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我大二的时候，曾经和一个我暗恋了可能四五年的女孩约会。

这个女孩是我初中的同班同学，但是因为我初中升高中有重考，高中升大学也重考，所以我大二的时候这女孩已经大学毕业了。她长得很漂亮，大学毕业以后去当了空姐。那个时候我在念一个很差的大学，在阳明山上，我非常用功，读一些很大部头的西方纯文学小说，整个人很宅。

我有点忘了我和她是怎么联系上的，她不可能会看上我，但我想她可能是正处在前男友刚跟她分手的空窗期，也没有打算要跟我交往，只是老同学。我们两个以前初中的时候是同桌，还蛮要好的。

我想回忆约会之前我那种忐忑的心情。因为我们那个年代没有网络，也没有个人电脑，更没有现在的智能手机，所以现在的年轻人可能完全不能理解，我们那个年代像我这样的一个宅男，没有任何社会经验，也没有社会资源。可是有一个机会，有个女孩跟你约会，你要怎么安排这一场约会？当然我一定会幻想，那种荷尔蒙幻想，就是这一天约会的尾声，最好能够跟她来那么一下，当然在那个年纪我会这样幻想。

但是根本不像现在可以上网去查，哪里约会可以去哪个hotel，哪边可以比价可以打折，约会晚餐去吃什么会特别有情调，或者说到底我约会时该做什么，该怎么讲话，完全没有经验。

我是个宅男，平常读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卡夫卡、福克纳，读这些作家的小说，我不知道怎么样跟一个我暗恋了四五年的女孩约会，而且对我一个穷大学生来说，她已经是一个社会人士了，她是飞国际线的空姐。我也忘记我当时是怎么样去安排这一天的约会的。

我住在永和，我去永和附近一个看起来像黑道开的租车行租了一天的车，租一天可能要人民币五六百块，但是那个时候这些钱我都还要跟哥们儿凑，或者说我可能从约会前的两三个月就开始存我的“破处”幻想的基金。

那个年代也不可能随意在网络电脑上面看大家交流，比如非常快速地告诉你什么电影是神片，非看不可的片，评分是多少，没有这些东西。所以我们那时候，在阳明山上有些懂电影的哥们儿会大老远地换公交车，到台北南京东路一个叫作影庐的地方看电影。那个年代是放一种类似VCD的黑胶盘，是分离式的，黑胶盘放进去后，下面还要放一个字轨，就是字幕是作为一个卡夹放进去，才会是翻译成中文后的字幕。

那时候我们是一群文艺爱好者，我们看小津安二郎的电影、黑泽明的电影，还有当时法国新浪潮的电影，比如戈达尔的电影、特吕弗的电影，还有伯格曼的电影、塔可夫斯基的电影。

像后来的KTV，但那个时候叫MTV，六七个哥们儿可以在里面抽烟，看这些艺术电影，看得非常感动，是怀着崇敬在看电影。

MTV和KTV一样，也是在某个大楼某一层甬道的两边，有一间一间包厢。因为现在这十年、二十年，我们已经习惯了KTV的空间。在甬道走的时候，每一个房间会流出来各种人嘶吼着唱歌的声音，周杰伦的歌、汪峰的歌、邓紫棋的歌，等等，他们唱得五音不全，各种声音都有。走在走廊里的时候你好像是行走在一个梦境里，可这个梦境里每一个房间的门都关不住，它会流出来各种声音。

可是那个年代，在MTV的空间里走，比如你要出来上厕所，整个空间是非常安静的，因为每一个房间里都是安安静静在放着艺术电影。有的房间可能正在放着小津安二郎的电影，有的房间可能在放着黑泽明的电影，有的房间可能在放安哲罗普洛斯的电影，有的房间可能是好莱坞很好看的经典电影。

我这样回忆起来，那个空间很像是失聪者的一个梦境，一个没有声音的、很安静的梦境。如果你透过门上开的小窗，隐约会看到里头有一些电光在闪跳，这是播放电影时流动的光影。

所以我觉得我也特别傻，那天下午，我就带着那个女孩到影庐去看了一部想象中的艺术电影，我可能还不敢给她看那种太前卫、让人看不懂的，因为她不是搞文学的，所以我记得当时去看的那部电影叫《布拉格之春》（大陆译作《布拉格之恋》）。

