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对开头提到的事件，我们的脑海中可以浮现出两种截然相反的解释。1372年，一位普通农民来到南京，怀着谦卑的忠诚，后背被太阳晒得黝黑，用“微不足道”的瓜向德高望重、权倾天下的天子献上敬意。或者是，绿宝石般的并蒂瓜，由显赫的，甚至神圣的句容张家的一位成员，赠送给了一位贫穷的句容淘金者的新贵孙子。也许张观献上嘉瓜时，怀着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心怀对张家社会地位的十足优越感，以示他自己以及句容对新统治者的认可。也许皇帝的反应——表扬他、给他钱、送他走——是想杀一杀他的锐气。这完全符合太祖多疑的性格，他后来发现这种温和的斥责是不够的。

1372年夏天张观园中产出的并蒂瓜被以不同的方式解读。在追溯这些解读的过程中，我将并蒂瓜及与之相关的文本视为一个例子，来说明朝廷与构成明帝国的或远或近的地方之间是如何通过人员、物产和文本的传递来沟通调解的——如税收、士兵和官员的调动——这样一些转移或许可以被视为单向的，是帝国剥削和控制的工具，仅此而已。用于建造明太祖陵墓的台基、墙壁和建筑的砖块，每块都刻有产地的县名、监修官员的姓名，有时还刻有具体工匠的姓名。这些砖块都是按标准尺寸从帝国各地征用的，其不同的颜色也说明了这一点。但也有一些物品是被主动呈献给朝廷的，比如张观的瓜。文本、物产和人员在朝廷和地方之间双向交流，这种不断的来回穿梭编织了一个强大的帝国网络。

都城是中心，但它不是唯一的中心。义台、祠山庙和包括义垄在内的其他张氏墓冢为人们提供了一个身份认同和情感寄托的空间焦点，这让不同的时代相互重叠，或至少将它们之间的距离缩到最小。然而，这种认同并不局限于当地，它的枝蔓延伸到处于不同时代和地点的朝廷，以及句容人生活和工作、句容的神明存在和显灵的其他地点。这并不意味着地方知识独立于中心存在，因为地方志将地方书写的有关嘉瓜故事的文本与中央书写的文本结合到一起。在该故事的不同版本所包含的具体内容中，国家钦定的文本，与之相关的更私人化的文本，以及当地人在当地背景下撰写的文本之间存在着不断的取舍。著述者们出于各自的目的讲述和重述这个故事——褒贬明太祖、陶凯、张氏兄弟，以及著述者们所处时代的各种人和事。

张家人自己也在流动。他们被认为是句容人，葬于句容。张逸的归乡是其身份认同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张谏的孝道也为句容人所称颂，因为他所引起的吉兆与唐代楷模张常洧的如出一辙。但张逸的漫长一生几乎都在流放和行旅中度过，而生于贵州的张谏也一生都在行旅中——求学、任官、接父归乡、奔丧。他作为地方美德、文化和学术的代表，从家乡流动到朝廷，超越了帝国存在的时间及其合法性；他也代表着中央朝廷，从一个职位调任至另一个职位。

中央和地方之间物产、人员和文本的不断交流，是由双方发起的，服务于双方的目的（但并非没有风险），并将整个帝国编织在一起。朝廷对张观嘉瓜的重视、对张常洧的尊崇、赐予张谏及其父母和妻子的封号、对祠山大帝的崇祀，都提高了张氏家族在当地的地位。进献嘉瓜、句容祠山大帝的微笑、张谏的忠心耿耿，都提高了君主的威望。最后，人们很容易站在一方或另一方的立场上，认为王朝最终占了上风，因为它可以使用暴力，能够笼络人才；或者认为地方传统和张氏家族比王朝延续得更加长久；又或者认为在句容，祠山大帝比朱家更尊贵。但是，无论做出这样的最终判断看起来多么诱人，更诚实的做法是将中央和地方视为密不可分、相互影响的。这个故事的每个读者和重述者都必须选择一种说法，在明代中国，中央和地方要么是两苗共秀，要么就是并蒂双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