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阵子，红姐的心情很不好，在家里挑刺儿就不用说了，到了外面也是：买菜缺斤短两、电动车乱闯红灯、医院看病时加号的硬往前插……过去她见了也生气，但忍一忍就算了，现在不然，直眉瞪眼地跟对方吵吵，有几次居然把警察都招来了。碍着马所长的面子，人家不好说什么，私下里让他劝劝老太太，一把年纪了甭那么大火气，搞得马笑中十分狼狈。

于是他跟红姐说：“妈，为民除害这事儿归我们警察管，您就甭呛行啦！”

红姐一声冷笑：“你要是能除，还用得着我费心吗？”

郭小芬一捅马笑中，低声说：“还是为了孙萍的事儿。”

马笑中赶紧跟红姐说，您放心，虽然张振宇那小子又脱了身，可孙阿姨的事儿还没完呢，分局刑警队摆出那么大阵仗，到头来竹篮打水一场空，您琢磨他们咽不咽得下这口恶气？我听说检察院那边已经开始走程序了，不出仨月，顶多到年底，肯定会把鬼笑石的案子全面重启。到时候所有的刑侦科技手段一起上，包括最先进的DNA检测技术，只要在证物上找到张振宇的一根毫毛，那小子也休想再抵赖。我知道您觉得自己被孙阿姨利用了，心里难受，可孙阿姨那不也是实在没辙了，才想着造个伪证最后拼一把吗？

本来前面几句红姐听得挺顺溜，谁知后面几句让她勃然大怒：“什么利用？我们那一代人是什么样的感情，你懂个屁！给我滚一边儿去！”

马笑中吓得赶紧溜了。

没过几天，赶上周六，一大早，红姐对他说：“今天我要去看一位老领导，你跟我一起去。”

当个派出所所长，不仅操心受累，还没日没夜，好不容易赶上个不需要加班的周末，马笑中琢磨着带媳妇看场电影，这下又要黄：“您自己一人去不就得了……”

红姐眼一瞪，郭小芬赶紧用胳膊肘杵了他一下：“妈，笑中去，我也去，咱们一家人都去。”

郭小芬用滴滴打车，红姐一说地址，她就是一怔。

到了地方一下车，马笑中也愣住了，跟着红姐进了单元楼门，他越发吃惊，沿着楼梯一面走一面看郭小芬，郭小芬也满脸困惑。一直登到顶层，看红姐“当当当”地敲右手那一户的房门时，小两口的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

门开了，出来个跟红姐年纪差不多的老太太，一见红姐，又惊又喜，一把抓住她的手：“小谢，你怎么来了？”

“哈哈，就是给你来个突然袭击！”红姐的脸上绽开了许久没有的笑容，“这一晃得有好几年没见了吧，你还好吗王书记？”

“都好都好，你怎么样？瞅着可没啥变化！”

“还没变化呢，都一脸褶子了。”红姐把身后的那一对儿扯了过来，介绍这是自己的儿子和儿媳。老太太一边把他们往屋里让一边喊：“呼延，赶紧出来，看看谁来了！”

呼延云从屋里走了出来，看到马笑中和郭小芬，愣住了。

这时红姐走过来，乐呵呵地问他：“还认得我不？”

呼延云定睛一看：圆脸，短发，一笑脸上就漾起两个小酒窝——一瞬间，仿佛又回到了中学时代，回到了市建设公司那间飘着油墨香的图书馆……

“谢阿姨！”他高兴地喊了起来。

客厅里一通乱，互相介绍了半天，红姐才知道儿子儿媳早就是呼延云的好友，呼延云也才知道当年她经常抱怨的那个“快要把我气死的活祖宗”竟是马笑中。

大家坐定之后，呼延云的妈妈还在念叨：“小马和小郭经常来我家，怎么都没想到和你是一家子。”红姐也感慨万千：“这就是缘分啊，老一辈儿的交情，小一辈儿又续上了，多好！不过我今天来，还真不知道他们这一层关系，原本是心里堵得慌，找你聊聊，跟当年上班那会儿似的，心里有了疙瘩，就得请你做做思想工作。”

“好好好，你慢慢说，我慢慢听。”呼延云的妈妈笑道，“可没听说找组织谈心还带上儿子儿媳的，你这是闹的哪一出啊？”

红姐便把孙萍的事情大致讲了一遍：“孩子们不理解我为什么要帮她，不理解她骗了我我为什么不恨她，因为他们不知道我们那一代人到底经历了什么。带他们来，也是想把那些从没给他们念叨过的陈年往事讲一讲，让他们明白，我们不是些一根筋的老糊涂，我们有我们的理由。”

呼延云的妈妈轻轻拍了拍她的手背：“每一代人，都不可能真正地理解上一代人，就像他们自己也不能被下一代人理解一样。”

“无所谓，从返城到现在，四十年过去了，一切都变了，手机一刷就更新的年代，谁还在乎早就翻篇的东西？”红姐笑得有些惆怅，“但我还是想说说，至少让小辈儿们知道，确实有过那么一群人，经过那么一段岁月，做过那么一档子事儿。人是有情有义的人，岁月是有情有义的岁月，事儿是有情有义的事儿……”

就这样，伴随着红姐的讲述，时光的钟表回拨到了五十年前：永定门火车站红旗招展，锣鼓喧天，知青专列开动的一刻，哭声震天动地；一路走走停停，两天两夜后到达北安；一群十六七岁的孩子坐在颠簸的卡车上，茫然地望着无边无际的荒草甸子；住进泥草房的第一个晚上，吃了“玉米宴”，喝了“蚊子汤”，在“远飞的大雁，请你快快飞，捎个信儿到北京”的歌声中，想家的哭声此起彼伏；谁也不曾想到，这一扎就是十年！十年里，他们栉风沐雨，披荆斩棘，爬冰卧雪，赴汤蹈火，在亘古无人的荒原上，开辟出了一片又一片农田……

这些故事，马笑中和郭小芬都是第一次听到，不免目瞪口呆。呼延云早就听过，重新听起，不但不觉得厌烦，反而因为光阴的流转，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红姐讲得最多、最动情的，还是她和战友们在蹉跎岁月结下的友情：“分不清，啥都分不清，归楞队八人一组，一声‘哈腰挂啦’，上千斤的木头就抬起来了，你能分得清用劲儿的是哪个肩膀？水中割麦，一个撑不住了倒下去，一堆人冲上去接垄，你能分得清晒场上那一片片粮食，是谁打下的收成？一九七四年那场大火，好不容易扑灭了，一听说好多伤员因为缺血无法手术，上万人涌到医院去献血，你能分得清身体里流的是自己的还是战友的血？”红姐泪汪汪地说，“返城后，我们忙着为生活奔波，联系就少了，好不容易适应了环境，世道又变了，每变一次，就得重新适应一次。可只要听说哪个战友有过不去的坎儿，甭管距离远近，砸锅卖铁也要帮他，我们就是这样一群人：别说这辈子了，下辈子也散不开的一群人！”

红姐擦了擦眼角的泪水：“我说的这些，你们要不信，可以问问王阿姨，她当过人事科科长，公司里好多知青都是她给办进来的，她最清楚我们的经历，你们问问她，我说的有一星半点儿的夸张没有。”

呼延云的妈妈点点头：“确实，虽然我年龄大，没有上山下乡，但接触过的所有兵团知青，都特别能吃苦，特别团结。”

“这些话，我从没给马笑中讲过，在兵团唱够了《红灯记》，对‘痛说革命家史’那一套提不起兴趣，要不是因为孙萍，宁可把这些事儿烂在肚子里。”红姐说，“说起来，这几十年，我好像就跟呼延云说过一次。”

呼延云的妈妈有些惊讶：“怎么，你跟他讲过？”

“还是他上中学那会儿，不是老到图书馆看书么，有一次偷看我的几本讲兵团的书，被我逮着了，问他写得怎么样，他说写得太假。那我哪儿能忍啊，就跟他聊起来了，可惜那一次只聊了个开头。”红姐问呼延云，“我让你去问问高叔叔，他和几个战友是怎么从冰天雪地死里逃生的，后来你问了没有？”

“高叔叔给我讲了，还给我演示了在雪地上拉爬犁呢。”

“你们说的是红军吧。”呼延云的妈妈说，“当年公司裁员下岗，质检科那么多闲人，就把他一个最负责任的给裁下去了，我怎么跟领导争取也没用……几年以后，呼延突然告诉我，说他生病了，病得还挺重。我那阵子身体也不好，就让呼延代我去探望他，没多久就听说他去世了。”

“我还是从孙萍那儿听说他死讯的。”红姐一声长叹，“在公司那会儿，我们俩关系特别好，毕竟都是从兵团回来的——”

“你们俩是一个班的？”马笑中好奇地问。

红姐摇了摇头：“才不是，差着老远呢，我是一师的，高红军和他那俩兄弟，还有孙萍，都是独立师的。但不要紧啊，只要是兵团人，那就是一家亲。”

呼延云的脑袋“嗡”一下：“谢阿姨，您说什么？！”

红姐说：“只要是兵团人，那就是一家亲。”

“不是——我问您前边那句话，您说孙阿姨也是兵团战士？”

红姐点了点头。

“她不是一直说她是插队的知青吗？”

