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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概十年前，我有一年的时间常去永和一家老按摩店按摩。这家按摩店特别像港片里，比如说张曼玉、黎明、曾志伟演的《甜蜜蜜》里那种老式的按摩店。

一进去有一个高高的柜台，老板娘六七十岁，满头白发，但她年轻时可能是个美人，她有个鹰钩鼻，眼眶很深，我也分不出她是台湾人、香港人，还是大陆人。她会坐在客厅里，客厅有几张很大的沙发，你可以坐在那里抽烟，也可以看电视，电视上会放一些周星驰的老片。

店里的光线很暗淡，顾客都是一些老人，我在里头还算年轻的。跟那种装修得比较光鲜，或者说比较科幻、比较干净的按摩店不太一样，它是一种特别的空间，脏脏的，有一种说不出的撒了痱子粉的味道，或者在老人身上会闻到的那种气味。坐电梯上去，坐到三楼，一推门进去就是按摩店，就会进入一种属于老人的时光。走到里头的按摩间，是一张一张按摩床，大概四张，中间用布帘隔着，所以不是很隐蔽，你都听得到隔壁床的老头在一边按摩一边发出睡觉打呼噜的声音。我趴在那边，也会沉沉地睡着，好像我们是四五只趴在海边的岩礁上，很疲惫地睡去的老海豹。

按摩阿姨有一部分是当年嫁到台湾去的大陆的女生，她们比较年轻，三十出头，生了孩子，出来找工作，兼职做按摩。老头特别喜欢找这种年轻女孩，有点吃豆腐的意思，他们其实什么也不能做，就嘴巴上吃些豆腐，调戏这些远方来的大陆的女生。我趴在那边也听到了，我都听不下去。

他们说，你们大陆现在是不是厕所还没有门，还是粪坑，我二十年前去的时候，大陆的厕所都没有门。这女生不知道是湖南妹子还是四川妹子，非常辣，呛他说，你们厕所有门，可是新闻上说你们有些变态，在厕所里装针孔、装摄像头，没有比你们更变态的。

反正是类似这样的，其实这中间会有一种老人跟少妇之间打情骂俏的成分，可是没有那么快速或是激烈，你是在一种悠悠晃晃、半睡半醒的情境中偶尔听到。这些老人大部分不会太多话，不一会儿就睡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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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的按摩师不是来自大陆的女生，她是一个年纪比她们大一点的台湾妇人，四十岁左右，大概小我十岁，但是在这个空间里我们比较像同代人，她非常安静。其实我没有很仔细看过她的脸，但是为什么在那一年的时间，我会特地从台北市搭车回到永和这家按摩店，每个礼拜都是如此，而且我一定是指名这位按摩阿姨帮我按摩？因为她有一种很像武侠小说里练武之人的敬畏心，她对这门手艺，对按摩这件事，有崇敬之心，有一种神圣与严肃感。她从头到尾不说废话，不会跟客人调情或哈拉，每一个按摩的动作都非常扎实，很像咏春拳，落在你的肩颈上，在你的肩胛骨和背上。

作为一个小说家，我好像一根天线、一个避雷针，吸收了太多世界和人类内心的黑暗面。我很像宫崎骏的卡通片《千与千寻》里的河神，《千与千寻》中有一个情节是，千寻帮河神把他的嘴挖开来，吐出一大堆垃圾，全是人类丢到河流里的破烂垃圾，河神把这些东西全部吐出来。

我觉得按摩有一种很奇妙的，很像巫或是灵媒的神奇能力：她在按摩的时候，她的手很像在打咏春拳，非常利落，在按摩的过程中，你会觉得她好像在把深藏在我肩胛下面的、我的腰里面的非常深的，流着黑水的那种暗黑的伤害或是恶的东西给拉拔出来，好像一条一条地抽丝抽出来。

