌者）围绕同一主题的无数次变奏是愉悦的源泉，也是对听众记忆的一种褒奖，这样的听众能迅速识别出早期版本的典故，看到新背景下旧作的功效，并感受到他的创作所引起的审美反应。[Lee, Celebration of Continuity, pp. 1-2.]

陈学霖指出，明代的历史写作有意识地通过改写有关太祖的官方和民间的传说——其中一些是太祖自己创作的——来增强他的“神秘感”。陈氏认为，虽然历史事件可以为了“宣传和教化”而被改写，但这一过程也显示了人们如何在小说、戏剧、口头故事和歌曲中采用和改变故事本身。[Chan,“The Rise of Ming T'ai-tsu,” pp. 710-711.]

陶凯和其他大臣关注的重点是瓜果，但瓜或葫芦本身作为文化产物同样重要。精心布置的花园既可以提供审美享受，也可以生产可食用或出售的作物。和花园一样，瓜蔓既朴实无华，又富有诗意。一位明朝士大夫写道：

园瓜寒蔓早离披，

山药秋藤已倒垂。

小雨暗沾花下径，

闲云深护竹间池。[〔明〕刘崧：《窥圃》，收入氏著：《槎翁文集》卷7，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4年。Translated in Dardess, A Ming Society, p. 16.]

瓜藤的典故出自《诗经》——它是商周时期关于农耕与采集、爱情与背叛、战争与政治以及礼仪的诗集。这些诗歌是中国社会各阶层人民的文化语料库（cultural repertoire）的一部分，被学者解读为道德和政治信息。19世纪伟大的新教传教士翻译家理雅各（James Legge）将“绵绵瓜瓞”这句诗翻译为：

In long trains ever increasing grow the gourds.

When[our]people first sprang,

From the country about the Ts'eu and Ts'eih,

The ancient duke T'an-foo,

Made for them houses and caves,

Ere they had yet any houses.[《诗经·大雅·绵》：“绵绵瓜瓞，民之初生，自土沮漆。古公亶父，陶复陶穴，未有家室。”Legge, The She King, or the Book of Poetry, 437ff.]

宋儒朱熹作注解释说：“瓜之近本，初生者常小，其蔓不绝，至末而后大……瓜之先小后大，以比周人……其国甚小，至文王而后大也。”朱熹的注释是每个明代士人都要学习的。宋濂在解释嘉瓜吉兆时也想到了这句诗，他认为长长的藤蔓和茂盛的叶子预示着太祖“圣子神孙享亿万载无疆”。

但正如李鹤株所总结的那样，将瓜类植物与“家族传承、其绵延不绝的血脉和未来的连续性，简而言之即王朝伟业”[Lee, Celebration of Continuity, p. 27.]联系起来，本身就是对民间庆祝丰产的挪用。长期以来，不仅其繁茂的藤蔓，瓜的种子也象征着多产。考古学家发现了许多约5000年前（帝制时代之前）的瓜形陶器，《诗经》中也有与丰收节庆有关的诗歌，表达了对丰收的喜悦[Ho,“Plant Symbolism in the Religious Poems of the Book of Poetry,” p. 166.]。蔓延的藤蔓可以象征任何家族的繁荣，而不仅仅是皇室。例如，《义台张氏家乘》中就引用了“绵绵瓜瓞”这句诗[《义台张氏家乘》。]。瓜有双重含义，它既代表民众的兴旺，也代表皇室的繁盛，而后者对它的借用从未抹去前者的含义。

像20世纪的一些知识分子一样，太祖将农人理想化了，把自己的信仰寄托在他们身上。他希望通过直接与普通人对话，从底层开始对社会进行道德改造。他发布了许多公开的文字，早期的有向句容发布的关于嘉禾的告谕，1380年代有汇集了一系列重大案件的《大诰》——他要求每户一本、家传人诵，晚年还颁行了《教民榜文》。《教民榜文》规定了“老人”制：乡里的老人负责调解纠纷、征召徭役、监督水利、劝农，以及监察官民。《教民榜文》还要求乡里人民勤事桑蚕，学习《大诰》，祭祀土谷之神，在道德上互相指导，在经济上互相帮助。此外，每乡每里都要选年老者或残疾者，在一个孩童的牵引下，持木铎循行乡里。“俱令直言叫唤，使众闻知，劝其为善，毋犯刑宪。其词曰：‘孝顺父母，尊敬长上，和睦乡里，教训子孙，各安生理，毋作非为。’如此者，每月六次。”[〔明〕朱元璋钦定：《教民榜文》，收入一凡藏书馆文献编委会编：《古代乡约及乡治法律文献十种》第一册，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Translated in Farmer, Zhu Yuanzhang and Early Ming Legislation, p. 202. 关于《大诰》的讨论，及对其部分内容的翻译，见Dardess, Confucianism and Autocracy, chapter 4。]这“六谕”到了清代扩展为“圣谕十六条”，并通过文字、宣讲和唱戏等方式在全国公开颁行[de Bary et al., Sources of Chinese Tradition, vol. 2, pp. 70-71, 125-126.]。就像大臣劝皇帝向善一样，皇帝和大臣也劝百姓向善。