“嗐，我也是瞎猜的。”红姐说：“我转插队的时候，不是在新安屯跟她家住界柄儿吗，她家有个上海产的红旗牌半导体，老是坏，一坏就请我们家老马帮着修，有一次她随口说，这半导体年份太长了，还是她来北大荒两年用工资买的。老马跟我一说，我就猜她也是兵团转插队的，因为红旗牌半导体在那年月算是个‘奢侈品’，一台三十六块钱，插队凭工分算钱，一年下来铆足了劲能挣个十几二十块就不错了，除非是每月工资三十二元的兵团战士，否则攒两年钱就买一台，插队知青别说买不起了，舍也舍不得。后来邮局送信，有几次把她的信错送到我家，估计里面装的是手续什么的，信封上盖着个‘师’字红戳，那不就是独立师的信箱代号[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组建后，为了邮政便利，下辖的六个师分别用“建”“设”“钢”“铁”“边”“防”作为信箱代号，只要一看信封上的代号即可知道邮寄到哪个师，如“建”是邮寄到一师，“设”邮寄到二师，依此类推。]吗？我就猜她是独立师的战士，只不过是出于什么原因，不愿意跟人说她在兵团待过，当然我也从没问过她——那会儿为了返城，大家都想各种辙：在兵团当了干部不让走的，就故意犯错误被撤职；跟当地人结了婚不让走的，就假离婚，也有那一狠心真离婚的；有了孩子不让走的，就给孩子开死亡证明，等返了城再重新上户口……各种幺蛾子多了去了，再者说了，通过转插队的方法返城，也是打擦边球，搞不好政策一收紧，这条路也堵死了，所以大家都是夹着自己的尾巴，不探别人的底细。”

“问题是，她跟高叔叔他们说过，因为成分不好，她从来就没有进过兵团——如果她也是独立师的，高叔叔他们能不知道？”

“一个师几万人，分散在那么大的地方，除非一个连的，谁能知道谁啊！”红姐说，“就说我跟你高叔叔吧，进了一个公司，报上所属师、团、连的番号，都知道在兵团待过，谁也不认识谁，好久了，有一次聊起来，才知道他居然见过我。”

“在哪儿见过啊？”

“就是我刚才提到的一九七四年那场大火。我是一师直属三连的卫生员，被抽调到一线抢救伤员，我们把伤员抬上担架，看着他们胳膊上的皮肤随着担架的摆动往下掉，我受不了了，扔下担架，跪在地上，一边哭一边干呕。当时你高叔叔他们就在附近，回忆起来，对我那个没出息的样子居然还有印象。”红姐不好意思地说，“回到纪家街的六团团部医院，我还是难受得啥也干不了，有一位姓邵的姐姐，也是独立师的，一直陪着我，安慰我，直到她男朋友来接她，才走。我们互相留了地址，说好了保持联系，过了两年，连转插队带返城，乱糟糟的居然把地址弄丢了，她也没再来找我……她走以后，我才听战友们说，她男朋友特别了不起，对扑灭大火起了重要作用，还写了一首总结灭火经验的口诀，后来被兵团领导列为救火之前必背的内容。别看这么多年过去了，只要是个兵团战士，多少还记得几句呢——”

“您能给我背几句吗？”

红姐想了想，背了起来：“大火扑面来，立刻找沟渠，衣物包身体，伏地莫直立；火朝山上烧，当心反向燎，火梢抖得急，后撤或卧倒……”

“这都什么意思啊？”马笑中听不懂。

红姐解释说：火随风势，风助火威，所以灭火的关键是要看风，一旦大火迎面扑过来了，跑是没有用的，因为跑得再快也跑不过风速。这个时候最好的办法是找个沟渠，往里面一趴，让火从后背烧过去，就几秒钟的事儿，人烧不坏。如果没有沟渠，用衣服包住身子原地卧倒，也不能傻站着当人形火把。还有，当火沿着山坡往上烧的时候，追着火尾巴打的人要注意观察火梢，一旦发现火梢抖动得特别急，说明上空因燃烧大量空气缺氧，可能造成区域性的气候反常，导致风向逆转，火势反扑。这个时候要抓紧后撤，如果来不及了，同样可以采用刚才那招，找个沟渠藏身或原地卧倒，等火从身上烧过去就没事了——”

“咣当！”

呼延云猛地从椅子上站了起来，跑到自己的卧室，稀里哗啦一顿翻腾，马笑中和郭小芬过去一看：衣柜的推拉门大开，他正从里面拿衣服往旅行包里塞。

“干吗呢你？”马笑中问。

“当年香茗讲过：‘要想找到鬼笑石案件的真相，得去历史的深处发掘一番。’”呼延云说，“谢阿姨刚才那一番话，让我一下子想通了好多事。没错，这起案件无论发生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其根源都埋在历史的深处，所以我这就出发，去所有事情的原点找找答案。”

“你要去哪儿啊？”

“北大荒。”

走出北安站的一刻，呼延云有些恍惚：这里就是五十年前无数知青被历史的车轮载往并开始一段新的人生旅程的地方？那万头攒动的人流、狭窄拥挤的站台、滚下路基的行李、迎风招展的红旗、排列成行的解放牌大卡车以及从高音喇叭里不停唱响的豪迈歌声都去了哪里？眼前呈现出的，只是湛蓝湛蓝的天空下，红顶黄瓦的车站和宽阔整洁的站前广场。

一切，都是那样的安静，宛如尘埃早已落定。

四天前，他带着马笑中帮忙从派出所开出的介绍信，从北京出发，先到哈尔滨，找到黑龙江省农垦总局，了解兵团时代的人事档案情况。

据红姐说，转插队的兵团战士，因为插队的村落大多偏远贫穷，无法落档，一般就把档案先寄存在原来所在师的军务科，等户口迁回城或原户籍所在地后，再拿到单位或人才市场落档。当然，也有一些人出于特殊原因，返城后干脆不去调档，以档案丢失为借口，重新建档，给自己做一个彻底的“洗白”。为此，马笑中和高碑店市人社局取得联系，查询后得知，四十年前孙萍带着闫虎返回闫家庄时，并没有携带人事档案，也就是说，她极有可能把自己的档案遗弃在兵团了。

按照这个思路，只要找到那份档案，就可以搞清孙萍究竟是不是兵团战士，以及她为什么要刻意隐瞒自己的历史。

谁知到了黑龙江省农垦总局才知道，一九七六年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更名为“黑龙江省国营农场总局”[一九九七年更名为“黑龙江省农垦总局”。]，遗留的人事档案都存放在当时总局机关所在的佳木斯。呼延云只好前往佳木斯，他在档案局得知，生产建设兵团改制后，几十万知青在很短的时间内大批返城，造成原有的组织建制被彻底打乱，无论上层还是基层，各项工作全部陷入瘫痪。档案管理是“重灾区”，直到两三年后才逐渐恢复元气，也直到那时才发现，一部分人事档案找不到了，不知是运输过程中丢失了，还是误当成废旧文件销毁了，只能交由原兵团各师所在地的档案馆慢慢寻找、整理和归档。

站在波涛滚滚的松花江边，呼延云想，历史的巨变犹如江河的决堤，不仅淹没了旧有的河道，还将河道两旁的农田和民居摧毁，不留一丝痕迹，这不是无情而又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吗？

就在这时，他突然接到了红姐的电话。

红姐问他查访是否顺利，他把情况讲了讲，说接下来打算去大台山市档案馆，看看能不能从独立师的人事档案中发现点儿什么。红姐说你先别急，我想想办法。挂上电话没多会儿，她又打了过来，说刚刚给北安市档案馆打了个电话，那里有一位姓杨的工作人员，是当年在一师的一个兵团战友的孩子，请他帮忙跟大台山市档案馆牵条线。“呼延，你先到北安，和那位姓杨的同志见上一面，当面说明原委，再看下一步该怎么办。另外，我和孙萍转插队时住的新安屯就在北安附近，你也可以顺路去那里看看。”

就这样，他来到了北安。

出了站前广场，没走几步，一辆趴活儿的出租车开了过来，在他身前停下。司机是一个黑脸膛的小伙子，用浓重的东北口音问他去哪儿。

坐上出租车，来到档案馆，找到那位姓杨的同志，呼延云对他说，自己有位亲戚是黑龙江的插队知青，前不久去世了。收拾她的旧物时，才知道她可能最初是兵团战士，后来转插队，所以想来查找一下她的档案，看她究竟是出于什么缘故，把兵团那段历史隐瞒了这么多年，从来不跟家里人说。

然后，他递上了自己的身份证和介绍信。

姓杨的同志看完介绍信说：“我理解你的心情，但想劝你一句，这个档案，还是不要找的好。”

“为什么？”

“绝大多数转插队都是为了提前返城，这个没什么不可告人的，但那些遗弃档案的，往往是因为里面夹着些特殊的材料。男知青大多是挨过严重的处分，甚至蹲过大牢，女知青可能是结过婚又离了，不想给返城以后的生活留下什么麻烦，就跟兵团那段历史做了彻底的切割。”姓杨的同志说，“既然人已经死了，事情又过去了几十年，何必再去揭开旧的伤疤呢？”

呼延云知道他说得对。

可是，这毕竟不是她一个人的伤疤。

见呼延云沉默不语，姓杨的同志误会了：“当然，你是谢阿姨介绍来的，又有介绍信，我一定会全力配合你查找——如果你坚持的话。”