离开这家按摩店，我就感觉自己好像重新做回一个正常人。很多时候她会帮我拔罐，滑罐非常痛，后来用老式的像玻璃杯一样的器具，一个一个的，我不知道那是什么器具，吸在我的背上，一次吸八九个，很痛。好像真的我身体里面那些毒素，或者是那些酸痛、疲惫、黑暗的东西都被她这样吸出来。她很多时候会用好几条热毛巾把我整个人盖起来，当然我是穿一条短裤，身体其他部位是打赤膊的。我这样讲有点恶心，因为我现在已经是一个五十岁的老伯了，但是我那时候会有一种很复杂的感受，一种说不出的、类似老人的色情，可是又混杂了一种好像回到小baby的时光的情感。像回到你不记得的那个小baby的时光，被妈妈这样子亲密地擦拭身体的那种温暖的感觉，好像你还在妈妈的子宫里面，被羊水包裹的感觉。

那时我常常在半醒半睡之间，像一只疲惫的老海豹趴在那里，她在我背上做这些像咏春拳的动作，她的每一个动作，你都感觉得到她非常温柔，而且非常虔诚、非常崇敬。

时间长了，她有时候也会聊天，后来她跟我讲起来，说她的先生年纪大她十来岁，所以我想她年轻时候应该蛮漂亮的。她说她先生非常疼她，她先生是一个读书人，好像是中学教员，或者是高中的教务主任或教学组长。他们家境本来还可以，先生就像宠一个小妻子那样宠着她，她个性比较内向，没有跟这个世界有其他的交流。那个年代网络不发达，也没有现在这种智能手机，她一直很安静，每天接送上幼儿园的女儿。而现在，女儿已经念高中了。

可是后来，也就是几年前，她先生突然得了肝癌，离开了人世。她这才意识到，她先生太宠她了，也没有留足够的遗产，只留给她一个房子，她没有一技之长，先生不在以后，她突然发觉，自己不知道怎么跟这个世界、跟这个社会交涉。她本来是一个幸福的小女人、小妻子，只需要照顾女儿，每天煮晚餐，帮女儿带便当，接送女儿上学。然而，原本这些很静美的生活，在这个时候全部变成她生存上非常巨大的深渊，或绝望之境。她说她很幸运，拜了一个老师傅，学了按摩，她是靠按摩来付正在念高中的女儿的学费。偶尔也会听到她讲一些她原生家庭的事，她的哥哥是个烂人，她父母八十多岁，留下两套房子，本来已经说好一套给她哥哥，一套给她。但她哥哥通过一些程序，趁她父亲有点老年痴呆的状况，把两套房子全霸占了，她也不懂法律，不知怎么申诉。

她偶尔会很开心，说今天是母亲节，她女儿会带她去吃牛排，也不是很贵，是那种平价牛排，母女两人很像在过情人节一样。偶尔她会讲出这样比较玫瑰色的话。

这样子持续了一年左右，我最后一次去这家按摩店时，那一次我记得按摩结束，我起来穿好衣服和鞋袜，正要走出按摩间的时候，突然这个按摩阿姨从后面追上来，问我：请问你是作家骆以军吗？

在这样一种私密的状态中，持续了一年之后，突然她这样问我。然后她才对我说，她过世的先生是我的读者。

她说她一直没有动过先生的书桌，可是看到先生书桌上有一本我的小说，叫《遣悲怀》。书的封面用的是我的照片，一个大头照。

她才突然发现她先生是我的读者，而且书里头还有先生夹的一张一张小纸条，有写得密密麻麻的纸条和小黄贴。所以她先生是我的一个很有品位的读者。

当时我的感觉真的是很怪，如梦似幻。

3

我要讲的第二个故事大约发生在十年前。

那一次，大陆刚出版了简体版的《西夏旅馆》。打书活动排得很紧，北京的活动结束后，坐飞机到南京，之后坐高铁到杭州，之后好像还到了广州。所以当时打书很累，不过那时候我身体还没有毛病，可以扛得住。

平常我好像嘻嘻哈哈，很哈拉的样子。其实我长期被演讲前的紧张所困扰，那是生理上的反应，我的肾上腺素会飙得很高，我会非常焦虑，会抽非常多的烟，我觉得我是在靠肾上腺素撑着。我进入演讲场合之前就会非常非常紧张和焦虑。

