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我说，你撒谎。”看着袁莹呆若木鸡的样子，呼延云说，“你并没有把鬼笑石案件抛在脑后，恰恰相反，你跟这起案件的几乎每一个当事人都保持着联系。一方面成为犯罪嫌疑人的下属，一方面又帮助受害者的家属秘密接近犯罪嫌疑人……我很好奇，你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

袁莹凝视着他，双眸在黑暗中闪烁着微光。

很久很久，她侧过身，面朝波浪起伏的河水，嘴角浮起一丝苦笑：“你说得对，我是撒谎了。十年了，我好像一直在通向鬼笑石的那条山路上徘徊。走过来，走过去，我想要找到一条下山的路，可就是找不到。我想不光是我，还有张振宇、邓云鹏、孙阿姨——也许还有你，我们都没有找到那条下山的路。”

呼延云没有说话。

“你也说了，我是刘恋最好的朋友，鬼笑石案件发生以后，每年她的祭日，我都会去她家里看望她的爸妈。一开始，我还担心这样会不会刺激他们想起伤心事，后来我发现不会的，因为对于失独的父母来说，剩下的日子就是回忆，就是把孩子活着时候的样子反复咀嚼，用嚼出来的苦水作为活下去的唯一滋味。一年，十年，就算剩下的生命还有一百年，也是一样。那种可怕的煎熬，根本不是普通人能想象的……后来刘恋的父亲病死了，就剩下老太太一个人，实话说，那已经不是一个人了，更像是一个孤魂野鬼。去年我去看她的时候，她瘦小的身体套着松松垮垮的衣服，坐在棺材一样黑咕隆咚的屋子里，呆呆傻傻的。临走时我拉了一下她的手，又冷又硬，那与其说是手，还不如说是一把白骨。”

“每一次从刘恋的家里出来，我都更加坚定一个信念：我一定要找出鬼笑石案件的真相。对于失独的父母来说，最痛苦的就是不明白‘我的孩子为什么会死’？可这个案子偏偏就是没有个确切的答案。刘恋那么小的力气怎么能反杀闫虎？奔逃下山的时候又怎么会失足吊死？当然，我想要找到真相的理由还有一个：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反正我这些年一直在想，也许刘恋遇害的时候，恰恰就是我沿着主路走向鬼笑石的时候。同一个时空，相隔只有几百米，我走过去了，而她却再也没有走过去。假如当时我俩调了个个儿呢？一想到这里我就毛骨悚然，老天爷让我活下来了，应该不仅仅是个偶然，还想让我为冤死的同学做点儿什么……”

“就因为那个梦太真切了，所以在你的潜意识里，觉得刘恋其实是‘替’袁莹死的？”

林香茗的话，忽然回响在呼延云的耳畔。

“最初，我仅仅是翻查当年报纸对这一案件的报道，从没想过自己会再一次走近鬼笑石——你知道我胆子一向很小的。但是在大学里重新遇到张振宇之后，我发现他总是鬼鬼祟祟的，好像在刻意远离我，让我对他在那起案件中的真实面目产生了怀疑。于是我鼓起勇气，重新来到万安山，走到案发现场。我以为会像电影中那样，看到一片阴森森的、冤魂不散的密林，谁知那天天气晴朗，闫虎和刘恋遇害的那片山地上，草木茂盛，鸟语花香，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

“就是在那儿，我遇到了正扒拉着草丛寻找证物的孙阿姨。我在报纸上看过她的照片，可是眼前的她已经变成了另一个人，特别特别的苍老和呆滞。当我把自己的身份告诉她的时候，她像被突然唤醒一样，反复向我了解案发那天我看到和经历的一切，不管我讲得多么细致，她还是在问，用哀求的口吻，直到我一遍遍地告诉她，我真的回忆不起什么了……然后，我眼睁睁地看到她的表情从‘希望’到‘失望’到‘绝望’，最后重归麻木。”

“那以后，我经常来看她，除了在山野间找证据的时候她还有点儿精气神外，剩下的时间都是傻傻的。一开始我并不想和她走得太近，毕竟刘恋就算不是被她儿子害死的，她儿子也脱不了干系。而且说到底，还不是她教子无方，才酿成了这么大的一个惨剧？但时间久了，我渐渐开始同情她，无论她儿子有多坏，她也只是一个失去孩子的母亲。所以我每次去的时候，都会给她买点东西，帮她干些活，陪她去撞那口钟，擦擦‘敬佛碑’什么的。刚开始我不知道她为什么这样做，后来碰上了一个经常来看她的石叔叔，才知道她是在用这种方式给儿子招魂。那一刻，我突然明白了，这么多年，正因为坚信自己的儿子是无辜的，她才能不管风吹雨打，坚守在万安山上的小破屋子里，搜寻着连她自己都不知道是个什么样子的‘证据’……她的坚定让我也开始怀疑：闫虎真的是鬼笑石案件的始作俑者吗？”

“我相信，孙阿姨是感受到了我内心的变化的，所以慢慢和我熟悉了起来。不过她因为儿子的死，精神受了很大的刺激。加上南下洼村的村民，除了石叔叔等少数几个人，都说她是强奸杀人犯的妈妈，对她很是冷漠，所以她很少下山，语言能力也退化了，说话慢吞吞的。偶尔跟我聊上几句，她总是回忆在北大荒的日子，特别是她的‘家’。”

“她说她原本是北京知青，因为家庭成分不好，来到北大荒以后进不了兵团，只能插队，吃了很多苦。然后跟很多返城无望的人一样，嫁给了同在一个集体户的知青。农场为了支持‘扎根’，腾出一间屋子给他们当婚房。孙阿姨和闫虎爸爸用报纸糊了顶棚，擦干净门窗，挂上碎花布窗帘，过上了小日子。”

“每次回忆起这些，孙阿姨都会两眼放光，仿佛那是她这辈子最快乐的一段时光：她和闫虎爸爸用柳条子扎起篱笆，圈了个小菜园，种上豆角、丝瓜、黄瓜、茄子、西红柿、白菜，还搭了个鸡棚，养了十几只鸡。多亏了这些鸡，她生下闫虎后没有奶水，就用鸡蛋黄兑在白菜汤里给他喝，才保证了儿子的营养。孙阿姨说，闫虎小时候又馋又淘气，照当地话讲就是‘一手薅鸡毛，一嘴塞鸡屎’，为此出过好几次事儿：掏蜂窝被蜇得满脸包，抓泥鳅差点儿掉河里淹死，摸鸟蛋从树上掉下来，偷水利工人的包子时搞炸了雷管……不过孙阿姨觉得这恰恰说明闫虎命大——每次她说到这里，我就得赶紧把话题岔开，不然她就又该犯病了。先是直眉瞪眼，然后不停地念叨，说我儿子没死，一定没死，一定不会死，接着开始呜咽……”