呼延云点了点头。

于是，姓杨的同志拿起办公桌上的电话，打给大台山市档案馆，放下电话后说，大台山市档案馆正在装修，档案都堆在库房里。几个档案管理员都年轻，对兵团时期的人事档案不是很熟悉，找起来可能比较费劲，所以要等一等再给回信。

离开档案馆的时候，天色已晚，八月底的天气，日头一落居然冷得冻鼻尖。他估摸自己衣服还是带得少，便跑到东北亚商厦买了一件厚外套和一顶帽子，穿戴好了才在附近找了家宾馆住下。

这一夜他睡得不好，想着大老远来的，从省会到县城没少折腾，要是空手而归，真不甘心。要不要直接去大台山市档案馆碰碰运气呢，可万一又碰了一鼻子灰咋办？翻来覆去的，直到天快亮才想起，既然新安屯就在北安附近，与其坐困愁城，不如先去那里查访一番。

在宾馆的前台他打听到，由于新安屯地处偏僻，从北安发往那里的公交车，车次少不说，速度还慢，不如打车。

出门打车，竟遇上了熟人，就是昨天从火车站把自己拉到市区的那个小伙儿，听说呼延云要去新安屯找人，小伙儿说自己就是那个屯子的，可以带着他找。两人商量了个合适的价钱，便出发了。

到了新安屯，这是一个很小的村落，除了稀稀落落的几声犬吠，几乎看不见什么人。他们找到村委会，等了好久，村主任才下地回来，听了呼延云的话，说村里当年见过知青的老人大多不在了，后首又想起来，说四姑奶可能还有些印象，便带着他们绕街过巷，到了村西头的一户人家。搁门口一喊，从身后的苞米地里钻出个老太太，看她那满脸皱纹、弯腰驼背的样子，估摸得年过七旬了，但气力十足，挺大个嗓门，说话像嚷似的。

四姑奶把一行人让进屋里，听到孙萍的名字，她说：“不就过去住知青宿舍二号房的那家人吗，男人姓闫，挺老实的一个人，话少，干活不惜力。女的就是孙萍，个儿不高，剪个短发，喜欢穿蓝布衣服，笑起来挺好看的，屋里屋外也是把好手。就是儿子淘气，每天招猫逗狗的，有一次把我家芦花老母鸡的尾巴点着了，飞到柴火垛上，好险没把房子燎了。后来他跑到水利工地上，不知咋就鼓捣响了雷管，身上炸开了花，差点儿命都没了……那会儿，咱们屯子是好多兵团知青转插队的一个‘点儿’，来了没多久，办下返城的手续就走了，老闫家也不知怎么搞的，在屯子里待的时间最长。好不容易办下手续，行李都打好包了，住他们隔壁的一家人，也是刚刚办下返城手续的一家子知青，男人打水时掉进井里，老闫去救他，没上来，就这么的，孙萍当了寡妇。”

“后来呢？”呼延云问。

“后来还能咋的，那年月，死个人算啥事儿。再说，另外那家也死了男人，也是孤儿寡母的，孙萍还能和他们咋计较？”四姑奶叹了口气，“走的时候，还是我赶了辆大车，送两家人一起去的火车站。因为道儿远，天还没亮就出发了，一路上乌漆麻黑的，除了嘎悠嘎悠的车子响，就是高一阵低一阵的哭声。想想来北大荒那会儿，她们还都是十六七岁的小姑娘，戴着红花，打着旗子，说的唱的都是改天换地。可离开的时候呢，惨成啥样儿了……”

四姑奶带着他们找到了早已废弃的知青宿舍，一排排本就低矮的砖瓦房，大多变成了残垣断壁。孙萍一家人住过的二号房，嵌着门窗的南墙整体垮塌，铺着屋瓦的油毡耷拉在倾斜的北墙上，挂满了蓝的粉的白的紫的牵牛花，半人高的野草从院子一直铺进屋里。呼延云本想进去看看，可只走了两步，就被缠得迈不开脚，只好作罢。

离开新安屯，返回北安的路上，呼延云一直沉默不语，开车的小伙儿看出他心情不好，也不吱声，直到快进市区时，两人才聊了起来。

“前些年，好多知青回来，一进屯子就哭得稀里哗啦的，往后那几天都跟魔怔了似的，到地里抓把土要哭，到坟上扫个墓也要哭。有的夜里不回屋，就在小河边坐着，或者在白桦林站着，傻呆呆的丢了魂儿一样，等到临走的那一天，哭得能背过气去……这几年才来得少了。”

“怎么会少了呢？”

“嗐，你算算他们都多大岁数了，年轻的也得奔七十了吧，哪儿还跑得动啊？”小伙儿说，“其实他们不来也好，耽误我们挣钱。”

“为啥？”

“我们的爹妈，大都是他们当年的学生，平日里一说起他们，眼泪也吧嗒吧嗒掉个没完，不停数算他们的好。多少地是他们开的，多少渠是他们挖的，多少病是他们治好的，村里几个有出息的都是他们教出来的……等他们回来的时候，跟多年不见的亲戚上了门似的，可劲儿往好了接待。村里四个轱辘的都赶到火车站去接人，说接人都不合适，简直就是抢人，谁家要不塞上几个知青真的急眼。所以那几天我们全都不能出去揽活儿，乖乖在家等着，知青们想去哪儿探亲访故，马上带着走，你想还能挣得到钱不？”小伙儿笑着说，“不过，就算不挣钱，也盼着他们回来，这么大个北大荒，居然能到处留下故事，就特别想看看到底是啥样的一群人。”

“见了之后呢，失望不？”

“没有，别看都是些普普通通的老头儿老太太，但能在小河边、白桦林，流着眼泪一坐一宿的，能短得了故事？”

第二天一早，呼延云又去档案馆打听消息，结果还是得等。

闲来无事，沿街瞎逛，不知怎么的走到了图书馆。他忽然想起，来之前查阅资料得知，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迄今，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战士们掀起了撰写回忆录的热潮，大多是以连或团为单位结集成册，也有像梁晓声、肖复兴、贾宏图这样的名作家的个人著作。其中大部分得以出版，也有不少自费出版，这些书籍以北安市图书馆收藏得最为全面，不妨去找找有没有独立师的内容。

工作日，宽大的阅览室里空荡荡的，只有靠窗的长桌前坐着一个读者，桌上高高摞起来的“书墙”遮住了他的面目。只听见一阵敲击电脑键盘的噼啪声从书墙后面传来，在安静的大屋子里显得异常清晰。

兵团战士的回忆录，占了整整两大书架：《七色雪》《风雪迎春》《黑土红心》《闪亮的日子》《向荒原进军》《远方的白桦林》《三架山下那些事》《宝泉流向远方》《北大荒不会忘记》《星光满天的青春》……书名或者纯真，或者质朴，或者深情，或者豪迈。伸手拿书时，指尖触及书脊的一刻，丝毫感觉不到悲伤与怆痛，只有无限的怀恋与豪迈，像火热的脉冲一般撞击着心房。

可惜，独立师的回忆录只有寥寥几本，完全不像其他师的回忆录那样汗牛充栋。

这是怎么回事？

他一时想不明白。

他把独立师那几本回忆录拿出来，随便找了张长桌坐下，慢慢翻阅，不知不觉就到了中午。有位图书馆的管理员端着一份盒饭，走到靠窗的那位读者身边，弯下腰轻轻叫了声“江局”，把盒饭放在桌子上。读者赶紧站了起来，从兜里掏出钱给那位管理员，管理员死活不肯要，最后实在拗不过，只能收下。

也许是怕把桌上摞着的书弄脏吧，那读者找了个别的桌子，很快吃完了饭，把空饭盒扔到阅览室外面的垃圾箱里，回来时正撞上呼延云的目光，冲他一笑。

原来是位面色红润的老人。一时间呼延云判断不出他的职业：身板笔挺，不怒自威，应该当过兵，而且有几道长疤从嘴角一直延伸到脖颈，更加证明是行伍出身。但安详的目光和举手投足间儒雅的气质，以及敲击键盘时和缓不迫的声响，又像是个教授。可管理员为什么叫他“江局”呢，难道是个退休的老干部？

下午，呼延云接着看他的书，老人也接着敲他的字，直到傍晚，才前后脚地从图书馆离开。呼延云注意到，临走时，老人并没有把那摞高高堆在桌子上的书放回书架，看来是长期在这座图书馆“泡着”，每天都会用到那些书，管理员习以为常，才不做计较吧。

第二天，呼延云继续到图书馆看书，阅览室里依旧只有他和那位老人，老人来得比他早，还是坐在老地方埋头敲字。中午，管理员又提前买了盒饭，给老人送来，老人也还是塞给他钱。傍晚时分，老人离开之前，朝呼延云的桌子上看了一眼，看到他正在读的那些书，露出十分惊讶的神情。

第三天，快到中午的时候，老人忽然起身走出了阅览室，回来时手里端着两份盒饭。他径直走到呼延云的面前，放下一份说：“小伙子，中午老不吃东西，对身体可不好，该吃饭吃饭，这份，我请你的！”