明朝最后一次全国范围的大规模道德宣教活动出现在15世纪40年代。当时朝廷编纂了《五伦书》，作为道德典范的合集，颁行天下。该书始于宣德皇帝时期，模仿了一本典雅的、图文并茂的朝鲜书籍。《五伦书》中记述了进呈嘉瓜以及其他朝接受吉兆的事件。哈佛燕京图书馆收藏的1447年版《五伦书》高约40厘米，宽约22厘米，它大到令人印象深刻，但不至于不便阅读。刻印此书的刻版雕刻精美，书中文字大而清晰。这个版本是用来阅读的，而非仅供收藏，因为在刻版时就有句读符号。如果说书作为一种物质实体可以有个性（在把它拿在手中之前，这是令人难以置信的），那么这本书给人的印象则像是庄严而热切地教导读者的君王。君主向读者展示了进呈嘉瓜及其他故事，将其视为国家的双重组成部分——君主和大臣——之间理想关系的结晶。[〔明〕朱瞻基：《五伦书》，收入《原国立北平图书馆甲库善本丛书》第478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3年。Goodrich and Fang, Dictionary of Ming Biography, p.293, 970.《五伦书》的颁行时间并不清楚。《明代名人传》（Dictionary of Ming Biography）里有说1443年，有说1448年。卜正民的文章（Brook,“Edifying Knowledge,” p.106）列出了国家颁给县学的书目。他分清了官学藏书楼购买的书籍和中央政府赐予的书籍，指出慈利县的《五伦书》直到1447年才发下，亦即在其刊行4年之后。他认为这个时间差说明需要花钱购买这本书。但是《五伦书》的序落款是1447年。另见Brook,“Communications and Commerce,” p.652。《五伦书》的内容涵盖了五种人伦关系（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但是62卷中有53卷都是关于君臣的，而且奇怪的是，君的部分和臣的部分是分开的。各部分的标题分别是“君道”（22卷）、“臣道”（20卷）、“父道”（2卷）、“子道”（3卷）、“夫妇之道”（1卷）、“兄弟之道”（1卷）和“朋友之道”（2卷）。后三个标题都是一组关系，而君、臣、父、子则都是单独的。毕竟，君不仅与臣有关，他的责任更为广泛，既要对天负责，还要对民负责。特别是在进呈嘉瓜这样的事件里，与臣的关系仅是其中一个因素。每个部分又进一步分为成对的一组表现——嘉言和善行，这种说法可以分别追溯到《尚书》和《礼记》，到了宋代才并在一起使用。每一卷里都有更为具体的美德。因为这五种人伦关系是道德的根基，所以朝廷认为这本书涵盖了所有的儒家美德。]

《五伦书》把1372年进呈嘉瓜的故事记载在“君道—嘉言—谦德”下。这个类别列举了从古代到永乐年间君主拒绝阿谀奉承的例子。唐太宗指出，他的统治尚未结束，后世可能会因他允许一篇关于他的文章——《圣德论》四处流传而嘲笑他，这取决于以后还将发生什么[作者的理解稍有差错。原文为：“唐太宗时，秘书监虞世南上《圣德论》。帝赐手诏称：‘卿论太高，朕何敢拟上古！但比近世差胜耳。然卿适睹其始，未知其终。朕慎终如始，则此论可传；如或不然，恐使后世笑卿也。’”——译者注]。汉代有两位皇帝甚至禁止臣下禀奏祥瑞以及随之而来的“浮词”。因此，明太祖不接受吉兆的立场是有先例的，但以往君主的反对理由都与他的不尽相同。过去的君主并没有质疑帝王之德可能带来吉兆，也不认为吉兆是对其他人的德行的回应。《五伦书》几乎全盘采用了《明太祖实录》中关于1372年进呈嘉瓜故事的记载。它省略了最后的“王祯不在于微物”这句话，以及太祖为张观赐钱和写赞之事[《五伦书》中有几处细微的文字改动和省略。例如，明太祖的《嘉瓜赞》和《明太祖实录》中都出现过的进呈嘉瓜的地点被省略了，这大概是因为对不熟悉宫廷的人来说，这个地点并不重要。（这条脚注根据作者意见修改，不同于英文版。——译者注）]。其重点是太祖的适度谦虚。

尽管太祖本人不情愿，但朝廷接受了嘉瓜这个祥瑞，并将其用于朝廷宣传和道德劝诫。朝廷的文本后来再次被地方引用。弘治《句容县志》中关于进呈嘉瓜的记载就直接抄自《五伦书》，太祖撰写的赞辞也被收录其中。令人不安的后事基本上被忽略了[光绪《续纂句容县志》中列出了一系列地方重大事件，包括1433年和1456年张谏为父母守丧以及由此而来的吉兆，但没有提到进献嘉瓜以及张谏祖父和伯祖父被处决的事。〔清〕张绍棠修，〔清〕萧穆等纂：光绪《续纂句容县志》卷2中，第8页。]。县志在赞扬张家妇女美德的部分，确实提到了张观兄弟被处决和张家遭到流放。但在政治上不便详述太祖对张氏兄弟的不义和不公。弘治《句容县志》中的一首诗可能间接表达了对此事的悲痛。该诗是由不同人创作的组诗四首中的一首，名为《义台秋月》，提到了唐代孝子张常洧的墓。根据《义台张氏家乘》，该墓已成为著名的景点。诗的作者张憓（并非县令）可能与张观有亲戚关系：他也出自句容张氏，名字与张谏儿子们的名字部首相同，年龄也相仿。[张憓在1470年（成化六年），亦即张谏去世前一年中举。见〔清〕王僖修，〔清〕程文纂辑：弘治《句容县志》卷6，第26页。]