“有时候，我也想跟孙阿姨好好谈谈，劝她不要再孤零零地守在山上，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找那些根本不存在的东西。后来又一想，不行，因为我觉得，之所以她不像刘恋的妈妈那样，变成个人不人鬼不鬼的样子，就是因为心里还存着个念想，支撑着她没有倒下。因此我每次来，就那么陪着她。时间一长，她对我越来越依恋，每次我要走她都舍不得。有一次她看见我穿的乞丐裤，非要给我把膝盖上的‘窟窿’补上，我哭笑不得，只能由着她。她坐在板凳上，一边穿针引线，一边哼起一首歌，很好听。我问她是什么歌，她说歌名叫《幸福不会从天降》，那时候北大荒的知青都会唱这首歌。她特别喜欢第二段：‘莫说我们的家乡苦，夜明宝珠土里埋，只要汗水勤灌溉，幸福的花儿遍地开’——他们那一代人就是那么单纯，就是相信：只要努力耕耘，就一定会收获幸福……”

“闫虎五岁的时候，随着政策放宽，北大荒的好多知青开始‘曲线返城’[先把户口转到原住城市附近的农村地区，再慢慢想办法办回城里。]。孙阿姨跟闫虎爸爸一商量，由于闫虎爸爸是河北白沟人，离北京近，决定干脆先全家搬回白沟去。证明开了，户口销了，就连行李的托运都办妥了，谁知就在临走的前一天，突然出了事。他们家附近有一口水井，这天跟他们住邻居的一家知青，男的打水的时候，水桶掉进井里。他抓着井绳，让人慢慢摇着轱辘往下放，打算把水桶捞出来，才下到中间，就扑通一声掉了下去。井上面的人见了，忙喊救命，闫虎爸爸跑过来下井去救人，也是到了中间就掉了下去……两个人被捞上来的时候，都没了气儿。后来才知道，那口井严重缺氧，才要了两条性命。孙阿姨说她那阵子白天黑夜的哭，寻死的心都有，可一看闫虎还那么小，把牙一咬，带他回到了闫家庄。一个寡妇带着个孩子，在那人生地不熟的地方，日子过得别提多艰难了。婆家嫌多了两张吃饭的嘴，乡里乡亲的也把他们当成外乡人，没少受排挤。她仗着在北大荒练出的筋骨，硬是拼出了一条活路。”

“那么，她到‘旺西写字楼’当保洁工，又是怎么一回事呢？”呼延云问。

“认识了孙阿姨以后，我从来没有对她讲过，我曾经跟张振宇在大学校园里重逢的事儿。因为我觉得毕业已经几年了，再没有张振宇的音讯，孙阿姨的执念又深，何必拎出这么个话题来惹她犯病呢？所以张振宇突然打电话要我跟他合伙开公司的时候，我惊讶极了，等见到邓云鹏，一个可怕的念头从我心里一闪而过：这么多年，其实张振宇一直在暗中监视我们，现在要把我们跟他牢牢地绑在一起，更利于他控制。不过在表面上，丝毫看不出张振宇有这一意图，他就是带着我们一起做事业，吃苦在前冲锋在前的。很快，忙于工作的我就没了防范之心，成为他最得力的助手，只有偶尔去山上看孙阿姨的时候，心里才会升起一丝愧疚。”

“也许就是因为心虚吧，有一次我在孙阿姨家的时候，手提包里的手机响了，我怕是张振宇打来的，掏手机的时候慌里慌张的，名片夹掉在地上。等我走了以后，孙阿姨看见了，以为是很重要的东西，就下了一趟山，照名片上面的地址给我送了过来——‘旺西写字楼’离万安山有一定的距离，但也不算太远。在公司门口的马路对面，她亲眼看见我和张振宇一起走出写字楼……她打电话约我见面，满脸怒火，问我怎么会跟张振宇在一起。没办法，我只好实话实说，她破口大骂，不管我怎么道歉，怎么哭，她还是骂个不停。”

“后来很长一段时间，我没有再去看过她，我很想她，很惦记她，可又怕见了面，还是挨她的骂。有一天下大雨，我没带伞，晚上下班回家时，张振宇撑着一把大伞送我过马路坐车，走到路当间的时候，迎面有个穿灰色雨衣的人慢吞吞地走了过来。虽然她把雨帽的帽檐压得很低，但出于一种直觉，我感到心里凉飕飕的。擦肩而过的一瞬间，我上前一步挡在了张振宇的身前，然后我亲眼看见：一把已经探出雨衣的尖刀收了回去……那一夜我都没有睡好，第二天我上了万安山，走进孙阿姨的小屋，她坐在床上，身边是石叔叔，正用筷子给她搅拌感冒冲剂，说她昨天冒雨外出受了风寒。我指着墙上挂着的那件灰色雨衣，问孙阿姨为什么要杀张振宇？这一下把石叔叔吓得不轻，问我怎么回事？我把事情的前后经过一讲，孙阿姨也不否认，咬牙切齿地说要给儿子报仇。我气急了，冲她喊，说杀人是要偿命的，何况这么多年了你找到张振宇是真凶的证据了吗？她就骂我，说我是叛徒、两面派，石叔叔怎么劝也劝不住，最后我一句话，孙阿姨哑巴了——”

呼延云问：“你说的什么？”

“我说：你要再这样，我就再也不来看你了。孙阿姨一下子就愣住了，好久好久，她耷拉着脑袋不说话，脸上满是孤苦和无助。我知道，其实她是多么多么地盼望我能像过去一样，经常来看她啊！”

说到这里，袁莹擦了擦溢出眼角的泪花：“看她那个样子，我也心软了，虽然又说了她几句，但口吻更像是当闺女的呲儿不听话的妈妈。石叔叔在旁边帮着我批评她，话说得前言不搭后语的，但总之是不许她再胡来。孙阿姨哭了，说张振宇就是鬼笑石案件的真凶，可是谁都不信她……最后总算是保证不再去杀张振宇了，不过她提出一个条件，让我安排她接近张振宇，寻找证据。我一开始不同意，觉得这不是给张振宇身边埋雷么。后来一想：不答应她，她还不定出什么幺蛾子；答应下来，把她放在我身边，不是更便于我看着她吗？所以就同意了。”

“你就不怕张振宇发现孙萍是当年差点儿把他砸死的人？”