《布拉格之春》就是根据米兰·昆德拉的小说《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改拍的电影，在当年是蛮红的，女主角也很漂亮，而且里面有很多在那个年代来讲蛮激情的画面，战争时代充满激情的情色场景。我就跟这个女孩在那个小房间里坐着看。坐着以后，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办。

但是我们在看电影的时候，发生了一个状况，影庐的小姑娘放错字夹了。她放的影片光碟是对的，影像分三集，一、二、三这样按顺序播放，可是放第一集影像时，字夹却放成第二集的了。

因为我对那部小说熟，画面上完全就是《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里的情节，特丽莎、萨丽娜，然后托马斯，他们之间的故事，我都看得懂。但问题是为什么他们在做的动作、他们演的戏与下面出现的字幕是不同的，是不相关的。但当时我也不知道，也不敢去跟柜台抗议，我还在想这是不是导演用一种非常艺术化、非常前卫的方式拍出来这种效果。一直看到这个女孩要来换第二集的时候，她才说弄错了，后来第二集才看得懂。

这个女孩很有教养，她一直没有出声。那个时候我还不胖，还不是傻胖子，她知道我这个老同学这两年沉浸在文学里面，我讲的东西基本上她是尊敬的或者她不了解的，所以她乖乖坐着，小鸟依人地坐在我旁边，跟着我看。

看完以后，我们就去找个以那个年纪我的经济能力能招待她吃的餐厅，好像是吃的午餐。

2

吃完午餐后，我就照着我原先的安排，开着租来的车开了大老远到了淡水，台北北海岸的一个沙滩。那个沙滩是一个无人沙滩，不是海水浴场，那天也不是假日。

我们俩站在海边，她是一个没什么心肝的美女，和我讲了很多她们空姐圈子讲的黄色笑话。空姐的生活太无聊了，她们的圈子很小，为了在飞机上打发无聊时间，她们知道很多黄色笑话。我听过超多黄色笑话，但是她讲的笑话没有任何淫荡或色情意味，她只是觉得那个好好笑，就讲给我听。

所以我们站在那片沙滩上，眼前那一片蓝色的海水冲打着我的脚。一切都设定好了。我想，看着这一片海水，这么美好，我们之前又看过艺术电影，吃过一顿有情调的午餐，那这时候我是不是就应该是看看海，是不是应该照着原来设想的，我的手不知不觉地搂住她的腰，然后把她拉着靠近我，这就是我们那个年代看侯孝贤他们这种新电影所幻想的画面。

我正想照着我的剧本走的时候，突然不知道从哪个角落跑来一个披头散发、满脸是泪的妇女。她哭着跑过来，边跑边喊：救人哪救人哪，我孩子溺水了。

我就远远地看到海那边有个小孩，但还好，小孩身上有个救生圈。他可能在近海的地方玩，但那个救生圈把他漂到他游不回来的地方了，漂到外海去了。

但是我那个时候完全不会游泳，我现在还稍微会游一点，即使以我现在能游的距离，如果跳下去救他，在美人面前展现出所谓的英雄气概，肯定就是溺死，结果将会在那个海边被立个铜像。所以我就转身快速地跑跑跑，我跑了好远才碰到一个救生员，古铜色皮肤，胸肌很发达，有点像那种漂泊的男子汉。那家伙很有经验，他马上跟着过来了。

我和那个女孩还是站在原来的位置，就像电影里的远镜头，看到救生员跳下去，浪里白条地游到那个小孩身边，然后再把他拉回来，当然就没事了。他们也没有来跟我们道谢之类，没有再看到续集了。

但是这个时候，那个我原本充满了抒情的想象和性幻想的，我暗恋了四五年的女孩，突然一下子笑出声了，为什么？因为她看到沙滩上那串我刚刚很着急快速跑去找救生员的脚印。其实我那个时候真的不是胖子，但是人很用力在跑的时候，沙滩上留下的那串脚印就很像大象脚印，那女生就说好像大象的脚印。反正整个场面就冷掉了。