句曲城南有遗迹，张氏当年旌义德。

丛筠泣露秋草荒，穹碑冒雨苔痕蚀。

时闻灏气散天香，顷见冰轮碾空碧。

徘徊不觉夜已阑，绕树啼鸟声正急。[〔清〕张绍棠修，〔清〕萧穆等纂：光绪《续纂句容县志》卷18中，第23页。这组诗可见于弘治《句容县志》。]

在张憓的诗中，正如预兆理论说的那样，大自然对人类的诚挚做出了回应——竹子在哭泣，鸟儿正焦虑。张憓的意象可能暗指李商隐一首著名的诗，这首诗以“嘉瓜”一词开头。不过，在这首诗中，“嘉瓜”指的是一位美丽的姑娘，她嫁给了权贵，离开了诗人。

嘉瓜引蔓长，碧玉冰寒浆。

东陵虽五色，不忍值牙香。[〔唐〕李商隐：《柳枝五首·其三》。Translated in James J. Y.Liu（刘若愚）, The Poetry of Li Shang-yin: Ninth-Century Baroque Chinese Poet, p.141.]

张憓像所有能背下数百首诗的文人一样，通过一系列的意象和双关语让李商隐的诗在读者的脑海中浮现。张憓的“冰轮”呼应李商隐的“碧玉冰”，“香”呼应“牙香”。张憓“秋草”与李商隐的“寒浆”双关，“寒浆”除了有“冷水”的意思，还是一种草名。“五色”和“东陵”都是一种名瓜的名字[汉初，秦朝的东陵侯邵平失去了财富和爵位，最后种起了瓜。幸运的是，这些瓜极甜美。陶渊明有诗赞美这位前侯爵安逸的隐居生活：“邵生瓜田中，宁似东陵时！”（《饮酒·其一》，英译见William Acker, in Minford and Lau, eds., Classical Chinese Literature, p. 502。）]，但“东陵”也指坟墓，例如这首诗所写的张常洧义台，以及张观、张谦兄弟所葬的义垄。也许张憓在一个寒冷的秋夜，站在张家墓园中，用这首著名的诗唤起了对张观进献嘉瓜和被处决的回忆。

还是说我自己对这个故事太着迷了？我从所有现存的明中叶有关该事件的文献中都找到了一种方法来调和皇权与这个地方家族的关系，即都是通过颇有成就的孝孙张谏来实现这一目标的。例如，倪谦大约在1456年张逸去世时为其撰写的哀辞中谈到了张家经受的艰苦，以赞扬张逸能够战胜苦难。

〔明〕倪谦：《已山先生张公哀辞并序》。 洪武初，家园尝产嘉瓜，一蒂骈实以献。太祖高皇帝亲制赞以美之，命史臣宋濂为之颂，人咸谓为善庆所钟。无何，雪叔父穀恭之枉于朝。以冤死，家徙崇山。

在这段叙述中，陶凯和其他大臣都消失了。只有宋濂还在，因为他奉命为张观写颂词。张观从京城归来受到的热烈欢迎，以及对从与君主的联系中获得绵长福泽的希望，都跃然纸上。希望的破灭也是显而易见的：朝廷因处决无辜者而受到谴责。

倪谦甚至认为，张家的灾难可能会引起信仰危机，让人担心并不存在能保证公正的潜在秩序，且这种担忧体现在天地间的迹象中。

呜呼！《诗》称绵绵瓜瓞，以谓周人之生先小而后大也。况一蒂骈实，岂非子孙蕃大之祥乎？然返遭颠踣，疑若有兆无应。今观先生既徙复归，身荷恩封，享有寿考，而子孙贵盛，聚族同爨者八百余指。是知祥瑞之臻，示之于中微，而告之以终吉，固已默定于先矣。天道不爽，岂不信哉！[〔明〕倪谦：《已山先生张公哀辞并序》。]

在倪谦的解释中，嘉瓜是张家的吉兆。瓜好比凝结了家族美德的器皿，而瓜蒂尽管在经典中被解释为与上古周朝的扩张有关，在这里却预示着张观子孙众多。张观的瓜与皇帝或天下无关。此外，尽管最初发生了灾祸，但最后事实证明这一征兆是正确的。张逸的长寿、回乡时的子孙满堂以及张谏为他赢得的封赠，化解了冤屈可能会引起的信仰危机。倪谦的哀辞也进一步表明，被背叛又被救赎的似乎不仅是张氏家族，还有句容县本身——句容的巍峨群山和灵气既孕育了非凡的嘉瓜，也造就了非凡之人。张观的美德和并蒂瓜、张逸井然有序的家庭、张谏的侍亲至孝和勤于政务，无不植根于这片沃土。

因此，一旦张谏在1439年考中进士，并在1443年母亲去世后因孝顺而得到认可后，进献嘉瓜的故事就可以安全讲述，甚至承认皇帝并不公正——因为矛盾已经解决。进献嘉瓜的故事被收录到《五伦书》中，继而引起了明中期一些文人的想象。《五伦书》的编修者之一刘俨写了一首《嘉瓜诗》，被收录在乾隆《句容县志》中。

惟皇受命，车书大同。

既庶何加，重谷务农。

孰守孰宰，龚鲁同升。

化及物类，自色自形。

瓜有嘉实，并蒂盛容。

视彼众产，大有迳庭。

圆如合璧，坚并苍琼。

若拟其大，岂直楚萍。

郡进于帝，帝曰尔能。

其应在民，其献则诚。

自时厥后，乾清坤宁。

亦有张氏，有孙在公。

百世其承，匪士则农。[〔明〕刘俨：《嘉瓜诗》，收入〔清〕曹袭先纂修：乾隆《句容县志》卷10，第51a页。]