袁莹摇了摇头：“他一个公司老总，哪儿会注意到一个天天戴着口罩搞卫生的保洁阿姨？”

“那么，孙萍在张振宇的身边找到什么证据了吗？”

“就算张振宇是凶手，怎么可能把十年前的犯罪证据藏在自己办公的地方？这是正常人动动脑子都能想到的。只有孙阿姨那么傻傻的、轴轴的人才会冒出这么古怪的想法。”

他们一起沿着来时的小路往回走，呼延云问：“邓云鹏知道孙萍‘潜伏’在你们公司的事儿吗？”

“他？应该不知道吧，其实这些年他跟我们若即若离的。”袁莹说，“据我所知，他高中毕业后没考上大学，在一些地下乐队串游了几年，一事无成，混得灰头土脸的。一起创业后，他一天到晚懒洋洋的，干啥都提不起劲儿来，工作上稍微遇到点困难就阴阳怪气地发牢骚，经常请假和无故离岗。但张振宇对他很宽容，从来不计较，工资照发。对此他不但没有表示感谢，还总是冷笑……”

想起林香茗对背包套叠的推理，呼延云越发觉得，张振宇对邓云鹏的过度包容，更加说明邓云鹏当年做出的“第一次供述”才是真话：“张振宇为什么对邓云鹏这么好？”

袁莹摇摇头：“有时候，我觉得我们三个人依然是在鬼笑石案件中的样子。我还是不顾一切地往前走，邓云鹏还是躲在阴郁的树林里——”

“张振宇呢？”

“他——”袁莹想了很久很久，才慢慢地说，“他还是一个谜——只是我已经不在乎谜底。”

呼延云一声长叹：“也不知道张振宇这浑蛋修了几世的福，才能有你这么个红颜知己。”

袁莹莞尔一笑。

回到医院，他们俩到急诊大厅转了一圈，没有发现张振宇的踪影。呼延云说：“那小子伤得不重，也许是先回家了。”袁莹拿出手机看了看：“他要走总该告诉我一声，现在连条短信都没有。”说完拨打张振宇的电话，连续几次都被挂断，她一下子紧张起来：“军三儿那帮人不会追到医院来了吧？”呼延云也有些担心：“咱们分头找找。”

沿着一条铺有鹅卵石的小道，呼延云来到住院楼的后花园，这里黑暗而幽静，幽静到能听见假山石后面传来的窃窃私语。绕过去一看，只见长椅上坐着两个人，肩靠着肩，手挽着手，正在聊着什么。走近了才发现男的是张振宇，而坐在他身边的是个衣着朴素，相貌普通，戴着一副眼镜的女人。

张振宇一见他，像被蜇了似的从长椅上跳了起来，神情紧张。

旁边那个女人站起身，大大方方地伸出手：“呼延你好，很久不见了。”

呼延云一愣，没认出她是谁。

“我是杨玉彤啊，高中同班三年，怎么，不记得啦？”

杨玉彤？

班里长得最不好看的那个女生，只记得她皮肤黑，个子矮，还有点儿含胸。

“你们怎么在一起？”呼延云问。

“听说振宇受了伤，我来看他。”

这亲昵的称呼，让呼延云有些恼火，问张振宇：“到底是怎么回事？”

“没什么啊。”张振宇装出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我被人打破了头，女朋友来探伤，这也值得大惊小怪？”

呼延云勃然大怒：“她是你的女朋友，那袁莹算什么？”

“哥们儿，你是不是搞错了，袁莹是我的朋友、同事、一起开公司的合伙人。除了这些，我们俩没有别的啊！”

不远处，忽然传来一阵扑簌簌的响动，然后是快速离去的脚步声。

是袁莹，一定是袁莹。

呼延云想要去追她，可是脚下像生了根一样动弹不得，就算追到又能怎样？在刚刚那一番表露心迹的河边对谈之后，目睹此情此景，对一个女人而言，不啻当众被狠狠打脸，难道自己还要去数她的脸上有几道指印吗？

他瞪着张振宇，不知过了多久，上前一把抓住张振宇的手说：“你过来！”然后盯了杨玉彤一眼，意思是你别跟着。

杨玉彤安静地站在原地，根本就没有跟过来的意思。

拉着张振宇来到一处僻静的地方，呼延云才说：“甭跟我打马虎眼，你跟杨玉彤到底是怎么回事？”

张振宇一边抻着被他拽皱的衣袖，一边告诉他说，当年从华大附中转学后，他在新的学校跟不上教学进度，成绩越来越差，想找个人帮忙补补课，可周围全是陌生的面孔。无奈之下，他想起了老同学杨玉彤，她是班里的学习委员，各科成绩都非常好，平时孤言寡语，重新见到他之后不会满世界张扬。更主要的是，张振宇合计过，这个女同学虽然家里穷，但从来不要其他同学的小恩小惠——当年自己买镜子赠给女同学们，她理也没理就从小卖部走了出去，所以在补课费用上或许可以压压价。他就打电话给杨玉彤，没想到杨玉彤不仅同意了，还丝毫没有收费的意思。张振宇脸皮奇厚，每周末跑到杨玉彤家里免费补课，一来二去，发现这是个心地善良的女孩。别看张振宇仪表堂堂，没少跟女孩厮混，但对感情的事儿一向不认真，反倒是这个相貌并不出众的杨玉彤，让他感到贴心和踏实。大学期间，两个人就确定了恋爱关系。

“那你怎么不早点儿跟袁莹说？”呼延云质问道，“她还傻乎乎地一直等你向她表白呢。”

“我知道袁莹对我好，就是这样，我才越来越不敢跟她说，怕她一生气，不跟我搭伙开公司了。”

“你这不是利用她对你的感情吗？”呼延云更加生气了。

张振宇用手搓了搓脸，不小心碰到额头上的伤口，疼得龇牙咧嘴：“哥们儿，你就先放我一马吧，我现在心烦意乱的，哪儿有工夫想什么儿女私情啊。”

“瞧把你高尚的，少跟我整这忧国忧民的把戏！”

“不是，我是真的发愁，万一闹起血荒来可怎么办……”

呼延云这才把撤稿的前后经过给他讲了一遍：“这真的只是一次采编流程上的失误——而且，我跟袁莹的观点一样，事情未必会发展到你想的那么糟糕。”

张振宇神色阴沉地摇了摇头：“你以为是走火，我觉得是瞄准。”

犹如暗夜中的决口。先是一注细沙缓缓流淌，然后是一块条石慢慢滚落，再接着是一段土方像斧削似的翻卷而下。截至现在，一切还都是无声无息的，然后，就在一瞬间，刚才裂解的局部，随着轰然一声巨响整体垮塌！裹挟着泥沙的洪水从缺口处喷涌而出，一边怒吼一边将崩溃撕裂得更大，待到昏睡中的人们觉醒的一瞬，触目所及已经是一片汪洋……

