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台湾二十多年前发生了一起很吓人的社会事件。有一个老太太，她知道自己快要死了，她只有一个儿子，也是个中年人了。老太太交代她儿子说，她死后要把她的器官捐赠给台北的荣民总医院。

荣民总医院在台北城市的最北边，可是老太太家住在新店，等于是台北的最南边。那时候还没有网络，当时这个新闻曝出来的时候，大家是看电视新闻知道的，也有记者打电话采访消防队。消防队当时就曝出，这个中年人是个宅男，在社会上没什么人际关系。他当时其实有打119，打给消防队，但消防队跟他说，我们没有帮人运送尸体的服务，建议他直接打给医院。可能那天医院有救护车出勤，总之没有人理他。他很客气、很害羞、很内向，总之是社会上很边缘的一个人。后来这个儿子，这个天才，就把母亲的遗体放在轮椅上，用毛毯盖着，搭地铁，台北叫捷运。从这个城市的最南端新店，运送母亲的遗体，到最北边一个叫石牌的地方，就是荣民总医院所在地。

这个新闻曝出来以后，整个台湾社会就炸锅了，还有民议代表出来提议“大众运输法”，以后禁止用大众运输工具运送尸体，不管是人类的尸体还是动物的尸体。

其实这个新闻后来被我放到我的一篇小说里。我在想这个新闻好像很搞笑，但是如果放在古典时代或是古典的故事时刻，它其实是一个非常美的、关于人类美德的故事。

这个母亲即将面临死亡。她交代的遗言是要把她身体的各种器官捐赠出去，而这个儿子非常信守承诺。如果没有他搭地铁这个画面，我想象中的画面是：这个儿子背着母亲的遗体，从台北盆地的最南端一直走到最北端，为了完成母亲的遗愿。

但是，这个故事为什么一放到现代都市景观中，一放到现代性的社会结构中，它就变得说不出的怪异？

2

海德格尔曾发表过一篇论文，论当时欧洲的现代科学与哲学，论文中他讲到一个概念。他说，我们经历了几次工业革命，我们经历了启蒙运动，我们经历了理性主义，我们现在所有关于人类存在的讨论方式，全部都有分门别类的专业语言。这些专业语言包括医学语言、科学语言、社会学语言、心理学语言、政治学语言、文学语言、修辞学语言，所有各种各样的专业话语，像蚂蚁的洞穴，呈分叉状，掌握着人类存在状况的解释权。海德格尔说了这样一句话：我们已经失去了古典时代人类观看自身存在的一个全景的视角。

刚刚我说的老母亲将死，要儿子把自己的遗体捐赠出去的古典的美德，儿子信守承诺，扛着母亲的遗体，从城市的最南端送到最北端，这样的一个古典时刻的故事，它现在会变成一幅非常怪的画面，他把母亲已经僵硬的遗体放在轮椅上，身上盖着毛毯。

因为我当时要写这个故事，也查了很多资料，就发觉，这个故事中，他把母亲的遗体真正搬到医院的时候，还不是古典意义上完整的死亡。医学上，医院要使用这些捐赠器官的时候，器官是有不同的保鲜期限。比如说捐赠眼角膜，要把它放在一种生理盐水中，它的保鲜期限可能是36小时，肝的保鲜期限可能是四天，皮肤可以保存两个礼拜。

关于死亡，没有一个统一的古典故事。说国王死了，国王就是死掉了；说皇后死了，皇后就是死掉了。不是的。人死掉以后，每一个器官如果再进入到医学话语的切割中，其真正的死亡时间是不一样的。就像我们到超市买东西，一个大保鲜盒包着鸡爪，这些鸡爪是分属于不同的鸡，可是它们被包在一起，叫鸡爪；这一大堆是鸡肝，这一大堆是鸡腿，它们的死亡时间是参照着销售系统、运送系统、保存系统而定的，而且鸡爪、鸡肝、鸡心、鸡胗，它们的保存期限是不同的。