这是对太祖所写（以及可能说过）的一些内容相当准确的概括。与太祖的赞辞一样，刘俨的诗也提到了楚王所见的吉祥萍实。“尔能”这个奇特的短语来自太祖的反问句“朕何有能？”刘俨尽管采用了太祖的一些说辞，却摈弃了他的复杂论证。太祖对农家表达了“家和户宁”的美好祝愿。而在刘俨的诗中，皇帝的祝愿更为宽泛——“乾清坤宁”，这句话与宋濂《嘉瓜颂》开头几句更为接近：

乾道载清，

坤维用宁。

保合大和，

发为休祯。[〔明〕宋濂：《嘉瓜颂》。]

此外，刘俨还修改了太祖最后对张家的美好祝愿，将太祖笼统提及的封侯列公具体化，并跳过了张观儿子这不幸的一代，许诺其孙子位列朝堂。在这个版本中，皇帝预言了张谏的成功。同样，明中叶著名的理学家和学者薛瑄也简要记述了献瓜之事。他详细谈到，太祖不顾礼部官员的意见，亲自写了一篇《嘉瓜赞》，专门声明这一吉兆并不是对他的回应，而是将其归于这户农民。他称赞太祖不为谄媚和妄言的吉兆所迷惑，超越了历代统治者，但他指出，事实上，当时阴阳有序，五谷丰登。嘉瓜（尽管太祖并不接受）确实出自太平盛世，也说明了太平盛世的来临。而且，太祖的“圣子神孙”还要延续“亿万斯年”：这难道不是嘉瓜的预示之一吗？但这还不是全部。张观的子孙同样逐渐繁衍开来，他的孙子现在已经是御史了，所以“圣祖所谕‘草木之祥，生于其土，亦惟其土之人应之’者，又足征也”。[〔明〕薛瑄：《书嘉瓜集后》，收入氏著，孙玄常等点校：《薛瑄全集》，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638—639页。]

这样的文字同时赞美了张谏和朝廷。毕竟，两者现在都参与了治理国家的共同事业。人们可以把这位明朝开国皇帝（或其子孙）和这位官员（或其祖父张观）都当作嘉瓜庆贺的对象，从而掩盖张谏的祖父和伯祖父所遭遇的不幸，以及张谏父亲的流放。在经历了句容祠山神的欢颜一笑和因嘉瓜而起的许诺遭背弃之后，张家和朱家的纽带终于在张谏考取进士，成为受人景仰的官员时得到了庄严的确认。这些文字颂扬了这一和解，它将帝国的两股纽带编织在一起。

县志中一首耐人寻味的诗清楚地体现了这种平衡。与张谏同时代的吴节也写过一首《嘉瓜诗》。这首诗的整体形式表现了瓜及其寓意的二重性。大多数诗句都使用了叠词或重复的句式，最特别的是，在乾隆《句容县志》中，它的两句诗被印在两列上而不是相接（因为大多数中国诗每句的字数都是固定的，所以不需要换行），以强调这种形式结构。

维瓜之瓞，绵绵奕奕，滋之培之，是崇是硕。

维瓜之异，二气妙凝，于昭皇祚，惟休惟祯。[〔明〕吴节：《嘉瓜诗》，收入〔清〕曹袭先纂修：乾隆《句容县志》卷10，第51a页。]

诗的第一句说的是瓜的自然生长和农民的劳动；第二句说的是阴、阳如何在奇异的并蒂瓜中结合，来见证天命。吴节平衡了张观和太祖对瓜的主张。

吴节和刘俨都是张谏的同时代人，他们很可能认识张谏本人。事实上，张谏不仅是文本和解的被动载体。上文提到的薛瑄的说法出自他为一部可能已不存在的《嘉瓜集》所写的后记。薛瑄在称赞太祖预见了张谏的成功，又赞扬了朝廷的培植引导和张谏的遵循后，继续说道：

所资者多，而所积者有限，譬之泉焉，不数浚其源，而流将竭。祥其可恃乎哉？御史君既摘《五伦书》所载嘉瓜事实，益以家乘所传，汇而为集。名士大夫皆有作，间亦求予言，遂书此于其后云。[〔明〕薛瑄：《书嘉瓜集后》，第638—639页。]

换句话说，张谏是在积极地为其家族的美德和荣誉“基金”募捐，在这里，美德和荣誉“基金”就像一个家族的白银资本一样，是同等重要或可互换的。当时的另一位名臣李龄应张谏的请求写了一篇《嘉瓜赋》[〔明〕李龄：《嘉瓜赋》，收入氏著：《李宫詹文集》卷1，《潮州耆旧集》第1卷，黄山书社，2016年，第15—16页。甚至有可能是张谏早年通过游说才将该故事纳入《五伦书》。]。刘俨和吴节的诗很可能也是应张谏要求而作的，时间在1460年左右（张逸去世和薛瑄去世之间）。尽管张谏显然从未公开出版过这些作品，但他将所有这些作品汇集成了一个文本宝库。

张谏在世时以及去世之后的一段时间里，他作为知名官员的身份使人们在谈论嘉瓜故事时保持了尊重的基调。但张谏一死，张氏在官场上后继无人，于是这个家族也就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甚至变得不甚光彩。不认识张谏的文人则利用这个故事来评论他们所处的时代或批评与他们同时代的人。情节和措辞在不同的文本中有所变化，侧重点的改变和不同的表达方式反映了每位作者对事件的判断和他自己所关注的时代议题。