后来被以“十月血荒”的名字载入史册的悲剧事件，就是这样一个过程。

一开始，只是刊登在《生活时报》二版的一则新闻：房山区发生一起重大车祸后，救护车把伤者送往附近医院，院方因血库无血而将其转诊到其他医院，结果伤者死在半途。当读者们痛斥医院不负责任的时候，根本没人注意到这则新闻后面隐藏着的重大危机。很快，这样的“转诊”越来越多，特别是一些二甲医院，频频向位于马甸的红十字血液中心就“储血量不够”和“供血量不足”进行报备。紧接着，位于通州、密云和延庆的三大血站都开始出现“入不敷出”的现象。虽然他们都在第一时间将情况上报，但由于三大血站在预警制度上缺乏联网和共享，造成彼此都以为仅仅是在本地发生的局部事件……直到市属各大医院纷纷告急，说血液库存已经见底，不但O型血Ⅱ级预警[择期手术中要用到某一类型血的病人不再接收。]，连A型血和B型血也Ⅲ级预警[预期用血在两个单位以上的择期手术全部停止。]的时候，相关管理部门才发现大事不妙。在紧急召开的市卫生系统临床用血统一协调会议上，血液中心给出的数据让与会领导倒吸一口冷气——全市血液库存量只剩三千八百个单位，仅够支撑所有医院三天的用量！会议研究决定：除了急救用血、应对突发用血和孕产妇的抢救用血这三项用血必须保障外，其他择期手术依照患者病情“能延尽延”。对于那些需要长期输血维持生命的患者，根据血项高低值从低到高统一分配血液。与此同时，各大血液制品厂家开足马力生产，并从周边省市紧急调配血浆，“从速缓解本市缺血情况”。

只可惜收效甚微。

血液并非“速成品”，没有献血等于没有原料，纵使生产能力再强也无济于事，何况周边省市的缺血情况同样严重。在市领导牵头召开的电视电话会议上，几乎所有的外省官员都叫苦连天，仿佛不是来救援的而是求援的。在冗长而沉闷的会议尽头，一位基层医院的代表小心翼翼地提出：是否可以恢复有偿献血以缓解危机？遭到了一致的否定，毕竟就在同一时间，多个工作组正深入一线，检查各个街道、社区是否存在行政献血的现象。那位基层医院的代表又提出，可否对全市发出无偿献血的总动员，但这一提议又被否决了，一来为了社会的和谐稳定，目前对“十月血荒”的一切信息仅限于内部掌握，不能扩散。另外根据以往的经验，这样的动员往往是雷声大雨点小，“现在的人们对于无偿献血的认知并不比九十年代提高多少”，更何况统计数据表明，一直以来，在血库总储血量中，无偿献血占比还不到30%。换言之，对于本市庞大的用血人群和他们庞大的用血需求而言，无偿献血能够提供的用血量只是杯水车薪。

解开死结的唯一办法，看来只剩下互助献血了。然而来京做大手术和治疗血液病的，以外地患者居多，临时根本不可能找到那么多“亲友”。何况就算把七大姑八大姨都从老家叫来，按照《献血法》的规定，单人单次采血量最多四百毫升，两次采集的间隔期至少半年。他们的献血也许能够支持一次大手术，但对于那些患有白血病、再生障碍性贫血、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需要长期输血的患者而言，远远不够维持生命。有些医院迫于无奈，暗示患者家属去找外面的人“帮忙”，但他们人生地不熟的，怎么可能在短时间找到血源？还有，就算有幸找到了，这样的“帮忙”必然不是义务的，一旦涉及费用，又该如何定性？要知道这段时间的舆论风向已经开始强调“一个巴掌拍不响”了，有份报纸发表的评论员文章就是代表，它套用热播电视剧的名字，义正词严地指出：“如果那些用血的患者敢于向血头‘亮剑’，怎么可能助长这股歪风邪气？”当然，这位评论员实在是高估了患者们的体力，假如他愿意走进血液病房去看一看，就知道他们不要说拔剑，随着血小板维持指数不断下滑，便血和出血的症状大量出现，虚弱得连翻动身体的力气都没有了。尤其是那些小患者，以往他们害怕红色的液体从塑料管缓缓流进身体时，进针部位出现的胀痛感。而现在他们渴望那种感觉，就像渴望病房外面不要再传来父母的痛哭声一样……

随着时间一天天过去，市属卫生系统提交给卫生部的简报上，各种与血荒相关的信息像爬楼一样逐次攀高：“各大医院因为严重缺血停掉的择期手术已经在80%以上”，“截至下午五点，本市配血申请单被血库全部退回”，“医院公共的血小板仅剩不到十个，而排队手术的患者多达三百人以上”……在这些冷冰冰的数字后面，不知道有多少鲜活的生命在漫长的等待中消逝。也许有人还记得，那年十月，很多医院住院楼的窗口出现了一双双眼睛，有的大，有的小，有的浑圆，有的狭长，有的丑陋，有的漂亮，唯一的相同之处，是每一双眼睛流露出的眼神都充满了绝望。在这个深秋时节，他们一起看着医院围墙上攀缘的爬山虎，看着它们褪尽了红色的叶片，在刺骨的寒风中一点点干枯、萎缩、凋亡……

万般无奈之下，很多患者慕名来到“旺西写字楼”，找张振宇帮忙，可他也爱莫能助。虽然在呼延云那篇报道中，把他和他的劳务公司树立为一个正面典型，但归根结底他搞的也是“有偿献血”，只不过擦边球打得比较狡猾罢了。他深知，在一个对卫生程度要求过高的环境里，等打扫完脏的地方，就该收拾那些不那么脏的地方了，所以比以前更加谨慎小心。况且因为袁莹的突然离职，公司的大小事务全部停摆，他必须把全部精力集中在处理这些问题上了。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工作压力太大，所有下属都发现，他的脾气越来越坏，动不动就直眉瞪眼地拍桌子骂人，闲下来的时候就一根接一根地抽烟，眉头紧锁的一张脸上，不见一点儿笑模样。

就在这时，他突然接到了一个找血的电话，而打电话的人是他万万都没有想到的。

“张振宇，你那儿能不能搞到血？”

“呼延云？”张振宇一听十分恼火，“你还有脸给我打这个电话？”

“哎呀我也是受人所托，有急用，等着救命呢！”