这个母亲托儿子捐赠给医院的自己的遗体，各种器官的死亡时间，是好几个不同时钟的时间，这个对我来讲是很有趣的。

3

我接下来想讲一个我哥们儿的故事，这个故事发生在2001年，那个时候我特别倒霉。这故事我也许会在后面的故事中再讲另外一个比较完整的切面。

2001年我太太已经怀了小儿子，大概还有一个月就要生了，可是那个时候我父亲刚好去大陆参加一个旅行团，叫作苏东坡美食团，我父亲是中文系退休老教授，这种旅行团就特别容易“诈骗”他们。总之就是苏东坡这一生被贬谪的那些地方，他们这个旅行团就从海南岛开始玩起，然后去黄山、庐山等等。我父亲到了江西九江的时候，因为我在南京有一些亲人，大哥和堂哥等，他们就从南京搭船到九江跟我父亲碰面。大概老人家见到这些亲人太激动了，我们在台湾就接到病危通知，说我父亲小脑爆掉了，大出血。

我太太马上就要生第二个孩子，所以我和我母亲就跑到九江，特别折腾，在医院办各种手续。因为我父亲那时候整个人已经是植物人的状态，所以医院要跟上面汇报，非常复杂的准飞证明通知。后来我跟我母亲在九江待了一个月，好不容易把我父亲运回来了。我记得我的小儿子的生日是9月23日，我是9月10日跟我母亲申请国际SOS救援，非常复杂，他们还要派一个外国医生和一个香港去的护士去接管。一路我们花了非常多的钱，因为我父亲年纪很大，保险没法保。我母亲也因为照顾我父亲，退休了，所以我父母这边经济就垮掉了。那个时候我觉得我是全世界最倒霉的人。

我运完我父亲回来，当天晚上我们在看电视，电视上正在播放美国发生的“9·11”事件。我看着电视就觉得，天哪，这是一个梦境，这个世界已经整个被梦境修改过了吗？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我们眼前看到的景象，好像感觉第三次世界大战要开打了。

我父亲刚发生这个事情，接着就看到“9·11”事件，后来过了十二天，我的小儿子就出生了。

小儿子出生的时候，我太太是在当时台北最好的一家妇科私人医院，叫作台安医院。台湾有健保制度，孩子生下来以后，产妇可以用健保给付，可以在医院住三天，这三天观察小婴儿有没有黄疸等这些状况。

我这些哥们儿就陆续来探望我，台湾这边的习俗，就是看小婴儿，会打个小金镯子、金锁片，给小婴儿包个红包等等，我想大陆应该也有。

当时一个哥们儿拉我下去抽烟。他是我大学住在阳明山时周围宿舍的室友，是一个学弟，叫小贤。他的女朋友是我所有哥们儿的女朋友里最漂亮的，一个狮子座女生，叫小妹。小贤跟小妹当时来看望我的时候，小贤就和我说，骆以军，我是这个世界上最倒霉的人。我心里想，这世界上最倒霉的应该是我不是你，我前面讲我发生这么多这么倒霉的事。后来我听他讲了他发生的事情，我就愿意把最倒霉的宝座让给他，我当第二倒霉就好了。他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这个小贤高高帅帅的，长得有点像法国导演吕克·贝松拍的电影《这个杀手不太冷》的男主角里昂，那个法国演员叫让·雷诺。不过小贤是亚洲人，他的脸更精致一些，所以他长得很帅。

他本来有个哥哥，他念高中的时候，他哥哥在当兵，休假的时候跟其他三个弟兄租了车，在台北华江桥开到一半的时候，对面车道有辆公交车的刹车坏掉了，公交车的司机就想到一个方法，把车子开往桥中间的分隔岛去擦撞，想把车速减下来。不料那个分隔岛不够高，所以他一擦撞，公交车就整个翻过去，翻到对面车道，从上面掉下来，刚好把他哥哥跟他哥哥同事的那辆车压扁了。

他说那天上午九点，突然训导处通过广播把他叫到训导处，他就看到他姐姐在那里，跟他说，哥死了。

我们知道台湾那些本省家庭还是很重男轻女的，所以他就告诉我，他说家里有一个人死去了，这不光是悲伤。他母亲会感觉我的大儿子出门，好好地去当兵，回来却是盖着白布的尸体，所以唯一剩下的这个小儿子，他母亲就会有一种害怕失去他的过度的恐惧。