黄佐在记录明代翰林院掌故的《翰林记》中，提到了宋濂的《嘉瓜颂》。

五年六月，句容县民张观园生嘉瓜，双实同蒂，圆如合璧。礼部尚书陶凯奉之以献。诏置之乾清宫，明日荐于太庙。宋濂献《嘉瓜颂》。[〔明〕黄佐：《翰林记》卷11，南京出版社，2016年，第15页。]

黄佐提到了张观，但将陶凯当作“奉之以献”的核心人物。他没有提及其他大臣，甚至是宋濂的观点，只强调了翰林院成员[时实为礼部主事。——编者注]宋濂献《嘉瓜颂》，以及宋濂对瓜的诗意描述——“双实同蒂，圆如合璧”[〔明〕黄佐：《翰林记》卷11，第15页。]。诗文之美必须与嘉瓜之美相匹配，因为重点不在于嘉瓜征兆本身，而在于为它而创作的文本。文本和嘉瓜都是大臣献给皇帝的。黄佐还列举了翰林院成员庆贺的其他几种祥瑞，详述了进献文章、明初皇帝接受文章时的喜悦之情，以及由此建立的君臣融洽关系。黄佐拒绝回忆太祖和永乐帝的屠杀以及他们与官员的冲突。

黄佐将太祖时期的君臣关系理想化的背后，或许隐藏着明代历史上皇帝与官僚之间最重大的一次冲突。16世纪20年代，就在黄佐步入仕途时，“大礼议”事件震动朝野。明太祖的七世孙正德皇帝没有留下子嗣就驾崩了。他的堂弟登基为嘉靖皇帝。嘉靖皇帝为了追尊自己的生父为“先皇”，与官僚士大夫群体进行了激烈的斗争，最终取得了成功。许多官员声称，太祖确立的嫡长子皇位继承制度要求嘉靖帝入嗣其伯父孝宗，尊其为父。他们指责嘉靖帝狭隘的对个人家庭的孝道破坏了国家礼法，从而威胁到整个明朝[Dardess, A Ming Society, p. 229. 明代的“大礼议”不应与后来耶稣会传教士与反对他们的其他天主教教派之间关于基督教能否适应中国祖先崇拜的“礼仪之争”相混淆。]。窦德士认为，在这种观点中，“私人家庭和公共领域是完全独立的，甚至是两个不可比较的礼仪领域”[Dardess, A Ming Society, p. 229.]。就连《大学》的基本原则似乎也是可以讨论的，正如卜爱莲（Irene Bloom）在谈到儒家传统时写道：“在有时被称为‘正统’的大帐篷内，存在着各种各样的态度和观点。”[Bloom,“The Moral Autonomy of the Individual in Confucian Tradition,” p. 26.]

一些官员在一定程度上借鉴了注重人情的新儒学思想，支持对此事态度强硬的嘉靖皇帝的看法，并因此而获得升迁。而那些坚持表达自己对君主个人家庭和公共职责的理解的人则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他们被降职、罢官、监禁、流放，受廷杖以致终身残疾，甚至致死。《翰林记》作者黄佐虽未深入参与“大礼议”之争，但曾站在反对皇帝的那一边。1530年，他在得知母亲生病后未经批准私自返乡，被愤怒的嘉靖皇帝以对皇帝不敬为由革职。在这些围绕继承制度、孝道、忠诚和家族荣誉的冲突中，黄佐利用嘉瓜事件和其他故事将明初朝廷描绘成——用戴彼得的话说——“一个毫无裂痕的道德秩序和权威的中心”[Ditmanson,“Huang Zuo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Late Ming Nostalgia.”]。黄佐掩盖了官员与明朝开国皇帝之间的敌意，将明初的君臣关系理想化，以斥责他自己所处的时代——一个固执的统治者与集体抗议其决定的官员强硬对抗的时代。

沈德符对这个故事的描述要丰富得多。他执笔于明末，可能在1615年左右。他也夸赞了明朝的开国皇帝，但这次是以牺牲张观为代价的。对于陶凯进献的瓜，沈德符笔下的太祖是这样回应的：

草木之瑞，如嘉禾并穗、连理合欢、两歧之麦、同蒂之瓜皆是，以归德于朕，朕不德，不敢当。且草木之祥，亦惟其土之人应之，于朕何预？[〔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中华书局，1959年，第923—924页。]

从字里行间可以看出，沈德符借鉴了很多资料来建立自己的阐释。例如，他像解缙在《明太祖实录》中所做的那样，曲解了太祖所列植物祥瑞的要点，但他肯定看过太祖《嘉瓜赞》的原文，因为他在文章中提到了合欢树，而解缙忽略了这一点[事实上，解缙修纂的《明太祖实录》中也提到了合欢树。——译者注]。农人的名字和他后来的命运肯定也出自其他文献记载。沈德符继续写道：

赐其民钱一千二百而已。史不著其民姓名。按其民为张观，产瓜未几，兄弟坐事，并斩于市。太祖之卓识不必言，更似有先知之哲焉。意者同蒂即骈戮之象欤？[〔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第923—924页。]

沈德符戏剧性地将这两个圆瓜比作这对不幸的兄弟被砍下的头颅，也许他们的头颅被他们的长发系在了一起。在之前的作品中，太祖和张观的互动是间接的，至少是通过陶凯，有时甚至是通过好几个层级的官员。但在这里，太祖能够直接洞察张观的性格。穷理查（Poor Richard）说：“西瓜难定生熟，人心难知善恶。”（Men and melons are hard to know.）但对于明朝睿智的开国皇帝来说并非如此，他能够看出这对兄弟是无赖。