呼延云吓了一跳，慌忙站起身，接过饭，不好意思地嘿嘿傻乐。

一老一小捡了张空桌，相对而坐，边吃边聊，老人问：“我看你读的书都是独立师的回忆录，怎么看这些？”

“没啥，就是想了解一下独立师的情况，可惜太少了，比兵团其他六个师的回忆录少得多，找了半天才找到这么几本。”

老人笑了起来：“你当然找不到啦，大部分都在我那张桌子上呢。”

呼延云走到老人的桌前一看，果然，摞得老高的那堆书，都是独立师各团、各连分别组织撰写的回忆录：“您这是要——”

“我原来就是独立师的战士，一直想写一本师的历史，可是工作太忙，一直不得空。好不容易退了休，才从查找资料开始，慢慢积累。”老人自我介绍名叫江远，退休前从事教育工作，“你看的那几本，都是我已经摘录完成的，不然啊，一本都不会给你剩下。”

听说他曾经是独立师的战士，呼延云眼睛一亮，问他认不认识一个名叫孙萍的女战士。

江远摇了摇头，说独立师有五万人，自己不可能都认得，从已经看过的回忆录中，也没见过这个名字，“你找她有什么事啊？”

呼延云便把亲戚去世，想了解她为什么隐瞒兵团那段历史的话又说了一遍。听完之后，江远也皱着眉头说：“人都不在了，还翻那笔旧账做什么？甭管是进了兵团还是下乡插队，都是北大荒知青不就行了？”

呼延云叹了口气：“我只是不想没个了结……”

“人死了还不是了结？”

“不是。”呼延云说，“只有因果明白，功过清晰，才叫了结，否则就只能说是中断。如果一个人连同她的历史，没有了结，只有中断，那么早晚还会发生下一次，而且往往是悲剧，没完没了的那种。”

“哪怕她已经死了？”

“对。”

江远沉思片刻，点了点头：“可你也不能指望从回忆录里找线索啊，为什么不去找找她的人事档案呢？像这一类知青，往往会把自己的档案留在兵团。”

“我哪儿是不找啊，都快找断了腿了。”呼延云哭笑不得地把自己这一个礼拜的奔波讲了一遍，“我恨不得直接跑到大台山市档案馆去找，又怕白跑一趟，只能乖乖在北安等信儿，还不知道要等到猴年马月……”

江远掏出手机，打通了一个电话：“小吴，前几天有个小伙儿，想去你们那儿找一份独立师战士的档案，对，叫孙萍的，你们给找了没有？什么？还没找？他都搁北安等三天了，哪儿兴你们这么办事的！独立师改制那会儿，大部分档案都给个人拿走了，遗留的不会太多，你们就给找找还能耽误‘十三五’建设是咋的？马上找，我下午回大台山，正好带那小伙儿一起过去，先去档案馆一趟，找没找到的，都落个准信儿！”

说完他把电话一挂，对呼延云说：“怎么样，下午跟我一起去一趟大台山，整个明白？”

呼延云又惊又喜：“江叔叔，太谢谢您啦！”

“甭谢，赶紧划拉饭，吃饱喝足了，咱们出发！”

笔直的公路从一望无际的稻田中穿过，飞速行驶的车子宛如一路追逐着稻浪，奔向金色尽头的那片湛蓝。

呼延云坐在副驾上，跟开车的江远一路都在聊天。说起北大荒，江远满脸自豪：“小伙子你肯定不知道，咱北大荒的粮食年产量到底有多少，一千五百亿斤！啥概念，这么大个国家，十分之一的粮食就产在这里！”他一边说一边伸手朝着窗外比画，“过去这都是啥，荒地，夏天沼泽冬天冻土，一粒粮食都不长，现在这里是啥，粮仓！”

清风送面，稻香扑鼻。

“我们年轻那会儿，北大荒种的主要是麦子，现在不一样了。你看这一片片的都是水稻，金箔似的直反光，就是熟透了。”

“怎么看不见农民啊？”

“如今哪儿还用人力耕种啊，从播种到收割，一条龙的机械化，过去一个连几百人种的地，现在几个人就全搞定了。明天一早大台山农场开镰，我带你见识见识去。”

呼延云问：“江叔叔，我听您的东北口音里，时不时夹杂一些北京话，您原来是北京知青吗？”

“是啊，我是北京知青。”

“后来怎么没返城呢？”

江远笑了笑：“各种原因吧，就留下来了。”

“平常您还回北京吗？”

“很少回去了。工作那会儿太忙了，除了出差，去一两天就得马上回来。退休后又想写书，就更没时间了……而且，怎么说呢，对我而言，北大荒才是家和故乡了。”

下午三点半左右，天边忽然浮现出一片连绵的群山，江远说那就是大台山脉。呼延云探头望去：山势很像西山，也郁郁葱葱的，只是高大雄壮得多。

车子穿过大台山隧道时，头顶一盏盏昏黄的灯光给绵长的甬道笼罩起梦境的颜色。呼延云想起了高红军给他描述过的大台山农场：红砖墙、红瓦房、彩牌楼、沙石路，一条蜿蜒的小河穿过白桦林，流向无边无垠的田野……所以，当天光重新乍亮、一道五彩斑斓的天际线突然映入眼帘的一刻，他大吃一惊，仔细望去，才发现是一幅幅大型广告牌，高挂在鳞次栉比的楼宇顶端。车向前行，两旁的街灯好像白色拉链，揭开一幕幕城市的图景：宽阔整洁的公路、绿树成荫的小街、繁华热闹的商区、花团锦簇的学校。正是放学时分，车水马龙的十字路口，一群戴着小黄帽的孩子牵着爷爷奶奶的手，叽叽喳喳地聊着什么，等待红灯变绿。

“这……这是哪儿？”呼延云结结巴巴地问。

“大台山市啊，咋了？”

“跟我听说的不一样啊！”

“你听说的是啥样？”

呼延云还没来得及回答，车子已经开进了市档案馆，在一座四四方方的小楼前停下。有个戴眼镜的小伙子忙不迭地跑过来，给江远打开了车门，恭恭敬敬地叫了声“江老师”。

“小吴，档案找到了？”江远问。

“没有。”

“没有赶紧找去，在这儿等我做什么？”江远瞪了他一眼。

小吴却不怕他，笑嘻嘻地领着他们进了楼。楼道里堆满了油漆桶和水泥袋，好不容易绕过去，推开尽头那扇门，宽大的屋子里摆着好几张长桌，每张上面都整齐地码放着一摞摞装在牛皮纸袋里的档案，两个戴着白色手套的档案员正在逐份地打开查阅。

“我们真的是在装修，人手少，事情多，所以才拖着没办。”小吴用歉意的口吻对呼延云说，“所有人事档案都放在地下室的临时仓库，刚刚才把独立师的挑出来，一共三百九十三份，正挨个儿找有没有那个叫孙萍的。”

“用不用我们帮忙？”江远问。

“不用不用，江老师，你们只要坐着等就行了。”小吴说完，戴上手套也去查档了。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随着一份份纸张发黄的档案被从牛皮纸袋里抽出，又重新塞回，一股陈旧的气味在屋子里弥漫开来，好像历史在掸落风尘……三百九十三份，呼延云胡思乱想着，也就是说，有三百九十三个兵团战士毅然决然地和自己那段历史永诀，到底是经历了什么样的伤痛，才让他们不愿再承认昔日的自己？

孙萍呢，她也在这里面吗？她又是为什么如此决绝呢？

找完的档案被放进移动式档案车推走，随着日光渐薄，桌子上的档案越来越少。

“看看是不是她？”

直到夜幕降临，日光灯打开的时候，小吴才举起了一份档案喊道。

呼延云跳起来，大步走了过去，接过档案，一看贴在右上角的那张黑白照片：齐耳的短发、瘦削的脸骨、深凹的眼窝，依稀正是年轻时的孙萍。只是那时的她，微微歪着的脑袋和浮起微笑的嘴角，似乎还对生活抱有美好的幻想。

呼延云转过头，稍停片刻，才重新将视线投向档案，并刻意避开孙萍的照片。

从档案上看，孙萍是独立师十团四连的战士。她生于一九五二年，原籍北京，家住东城区，来兵团前是女十二中的初三学生，家庭成分一栏写了个“资”字[即资本家。]，盖着“重点监控对象”的蓝戳，所以虽然进入兵团，政治面貌却始终是“群众”；家庭成员一栏写着“父母双亡”；婚姻一栏写着个“未”字，看来她可能是从兵团转插队以后才结的婚，因而档案没有修改；个人鉴定一栏写的是“生活朴素，热爱劳动，思想要求进步，坚决和旧家庭划清界限”，后面还签上了连长和指导员的名字。

此外，档案袋里还发现了几份入团申请书，以及一张一九七四年颁发的“抢险灭火先进个人”的奖状，再也没有其他的东西了。

呼延云反反复复看了半天，一脸茫然地递给江远，江远一看就皱起了眉头：“是重点监控对象啊。”

“这意味着什么？”呼延云不懂。

“不意味着什么。”江远说，“无非是因为她出身不好，出了任何事，包括失火失窃这类刑事案件，都要先怀疑她，审查她，日子相当不好过……不过从这上面看，她那些年没有任何污点啊，为什么后来就不要档案了呢？”

旁边的小吴说：“像这类情况，我们有个说法叫‘不为前尘，就为后事’。”