所以他的压力非常大。他用他哥哥书房，但几年下来他没有动过他哥哥的东西，那时候我就觉得小贤的故事，很像一个村上春树的故事。

他父母其实也不是真的那么有钱，就是勤勤恳恳的小生意人，有点钱就在板桥那边买一个公寓，所以后来就变成包租公，有了五六套公寓，这五六套公寓到时候都是要留给小贤这个唯一的儿子。所以他们蛮宠小贤的，那时我们大学生都非常穷，小贤的父母却给他买了一辆克莱斯勒的双门跑车，很拉风。那个年代电脑还是586，他父母花了二三十万，整套组备了一台电脑给他。

我大学期间，糊里糊涂间就考上北艺大的戏剧研究所。我那些哥们儿就觉得，连骆以军这个学渣都考得上研究所，这学校研究所应该很好考，所以他们全部报名去考，也全部都考上了。

小贤还蛮有才气的，他本来是日文系的，后来考上北艺大的西洋美术史研究所。我关于二十世纪二战之后现代艺术的一些知识，都是他告诉我的。他有个坏毛病，人长得帅，所以就常偷吃。他女朋友小妹整天盯着他，那时候还没有手机，还是BP机的年代。有时候他到我的宿舍来找我聊天，小妹都会立刻打电话到我宿舍来，说小贤是不是真的去你那里了？我都要帮他做证，他会拿我做幌子。

4

他们两人在一起七年了。在我们那个年代，他们两人就是所谓的新新人类。两人看上去穿着牛仔裤、球鞋，很低调，其实全是很贵的名牌，男的帅气，女的漂亮。后来小贤去当兵的那两年，小妹去了证券公司做股票，做得非常好，升为手下有三十个人的小主管，手头也很有钱，买了一辆奔驰Smart，狮子座本来就很独立。之前是小妹着急，小贤退伍以后，现在变成小贤着急，他是独子，他父母施加压力，希望他赶快娶媳妇。

可是小贤那时候在干吗呢？他说他想去台湾，坐上从花莲到台东的火车，慢车，坐在最后一节车厢。拿一台DV去拍铁轨，无止无尽的铁轨，一拍拍七八个小时。我说，你拍这个干吗？没有任何的情节。他说他拍了以后打算兜售给台湾贩卖迷幻药的酒店，摇头店，客人吃了毒品之后，头摇来摇去，然后看着铁轨咕隆咕隆的画面。我想说，你是废物吗？你女朋友现在已经月收入二十万台币（也就是四五万人民币），你还在想这些有的没的。

那时候他们俩会因为结婚的事争吵起来，因为小贤的父母想叫小妹结完婚就不要去工作了，在家里生儿子，传宗接代。后来又出了一个事情，小妹长了一种子宫肌瘤，据说就算动完手术治好了以后，她以后也不能怀孕了。

这些对我来讲是很吊诡，或者是很反讽的，原来他们俩是我认识的最时尚的人，谈论的是未来，是艺术，可是不过才毕业三四年，她怎么掉到很像连续剧里面很老派的、传统的传宗接代的故事里。

小妹后来也灰心了，跟小贤说想分手，因为她觉得她没办法帮他们家生孩子。这个时候他们去找了一个医生，这个医生很差劲的，是一个黑医生。黑医生给他们一种药，其实就是一种男性荷尔蒙的药，在台湾基本上还是禁药，在美国好像也是用于临床医学。

这个药的作用就是，不用动手术，可是会让女性荷尔蒙分泌变少，这样子宫肌瘤慢慢就会萎缩掉。但是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SOP（标准作业程序），就是吃这个药之前要验孕，不能怀孕。因为它是一种高浓度的男性荷尔蒙，怀孕的话，如果怀的是男生还好，生的小孩可能就会变成猛男。但问题是如果生的是女儿，就可能会变成所谓的金刚芭比。这是真的，美国的临床医学上有10%的比例性染色体会变异，是非常高的比例，生出来的是生理层面的阴阳人，就是同时有男孩的小鸡鸡，又有女孩的卵巢。

可是，这个大夫已经给她服了这种金刚芭比丸，服了一个多月，都没有做验孕。

回到前头我讲的，他们来台安医院探望我刚生完小儿子的太太。台安医院一楼有一个窗口放着一些免洗杯，可以免费验孕。他们看有人在排队也过去排队，一验，小妹已经怀孕一个多月了。