沈德符详细描述了最近的“吉征”，这些“吉征”往往出现在灾祸来临之前，这清楚地表明明朝人有时会将异象解释为针对个人的征兆。1530年，一位杨相公家中的池塘长出了吉祥的并蒂莲，同年，此人因背疽而死。1604年，湖广巡抚衙署内的莲花一茎开七花，士人纷纷写诗赞美。湖广巡抚升迁时，人们都说这其中有关联，但几个月后他就在叛乱中死于非命。1531年，嘉靖皇帝高兴地接受了曲周县丞侯廷训献上的吉兆——一对并蒂瓜，并亲自把瓜的画像或并蒂瓜本身送到了内殿。沈德符指出，当时并蒂瓜被认为预示了一年后太子的诞生。但出生后仅仅过了一个多月，哀冲太子就夭折了。吉兆不过如此[〔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第923—924页。]！沈德符将太祖明智地拒绝1372年的嘉瓜祥瑞与嘉靖帝的轻信进行了对比。描述太祖认为异象应于地方的观点，部分削弱了沈德符对太祖的赞美，但嘉靖帝及其臣子们共同的愚昧才是真正的重点。

晚明时期，一些记载本朝历史的史书中提到了进献嘉瓜的事件，但没有提及张观后来的命运。这个征兆根据其在文本中的不同位置及上下文内容的取舍，被用于谈论历史和政事的不同方面。例如，朱国祯在他的《皇明史概》中或多或少地沿用了《明太祖实录》中对进献嘉瓜的记载，但他也在《陶凯传》中简要提及了这件事，紧接着他写到，陶凯提出一种更容易接受的奉承方式，即建议明朝效仿前代，编纂会要以记录本朝制度[〔明〕朱国祯：《皇明史概》卷6《大训记》，收入《原国立北平图书馆甲库善本丛书》第127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3年，第17页。（《陶凯传》见《皇明史概》卷3《开国臣传》。——译者注）陶凯之所以能在政坛中生存，或许就在于这种善于转换的能力。关于会要的另一种与嘉瓜无关的说法，见〔明〕张嘉和：《通纪直解》卷2，明崇祯年间刊清初续刻本，第38b—40a页。明代另一种基于《明太祖实录》对进献嘉瓜一事的描述，见〔明〕王世贞：《国朝纪要》卷1，1968年翻印明刻本，藏于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第45页。]。另一部晚明的编年体史书《明纪编年》（每年只有几条记载）似乎借鉴了宋濂的描述，因为书中将军事行动与征兆放在了一起。洪武五年（1372年）部分，开篇明太祖就击败蒙古人的历史使命发表了一番讲话，然后派遣大将军徐达等出征沙漠。其后，一位来自句容的老百姓进献嘉瓜，皇帝对此回应说：“时和岁丰，乃王者之祯，不以物也。”[〔明〕钟惺撰，〔清〕王汝南补：《明纪编年》卷1，清顺治间刻本，第27页。]文中已经没有了宋濂《嘉瓜颂》里那种胜利的基调。编纂者可能对后金势力的威胁感到焦虑——他们最终建立清朝取代了明朝。

最后一个晚明的例子是编年体史书《国史纪闻》中的“句容县献嘉瓜”：

句容民献二瓜同蒂，中书率百官贺。陶凯言：“句容，陛下祖乡。双瓜连蒂之祥，独见于此。实为上瑞。”上曰：“朕否德，何敢当？且草木之祥，生于其土，亦惟其土人应之，于朕何预？若尽天地间时和岁丰，乃为上瑞，不在微物也。”赐其民而遣之。[〔明〕张铨：《国史纪闻》卷2，第87页。]

在这里，陶凯似乎只是一个谄媚者，而这位平民所追求的似乎不仅仅是金钱奖励。明初对该事的长篇议论中那种微妙的冲突和操纵消失了。这也是唯一一份提到百官来“贺”的记载，在撰写此书时，“贺”已成为明后期在进呈吉祥植物时的标准用语，无论官员是否因阿谀奉承或愚蠢而受到皇上斥责（嘉靖朝以前时常如此）。尽管太祖别具一格的论点被保留了下来，但这一事件被同化为后来内容更少、更标准化的祥瑞表述。当它被编入通行的百科全书《续文献通考》时[这部书最初由王圻于1603年刊印，后乾隆皇帝将其扩充。这部书将嘉瓜放到了“草异”类下，有别于“木异”“谷异”以及清代《钦定续文献通考》的《物异考》13卷（相较之下，《学校考》仅4卷，《宗庙考》仅5卷）中的其他类目，短短39字两次提到句容。张观的字——谷宾，并没有出现在太祖、宋濂、黄佐等人的记述或《明太祖实录》的记载中，所以王圻（和焦竑）一定看了《句容县志》、倪谦为张氏写的哀辞或其他文献。见〔清〕嵇璜、〔清〕曹仁虎等奉敕撰：《钦定续文献通考》卷218，收入《文津阁四库全书·史部·政书类》第208—209卷，商务印书馆，2005年。]，人们对太祖和张家的记忆都已完全消退，具体细节已遗失殆尽，故事的情感分量也减弱了。