那次是在南京的先锋书店，先锋书店号称是中国最美的书店，是在一个地下室里，非常大的场地，人也蛮多的，下面有一两百个听众坐在那边等。

演讲快开始了，我正被带着要往台上走的时候，突然一个白发老头挡在我前面。我以为是我的读者，就对他很有礼貌地笑一下，点点头。

这老头突然对我说，小弟，你不认识我了，我是以民大哥。

我仍然没反应过来，还是这样笑笑，点点头，我以为是我忘掉的哪个长辈。

可是突然一个瞬间，我认出来了，因为他的眉毛跟我父亲的眉毛很像，我右边的眉毛有一边眉毛尖是翘起来的，这是我们骆家的遗传，我父亲的眉毛有个剑眉，有一些眉毛会翘起来。我就发现我面前这个瘦削的老人，他有一边的眉毛也是这样翘起来，好像我们是布恩迪亚上校的私生子，额头上印灰烬十字一般，有一个可辨识的家族遗传特征：他那个眉毛这一边是翘起来的，而且比我的还要翘。

我当下突然一个本能的反应，我就单膝跪下去。我喊：大哥。

旁边就有记者拍照了，然后发在一份很小的地方报上，新闻标题很煽情：两岸同父异母兄弟相认。

其实我和以民大哥之前见过，但是中间隔了很多年没有再见到他。大概南京的一个晚报，发了一条很短的消息说作家骆以军于某月某日在先锋书店有一场新书分享会。他知道后就带着我大嫂、我两个侄儿、两个侄媳妇，一家人都来了。

以民大哥是在南京的江心洲上种葡萄的果农，很敦厚，非常好的人。以民大哥大我二十几岁，他提了一堆葡萄，像农民那样提过来，来听我的演讲。

那天演讲，我讲的是“六个抬棺人”的故事，其实在台湾或者在大陆，这个故事我讲过一百遍以上，它基本上是我一张保命王牌，在一个大场面要震慑住场子的时候，我可以丝毫不用准备，虽然还是很紧张，要一直抽烟，可是我可以像按了录音机开始键一样，开始讲故事，讲六个抬棺人。于是我在台上开始讲“六个抬棺人”，这个故事前大半段的情景是在讲我跟骆以民（大我二十几岁同父异母的哥哥），我们的父亲死亡的那个晚上。

4

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大概是我上初一的时候，那时候两岸还没有通航通商，还没有开放探亲，后来蒋经国开放探亲以后就涌现很多十分感人的故事，一大批老兵返乡，骨肉分离了半世纪，或是发妻等着他，或者父母还没等到他就死了，这些老人跪在父母的坟前哭，当时很多这类很感人的人伦之情，很悲伤的历史大变动的故事。

当时我才十二三岁，我们住在永和那栋老房子里。我记得很清楚，当时还没有开放探亲的时候，我父亲就已经通过他在美国的一个学生辗转联络到在南京的以民大哥，和以民大哥通信。以民大哥会写信，而且是用书法写信。

以民大哥的身世非常悲惨。1949年，以民大哥出生才一个月，我父亲就跑了，因为他是国民党，等于是把一个月大的以民大哥扔了。扔了以后，我大妈，也就是以民大哥的亲生母亲，当年就嫁人了。那个年代兵荒马乱，为了生存，她就改嫁了。我父亲一直不知道，他一直认为他的发妻会守着他，带着小孩等他。直到二十年后，我父亲到四十岁的时候才通过香港那边的亲友辗转通信，但是他们不敢告诉我父亲，说我大妈其实当年就改嫁了，他们骗他说我大妈过世了，所以我父亲才娶了我母亲，在台湾这边才会有我这一支血脉，有我哥、我姐和我。

以民大哥的亲生母亲改嫁后，以民大哥就一路由我祖母把他带在身边，很疼他，照顾他。可是他十分可怜，因为我父亲是国民党，家又是在南京的江心洲，所以后来“文革”，包括“三反”“五反”，以民大哥就一路被打成“黑五类”，批斗之类的他都没少挨。他只念到小学毕业，可他却遗传了我父亲非常文人气的一面。父亲从他一个月大时就不在身边了，村里的人告诉他说，你父亲骆先生，当年是我们这村子里最好的读书人，你父亲的学问有多好。所以他虽然只是小学毕业，可是他自己读了很多古书、古诗，他会书法，写得一手好字。

