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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三十岁那年结婚。我的太太是我们系的系花，是中文系的大美女。在那个年代，大家其实特别穷，但是我那些哥们儿，大家结婚一定会“烧包”，就是蜜月旅行，带着自己的新娘，比如说去捷克、布拉格，去巴黎，或者去马尔代夫，稍微近一点的，会去京都。

但我特别奇怪，我带着我如花似玉的新娘，去了大陆。我讲的大陆不是今天的大陆，是二十年前的大陆，那时候大陆还没有现在这么富裕和现代化。

那是我生命中第一次坐飞机离开台湾。我安排好了这两个礼拜的蜜月旅行，我先带着新娘飞南京，因为我是所谓的外省第二代，我父亲1949年跟着溃败的国民党军，从南京逃到台湾。所以我在南京还有一个同父异母的大哥，他大我二十几岁，我大哥特别苦命，出生才一个月，爸爸就跑了。

但我父亲并非那么无情无义。我父亲跑到台湾大概守了二十年，才跟我母亲结婚。所以那个年代，两岸开放，老兵返乡的时候，我父亲就是很典型的众多老兵中的一个，心里会怀着一种对于半世纪时光的愧疚感。他们其实自己也没有多少退休金，可是他们当时会把退休金兑换成美元，带回去给大陆这边的亲人。

我蜜月旅行第一站就是南京，我父亲托我带一些美元给我大哥。那个时候的南京机场，飞机降落后，从飞机里一出来，你会觉得，这个是机场吗？感觉好像还像农村一样，有很多机器拖车跑来跑去，还蛮落后。那个时候对我来讲也很震撼。

本来我们是住在秦淮河旁边一个叫状元楼的酒店。我大哥还有一些堂哥，他们都是老人了，是种葡萄的农民。所以酒店的门房不让他们进来，我还下去和门房说这是我亲人、我大哥。他们进到房间以后，我都不知道出于怎样的一种本能，我看到我大哥，一个老人，我就冲着他跪了下去，我太太也跟在我后面，对着我大哥跪下去。当时的场面非常感人。

后来这些老人带我们回老家，那时候还没有桥，坐汽渡轮，有个侄儿是开出租车的，我们就先坐破破烂烂的出租车，然后搭汽渡轮到江心洲去。那些老人做了很多菜招待我们，他们围着我和我太太，我们俩那时候还是年轻人，我三十岁，我太太二十八岁。他们讲那些话，我们全听不懂，他们讲着讲着就全哭了，想念老爷（我父亲在他们眼中就是老爷）。

在南京待了三天后，我们又要搭火车，坐一天一夜的硬卧到江西南昌，然后到江西山里面一个叫资溪的小地方，因为我一个最好的哥们儿，当时他在东莞的一个厂当副厂长，他娶了一个江西姑娘。他们那时候结婚，可是他没有台湾亲人过去，正好我时间刚好撞上了。所以我又从南京去江西资溪参加我哥们儿的婚礼，让江西他太太那边的亲戚觉得台湾也有亲友过来。我们在资溪待了不到二十四小时，然后坐一辆小巴，坐六个小时赶到南昌机场，再飞上海。因为对我们来讲，那个时候是第一次来大陆，所以一定要去上海看看。这中间因为我们没赶上飞机，所以本来我们计划在上海待两天，结果只待了二十四小时，这其中还种种赶时间，又塞车，特别惨。之后从上海再飞北京，在北京待了五天。

我到南京之前，那个娶了江西姑娘，在东莞当台商的哥们儿，那时候已经在大陆混了五六年了，他就很严厉地警告我，二十年前的大陆是什么样子。他说：你跟你太太绝对不要让别人一看就知道你们是台湾来的，你们要尽量打扮得破烂一点，你们要穿得破烂一点。那个时候南京还没有开发起来。

因为我那时候没来过大陆，被他讲得非常惶恐。我跟我太太就很努力地打扮，没想到我们打扮得太过分了，连我南京的大嫂看到我都说，小弟，你们台湾人怎么穿得这么差呀？你怎么穿得像乞丐？她就很热情地要带我去南京的夜市给我买衣服。

我太太娘家是做生意的，是个大户人家的小姐。每个女孩都期待蜜月旅行是一个很梦幻的旅程。而她跟我穿得像个乞丐公跟乞丐婆，这样一路下来，她都想跟我离婚了。我们到北京的时候人民币也花得差不多了，两个人还吵了一些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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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最后一站，我对她说，你看我们这次是不是二百五，就乱安排。如果是现在我绝对不敢做这种安排，在那么短的时间内，先飞南京，然后从南京到南昌，再从南昌跑到江西山里面的资溪，接着再回南昌搭飞机，然后到上海，再从上海到北京，真的很像在赶路、在逃亡那种感觉。