之后我内心就想开车带她去阳明山，我们那个年代可能有那种想法，你至少带她去阳明山看看夜景吧。

等我们到停车场的时候才发觉，车锁被小偷撬开了。这个女孩也是没经验，那时候也是年轻，她用的可能是一个入门款的LV皮包。那个皮包连同里头的钱和东西被偷走了。其实真正贵的是那个LV皮包。

后来当然非常地扫兴，这个女生就陷入一种不太搭理我的状况，之后的活动她不可能有心情了。她就说送我回家，后来我就开车回去，我也陷入一种好像电路回路出现故障，越来越阴郁或者不开心的状况。我前面先讲了几个笑话逗她，她已经脸色如冰霜，后来才知道她是对她皮包被偷走这件事或是这个约会非常生气，就是因为她跟我出来，她损失大了。

但是我内心突然出现一个只有写小说的人才会出现的这么奇怪的想法，在这个时刻不应该有的这么奇怪的想法。我想，她是不是觉得我刚刚跑去喊救生员，花了这么长时间，其实是我把车锁撬开，把她皮包偷走了。难怪我很晚才“破处”，我脑袋是有点问题，这件事情是我很多年后再遇到她时提到的。

反正后来这件事就黄了。我送她回去以后，接着我去还车，还赔了一笔钱，因为那个租车行是黑道开的，锁被弄坏了，赔了可能五千块人民币，远超出我的想象。确实你跟他租车，你把人家两个车锁都撬坏掉，他整个要换，所以我那个时候搞得特别惨。

这是当年有点遗憾或是有点困惑的一件往事，现在回想起来，其实我恰好处在一个时代的夹层。大概到2000年的时候，网络世界就开始了，个人电脑开始普及，也开始有诺基亚手机了。所以，所有的人在做一件事情之前，都可以先上网看各种经验分享，可以预先排演，有更精准的路线或剧本，但我们那个时候基本上是没有这种可能，没有这个机会。

3

我再讲一个故事，时间再往前推一点，发生在我刚才讲的约会之前的三四年，那时候我念高二。

那时候我是个小流氓，也不是真的很厉害的流氓。那个年代台湾的高中生都被规定要穿一种卡其布的军训服，我不知道是不是日本人留下的习惯，其实我觉得特难看的。我们这种流氓和女校的太妹就会跑到当年台北的中华商场，现在已经不存在了，当年中华商场靠铁道那一边有一些很便宜的裁缝店，会帮你定做这种“流氓服”，这样你的制服颜色就比别人白。

现在想来很奇怪的，就好像流氓还要挂臂章，告诉大家我是流氓，所以我觉得那是一个很苦闷、很没有想象力和创造力的年代。你觉得自己是坏蛋你就会去定做这种“流氓服”，你觉得自己是“好蛋”你就会穿学校规定的规规矩矩的、便宜的、布料垮垮的卡其布军训服。但是你一穿上这种料子比较白的，假装是卡其布，但颜色有的是奶白，有的是奶黄，有的像橘色的“流氓服”，学校的教官就盯上你，其他也在混的流氓和坏学生也会盯你。

那个时候我也特别无聊，我跟一个也是废柴的好哥们儿就去补习。我们俩都不是那种真正很坏的学生，其实是父母都还蛮正派的正常家庭。但我们俩就特别无聊，爱玩，我们那时候跑去外头补化学，那个化学老师当然也是个名师，补习班是在罗斯福路的一个巷弄里。

这种补习班黄昏以后才会开课，化学老师在上面讲课，我跟这个废柴哥们儿都坐在最后一排，我们俩拼命在讲话，或者躺在那里睡觉。我觉得在好学生眼里我们俩就是智障，就是讨厌鬼，干吗花父母的钱跑来补习，根本连学校的课都没上，为什么还要跑来补习？

这种补习班是男生女生一起上课，不像我的学校是单纯的男校。补习班的教室比较大，容纳了上百人，其中也有台北市好学校的男生和女生，大家混杂在这个有一百多个座位的教室空间里。