我记得我念初中的时候，父亲是很严肃的，我们全家围在永和老家的客厅，围在一台很破很小的录音机旁边，那个年代没有CD，还是录音带。以民大哥把录音带和信寄到美国，再从美国转寄到台北，寄到我们永和的家里。

在我的记忆里，骆以民就是我的亲生大哥，他在南京，可是他好像出现在小时候我们永和老家的客厅里。当时客厅里光雾朦胧，有一种说不出的怀念与悲伤之感。那种悲伤是父亲的身世之悲造成的一种光雾效应，从光雾里面飘出来一个声音说：

“亲爱的爸爸、妈妈，我是骆以民。我亲爱的祖母已经在十年前过世了。”

他会讲家乡南京那边的堂哥的故事，讲所有那些我父亲不在场的故事，很郑重、很孝慈地讲给我父亲听。

后来我父亲过世了。我父亲过世的时候，以民大哥不在场。可是我平常在外头讲六个抬棺人的时候，这个故事的哏我太熟了，我太知道这个故事的效果。当这个故事前面是讲我父亲过世那个夜晚，可是故事到后来，特别是讲到卢子玉的时候，全场一定是笑得颠三倒四、东倒西歪。

那些年轻的读者全部笑到眼泪乱喷、东倒西歪的时候，我突然看到我的以民大哥，他的表情非常疑惑。他非常端正地坐着，我看到他满头白发，我看到他的侧脸，非常有尊严的。他不理解为什么大家笑得这么开心，他很迷惑，刚刚这个故事前半段，他听到他在台湾的小弟讲着，他跟这个小弟共同的父亲死亡时、那个他不在场的夜晚。这个父亲是在他出生才一个月时就把他遗弃了，然后一辈子让他活在孤儿的处境中，但他还是希望这个父亲会认同他。他一直读着父亲会读的古诗，他对人讲义气，非常慷慨，在当地也受人尊敬。可是他坐在那边的时候，他不能理解，为什么这个画面明明是讲死去的父亲的葬礼，而大家全部都在疯狂地大笑。

那时我讲六个抬棺人的故事讲了一百多次，我从来没有一次在讲这个故事的过程中，一边讲一边整个人大汗淋漓，我当时衣服都湿透了。因为我没有做好准备，我没有别的版本，我本来就是准备今天到先锋书店讲六个抬棺人。可是我没有想到我会在现场撞见以民大哥，而我却在他面前那么残忍地讲着我们共同的父亲死亡的那个夜晚的故事。中间我一直想看能不能把版本改变一下，但是没有办法。这是我生命中很没有办法改变，或者是很疑惑、很遗憾发生的状况。

那天晚上结束以后，约好要跟出版社的老板，还有他们的朋友到一个pub喝酒，我就把以民大哥给我的一大堆葡萄分给他们吃。他们说一般我们大陆人都知道，这葡萄是外销的，叫提子，至少有二十几个品种。我根本是个白痴，我的大哥来见我的时候，带来的是他自己种的葡萄。他们是全中国做葡萄外销超强的葡萄达人，他种了二十几种葡萄，有紫的，有绿的，有红的，有白的，有各种过渡的颜色的葡萄，出版社的老板和朋友们都吃得连连称奇。

结语

我后来常跟一些写小说的同行，或者是比我年轻一辈的年轻创作者说，你们不要以为说故事就只是说故事，其实你说故事很可能会不小心就拨动了神或魔鬼的翅膀。在古时候，写小说、说故事这件事情其实是渎神的。

我们活过了二十世纪，我好像是一个被西方发展起来的这些框架支撑着的人。作为一个专业的说故事者、一个小说家，你可以打开小说的大教堂，你可以在这座大教堂里把人类存在的各种形貌布展出来。

但是生命中某些时刻，你的小说的读者，或者你小说里的角色，却奇怪地辗转出现在你真实的生命中，那一刻你才会感觉到，小说触碰到的那种冰与火、神与魔之境。

小说是一种非常静寂或非常神性，或极度触碰到人类的疯狂或悲惨的极限，时间感和篇幅都非常巨大的存在。你只有在这种近距离在真实生活遇到那些你小说的读者，或者说遇到你小说中所写的人物的时候，你才有那么强烈的敬畏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