“这话怎么讲？”

“如果档案里有个处分、犯罪记录、结婚一栏写个‘离’啥的，那不要档案，就是为了不让‘前尘’影响返城后的生活；如果档案上没什么问题，也不要了，多半是因为返城时走得急，没有拿，或者回到城里以后出了什么情况，比如生了重病要治，没有精力管档案的事儿。再比如干起了个体户，根本不需要单位接收，要不要档案就更无所谓了。”小吴问呼延云，“你那位亲戚，有我说的这几种情况吗？”

呼延云望着孙萍的照片，一言不发。

出了档案馆，江远请呼延云在街边一家小店里吃晚饭，土豆炖茄子、酸菜白肉、小鸡炖蘑菇、杀生鱼，摆了满满一桌子，热气腾腾的。江远嚷他：“还看啥，快下筷子，这都是咱本地产的，土豆炖茄子，撑死老爷子，还有这杀生鱼，你在北京绝对吃不到。鱼亮子现捞的，去了鱼骨切片，拌上盐、糖、料酒，刚炸好的辣椒油一淋，出锅！我们那会儿，一个冬天，冰洞里打上鱼来，吃完把鱼骨头摞在院子里，开春一看，柴垛子多高它多高！”

呼延云夹了一筷子塞进嘴里。

“咋地，不好吃？”

呼延云摇了摇头：“好吃，就是我心里有事儿……”

“档案找到了，证明她是兵团战士，又没发现什么问题，这不挺好的。”

“就是因为没问题，我更想不通了。不拿走档案，或许有这样那样的原因，但为什么后来她跟我们说，她从来没有进过兵团，一直在插队呢？”

“首先你得搞清楚，她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不承认自己在兵团待过的，插队那会儿、返城那会儿，还是后来什么时间？小吴说的，不为前尘，就为后事，具体‘后事’发生在哪个时间点，你整明白了，就能知道她隐瞒的真实原因。”

呼延云若有所悟。

这时江远的手机响了，小店里太吵，他到外面接电话去了。

呼延云正在冥思苦想，肩膀突然被人拍了一下，抬头一看，竟是小吴。

“我们老师请你吃饭，面子不小啊。”小吴笑着说。

呼延云赶紧起身，拉他坐下一起吃，小吴拎了拎手里的一塑料兜盒饭：“楼里还有一堆加班的等着我喂脑袋呢。”

“对了，江叔叔是你们老师？”

“对啊，我一中的，他教过我语文。”“可我怎么听人喊他江局？”

“他退休前当过教育局局长。”

“大台山市教育局局长？”

“你太小看人了，他可是‘省’字头的。”

呼延云十分吃惊，在北京，多大的官也不算大。可地方上，不要说局级干部，就是个科级干部，那架子也大了去了——就算退了休也倒驴不倒架的，像江远这么毫无“官样儿”的，他可是头回得见。

小吴走后，过了一会儿，江远回来了。呼延云说既然已经找到了孙萍的档案，明天打算回京。江远说这么着急回去干啥，说好了明天大台山农场开镰，我带你看看去的。呼延云问农场远不远啊？江远说不远，过了兵团战士纪念公园就是。呼延云说好吧，那我今晚找个旅店住下，明天一早跟您会合。江远说住什么宾馆，就住我家去，我一孤老头子，家里两室一厅，多你一个不多。呼延云见盛情难却，只好答应了。

江远的家在二楼，八十平方米的两居室，装修简单，四白落地的墙上，唯一的“装饰物”就是挂着的一个个相框。江远去厨房切水果的时候，呼延云看相框里的照片，它们全都是兵团时代的黑白影像，色彩单调、画面粗糙，却在定格的瞬间给人以无限的遐想：破烂的棉帽、井沿的凹槽、漂在水中的麦穗、掠过荒原的飞鸟……还有那些人，那许许多多融入并构成了历史的人：面对相机，他们总是笑的，甚至刻意摆出些斗志昂扬的姿态，只在偏离镜头的一刻，才流露出别样的情感：孤独的背影、迷惘的侧影、破碎的剪影、扭曲的倒影……

江远也在里面，年轻时的他身姿挺拔，还没有“破相”的脸上眉目俊朗，两道目光显得成熟而严峻。

就在这时，呼延云忽然注意到最中间的一张照片：六个年轻人围着一辆拖拉机。两个漂亮的姑娘坐在驾驶室里，往外探着脑袋，一个眼睛贼亮的小个子坐在前盖上，耷拉着双腿，另外三个小伙子站在地上，一个浓眉阔眼的大个儿，一手一个搂着另外俩人，左边是江远，右边是个憨笑的大胖子——

“江叔叔！江叔叔！”他大叫起来。

江远端着果盘跑了过来：“咋了？”

呼延云指着那张照片，声音有些颤抖：“这上面除了您，另外三个小伙儿，是不是叫高红军、石劲风和窦京？”

“怎么，你认得他们？他们仨是我最好的朋友，当年和我那可是四兄弟。”

“难道您是——老三？！”

大难不死。

火柴戳上炮捻儿的一瞬，老三知道转身逃跑已经来不及了，就地做了个后仰的动作，滚下山坡。昏死前的最后一刻，他看到爆炸溅起的岩石和灰土，在头顶铺开一道遮天蔽日的扇面。

等人们把他从土里挖出来，发现他满脸是血，呼吸十分微弱，急忙送到纪家街的团部医院，稍作处理又转送到了佳木斯的兵团司令部医院。全面检查后发现，也许是他躲避及时，除了嘴角到脖颈被飞迸的碎片削掉了几块肉外，身体其他部位的伤势并不算重，只休养了半个月就出院了。

回到大台山农场，在连队左边那片丘陵上，原来的三座坟茔后面，新竖起了一座高大的坟茔，十二个救火牺牲的战友，都被埋在了里面。

据说她们有的是手牵着手倒在火中的，熔化了的尸骨已经分不清谁是谁，只能以这样的形式让她们永远安息在一起。

在墓碑前站了很久很久，他才转身离开。

那一刻，他发誓，永远不会再回到这个让他失去了一生挚爱的地方。

回到北京，他拿着兵团开出的救火负伤证明书到师范学院报道，开始了为期四年的学习。他焚膏继晷，发奋读书，别的同学课余时间到八一湖划船，上紫竹院滑冰，去首体看球赛，甚至悄悄参加一些地下聚会，在邓丽君的歌声中翩翩起舞，弥补失去的青春。可他从来不参与这些文娱活动，就连寒暑假也泡在图书馆埋头苦读。一向以对学习要求严格而著称的系主任找他谈话，竟是劝他注意休息，“不要跟个跑得停不下来的人似的”。

可他就是停不下来，只有奔跑，不停地奔跑，他才能把昔日的伤痛甩在后面。

只有一次，他在不经意间触碰到了痛点。

那是他在报刊室查询五十年代诗歌的资料时，在一九五三年的《人民日报》上看到了一篇报道，十万解放军将士在艰苦绝伦的自然条件下，吃不饱穿不暖，全凭两只手和最原始的工具，吊着绳索开山，抡着铁锤破岩，硬生生地开辟出了二郎山隧道。一位获得铁道兵司令部表彰的“钢钎班”班长在接受采访时说：“帝国主义对咱们搞封锁，别说买不起，人家有好的开山机器也不卖给咱们，怎么办，等？那不行，打不通二郎山，川藏公路通不了车，就没法建设西藏、保卫边疆，所以只能有啥用啥。咱们不是还有一双手，还有锤子和铁钎吗，就用这些，我们一定能把公路修到西藏！”

报道的结尾写到，就在采访结束的第三天，记者得知，工程中突然遇到塌方，“钢钎班”的十名战士全部被埋，最后只救活了一个，他是被班长和副班长用血肉之躯盖在身上，才捡了一条命。

在报道配的照片上，老三看到了那个侥幸活下来的名叫“解青山”的战士：个子不高，圆圆的脸上有一双异常明亮的小眼睛，头上的军帽正是他二十年后每天倒腾着小短腿跑地号时戴的那一顶。

难怪解老转每次唱起《歌唱二郎山》，都热泪盈眶。

第二天，恰逢一位老教授讲十七年文学[即一九四九年至一九六六年，以红色文学为代表的新中国文学创作时期。]，讲着讲着，老教授聊起了最近在《文汇报》上看到的一篇名叫《伤痕》的短篇小说[卢新华作品，是“伤痕文学”的开山之作。]，然后发了一通感慨。关于上山下乡运动以及一代人被耽误的青春，不知怎么就提到了北大荒，说那里“活像是一个不断上演荒诞剧的大舞台”：“下了大雨，粮食被淹，不用拖拉机和联合收割机，而是一人拿一把小镰刀下地收割，硬说为了证明小镰刀能打败机械化，这是多么可笑的事情啊！”

一向尊师的他突然站了起来，激动地说老师不是这样的，您不了解情况，不能这样说北大荒、说我们兵团战士！北大荒也许是个大舞台，但我们绝不是什么荒诞剧的演员。到那里去，不是我们选择的，那里恶劣至极的自然条件，更不是我们选择的，我们唯一能选择的，是跟荒原一起腐烂，还是把它改造成万顷良田。曾经我也认为，只有引进发达国家的农业生产技术和设备，才能彻底改造北大荒的贫瘠与落后——直到现在我也坚信，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前提是科学技术现代化，但与此同时，假如一时之间引进不来，怎么办？坐在那里等待、抱怨，眼睁睁看着那么多麦子烂在地里，那怎么行！这个时候，该上小镰刀就上小镰刀——不是为了证明小镰刀能打败机械化，而是为了证明没有什么困难能打败我们！