因为我跟那个废柴哥们儿都坐最后一排，所以隔了三十多年，回忆起来会有一种残存的视觉记忆。

很奇妙，这时候你突然会发觉，为什么那个年代这些高中学校，学生制服都是要挑选某种固定的颜色。比如说台北的北一女是女孩都想要报考的第一志愿，北一女的衬衫就是某种绿色。中山女高是白衬衫，这比较一般。当年女生的第三志愿是景美女高，它的制服是一种很粉嫩的黄色。

男校的制服大都是军训服的卡其色，只有少数像我们这两个废柴学渣，制服是定做的，颜色比较白。因为会跑去补化学的，基本上他们还是有心想好好考大学的。

那个教室可能装了八管或十管日光灯，可是有些空间里的黑暗日光灯照不到，因为教室外已经进入夜晚，黑暗会渗透进来。化学老师在黑板上讲共价键，黑板上画着各式各样连接起来的六角形、各种英文符号，但那个时候我根本没在听。

那时台湾还是戒严的年代，一个比较压抑、比较封闭的年代，然而在那间教室的讲台下面，大家制服的颜色却像花园一样五颜六色，在我们的前方这样铺展开来。

4

那个时候我那哥们儿也很无聊，我们看到在我们前几排有一个北一女的女孩，特漂亮，眼睛很大，然后我们就特别蠢地写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小姐，有没有人告诉过你，你的眼睛好大好漂亮。其实这件事是他做的，不是我做的。

我们把它揉成一个纸团，朝这女生丢过去，但没丢准，丢到旁边一个中正高中的男生头上。这个男生在我跟我哥们儿看起来，就是一个瘦削的小帅哥，一看就知道他不是在混的小流氓。但他突然回头骂我们，骂了几句脏话。

我跟我那哥们儿就觉得我们是凶神恶煞，你个文弱小生敢这样对我们。当然，下课的时候，我们就向他走了过去。

我们就模仿电影里的流氓那样讲话：怎么样？要不然下礼拜约啊。

那是我生命中第一次打架。

因为我觉得我们两个现在把他拖到楼下去打，不公平吧。他那么瘦弱，我又这么壮。我那时候不胖，但我是个“巜”的人，就是体格是算高壮的。

我们就约好地点，我也没当回事，因为我当时真正认识的混黑道的人是我隔壁班的一个小个子。他来自台湾专门出黑道流氓的黑道故乡，就在云林那边，他们叫海线兄弟。这个小个子是北港的，那里都是拿武士刀去砍人的，他是我认得的一个朋友的兄弟，所以他很罩着我。

他在我隔壁班，他个子矮矮的，在学校他的制服又特别白，他还戴一个会变色的墨镜，平常是正常的眼镜，可是一走到外面，就变成墨镜。教官特别爱找他麻烦，可是教官有点怕他，因为他是那种书包里会带刀子的人。

我们就跟他讲了，这个家伙根本不当回事。你跟你哥们儿两个就是衰货，你们惹到一个很文弱的书生，好，我帮你去恐吓一下就可以了。所以他不当回事。

这是我第一次混黑社会，或者说第一次打架。那个礼拜我还在教室后面练俯卧撑，想让自己的胸肌看起来大一点，好像会比较吓人。

我觉得对方大概也就带两个哥们儿，或者他根本就不会出现。当天我跟我那个废柴哥们儿，然后带了那个真正有黑道背景的家伙，他还比较警惕一点，他顺手捡了一根木棍。他很有经验，他把木棍用报纸包起来，这就让人家以为他拿的是一把扫刀，或者一把小武士刀。人家看起来就很有杀气。

然后我们就到补习班旁边的小巷里头，结果真的等到了对方。他们出现的时候，我差点笑出来了。我们这才知道我们惹到的人叫江明，他念的那个班是中正高中最有名的、最坏的流氓班。我到现在都还记得他的名字叫江明。

他们那一票人来了七八个，不止七八个，我觉得十个都有了。每一个都跟我们得罪的文弱小生江明完全不一样，每一个都凶神恶煞。

我为什么差点笑出来？因为他们完全是照日本漫画里那些铁血高校生的样子打扮自己。他们有的拿着木剑，有的拿着狼牙棒，有的就拿着拆下来的脚踏车的车链，我们那个很匮乏的年代，看到日本铁血高校生的流氓坏蛋都是这样打架的。有的还拿着双截棍，这更好笑了，他根本不可能会使双截棍。我就看到事主江明最瘦弱，他戴了一双黑色的皮手套，那叫老虎指，皮手套在关节的地方都钉上突起的金属物，钉了锥钉。