我们最后一站是香港。那时候我们非常疲惫，所以到了香港，飞机降落的时候，看到香港的万家灯火，就觉得香港真好。那时候我们本来安排好是到香港过圣诞夜，但其实我们身上已经没钱了。我太太那个时候真是年轻，美如春花。她行李箱带了够穿两个礼拜的、她最漂亮的衣服，就拿出来穿上，她穿一件长大衣，穿上高跟鞋，很漂亮。我太太是中文系的女孩，经常到台北“故宫”去看宋代的瓷器，特别迷恋汝窑、钧窑、官窑、哥窑这些瓷器。香港有一个景点，徐氏艺术馆，她一定要去参观。徐氏艺术馆的创办人叫徐展堂，他是香港非常重量级的收藏家。当时国民党带了大批国宝撤到台湾，汝窑在全世界可能不到七十件，像神品、神兽一样，是神物、神器。徐展堂手上有一些很好的钧窑、很好的唐三彩，所以对我太太这样的女孩来说，到了香港一定要抽一天时间，像朝圣一样去参观徐氏艺术馆。

所以我们到了香港以后，第二天早上她打扮得漂漂亮亮，我们都很高兴，打的到香港中国银行总部大楼。我们看旅游书上写，徐氏艺术馆就在香港中国银行总部里面。

那时候香港还没有回归，香港最高的大楼、地标性的大楼就是维多利亚港的中国银行大楼。这栋大楼是贝聿铭设计的，整个建筑物是一个玻璃帷幕，在阳光下闪着银色的光，像一把银色的匕首插在维多利亚港上，非常美。

然而，我们到了才发觉旅游书是旧版的，徐氏艺术馆已经迁走了，迁到了另外一个地方。但是既然来了，香港中银大厦本身也是一个景点，这个景点是什么？就是现在台湾有很多中南部的游客，到台北就一定要去台北最高的101大楼，搭高速电梯到顶层看台北的全景。这个概念其实是从巴黎铁塔开始，大家喜欢跑到城市的顶端，鸟瞰整个城市。像罗兰·巴特说的，你站在巴黎铁塔的顶端，好像是你对巴黎这座城市的一种入主，是进入到城市的时光与历史之中的幻想。

我那时候年轻，我就跟我太太说，我们既然来了，就别白来。

我们看到有两台高速电梯，直达97楼顶楼的天空观景台，可是有很多人在那边排队，队伍很长。我就跟我太太说，我们别像这些傻瓜，我们去排队干吗，排完以后就半小时了。

我看那边大概有八台，还是十二台电梯，是给香港中国银行总部的员工搭乘的专梯。我们看到电梯是到96楼，我就说这里根本没有人排队，我们就搭到96楼，再走一层消防梯不就到97楼了。

我太太半信半疑地跟着我，我们就真的到96楼。从96楼电梯出来以后，想象港片里写字楼的走廊，天花板很矮，没有人，就是一个走廊，有一间一间的办公室。我们走到一扇很大的铁门前，一打开就是消防梯。我们走了一层楼上去，上去后不是观景台，很像一个空旷的工地，外围都是玻璃，工地上堆一些沙子和砖头，大概还在整修，但是视野很好，没有其他的闲杂人等。站在那里，真的可以看到维多利亚港，蓝色的维多利亚港，上面一艘一艘白白的小船，还有帆船，美不可言，像童话，像蜡笔画一样。

然后我顾盼自雄，点起烟来。跟我太太说，看着吧，这一辈子跟着我就没错，你看听我的就没错，我们不用像那些傻瓜还要去排队，我们这不是很聪明吗？又没有人吵我们，然后我就抽抽烟。

我们看完风景，回到刚刚推门进来的消防门，突然发觉门被锁住了，打不开。我们就在那边070-1一直敲打那扇门，“救命啊！”但没有任何人理我们。我们只好从96楼再走一层，下到95楼，070-2又一直敲打消防门，还是没有人理我们，我们就到94楼、93楼、92楼，一直这样敲打消防门。

其实大概走到89楼、88楼的时候，我们心里就有数了。我们要从97楼的高空，走楼梯，一直走到一楼。

我们一路越走越快，我不太会倒数，就是90、89、88、87、86、85、84、83、82、81、80、79、78、77、76、75、74、73、72、71、70，反正就一直走。走到其中一层楼的时候，你会看到有一个双层玻璃，像防弹玻璃。我们可以看到里面像水族箱，看到里面有一些穿着白衬衫、穿着西装的大概是银行高阶的职员，我们拼命敲打玻璃，但是他们好像都听不到。

我觉得这个画面很有趣，我们在97楼两个人顺着楼梯间一直往下跑，快速跑动的时候，如果这时候有一个外星人从高空往下看，是不是很像看一只雷龙？香港中银大楼很像一只雷龙，可是雷龙的脊髓腔，就是我们两个人在跑的楼梯间，是一个从高空垂直下来的狭窄的空间。我们两个人像两片落叶，一直旋转，一直旋转往下，一直下坠，一直下坠。