老教授没有生气，下课后约他到校园散步。

“只有回来的，没有回去的，返城潮本身就证明：那是一场毫无意义的迁徙。”老教授说。

一时间，他无话可说。

“不过我非常欣赏你的格格不入，特别是在这个告别英雄主义的年代。”老教授真诚地说，“格格不入是一种美德，甚至可能是最宝贵的一种美德。”

老三有些惭愧：“也许我表达的方式，过于急躁和激烈了。”

老教授想了想说：“你有没有觉得，你对北大荒的感情，很像是孩子对待母亲？”

他没听懂。

“在某个阶段，孩子总会变得叛逆，在他的眼里，母亲变得浑身缺点、丑陋无比，于是他渴望逃离。但有那么一天，当他真的远离故土，流落他乡，每每想到家中日渐衰老的母亲，只会感到心疼与思恋。”

是么？他想。

毕业前夕，学校推荐他到一街之隔的花园村一小实习，实习期满，花园村一小对他的业务能力非常满意，主动提出把他留校。

他却犹豫了。

“你还犹豫什么？”系主任说，“现在就业有多难你是知道的，满街都是返城的待业青年，有这么好的工作机会，你还不赶紧抓住？”

他恳求给他三天的考虑时间。

然后，他坐上了开往北大荒的火车。

明明发誓再也不回来的。

在龙镇下了车，这里人烟稀少、街道冷清，不复昔日的热闹，好不容易才找到一辆愿意载他去大台山农场的马车，一路上都在听车夫念叨着知青大返城后的残败景象：学校没人教书了、卫生所没人看病了、拖拉机和康拜因也没人开了，曾经被几十万人开拓出的荒地，正在日渐“返荒”……

望着道路两边一片片杂草丛生的黑土地，他沉默不语，内心感到无法言喻的痛苦。

到了大台山农场，他先去连队转了转，晒场上空荡荡的，仅剩的一些老农工，无精打采地和他打着招呼。由于机棚垮塌，无人修缮，拖拉机和康拜因就那么埋在里面，轮毂和链轨锈迹斑斑。走进一座座人去屋空的知青宿舍，炕上落满尘灰，墙角布满蛛网，曾经回荡在这里的悲叹哀鸣或笑语欢声，都已一去不返。

“只有回来的，没有回去的，返城潮本身就证明：那是一场毫无意义的迁徙。”

他踉踉跄跄地走出连队，登上了那片埋葬着战友们的丘陵。

站在十二个牺牲战友的墓碑前，他只说了一句“我回来了”，就忍不住痛哭失声，再也说不出一句话来。四年了，整整四年了，他的心居然从没离开过这里，从没离开过这片他曾经恨之入骨的土地，他有多么恨她，就有多么爱她，就像，就像……

就像离家出走的孩子思恋着母亲。

起风了。

声如呜咽。

转过身，放眼望去，天地交接处，大地变成了一条凝重的曲线，仿佛涌动着潮水，在北大荒的日日夜夜也犹如潮水一般扑向他的视线，一双泪眼变得更加模糊。

“我也打算去考，就考师范学校，毕业了还回到这里，接着教孩子们读书认字……你要是也考上了大学，毕业后也回来，行不？”

既然忘不掉她，就永远不忘吧！

得到消息的解老转气喘吁吁地跑上丘陵，看见老三，那副被销子打穿后愈合的腮帮子嘬唆了半天，才说出一句：“回来啦？”

“回来啦，不走了。”

解老转没搞明白后面那仨字的意思：“待多久？”

“不走了，留下了，在北大荒扎根了。”他说。

解老转激动得冲上前来，一把抱住他的胳膊，不停地念叨：“总算给我留下了一个，总算给我留下了一个！”

就在邵婉教学过的那间房子里，老三开始了招生授课，也许是失去后才知道珍惜，昔日千方百计阻拦孩子上学的农工们，纷纷把孩子送进了教室，寂静已久的大台山农场，重新响起了朗朗的读书声。老三一个人教所有的科目，包括美术、音乐和体育。除了把大学学到的各种教学方法付诸实践外，他还用纸浆糊上面糊做猿人头像，拿乒乓球制作地球带着月亮围绕太阳转的三球仪，买来刻字钢板，自己动手刻蜡纸油印卷子，让学生们练习做题……半年后，好几个孩子都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重点中学，轰动了独立师垦区。

有一天，突然开来一辆嘎斯，下来个黑铁塔般的大个儿，闯进教室。正在写板书的老三一看他，高兴地喊了一声：“团长！”

团长把他揪到门外，劈头就训：“你小子太不像话了，回来也不找我报个到！”

老三赶紧认错。

“行啦行啦！”团长摆摆手，“兵团改制了，我复员转业，不是什么团长了，现在是独立师垦区总部农场的场长，你收拾一下，马上跟我出发。”

“去哪儿啊？”

“你说去哪儿，去总部农场给我当副手去，你这身本事，留在这儿当孩子王算怎么一回事？”

老三连忙说那可不行，我就想在这儿踏踏实实地教孩子们念书。任凭团长掰开了揉碎了讲道理，他还是说，团长我知道您说得都对，都是为了我的前途着想，但我也有我的考虑：一来我大学学的就是教育，当老师属于专业对口；二来您看，知青一撤，北大荒就成了“北撂荒”，大片大片的耕地没人种，因为连个会开拖拉机的都找不到，这说明什么？说明北大荒最缺少的还不是先进的农业技术和机械，而是会使用这些技术和机械的人。高楼万丈平地起，教育，既是咱北大荒的当务之急，更是长远大计。

团长没办法，虎着脸上了车，临走前嘟囔了一句：“要是遇到啥困难，随时来找我。”

团长只是客气，老三却当成运气，扒着车门连声说：“有困难，有困难！”

团长问他有啥困难？

老三说远近的很多农场都把孩子往这儿送，我越来越教不过来了，而且上学道儿远，孩子们也不安全。想请您帮个忙，把各个农场留下的知青挑一挑，只要人品好，都送来，我再开个夜校，专门给他们培训，合格了就让他们回到各自的农场去教那里的孩子；二一个，前几天我去那几个农场转了转，发现学校全都破破烂烂的，这可不行。没有梧桐树，招不来金凤凰，能不能请总部农场拨出一笔钱，把所有的学校翻修一下，只有这样，才能把更多的教师留住。

团长说第一件事我答应你，第二件事不好办，这两年农场亏损得厉害，买种子的钱都是贷款来的，实在没有富余……

说归说，最后团长还是想方设法搞来一点钱，交给老三，让他统筹安排学校翻修的事儿。

揣着这些钱，老三去了趟佳木斯，到建材市场一打听，才知道百废待兴，各地都在大搞基建，别说钢筋和水泥了，就连砖头的价格都飞涨，他那点儿钱连给学校糊个窗户纸都是将将够。

正在发愁，肩膀被人拍了一下，扭头一看，竟是许振江。

老三非常高兴，许振江却是一副冷冷的样子：“你怎么在这儿？”

“我想把咱们独立师垦区的学校都翻修一遍，佳木斯建材齐全，就来问问价。”

“你不是回北京上大学了么，垦区的学校关你什么事？”

“我回来了，在大台山农场当老师。”

“你他妈疯了？！”许振江不信，“考上佳木斯师范的都留城里了，你一个北京的大学生，回北大荒？”

老三只好把学校翻修的规划图和所需建材的清单拿了出来，许振江看完问他带了多少钱？老三一报数字，许振江冷笑道：“你这可真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了。”

许振江走后，老三又挨家询问建材的底价，到了傍晚，市场都关门了，他还舍不得离开，缠着人家砍价，最后被看大门的轰了出来。

他花五分钱买了俩馒头，在附近找了个旮旯，坐在地上吃，正吃着，许振江过来了：“你咋还没走？”

老三说事儿还没办完呢，我总不能大老远的白跑一趟。

许振江想了想说，你做的那个规划图和清单，太潦草了，价格估算得也太低，这样吧，我开上车，跟你回一趟独立师垦区，看看翻修的工程到底有多大，砖瓦、水泥、玻璃、油毡什么的，还有人工，一项一项都列出来，再找人慢慢砍价。

老三坐上车，一路跟许振江闲聊，才知道他返城回了佳木斯以后，通过家里的关系，在建材市场开了家买卖，生意做得颇是不赖。

接下来的几天，俩人把独立师垦区的各个农场跑了个遍，许振江才明白，老三不是把价格估算得过低，而是农场真的太穷，拿不出更多的钱了，而那些学校破烂得几近危房，再不翻修，一场风吹雨打就全塌了。回到佳木斯，许振江找了几家建材商和包工队，反复计算，给出了个低得不能再低的底价，虽然依旧远远超出老三的预算，但老三想的是，哪怕借钱也先把学校翻修起来，让孩子们有个安心读书的地方，再慢慢想办法还债，就在合同上签了字。