打击非法献血的专项整治行动，追根溯源是呼延云的那篇报道，所以“第一枪”必然打在南下洼村。虽然包括村主任金波在内的主要涉案人员大多落网，但关键人物马跃却不知所踪。为此工作组几次来到他家，向马静了解情况。

马静的肚子已经隆起老高，胳膊腿儿有些浮肿，系个鞋带都累得呼哧带喘的，脸却瘦得吓人，乍一看就是骨头外面包了一层皮儿。她两颗眼珠子突起老高，动不动就哭起来，嘴里骂骂咧咧的，像是在诅咒所有人，包括自己腹中的小生命。一直照顾她的石劲风没有任何育儿经验，这时彻底麻爪。好在孙萍听说这情况，从山上下来，除了带马静去西山妇幼保健院产检，还帮她准备尿布、奶瓶、小包被什么的。

面对工作组的登门，马静是一问三不知，急了就捂着肚子喊不舒服，每到这时，孙萍就把工作人员往屋子外面撵。有一次，一个配合工作组工作的年轻警员说了孙萍几句，把正在厨房做饭的石劲风惹毛了，呜哩呜噜地不知嚷着什么，把人赶了出去。那警员一怒之下，打算以妨碍公务罪拘留石劲风，多亏万安山派出所所长章敏说了几句好话，才把事情压了下来。

事后，章敏来到马跃家，批评石劲风不该干扰工作组的正常工作，并告诉他：此次打击非法献血的力度极大，马跃是重要的犯罪嫌疑人，如果不早点儿找到他，案子拖得越长将来对他的量刑越不利。这时章敏无意中发现，原本关得紧紧的里屋门开了一条缝，知道马静在偷听。他一想，这个时候不能刺激马静，就没有再多说什么。

下午，那个身材矮胖、嘴巴有点儿歪的年轻警员又来了，刚找马静问了没几句，她就捂着肚子喊疼，警员以为她又在演戏，十分生气。旁边的孙萍却发现马静的脸色煞白，额头上冒出豆大的汗珠，喊石劲风叫救护车，说这次看来是真的要生了。那警员一听说叫什么救护车，我警车就在门口，送她上医院！

来到西山妇幼保健院，医生一检查，宫口已经开了六指，眼瞅着就要生的样子，立刻将马静拉进产房。石劲风和孙萍坐在门外的椅子上，听里面传来此起彼伏的喊叫声。有个护士一会儿出来一趟，每次都拿着各种单子，让石劲风去办手续和缴费。石劲风本就不是个会办事的人，孙萍也木讷得很，多亏那个警员帮忙，楼上楼下的跑了好几趟，总算全办利落了。将盖好了章的单据全都交给那个护士时，护士随口说了一句：“有无痛分娩，贵一千块钱，产妇不需要吧？我就是走程序问一下。”

石劲风问：“怎么个无痛法啊？”

“就是打麻药，让产妇少遭点儿罪。你们这家庭情况（她看了一眼石劲风和孙萍粗朴的衣着），应该用不着。”

石劲风马上说：“我们用得着！”

护士开好单子，石劲风把钱交给那个警员，催他去办，警员办妥了之后，出去接了一个电话。孙萍在石劲风的身边坐下，从后面看，两扇背脊都驼得厉害，活像是等着女儿生产的老两口。

今天产妇不多，随着时间的推移，产房外面人影渐稀，到七点多的时候，数排候诊椅已经空空荡荡，就剩下他们两个人。不知什么时候，头顶的白炽灯开了，灰白的光芒将四周照得更显冷清，就在这时，从产房里传来几声异常惨烈的嘶吼，然后，一阵清亮的婴儿啼哭声破门而出。

两个人刚站起身，扒着门缝儿往里面张望，门就开了，一直跟他们接洽的护士走了出来：“女孩，六斤整。”

石劲风咧开大嘴就乐。

孙萍向那护士直作揖，又从兜里掏出一把红纸包着的糖果往她怀里塞。

等护士回到产房，石劲风和孙萍开始商量马静住院的事儿。因为是顺产，只住三天即可，但来的时候匆忙，产妇该用的洗漱用品都没带，得去买一趟。医院附近的小卖部东西贵，稍微远一点儿有家物美超市，可以去那里买。考虑到一会儿马静出来，孙萍更适合照顾，购物的任务就交给石劲风。孙萍担心他稀里糊涂的，特地把要买的东西写在一张纸条上，让他带着去。

石劲风正要动身，产房里突然传来一声凄厉的惨叫，吓得他一激灵。接着，一阵擂鼓似的脚步声从楼道的另一头由远及近，许多医生和护士冲进了产房。

石劲风和孙萍面面相觑，一种不祥的预感让两个人惊惶无措，谁也动弹不得。

好一会儿，先前那个护士从产房里走了出来，脸色十分难看：“产妇产后大出血，已经用了止血药，但情况不是很好。医院储血量不足，我们跟血库联系，那边缺血也缺得厉害，你们要做好心理准备。”

什么心理准备？

石劲风想问个仔细，然而那护士已经像逃跑一样回到产房去了。

孙萍推开门冲进产房。片刻，里面响起高亢的叱责声，随后，一只袖子已经褪到肘窝的她被推了出来，推她的还是那个护士：“你当演电影呢，撸起袖子，插上一根管子就把血往人身上输？得先验血，血型匹配，血液质量合格才行。而且就算你们俩都献血也不够，产妇失血量已经超过一千毫升了，得再找人！”

说完，产房的门“哐”的一声关上了。

孙萍一拉石劲风：“我去验血。你给红军和窦京打电话，让他们快想办法！”

窦京的电话打不通，高红军倒是接听了。石劲风结结巴巴的，好不容易才把事情说明白。高红军想呼延云最近在采访中也许认识一些血头，就给他打电话，呼延云这才又找到张振宇帮忙。

张振宇才知道，血荒已经严重到连孕产妇的抢救用血都没法保障了，赶紧把邓云鹏和雷公嘴叫了过来，让他们立刻跟过去那些“长期合作”的献血者联系，愿意出高价买血。但得到的反馈令人沮丧，那些献血者都说最近的风声太紧了，不敢往枪口上撞。张振宇听完，脸色铁青，只好开车拉上邓云鹏和雷公嘴一起去西山妇幼保健院，想的是三个人能献多少血就献多少。

然而等他们赶到时，马静已经一瞑不视了。

最后的时刻，这个只活了二十多年的女孩，终于卸下了所有的怨恨和倔强，在她那张苍白的脸蛋上，竟浮起异常温柔的光芒。她说想看看自己的女儿，护士把孩子抱了过来，她望着那个似睡非睡的小家伙，满眼都是爱和遗憾。又说想见见自己的爸爸，护士叫来石劲风，马静一见，慢慢地翘起嘴角笑了笑，就永远地闭上了眼睛。