我觉得我太太在那个时候，打心底决定要跟我离婚了。她好不容易打扮漂亮，穿高跟鞋，却不得不跟着我一路往下跑。

最糟糕的是大概跑到三十几楼的时候，我的坏毛病又犯了，我每次一紧张的时候就会想拉肚子，大肠躁郁症。我就跟我太太说，你慢慢走，我想拉肚子，我忍不住了。

但我还是跑在前面，因为她走得还是比我慢。我就发明一种办法，我抓着旁边的不锈钢铝扶手，每半层楼就“嘣嘣嘣”这样跳。跑到十几楼的时候，我都觉得我快忍不住了，我就朝着楼梯间的天井喊：我忍不住了，我要拉在楼梯间。但还好我最终忍住了，终于到了一楼，那种感觉难以言喻，两条腿好像打结的麻花一样，都软掉了。然后，我推开一楼的门，迎面的光扑过来的时候，我心里想，地面真美！我好想亲吻地面，站在地平面上的感觉真舒服。

但我还没回过神来的时候，就发觉有十几个像香港警匪片里海豹特种部队的队员，他们都戴钢盔，穿防弹背心，全部拿冲锋枪，穿着军靴“啪啪啪”朝我跑过来，把我围起来，枪全部对着我。像电影里，你会觉得他们的枪是都有红外线瞄准的狙击枪，红色光点全部涂在脸上，一大堆光点在乱窜。我不会讲广东话，英文又特别烂，这群特种部队兵围着我，旁边有一个穿西装的小个子香港人，讲广东话，拿一个对讲机，非常愤怒，气急败坏。

我就跟他讲，哪里有厕所？快告诉我哪里有厕所，我快拉出来了。但他听不懂我在讲什么，他就非常生气，用广东话“×××”这样骂我。

我也听不懂他讲什么。我一直跟他说，拜托告诉我有没有厕所，哪里有厕所？不要讲了，我快拉出来了，我拉出来你不要后悔。

就这样，我们僵持了大概五分钟，然后我太太就从安全门那边终于下来了，腿都快断了。因为我太太英文不错，就跟他们解释。

3

后来我才知道我们两个傻瓜，我们是不想跟那些呆瓜排队，搭电梯到97楼看维多利亚景色，但是这是香港最大的银行总部，可能地下室里面藏着大批的黄金，所以整栋大楼都装了最强大的保全系统。我们搭电梯搭到96楼，当我们从96楼穿过长廊，推开通往97楼那一阶楼梯的消防门时，楼下大堂经理立刻接到楼上保全系统的提示，警报就启动了。

我跟我太太两个在97楼那个工地玻璃窗顾盼自雄，很浪漫地欣赏香港的无敌海景，跟她讲我们将来一定会过上好日子的时候，他们像港片里面演的那样，特勤小组的车已经全部集中到中银大楼。然后这些特种部队兵全部拿着冲锋枪“啪啪啪”坐电梯往楼上冲。

等他们到达97楼的时候，我们已经在往下跑，越跑越快。因为我们是每一层楼的门都去拍，所以他们就觉得这是智慧型犯罪。当他们到97楼的时候发现灯光是一直“叮叮叮叮”往下移动，他们在不同楼层乘电梯下来包抄我们，但是一直包抄不到。终于他们好不容易满身大汗在一楼把我围住的时候，真的都差点要开枪了，他们已经气爆了。

好险，因为我太太的样子看起来就像好人，我们把护照给他们检查，解释一番，才放我们走。

后来我终于在维多利亚港找到一个公厕，真的，那是我生命中第一次看到自己的排泄物好像喷出的蓝色的火焰。我从97楼跑到一楼，我的整个肚子已经变成一个微波炉。

这听起来像是一个好笑的故事，但如果以后在其他故事里延续开来去讲的话，它其实牵涉到二十世纪小说史上一个非常伟大的名字，叫作卡夫卡。

结语

昆德拉说过，二十世纪的小说家和二十世纪的我们，其实已经失去了十七世纪塞万提斯写的《堂吉诃德》里那样的一个旷野，人可以自由自在在旷野上任意冒险，可以遇到各种奇遇，可以遇到各种鬼怪。像《西游记》唐僧师徒四人在旷野上冒险，会遇到各式各样的故事和传奇，火焰山、牛魔王、金角大王、银角大王，各种奇幻的故事。

昆德拉说，十七世纪的塞万提斯在这个旷野上拥有的关于说故事最幸福、最美好的时光已经结束了。

二十世纪之后的小说家，不论你写的人物是谁，最后主人公一定是卡夫卡笔下《城堡》这部小说里的土地测量员K。因为你必然会被困在现代性的机构里，城市的地平线已经被切断了，被什么东西切断？被这些高楼大厦切断了。这些高楼大厦是个隐喻，可能就是所谓的医院、电视台大楼、大学教学楼、科技部，以及各种政府部门，如警察局总部、银行大楼。这些大楼各自掌握着自己的专业话语，它让我们没有办法再回到古典的说故事时刻，人可以像原始人、像古典人那样自由地没有边界地说故事。我们必然会被这些现代性的框格给框定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