生意谈成，照例，承包方要请客吃饭，老三说饭我不吃你们的，价钱能不能再给我便宜点儿？

许振江说得得得，这顿饭我请行了吧，不去大饭店，随便找个小馆子整两口。

还真就在巷子口的小馆子支了张圆桌，点了酒菜，众人边吃边聊，许振江显得很高兴，好像是办完了一件特别痛快的事儿，连黄的带白的不停往肚子里灌，没多久就喝得醉醺醺的。突然说起兵团往事，跟一桌子的人讲老三当年跟他关系怎么不好、吵过多少回嘴、打过多少回架，然后问老三你记不记得我还拍过你一砖头？老三笑着摇摇头。许振江说刚来兵团那会儿，你们北京知青和我们本地知青因为抢菜打架，你在中间拦着，我就拍了你一砖头，你忘了？老三说我真不记得了。许振江说真的，我真的拍过你一砖头，嘴角咧着笑，一双眼睛里滚出了豆大的泪珠子。老三赶紧说记得记得我都记得，许振江说你不记得了，你们都忘了，红军、精豆儿、疯子还有你，走了那么久连个信儿也不捎来，把我忘了，把兵团忘了，把北大荒忘了……老三说没忘，哪儿能忘了啊，我要是忘了还能回来吗？许振江说那你不许再走了，老三说我永远都不走了。许振江说你说话算话？老三说我说话算话。许振江紧紧搂住他，哭得喘不上气来。

那以后，许振江成了他最好的朋友，他们一起把独立师垦区的所有学校翻修或重建，还盖起了教师宿舍，将没有返城的知青集结起来，培训之后再派回各个农场任教。接下来是凯歌高进的八十年代，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不断推进，北大荒上百个国营农场衍生出了二十多万个家庭农场，黑土地终于走出困境，再焕生机。农业生产技术的革新和大量先进农机设备的引进，特别是水稻高纬度高寒区大面积种植的成功，使粮食平均亩产从一九七三年的一百二十斤一跃超过了一千斤。遥想兵团时代始终没有实现的“一年上纲要，三年过黄河，五年跨长江”，恍如一梦。

富裕了的农民对子女教育更加重视，老三的事业也就得到了来自四面八方的大力支持。大台山设县之后，他被任命为县教育局局长，主持全县的教育教学工作，可他坚决不干，直到县里答应他兼任第一中学校长，继续在教室上课，才勉强同意。他的学生在高考中连创佳绩，“清北率”之高在省里名列前茅。

九十年代中期，他升任佳木斯市教育局副局长，有一天他去市里开会，在会场门口，遇到了一个他没想到的人。

深蓝色外套，最上面的扣子系得很严，黑色短发梳得一丝不苟，粗大的黑框眼镜架在鼻梁上，遮掩着那张虽经整容却依然能看出疤痕的脸。

是刘娟。

故人相见，俱是一惊，刘娟主动向他伸出了手，他却只点了点头就走进了会场。

散会后，他和已经是佳木斯城建总公司董事长的许振江一起，到一所正在扩建的中学工地看了看，然后在路边找了家面馆吃面。往日从不喝酒的他，今天却一杯接一杯的，许振江问他咋了，他说刚才得知，刘娟从省里调到佳木斯任纪委副书记：“你说就这样一个人，怎么能官运亨通！”

许振江说你是知青大返城后才回到北大荒的，不知道这里面有段故事。

刘娟伤愈后，到黑龙江大学读书，学制是三年。本科生、党员、救火英雄，这三个身份加持，使她一毕业就被省委机关招去，派到知青办工作。那时知青返城潮高涨，走的人越来越多，对北大荒的生产生活产生了不利影响，兵团不断收紧政策，一个就要走，一个不让走，矛盾日益激化，一些地方甚至发生了游行请愿的恶性事件。

知青返城，主要有四个途径：病退、困退、招工和上学，其中病退是“主流”，按照规定，凡是办理病退的知青必须持有师团两级医院的诊断证明，所以，走不走得成，关键看能不能从医生那里开到证明。一时间，各种稀奇古怪的办法都被想了出来：“一滴血＋两滴蛋清”掺进尿样就能确诊肾炎；检查头一天吃猪血，大便化验单上立马三个加号；一片麻黄素，能把高压升到160，低压100，心跳也明显加快，足够病退标准……医生们也不是不知道这些小九九，只是实在可怜这些已经把青春抛掷在北大荒十年，现在只想回家的人们，所以大部分时间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在诊断书上签字盖章了事。

但无论如何，各师团医院一夜之间“涌现”出了大量重病号，也是不正常的，加上兵团的个别领导本来就希望抓住把柄，遏制“返城风”，便针对开出病退证明最多的某师部医院，展开了一次突击大检查。刘娟作为省委的特派员，进驻工作组，联合督办此次行动。

突击检查那天，大雪纷飞，师部医院里挤满了来开证明的知青，当大批民兵包围了门诊楼，工作组气势汹汹地冲进了楼道的时候，他们都吓坏了。很快传来捷报，揪出了用一张腰椎病片子开出了三张病退证明的，后背贴块牙膏皮照透视的，还有一个准备做截肢手术的，一边哭一边承认是自己故意跑到室外冻伤双手，回屋后用热水泡，“本来我只想弄个冻伤，谁知……”

有个女知青，说是老胃病，透视发现胃部有阴影，但形状很奇怪，工作组觉得肯定有问题，问她什么，她都一言不发。刘娟把她带到一间小屋子里，让她脱了外衣，腹部背部都没贴什么。女知青穿上外衣，刘娟让她喝口热水，她却只是摇头，刘娟突然醒悟，命令她张开嘴，女知青知道瞒不住了，张开嘴，从牙齿上摘下一根丝线，含着泪水慢慢往外拉——线的另一头系着个指甲盖大小的铁块，上面沾满了鲜血。

刘娟大怒，冲进工作组办公室，把那个沾血的铁块往桌子上一砸，对着一屋子的人吼道：“你们看看，这是什么！为了返城，为了回家，他们连命都不要了，他们已经为北大荒付出了十年光阴，你们还嫌不够吗，何必再逼着他们作践自己呢！”

窗外飞雪簌簌，挤满了知青的楼道里响起了抽泣声。

工作组组长冷笑道：“你说得容易，都走了，谁来建设北大荒，要不你留下？”

刘娟说：你让他们回家，我留下！

在刘娟的坚持下，工作组的这次突击检查不了了之，客观上也减少了知青返城的阻力。与此同时，她践行了自己的诺言，回到了北大荒，从基层做起，带领着一个普通农场的农工和没有返城的知青进行生产建设，使农场的规模不断扩大，几年时间，经济效益就在全省名列前茅。农民们都发了家住上楼，她作为场长，却还是独身一人，过着清贫朴素的生活。省委书记来调研时，听说了她的事迹，将她调回省里，担任纪委工作。

原来，时代最终会改变每一个人，老三暗暗感慨。

但一想到邵婉的死，他还是不能原谅刘娟。后来他升任省教育局副局长，刘娟也当上了省纪委副书记，可是直到退休，这两位曾经在一个连队并肩战斗多年的老战友，除了必要的公事外，极少来往。

退休后，老三埋头图书馆，和官场上的昔日同僚联系不多。后来才听说刘娟患了重病，住进医院，时日无多，他想去看看她，但犹豫再三，还是作罢。

不久前，省里遵照中央部署，开展“倒查二十年”的专项行动，对退休干部在职期间是否存在贪腐问题进行核查，成果显著。为此，省老干部局召开会议通报情况，老三接到通知，赶到会场，落座后居然看到了刘娟。老太太就坐在离他不远的地方，满头银丝，神情严肃，听台上念起发现问题的人员名单时，一双眼睛仍像昔日那样威光凛凛。

看来她身体没啥大事，老三想，心里有些宽慰。

但会议结束后，刘娟却是被两个护士搀上轮椅，推出会场的，老三才知道，她病得真的很重。

既然如此，何必非要来参加这个会议？

在市第一医院门口踱来踱去，直到傍晚，还是没想好该不该进去探视。这时有省里领导的车辆陆续开进医院，他心里一沉，知道刘娟可能已经进入弥留之际，赶紧跑进住院楼，问清刘娟所住病房，冲了过去，推开门，只见刘娟躺在病床上，紧闭双眼，周围站着一圈领导，都在俯身对她说着些宽慰之语。老三挤了进去，轻轻喊了她一声，刘娟慢慢睁开眼睛，看到他，嘴角绽开微笑，从被单下伸出瘦骨嶙峋的手，老三一把握住——四十多年过去，他终于放下了对她的怨恨。

“没有……”刘娟干裂的嘴唇里发出了声音。

什么没有？老三把耳朵贴过去细听。

“名单，我仔细听了，没有兵团的知青……一个都没有。”刘娟气息微弱地说，“我们这一代，没有辜负党的培养……”

这是她最后一句话。

走出病房，老三来到步行梯间，在台阶上坐下，双手捂住脸，泪水不停地流出指缝，嘴里反反复复地念叨着一句话：“我们这一代，我们这一代……”

“我们这一代，我们这一代……”