石劲风也不哭，也不闹，就那么站在原地，呆呆地看着那些医护人员摘掉马静身上的器械，为她整理衣服，擦洗产床和地上大片大片鲜红的血迹……

身后突然传来一声号啕，一个人扑上前来，抱着马静的尸身放声大哭，正是许久不见的马跃，因为哭得喘不上气，他哐哐哐地擂自己的胸口。石劲风赶紧伏下身，抱住他的肩膀想劝他，话还没出口，马跃跳起来，照着石劲风的脸上就是一拳，把这个胖大的家伙打得后仰在地，口鼻喷血。马跃发了狂似的，一边破口大骂一边朝着石劲风又踢又跺，疼得石劲风哇哇大叫。这时从门外冲进一人，一把将马跃掀翻在地，正是高红军：“你组织非法卖血，把自己的女儿害死了，还有脸打别人？！”那个矮胖的警员闻讯赶了过来，把马跃铐上，拖着他往外走。直到上了警车，马跃还抻着绽开青筋的脖子，瞪着血红的一对儿眼珠，怒骂不已。

高红军扶起石劲风，搀着他慢慢走出产房，在楼道里撞上了张振宇一行。双方打了个招呼，听说要救的人已经去世，张振宇神情黯然地转过身，带着邓云鹏和雷公嘴沿着长长的楼道往外走。在与孙萍擦肩而过时，丝毫没有注意到她射过来的两道阴冷的目光。

奥迪车沿着西五环一路前行，车上三个人很久没有说话，直到从晋元桥左拐上了阜石路，雷公嘴才嘀咕了一句：“不知这是第几个了？”

“什么第几个？”正在开车的张振宇问。

“我是说死在这场血荒里的人啊。虽说各医院在统计死因时都不会提这事儿，但是说到底，要是有血，他们就不会死了。”

正在这时，车载电话响了，张振宇接听后，敷衍了几句就把电话挂断。

坐在副驾上的邓云鹏问：“又是让你帮忙找血的？”

张振宇“嗯”了一声。

雷公嘴说：“我听说有关部门为这事儿开了好几次会了，怎么到现在一点儿主意都拿不出来？”

“这个时候，只怕他们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指望不上……”张振宇说。

“那指望谁？指望你？”邓云鹏冷笑道。

张振宇目视前方，连绵的街灯在车窗上刷起一道道节奏，宛如囚服上的条纹。

整整一夜，他都没有睡好，第二天早晨挂着黑眼圈来到公司，签了几份和其他单位拟定的外包合同，然后关上办公室的门，坐在那把破烂不堪的老板椅上，摘下手腕上的佛珠，一边慢慢捻着，一边望向窗外。阴郁的天空灰蒙蒙的，稀疏的树枝镀了一层铁色，当寒风掠过的时候，所有的梢头都向同一个方向缓缓摇摆，仿佛在一条看不见的冰河上漂流。

不知过了多久，他打电话，让几个中层都来到自己的办公室，宣布了一件事情：从现在开始，公司停止一切献血的业务，并销毁跟此项业务相关的所有文件和材料，与此事做彻底的切割。

虽然没人吭声，但从表情上不难看出，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

人们出去之后，把门关上，张振宇想清净一会儿，不知怎么，隔壁屋碎纸机的嚓嚓声不停地往耳朵里灌。正在烦躁，有人敲了敲门，接着雷公嘴走了进来，手里拿着个小本子：“张总，这上面的信息还有用没有，没用我就粉碎了。”

“这不是你的本子么，问我干啥？”张振宇刚刚说完，发现原来本子上有几页自己写的字。再一看，正是那天陪呼延云到都西医院采访时，随手记下的患者的用血信息。

他接过本子，让雷公嘴先出去。

瞪着那个本子看了半晌，他拿出手机，拨打了一个号码，刚一接通就问：“珊珊咋样了？我看了一下前几天的记录，她是不是又快没血了？”

珊珊的爸爸哽咽道：“不是快没有了，是早就没有了……”

“我现在就过去！”

来到位于六层的血液科住院部外面，也许是知道不会再有血头来，等候大厅里空落落的，除了珊珊的爸爸，没有别的人。一见张振宇，他的泪水像开了闸一样往下滚：“张总，您快点儿想想办法吧，因为没有珊珊需要的B型血，医院为了救她，已经牺牲供血质量，给她输O型血了，可现在连O型血也没了……”

张振宇大步走进“亲属联络室”，拿起可视电话，接通了一病房，呼叫珊珊。一会儿，护士用轮椅把珊珊推了过来，她病弱的躯体蜷缩成一团，脖子像断了一样倾斜着，脑袋靠在粉色的靠枕上，裸露在病号服外面的皮肤惨白得能看见青色的血管。一见张振宇，她笑了笑，由于牙缝渗血，白森森的一排牙齿，每一颗都像刚刚用刀撬过一样绽着猩红色。

让张振宇没想到的是，这一回，不是他主动握起拳头给珊珊打气，而是珊珊用尽全身力气，把拳头抬起，轻轻地磕在了屏幕上。

张振宇明白了，这孩子还想活，他强忍泪水，握起了拳头，抬到胸前又停住了，他不知道该不该抵在屏幕上，能不能给珊珊活下去的希望——

谁知，就在下一刻，无数个贴着留置针纱布的小拳头争先恐后地磕在了那一边的屏幕上，是一病房里所有的孩子，都在一边哭一边哀求：“叔叔你磕磕我的拳头吧！”“叔叔你也磕磕我的拳头吧！”……

张振宇瞬间泪崩，被泪水模糊的视线根本看不清任何图像，只把拳头在屏幕上一下下凿击着，尽可能磕到每一只小拳头。然后从椅子上跳到一旁，蹲在地上捂住脸痛哭，他用尽全力才压抑住自己的哭声，身躯像剧烈咳嗽似的颤抖不已。

不知过了多久，才渐渐止住哭泣。

他抬起头，用大巴掌在脸上胡噜了几把，使劲吐了口气，站起身，走出“亲属联络室”，发现上次那位向自己表示感谢的护士正站在珊珊爸爸的身边。

一见张振宇满面湿漉的样子，她明白了：“张总，血荒太严重了，需要输血的人太多了，你别难为自己，尤其是这个时候。”

“你估计有多少人？”

“什么？”

“我是说这次血荒波及的所有患者。”

“我们内部掌握的数据，手术用血加上长期输血维持生命的，保守估计，至少一万人。”