如果没有前面这些复杂的情况，这件事其实很容易，拿掉就好。问题是小贤他家要传宗接代，他是独子。他跟小妹又是真爱，他要跟小妹结婚。那这个他要不要赌？

可是赌的话，就会掉入到一种非常复杂境地里，性染色体有XX和XY，现在才一个月，你不会知道，你有50%的概率，生下来的孩子是男孩，你有50%的概率，生的是女孩。是男孩就是没问题，可以传宗接代。女孩的话，这50%中又有10%的概率会生出金刚芭比，会生出阴阳人。那你要不要赌？

在台湾，要知道怀的胎儿是男孩还是女孩，基本上要到五个月后才能做羊膜穿刺，做羊膜穿刺才能去验胚胎，到底是男孩还是女孩。但到胎儿五个月大的时候，基本上已经不能去把小孩拿掉了。所以小贤面临的，其实是这么复杂的，已经不是古典话语能够处理的困境，而是一种我们正常人脑袋要转好几圈才会理解的专业医学话语的困境。

后来，小妹又去检验，查出怀的是双胞胎，所以等于是赌注加倍了。如果是男孩就是两个男孩，如果是女孩就是两个女孩。两个女孩的话，刚刚讲的那个概率还要乘以二。

小贤就跟我说，这真是魔鬼跟我开的玩笑。

我当时当然安慰他。我说，万一你最后验出是两个女儿，万一最后你又生出了两个金刚芭比，我们俩就指腹为婚，我有两个儿子，我做公公的也不在乎媳妇是金刚芭比。

结果小贤觉得我在讲风凉话，就更生气。

我之后的生活很混乱。我每天要去医院看我父亲，我太太又有点产后忧郁症，我自己的经济、父母家的经济也垮了，我自己在搞创作，穷得要命，一切都很混乱。

半年后，有一天小贤打电话给我。他说，已经验出来了，确定双胞胎都是女儿。

所以没有另外50%的可能性了，就是在赌这10%。可能生出来是两个正常的女孩，或者极大的可能，生出两个女儿都是带把儿的，这是很残酷的。

过了几个月，小贤又给我打电话。这中间我还帮他算紫微斗数。后来他们换了一个医生，因为是双胞胎，他们要做剖腹产，所以他就会知道时辰是哪一天，我稍微会算一些紫微斗数，就帮他看了那一天，一天有十二个时辰，我挑出其中两个命盘最好的时间，这个好，叫雄宿朝元，将来两个都是大将军（好像更是会生出金刚芭比的感觉）；这个好，七杀朝斗，一听也是男人的、豪迈英豪的命。他就很生我的气。

那一天，他给我打电话。电话里他说，骆以军，生了。

我听不出来，他也不告诉我，到底两个女儿有没有长小鸡鸡，也听不出他是喜是忧。

5

我想描述一下，我们去看望小贤两个女儿的那个下午。他们在台北中山北路一个破旧社区的一家私人诊所，我们在那边绕半天找不到停车位。后来看到有一个旧公寓的地下室，可能是违规的私人停车场。车子经过一段防滑的陡坡，下去以后，你会觉得那个空间是一个很台北的、老旧的，像被这个城市废弃的角落。灯管一闪一闪的，墙壁上都是尘埃，管线上都在漏水。

我跟我太太带大儿子去的，大儿子那时候两岁多。那段时间我的心情非常阴郁、沮丧。但我一打开车门，我大儿子突然就非常开心。因为黑暗之境、冷酷之境的地下室，管线上竟然吊了四五十个鸟笼。

我现在如果是在写小说，写到这里是不是要调度出鸟类学的知识？可是我讲不出。当时我们看到有各种各样的鸟，有黄鹂鸟、金刚鹦鹉，有红色的鸟、粉色的鸟，非常漂亮，我们仿佛身处山林之中，鸟鸣婉转。

你会觉得非常奇怪，跟刚进来的地下室场景完全形成反差。后来我想这个停车场顶多停五六辆车，底下是封闭的空间。大概停车场管理员怕自己被汽车排放的一氧化碳毒死，所以养了很多鸟，把鸟当成化学毒气的监测器，如果鸟死了就赶快跑。