当呼延云讲完了高红军、窦京和石劲风的事情，江远同样是泪流满面，反反复复地念叨着这句话。

直到情绪平静了些，他才回忆道：“九十年代中期，我到北京参加教委召开的一次教育改革研讨会，会议间隙回了趟南下洼村，跟他们仨聚了一下。那之后我工作调动，去了佳木斯，电话住址全变了，后来又调到省里，偶尔出差去趟北京，也是办完事就回来，跟他们失去了联系……”

呼延云说起为什么误会江远去世，是因为那次在“西山风味餐厅”吃饭，聊起他的下落时，高红军一时没有说话，张万全便倒了杯酒在地上，敬“北大荒那些永远回不来的战友”。

江远又好气又好笑：“这帮家伙……不过大张没事，比啥都好！刚才你说他们能团聚是因为一起案子，到底是什么案子啊？”

呼延云便把鬼笑石案件的来龙去脉细细讲给他听，江远才知道他来到北大荒的真实缘由，一声叹息道：“我们这些兵团战士，一生经历了至少两次连根拔起：一次是离开从小长大的城市和亲人，来到北大荒；一次是告别北大荒和情同手足的战友，返回城市，两次都是刻骨铭心的剧痛。我想，孙萍之所以在鬼笑石下面流连了二十年，就是因为无法接受第三次与亲生骨肉的生离死别吧！”

第二天一大早，江远和呼延云出了门，去兵团战士纪念公园。这天天气晴朗，辽远而开阔的蓝天上纤尘不染。从公园正门进去，迎面是半圆形展示墙围起的一片广场，墙头挂着“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青铜大字，墙上嵌有一圈玻璃橱窗，里面张贴着一幅幅按照时间顺序排列的历史照片，呈现着兵团从组建到改制的全过程。不少晨练的老人正在广场上做操、练剑，见到江远，都热情地和他打着招呼。展示墙的后面是一片茂密的白桦林，枝繁叶茂，迎风作响，一条观景栈道从当中曲曲折折地穿过。步入林中，江远告诉呼延云，这片白桦林原本位于十连营区的右边，后来大台山撤县建市时，专门把它们整体迁进公园，一棵不少。

下了栈道，一条水泥砌成的台阶，直通一座丘陵的顶部，那丘陵上草木葱茏，江远一边拾级而上，一边摘些道边的野花，最后用野草捻成的绳子扎了四捧。呼延云见他神情肃穆，除了跟紧之外，不发一语。

登顶之后，只见松林深处，有三座并立的坟墓和一座圆形的大墓。江远将三捧花分别放在那三座并立的墓前，各三鞠躬，然后将最大的一捧花放到圆形的大墓前，三鞠躬后，凝伫不动。

圆形大墓的墓碑上，写着“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独立师十连十二烈士墓”，呼延云顿时肃然，也鞠躬三次，低头默哀。

直到江远一声轻咳，他才低声说：“从高叔叔到石叔叔，就想给她们争取个烈士称号，没想到北大荒已经把这个称号给了她们。”

“这座公园就是以纪念她们命名的——当然也包括孙连长他们。”江远指了指并立的那三座坟墓。

“江叔叔，我看那三座墓的墓碑上，分别刻着孙殿荣、杨学勤和郎永忠三个名字。孙连长我知道，杨学勤和郎永忠，是不是就是指导员和郎股长啊？”

江远点了点头，走到了那三座并立的墓碑前。

呼延云说：“高叔叔跟我讲，你们闯出大烟泡后，发现郎股长并没有回到连部，派出人去找，最后在和连部相反的方向，找到了他冻僵的遗体。尸检后发现他患上了出血热，回忆起来，他是在拓荒队营地的水房下面掏麻绳的时候，被老鼠咬了一口，染上的病。”

“那是一只灰背脊鼠，是流行性出血热的主要传染源，这种病在北大荒时有发生，典型的症状就是发烧、少尿、吐血、胸前和腋下出现大量出血点……郎股长那之前一直在团部医院调查知青患出血热的情况，不可能不知道这些。我们分析，他被咬后，很快就开始发烧，后来宿营时，看到了胸前和腋下的出血点，就确认自己感染了这个病。”

“也就是说，怕传染给你们[流行性出血热主要由老鼠传播，很少出现人传人的现象，但当时由于医学认识不足，很多人还是认为这种病会在人群中传染。]，他就离开了宿营地，朝连部走去，可惜走错了方向——”

“不。”江远摇了摇头，“他是故意走错了方向。”

“啊？”

“我们扎营不久，石劲风就发现了基坑，还插上树枝子做了记号，只要沿着记号走，就可以回到连部，这些，郎股长都知道。”

“那他为什么走向相反的方向？”

“两个原因：第一，当时出血热没有特效药，得了基本就是个死，回到了连队也没什么用；第二个原因，他是为了证明一件事——”

然而江远的话戛然而止，喉咙吞咽了很久，没有出声。

“为了证明什么事？”呼延云忍不住问。

“证明在大烟泡中，人确实是有可能走向相反的方向的。”江远泪光闪闪，“我和邵婉当初就是在大烟泡中走反了方向，差点儿越境，面临严重的处罚，对此我们百口莫辩。而带着窦京一起穿越大烟泡的经历，使郎股长相信了我们的正直和忠诚，当他确认自己感染了出血热以后，为了避免传染给我们，急于离开宿营地，却又怕自己死在半路上，无法再为我们辩诬。或许他也想过写一封证明信，但生病的身体撑不住写太多字，便留下一张‘我先回连队了’的纸条，在风雪中毅然走向了相反的方向，用这种方式证明：一切只是一场意外——既然一直主张对我们严加惩处的他，都会犯下相同的错误，那么兵团在处理我们时，自然就会网开一面。”

凝视着郎股长的墓碑，呼延云只感到一股热流，不停地激荡着胸口。

就在这时，他听到了一声号角。

“呜——呜呜！”

声音深厚而宽广，仿佛巨轮即将启航。

“开镰了。”江远扬起头，“走，我带你看看去！”

呼延云跟着他快步向前，透过树梢，隐约看到前面矗立着一座岩峰，走近一看，原来是一组二三十米高的巨型雕塑：几个身披破袄、头戴棉帽的兵团战士，正顶风冒雪，向前进发。他们有的拖着爬犁，有的背着钢枪，有的拄着树棍，有的抱着拐尺，粗犷的脸膛和坚毅的目光，充满了刚强与无畏。走在队尾的是一个身材高大、面目有点儿像高红军的人，举起一面写着“拓荒队”的旗帜，正回过头凝视着脚下，那里有一长串足迹，深深地烙印在黑土地上。

擦肩而过的一瞬，看到了底座上的雕塑名字，好像是“第一行足迹”？

一道光。

金色的光芒，在眼前乍亮，令他一阵目眩，定睛望去，就在雕塑的正前方，就在兵团战士们进发的方向，宛如无形的巨手一把揭开了历史的帷幕，让拓荒者看到了他们开拓出的新世界：广阔无垠的稻田，波涛翻滚的稻浪，数十辆黄绿相间的大型联合收割机排成一排，隆隆作响着向稻海的深处游弋。极目远眺，在大地与天空连接的地方，金色与蔚蓝交汇处，闪烁着一条绵延无际的细碎光斑，仿佛无数荷锄的背影，越走越远。

兵团战士胸有朝阳，胸有朝阳。

屯垦戍边披荆斩棘，战斗在边疆。

毛泽东思想哺育我们茁壮成长，

祖国大地山山水水充满了阳光。

三大革命炼红心，迎风冒雪志如钢。

坚决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誓把北疆变粮仓。热爱边疆、扎根边疆、建设边疆、保卫边疆，

红心向太阳！

鼻子一酸。

“怎么了，你？”江远惊讶地问。

“我真的很想很想向高叔叔说一声‘对不起’，可惜他听不到了……”

从大台山市直达北京的火车，只有一趟晚上九点的过路车，呼延云买了张卧铺票，江远提溜着两大兜子榛子蘑菇什么的，一直把他送到站台。呼延云跟他约好，过些日子回一趟北京，一起给高红军他们扫墓去。

上了车，走进车厢，呼延云把推辞不掉的两大兜子山货放在行李架上，一看江远还站在站台上，便向他挥挥手，江远还是一动不动地望着他。

车门关闭，列车缓缓地启动了，有那么一秒钟，呼延云隐约有些失望，因为耗时一周的北大荒之行，似乎徒劳无功——

然而下一秒。

熄灯的车厢里，他的脸投射在黑暗的玻璃窗上，映出清晰的影像，当影像掠过站台上的江远的一瞬，两个人的脸恰巧重叠在了一起。

呼延云睁圆了眼睛！

加速的列车转瞬间就把站台甩在了后面，但自己和江远的脸部重叠的影像，还残留在车窗上。

怎么回事？

似乎有所醒悟，却又一片茫然，纷乱的思绪好像是从打湿的火柴盒里胡乱翻检和擦拭，却怎么都找不到那根可以点燃的干火柴。

“呼！！”

一列飞驰的火车，突然与他所乘的火车会车，擦肩而过的刹那，震彻肺腑的呼啸和车厢剧烈的颤抖，宛如最猛力的一次摩擦，擦亮了他手中最后那根火柴！

一真，

一切真！

大汗淋漓的他，终于勘破了那个被时间的焦土掩埋了整整二十年的诡计——

走向相反的方向，是为了达到最终的目标，或者说为了达到最终的目标，故意走向相反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