这个故事在句容流传下来了吗？20世纪末，句容文史研究者程尊平两次提到嘉瓜故事，一次是为了将句容与中国的大历史联系起来，一次是为了强调明太祖是句容人。他写道，明洪武五年夏天，“本县人张观”的园中长出了嘉瓜。在引用了宋濂对瓜的诗意描述（未注明出处）后，他指出，在中国，并蒂瓜自汉唐以来就见于记载，并被作为吉兆进献给统治者[程尊平：《句容轶事录》（二），第128页。]。程尊平既是句容人，又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人，这样的双重身份对张谏来说是有意义的。在下一篇中，张观的名字消失了，只有他作为句容人的身份是重要的。程尊平引用了陶凯关于太祖祖籍句容的说法，并认为这证明了事实如此，否则陶凯怎么敢当着皇帝的面这么说呢？在这里，与大臣们对嘉瓜最初的解释一样，瓜的唯一作用是显示明朝建立者的一些信息——即便时移世易，句容人仍然希望宣称明太祖是本地人。[程尊平：《句容轶事录》（二），第128页。]

21世纪初出版的一本民间故事集也收录了这个故事的一个版本，名为“不信‘嘉瓜’”。

明朝洪武五年夏，礼部尚书陶凯忽然兴冲冲地用雕龙漆盘给明太祖朱元璋捧来一对西瓜，还口口声声地说这是“稀世之宝”。

朱元璋觉得很纳闷：“爱卿啊，你送来的不就是两只普通的西瓜嘛。吃它嫌小，不吃它嫌浪费，有什么可稀罕的？”陶凯跪下奏道：“圣上可千万别小看了这一对西瓜啊，它们稀罕就稀罕在是并蒂的！”朱元璋再细细一瞧，果然不错，这两只西瓜竟是对称地长在一根瓜藤上的。他不由得笑了起来：“嗯，有意思，朕活了几十年，还是头一次见到。”陶凯得意起来，说：“圣上，这种并蒂的瓜，古人就叫作‘嘉瓜’。它可是一种非同寻常的祥瑞之物啊。这还是一对句容籍的兄弟送来的呢，实在非同一般啊！”

朱元璋越听陶凯的话，越觉得糊涂：“咦，怎么句容人送来的‘嘉瓜’，就非同一般了？”“因为句容是圣上的祖籍所在地啊。如今这嘉瓜也生于句容，不正是天大的祥瑞嘛。这准是因为圣上的德政感天动地，句容才长出此宝。臣以为，它应在圣上的江山将千秋万代，永不更改！”朱元璋这才听明白了：你陶凯和朕绕了半天，原来是要借这一对西瓜拍我的马屁啊。

此时的朱元璋刚当上皇帝不久，头脑还相当清醒，于是毫不客气地批评陶凯说：“朕小时候，连饭都吃不上，家里的亲人都饿死了好几个。那时，朕也听说过稻麦并穗、合欢花成连理枝之类的事。如果说它们的出现就预兆着天下的祥瑞，那怎么会有人饿死？怎么会有人因为活不下去而造反？！你把这对‘嘉瓜’的出现归于朕的德政，太牵强附会了！朕有多大的功德，朕自己有数！再说，如果嘉瓜真是祥瑞之物，也只能应在句容人的身上啊，跟朕又扯得上什么边呢？”

一番话，驳得陶凯哑口无言。

故事最后写道，太祖只让陶凯给献瓜者120文钱，作为他来回的路费。没过多久，这对献瓜的兄弟因为犯了重罪，双双被官府砍了脑袋。太祖由于在“嘉瓜”之事上有真知灼见，所以没有闹出笑话。[句容市地方志办公室、句容市文化体育局编：《句容民间故事》，第50—51页。]

在这个版本中，重点是这位精明的皇帝，文中直呼其名。这位皇帝不改穷苦出身的本色，能够分辨并驳斥沾沾自喜的马屁精的诡计，不会受其蒙蔽。这对不知名的兄弟后来犯了罪，这暗示了他们从一开始就动机不纯。尽管这对兄弟是句容人，但叙述者对他们并无多少同情；如果说有一点同情的话，那叙述者同情的是太祖。另一方面，故事真正批判的是陶凯，而不是那对兄弟。可以说这与他们对所经历的时代的普遍理解有相似之处：领导者在早期仍然头脑清醒，亲近群众，专注于解决实际问题；逢迎者则过于自信，认为自己有能力通过阿谀奉承来对领导者施加影响。

2004年5月，我走访了句容县。经过几天的合作研究，我与东道主讨论了嘉瓜故事——在准备接待我时，他们已经阅读了这个故事的民间版本。在句容市文广旅局工作的前中学语文教师文德忠首先说，在他看来，这对兄弟接近明太祖，就像接近与自己有千丝万缕联系的流氓头子一样：奉承他，希望得到某种回报。句容市博物馆馆长翟忠华多少有些赞同。他认为张观是想做官。而我解释了我所看到的故事的另一面：张家在句容很受尊敬，而朱家则籍籍无名；即使朱元璋登上皇位，张家也不太可能完全改变他们对各自家族社会地位的看法；他们送瓜也许并不意味着他们真的认可新的统治者。文德忠热切地回答说，他觉得这个角度很有道理。他说，这是“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他认为我应该在我的书中这样讲述这个故事。在文德忠调整后的观点中，张观确实看不起朱元璋，但因为朱元璋当了皇帝，张观就送去嘉瓜，表示祖籍地的老乡对他的佩服。张观惊讶地发现，这已经不是从前的朱元璋了，现在他是皇帝了。朱元璋其实是看不起张观的，给了他一点钱，以示不屑。后来，朱元璋找由头将其处死。文德忠的解释无论是否与明太祖本人的说法接近，从当时的社会关系来看，都是有道理的。