我们表面上装作气定神闲，但其实我们立刻转身，对方人太多了，我们就三个，我们太低估对方了。我们就往巷子里面走。他们那一票人很像是猎人在围杀猎物，嘻嘻哈哈在后面调笑我们，有种不要跑。

我们一边走，其实是想把距离拉远一点，我们稍微有点保护自己的空间，一边回头耍个嘴皮子，说有种来呀。

他们就在后面慢慢地追。因为我们三个走进的是一个死巷，我们根本跑不掉，最后我们三个就被这十来个人堵在那里。他们虽然拿着木剑、双截棍、铁链、木刀，但他们就是校园里的坏学生，不是真正有黑道背景的，所以还是被我唯一找去的那个手上拿着报纸包起来的木棍的矮个子震慑住了，他们觉得那是真刀。

他们说的是闽南语，用台湾黑道的谈判方式。那个小个子就对他们说，现在怎么样？

我猜那个文弱书生的人缘也不是很好，他们竟然说，当事人解决。他们变成不关他们事的样子。当事人解决就是我跟那个文弱小生单独解决。

那不是跟今天这一场没约一样吗？你们来了十来人，我们三个，你们不是正想把我们往死里打？

那是我生命中第一次打架，我没有经验，我也装出很坏的样子，做出一副很狰狞的样子，耍帅说：打你太不公平了，挑一个你们里头最壮的来打。

我爸是大学中文老师，我妈是很良善的妇女。我小时候其实长得很可爱。我觉得是因为那两年学黑道，每次洗澡就在浴室对着镜子练各种狰狞的表情，一定是我练得太用力了，后来脸就弹不回来了。后来，我明明是好人，可是我的脸就长得很像港片里的陈奎安。

说完那句话，我真的非常后悔。我觉得那家伙绝对是留级生加重考生，年纪一定比我大个两岁，身体已经发育成大人了。我虽然在同龄人里算是高壮的，可是那家伙跟我对打的时候，他简直就像大人在打小孩，就是把我的头往墙上撞，然后这么打。我也有反击，但我其实没练过武术，我打也是打流氓拳，乱挥乱打。

在我们两个这样乱打的过程中，对方那十来个人就站着旁观，我那个废柴哥们儿跟我们找来的帮手也站着旁观，就好像在竞技场看斗牛，我跟那个壮家伙互相捶来捶去，大部分时候是我被他按在墙上捶。

因为刚开始大家说“单挑”，就是黑话，单挑的意思，就是其他人不能动手，所有我们带来的兵器也都靠在墙上放着。所以他们带来那些双截棍、木剑、铁链也都靠在墙面上，我们那个黑道矮个子带来的、他们以为是武士刀的、报纸包起来的木棍，也靠墙放。

但就在这个时候，不知道谁把木棍踢倒了。我正在挨揍或正在打的时候，就听到一声“哐哐”的声音。然后，那些人全扑上来揍我们三个，所以我们三个后来是抱头鼠窜。

这事对我来讲就是一件倒霉的事，我那个黑道的朋友大概也被捶了两下。他就对他们放话，说今天这件事已经不是他们两个的事，是我的事，你们给我等着。然后他就走掉了。我以为这就是放放狠话而已。

然后我跟那个废柴哥们儿还很害怕，我们两个还很怕我们俩落单，他们十来人想起来会再把我们扁一顿。我们俩很像丧家之犬，好不容易才回到家里。

我回到家，我妈问我怎么了，我说我从公交车上摔下来了。我整个脸都被打烂了，然后整个脸是凹的、凸的，凹凹凸凸，全肿了。

但是那天晚上，我妈突然说，有你的电话。竟然是那个从来不会打电话给我的，我找去的那个黑道哥们儿的二哥。他用闽南语说，骆以军，我已经帮你讨回来了。我说，什么意思？

他是混黑的，他就跑去他们宿舍找了一堆人，也是七八个。可是他们是真正混黑道的，他们超狠的。他们去工地找那种铁条，不是电影道具的铁条，而是木棍上面带着铁钉的。他们玩的都是真正要让你溅血的，让你头破血流的。