至少一万人。

“那指望谁，指望你？”

脑海中回响起了邓云鹏不无轻蔑的反问。

坐在住院楼大银杏树下面的长椅上，等了不知多久，杨玉彤从医院外面跑了过来，气喘吁吁地问他：“什么事儿这么急啊？我学校还有课呢。”当她发现他脸上的泪痕时，赶紧坐在他的身边，像哄孩子一样抱住他的两只手：“我已经找人帮我代课了，你慢慢说，到底出了什么事？”

张振宇把“十月血荒”的严重情况给她讲了一遍，说到刚才在“亲属联络室”里发生的一幕，依旧哽咽不止。

杨玉彤的眼圈也红了：“血荒的事情我也听说了，但媒体一直没有报道，没想到这么严重……我看今天的报纸上，几个慈善组织联名发出倡议，说血液无价、生命无价，号召所有人提高觉悟，自觉主动地参与到无偿献血的队伍中来，是不是就因为这个事儿啊？”

“问题是，在血液供应的整个链条中，从献血者到血库再到用血者，哪一个环节能真的做到‘无价’？”张振宇愤愤地说，“当然，血液比较特殊，涉及生命安全和人道主义，所以国家才采取无偿献血制度，所以无偿献血者才伟大才了不起！但现阶段，当用血者越来越多、用血量越来越大，而大部分人却不愿意无私奉献的时候，怎么解决这个矛盾？坐这儿干等着大伙儿觉悟提高？那边儿患者可是等着救命呢！这个时候不是没有辙啊，《献血法》第六条写得清清楚楚：对献血者‘有关单位可以给予适当补贴’，这是对的呀，这是务实的呀！我这几年做的，不就是又遵守法律又尊重人性吗？干吗非要天天搁那儿唱高调呢？而且你瞅准了，凡是见天扯着嗓门嚷嚷某样东西‘无价’的人，最后八成是想垄断它，给它定一个更高的价！”

杨玉彤点点头：“那你是怎么打算的？”

“当务之急是救人。”张振宇把自己的计划详细讲了一遍。

杨玉彤听完，半晌才说：“这么做太危险了，一旦暴露，你可就彻底完了。”

“我挺大一老爷们儿，答应小朋友的事儿，最后说话不算话，将来还有脸在街上混吗？”张振宇说，“我会尽量小心的，你也知道我比泥鳅还滑，哪儿那么容易逮着我？”

杨玉彤还是有些犹豫：“就算一切顺利，你这么多年攒出的这点儿身家，可就全没了，还得从头开始。”

“从头开始就从头开始吧，反正又不是第一次了。”张振宇从椅子上站了起来，把手揣进裤兜，昂起头，透过银杏树的万千枝丫，望了望支离破碎的天空，“不过，这么大的事儿，我不能就这么定了，还有个人，我得找到她，告诉她，征得她的同意。”

一连几天，袁莹把自己关在屋子里寸步不出，因为拉着厚厚的窗帘，她也分不清黑黢黢的周围是日是夜，反正要么睡着要么醒着，要么躺在床上要么坐在地上。

最初几天，胀痛的头脑像是填满了乱七八糟的东西，却又找不到一根可以捋清脉络的线头。接着又突然掏空了一切，什么都想不起来，仿佛生命中的一个阶段从来没有存在过一样，记忆中最清晰的一个景象竟是坐在呼延云的自行车后座上，咯噔咯噔地走过坎坷而黑暗的渣土路……一切都混淆了，白天与黑夜，往昔与当下，现实与梦境，过程与结果……错综复杂的思绪像带着正负电荷的云撞在一起，电光闪烁的一瞬，她终于想起了张振宇，想起了那个留着小胡子、头发梳得油光水滑的家伙。她恨透了他，觉得他就是个欺骗了自己感情的渣男，但下一刻，她又对这个结论表示怀疑。不错，他们是在很长时间里并肩工作，一起出差，一起签单，一起吃泡面，一起忙通宵，但细想一想，他对自己的所有关心都仅限于朋友的感情，没有表达过一丝一毫的爱意，就算开玩笑，也只是亲切而没有亲昵。意识到这些，她又羞又愤，对他的仇恨不但没有消解反而加重了，报复心在无法释放的环境里总是成倍地增强——而她自闭的斗室恰好就是这样的一个环境。

就在这时，她接到了那个电话。

“你好，你是袁莹吗？”

“谁？”一个字都说得有气无力。

“我是刘恋的小姨。她妈妈走了，就前几天，临走前让我把刘恋的几样遗物送给你留作纪念，不知道你有没有啥忌讳？”

袁莹怔了好一会儿，话筒里传来“喂喂”的声音，她强打起精神，让对方把话重复了一遍。

这么说，那个把自己锁在棺材一样黑咕隆咚的屋子里的老人，终于走了。

看了一下因为拉着厚厚的窗帘而同样黑咕隆咚的房间，她打了个寒战，清了清嗓子对着话筒说：“我这就过去。”

来到刘恋的家里，她给刚刚去世的老人上了炷香，望着黑褐色的五斗橱上并立的三张遗像，她想：这一家人总算在另一个世界里团聚了。

“挺好，挺好，总算不用再遭罪了……”刘恋的小姨在旁边嘀咕着，每当袁莹跟她说什么的时候，她就会把这句话重复一遍。

从刘恋家出来，袁莹回头看了一眼，她知道自己再也不会来这里了，心情说不上是沉重还是放松。

回到家，袁莹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拉开窗帘，打开窗户，让秋天那寒冷得令人清爽的空气泻进家中的每一个角落。然后她开始打扫卫生，扫地擦地抹桌子，直到一切都干净得像从镜子里倒映出来的，她才坐下歇口气儿，把刘恋妈妈留给她的东西一样样从挎包里拿出来：嵌着她和刘恋合影的相框；小虎队的签名海报；一本带密码锁的日记，里面抄满了席慕蓉的小诗……

最后，沉在挎包底部的是一个牛皮纸包，打开是一个塑料袋，塑料袋口用黄色的警用胶带密封。外面自带的卡兜里装有一张浅蓝色的证物卡，上面写有物品的名称、编号，涉及案件的名称、封存的日期和解除封存的日期。

塑料袋的里面，装着一面镜子。

一面外壳绘有雅典娜，周围镶嵌了一圈水钻的折叠化妆镜。

刘恋的小姨把它交给自己的时候说，虽然鬼笑石案件一直悬着，但这面镜子经过警方仔细考察，被认为并非有价值物证，所以后来解除封存，还给了刘恋妈妈。从那以后，再没有人将它打开过……