文德忠、翟忠华以及我的回答表明，在张氏兄弟被埋入义垄约600年后，嘉瓜的故事仍在产生新的诠释。书写历史就像做拼贴画：我们利用他人创造的碎片来创作我们的作品。每个历史学家都成为故事的一部分。《江苏地方志》杂志2004年6月那一期上有篇文章重述了嘉瓜的故事，并照录了明太祖的《嘉瓜赞》。作者说，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朱元璋虽然当了皇帝，但头脑依然清醒。短文继续写道：

美国明史专家施珊珊，闻知这一故事后非常感兴趣，多次通过信函、E-mail等方式与句容市政府取得联系，并于2004年5月5日飞赴句容，翻阅了大量的地情资料，走访了朱元璋的老家石狮朱巷村（现华阳镇戴家边村）及张庙村，寻访张观兄弟所葬地“义垄”、唐朝孝子张常洧的墓地“义台”、后白[句容市后白镇。——译者注]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张家祠堂等，基本了解了《嘉瓜赞》所涉及人物情况及故事内容。[夏启云：《外国学者情系句容史志》，《江苏地方志》2004年第6期。]

施珊珊是我的中文名字。我自己现在也被收入句容的“陈列柜”中了。

自近代至今，“南京门户”句容遭受了数度的浩劫，几百万人丧生，几乎所有的古建筑都遭到破坏或摧毁。但即使是在21世纪初，人们对过去仍然记忆犹新，并据此形成了对自身的一部分认识。我离开后，句容市博物馆馆长翟忠华找到了张家祠堂的一部分，它位于现在的南大街，这条街过去叫义台街[陈相臣：《句容县城地名演变浅释》，收入政协句容县文史委编：《句容文史资料》第11辑，政协句容县文史委，1993年，第58—61页。]。这部分祠堂现在已成为别人家宅的一部分，它对面的孔庙——那里曾经是张常洧父母的墓，现在是华阳小学的所在地。虽然张氏家族散居各处，但祭祖活动一直延续到20世纪。75岁的句容人张才波（音译）回忆说，1949年以前，每年清明扫墓时，都有自称“义台张氏”的人祭祖。地主张才发（音译）、张才波的父亲张长义（音译）以及各村张氏分支的代表会在宗族首领张映煌（音译，其子曾留学美国，回国后担任政府教育部门负责人）[作者已找不到当时的采访资料，所以无法确定这几个人的确切名字，只能按照字辈，确定中间一个字。——译者注]的带领下，前往句容的一家大型造纸厂（现为一排小商店）举行仪式[文德忠对张才波的电话采访，2004年5月9日。张是边城镇戴村人。]。为什么是一家造纸厂？因为它位于义台街和现在的文化巷之间，就在现在发现的祠堂附近。

文德忠、翟忠华还与一位叫张任尧的七旬老人进行了交谈。老人告知，义台张氏（他们在明中叶采用了这一称谓）和义垄张氏（张观的后代）是同一家族。他们有一个通过叫陈武张氏的支系流传下来的故事：张观和他的兄弟被处死后，张家人把他们的尸体带回家，为他们制作了金头，以便将他们完整下葬[与文德忠通过传真和邮件进行的私人交流，2004年7月1日和9日。]。1900年前后，南桥右侧的义垄还在。上面的三块石碑中，一块已被雷电击碎，另一块上的字都已看不清，但商辂为张谏撰写的墓志铭依然清晰可辨，正因如此杨世沅才可以将其抄录下来[〔清〕张绍棠修，〔清〕萧穆等纂：光绪《续纂句容县志》卷16，第13页。义垄张谏的碑铭依然存在。杨世沅在《句容金石记》（卷7，第33a—35b页）中介绍了石碑的状况，并抄录了碑铭。他还参与了光绪《续纂句容县志》中金石部分的工作。]。张氏兄弟俩也许还躺在那里。也许他们会被找到。[1972年，马王堆汉墓出土了一具公元前160年左右的汉代女尸。女尸被麻布和木板层层包裹，保存完好。经解剖，发现她的肠道里装满了瓜籽。Cheng,“Evidence of Type A Personality in a Chinese Lady Who Died of Acute Myocardial Infarction 2,100 Years Ago,” pp.154-155, 参考了他发表在National Geographic [145（1974）: 660-681]中的发掘报告。]

明皇室的遗迹尚存。太祖所葬的圆形山丘上，有一座方城守卫着陵墓。雨水长期滴落在方城的石面上，形成了钟乳石。但张家也在历史上占有一席之地。明朝初年，一个自称是义台张氏一支的家族在芦江村新建了一座四进院落的大宅院。面阔五间、通长24米、进深11米的家祠，最近已被句容市博物馆确认[1994年的《句容县志》详细介绍了这座建筑及其被重新发现的情况。那里现由句容市博物馆负责管理。宗族兴旺和壮大的程度可以从代际和年龄的巨大差异中看出来。例如，根据文德忠给我的辈分表，记者张庆文比他已故的老师张才光大两代，而文德忠的外祖父就来自这个张氏家族（个人交流，2004年5月6日）。]。这座建筑非常坚固，令人印象深刻，即使在“文化大革命”中也被保留了下来，用于存放拖拉机。芦江村的张元生告诉我，小时候每逢雨天，他和其他孩子就在厅房的楠木柱子间玩耍。他记得自己曾注意到雨水滴落在一块特别的石头上，事实上雨水已经朝那里滴落许多年了，以至于石头上都被侵蚀出了一个洞。在句容张家的故事中，辉煌的明朝仅仅是一个插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