我们转角上去，从巷口走出来，转角到中山北路，大概走了一百米。诊所在五楼，可是从电梯一进去，一楼到四楼是色情KTV，特别怪异。电梯很旧，地上就有酒客吐酒的馊水，吐出来的胃液的酸味，他们清理不干净，就用一些廉价的芳香剂去掩盖。所以味道更臭了，又臭又香。

我跟太太带着一个两岁的小孩，而我们旁边就有三四个像是重金属摇滚客的人，朋客头，穿鼻环，脸上有刺青。

到了二楼，电梯门一打开，KTV的镭射舞台灯光照过来，出来几个摇滚青年。到三楼电梯门一打开又出来几个，四楼电梯门一打开又出来几个。到了五楼，电梯门一打开，是一个窗明几净，非常祥和、非常洁白的妇产科诊所，超怪异的。

小贤看到我们来了非常开心，两个小baby躺在小推车里推过来。我第一动作就是掀起婴孩的襁褓，看一下，两个都没有带把儿。小贤赌赢了，我们都非常高兴，两个女儿都是正常的。

我太太自己生了两个儿子，我太太娘家家族很庞大，有很多表姐表妹。我太太特别爱看那些表姐表妹生的小女孩，她说她看过那么多刚出生的小女婴，从没见过像小贤和小妹生的这两个女儿那么漂亮的女孩。小贤是个超级帅哥，小妹美到不行。这两个小女孩刚出生，眼睛是闭着的，可是你会看出来，她们的眼线非常长，将来两个一定都是大眼妹，而且那么小的婴儿，鼻梁就直挺出来，将来一定超正的。

我当然立刻跟小贤重提我们当时指腹为婚的约定。小贤立刻转头看一眼我大儿子那跟我一样朝天鼻的鼻孔，当下就背信弃义，否定了当时我们两个约定的这件事。

当然大家都很开心，后来我们走的时候，下楼走回刚刚那个地下停车场的转角，我想描述一下我看到的那个画面。

那时已经是黄昏了，夜晚即将来临，光线开始变暗。我们走过转角的时候，我看到有四五个在酒店上班的女孩，非常年轻，都是十七八岁，都很漂亮，她们穿着开衩到大腿根的酒店制服，那种廉价的公主旗袍。她们在干吗呢？台湾有个习俗，农历的十五或十六，做生意的商家会烧纸钱给好兄弟，给这些孤魂野鬼，保佑生意好做。我就看到这几个女孩围着火炉在烧纸。

这个故事讲到这里的时候，本来我前面所有的忧郁，关于两个怪异胚胎的担忧和疑虑都消失了。此时此刻，我眼前看到的这幅画面，仿佛就是我年轻的时候，完全不了解女性的身体之前，我在阳明山宿舍里抄写川端康成的《睡美人》，里面写的那些最美的少女的胴体，她们令人迷醉的美。

那个时候，那种感觉非常奇怪，我跟我太太、小孩经过这些女孩，我们之间的距离大概不到三米。我看到这些女孩有的在打电话，有的在聊天、开玩笑。她们虽然都化着浓妆，可是她们的脸上没有一丝一毫职业性的色情意味，就是非常纯真、非常漂亮的少女。我看到其中一个女孩，她正把纸钱丢到火炉里，火焰烧得非常旺盛的时候会有一股上升的气旋，有的纸钱一半已经被火焰烧着了，变成灰烬了，可是另外一半还是黄色的纸，厚厚的纸的形态。这中间有一些红色的火星，被上升的气旋吹得飞起来，这个女孩害怕飞起来的火星烧到她的丝袜，所以她非常爱娇、非常自然地把一条腿遮挡住，完全没有意识到有人在看着她，她那个姿态非常非常美。

我那个时候会觉得，这个画面好奇怪的，好像从我前面讲的小贤那个非常奇怪的，掉入到现代性医疗系统的所有怪异胚胎的，还包括我刚才所讲的紫微斗数算命的话语，包括鸟类学的话语，包括所有的这一切的，人在孤独的、无助的、荒谬的，在卡夫卡式的现代机构里面，但最后的结尾竟然是一个川端康成式的画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