望着望着，袁莹的脑海中闪现出了她和刘恋一起走过的学生时代：为了刘德华和郭富城谁更帅争论不休的日子，把校服的裤腿改瘦后忐忑不安的日子，上课时偷偷临摹《尼罗河女儿》[由细川知荣子和芙美子联合创作的日本漫画，原名《王家的纹章》，二十世纪九十年代风靡校园。]的日子，在蒙蒙细雨中打着同一把伞慢慢走过白颐路的日子……

泪光中，那一颗颗水钻也熠熠闪光。

用手慢慢地抚摩了几下——

“咔嗒”！

心，猛地一沉！

对于袁莹的到来，孙萍毫无准备。

马静去世，马跃又被捕，那个刚刚生下的小闺女由谁来抚养成了问题，石劲风跟孙萍一合计，决定俩人一起收养这个孩子。照规矩有一大堆手续要办，但眼下村委会兵荒马乱的，连个主事的人都没有，最后还是章敏拍板，孩子让他们先接回家，收养协议、健康证明、入户审批表之类的找时间再慢慢补。

把小家伙安置在石劲风那院大房子里以后，俩人每天冲奶粉、洗尿布、哄睡觉，忙得晨昏不分、日夜颠倒，连喘口气儿的时间都没有。多亏孙萍有些育儿经验，才强撑起开头那几天，可是脸色越熬越差。石劲风实在看不下去，这天趁着孩子睡觉的时候，让她回家休息片刻。

回到半山腰的屋子里，孙萍想眯瞪一会儿，却怎么也睡不着。从炕上爬起来，往一只搪瓷缸子里倒了玉米面，掺上鸡蛋和黄瓜丝儿，搅拌均实，准备烙些糊塌子，傍晚时拿下山，跟石劲风一起吃。

就在这时，门突然被推开，吓了她一大跳。

袁莹是打车到了金山陵园停车场，然后一路跑上山来的，累得气喘吁吁，汗湿的秀发紧贴面庞，脸色十分难看。

“咋了？”孙萍问。

“孙阿姨，我，我……”

孙萍让她到里屋坐下，给她倒了杯水，让她喘口气儿，慢慢说。

捧着水杯，袁莹意识到，这杯水如果喝下去，心里翻涌的那团火可能就浇熄了，于是把水杯往旁边一放，从挎包里拿出那个牛皮纸包，又把里面用塑料袋装着的化妆镜取了出来。

“这面镜子是鬼笑石案件发生以后，警方从犯罪现场找到的物证，问过几个知情者，包括我和刘恋的父母，都认定是刘恋的，后来又觉得跟案件没什么关系，就退还家里人了。刘恋的妈妈前不久去世了，把这作为刘恋的遗物赠给我，留作纪念，我今天才拿到——但是我一看就发现，这根本不是刘恋的东西！”

孙萍半张着嘴，等她继续往下说。

“这镜子是《圣斗士星矢》的限量版周边，高中那会儿，有一回我们几个女生在小卖部买东西，正碰上张振宇来，趁机‘敲诈’他，他就给刘恋买了一面——他自己也有一面，一模一样。刘恋非常喜欢这面镜子，走到哪里都带着，包括案发那天。我记得特别清楚，在香炉峰上的重阳阁，刘恋的头发有些乱，想梳一下，她找不到自己的镜子，就向张振宇借，张振宇拿出镜子抛给她，她没接住，镜子掉在地上，磕飞了两颗水钻。刘恋当时正在跟张振宇生气，以为他是故意的，把镜子捡起来就往他身上砸，张振宇接住后，从地上捡起那两颗水钻安好，若无其事地塞回兜里。刘恋为此大哭了一场，后来总算在包里找到自己的镜子，就跑到别的地方梳妆去了……所以，我们这些证人都以为，警方找到的镜子就是刘恋自己的。但今天我拿到警方退还的物证，才发现了真相！”

说到这里，袁莹指着装在塑料袋中的镜子给孙萍看——

围着镜子外壳整齐镶嵌的一圈水钻，有两处凹坑，而在袋底，沉着两颗水钻。

看孙萍还是懵懵懂懂的样子，袁莹大声说：“我隔着袋子轻轻一搓，这两颗水钻就掉了出来，这说明什么？说明这面镜子不是刘恋的，而是张振宇的！说明案发那天，张振宇不仅到过犯罪现场，还把自己的镜子丢在了那里！”

孙萍一下子懂了，浑身都在哆嗦：“他说假话，他说假话……”

“对！张振宇一直赌咒发誓，说自己那天没有到过犯罪现场，而这面镜子就是戳破他谎话的铁证！”袁莹说。

整整十年，孙萍苦苦搜寻张振宇犯罪的证据，谁知竟在早已不抱希望的时刻，如此意外地获得。她呆呆地站在原地，脸上的表情不知是哭还是笑。

袁莹拉了拉她的胳膊，她纹丝不动。袁莹一边喊她一边摇晃她的身子，她才如梦初醒一般，嘴里“哎哎”地答应着，浑浊的目光却四面巴望着，想找到叫醒她的人。

“孙阿姨，我来是想让您拿个主意，接下来该怎么办？”袁莹焦急地问。

孙萍一边傻笑着，一边说着车轱辘话：“我早就说过，我儿子是冤枉的，你们都不信，这下好了，有证据了，都信我了。你们得给他平反，开群众大会，登报纸，公开平反，谁让你们冤枉好人来着。我早就说过，我儿子是冤枉的，你们都不信，这下好了，有证据了……”

看着她魂不守舍的样子，袁莹紧紧抓住她的手，大声叫她的名字，又过了好半天，孙萍碎裂的目光才渐渐重新聚焦。

“孙阿姨，您看这样好不好，我们一起下山，到派出所去说明情况。有了这面镜子，加上我的证词——”说到这里，袁莹的神情浮现出一丝犹豫，而后又被一不做二不休的坚狠所取代。

“好好好，你先喝口水，我去准备一下。”孙萍拿起水杯，端给她，然后往外屋走去。

水杯的边沿刚刚碰到嘴唇。

咣当，哗啦哗啦！

袁莹跑到外屋，才发现房门已经从外面锁上。她抓住门把手又拉又拽，结实的木门却纹丝不动，由于门上嵌着的玻璃窗是磨砂的，她只能透过门缝往外望，只见孙萍手里攥着一把匕首，刀刃插在用挂历纸叠成的刀鞘里。

“孙阿姨，开门，快开门，您可别胡来啊！”袁莹拍着门大喊大叫。

孙萍理也不理她，朝院子外面走去。

（上部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