他们又回到刚刚打架的地方，那个瘦弱的书生江明实在是个傻瓜。这事闹完以后，他竟然不会觉得对方会来报复他，他那群哥们儿散掉了，各自回去了。他还在想自己是个好学生，要上楼去听化学课，那天交的补习费，他要回本，要把化学课听完。于是，等他下楼以后，他们七八个就把他拖到巷子里，往死里打。

那个年纪我也缺乏情感的想象力，但是我印象很深的是，我带去的矮个子的黑道二哥还讲了一句话。

他说，他将来不能生了。

他们把他打残了。

很多时光过去了，我也没有机会知道这个人后来怎么样了。

5

时间再往前推。为什么我高中会去学坏？

回到我初三的时候，初三我念的是永和中学，初一考进去的时候，我是全校智商最高的，很意外，我功课不太好，但我智商是全校最高的。那个时候一个班比较大，我们班上有五十几个人，初一、初二时，我的名次也不是最后，在班上排三四十名。我也不是什么好学生，但我一群哥们儿跟我很要好。

那个年代台湾升学主义特别严重，考联考，挤窄门，特别变态。所以到了初三的时候，学校就采用了一个很奇怪的制度，重新进行了一次分班。所以我们导师原来带的班变成一个新组合起来的变形金刚超级班，就是本来A段班的前几名全部调来这个班，然后这个班可能第二十五名之后的全部打到A减班去了。

我本来也应该是被打到A减班去的，可是因为我父亲刚好是校长以前的老师，我父亲地位不高，但他因为在教育界服务很久，以前恰好教过这个学校的校长。因为这层关系，不知道怎么回事，我被留在这个班。

留在这个班之后，我一些以前很要好的哥们儿就跟我疏离了。疏离以后，我觉得我好像哆啦A梦被拔掉了尾巴，就关机了。我那一整年就故障了，所以我一直是这个班上的最后一名。

教室的座位排列跟将来社会上的社会地位、权力位阶是一样的，座位排列就体现你在这个班上的社会位阶。第一名是坐在讲台最前面，男生、女生分成两排，可是最中间那一排座椅是从第一名到比如第八名坐，然后旁边可能是第九名到第十几名这样，所以我的位置永远是教室最后面的最后一个位置。

那是一个可以体罚的年代。我印象非常深，除了我们班第一名，后来也是当年全台湾联考的第一名，那个家伙是个高智商，但看起来像个白痴，亚斯伯格症，他每一科都满分，所以他不会被打。

那次考英文，考完以后，我记得老师从最前面最中间第二名开始。

几分？98分。叉叉打两下。

几分？97分。叉叉叉打三下。

反正这样一路打下来，大概打到比较斜前方那边，几分？88分，叉叉叉叉打十二下。男生女生都一样，就这样打。

我记得打到我前一个，就是我们班倒数第二名那个男生的时候，几分？76分，叉叉叉打二十四下，你已经觉得很惨了。

可是突然问到我说，骆以军，几分？13分。

结果全班同学都笑了，连老师都笑了，大家都会觉得我是那个吸纳老师体能、救赎大家的怪物，我的功课差到这个地步。

我之前讲的我暗恋的、后来当空姐的那个女孩坐我旁边，她非常聪慧，但竟然有时候会掉到女生的最后一名，所以坐在我旁边。考英文的时候她会罩我，作弊罩我，但是我英文程度太差了，把她考卷拿过来偷看，我还看不太懂。然后她蛮好玩，这女生我觉得蛮侠义的，她还念字母给我听，然后我还问是什么。我们俩在作弊时她还发脾气，她是小姐脾气，她觉得我程度太差了，怎么连这个词你都不知道。

后来考完联考后，大家就打散了，全班只有我落榜。

我落榜后去念的重考班，那个重考班也是一个很变态的学殿。所有去念重考班的学生全部剃光头，穿上重考班特有的、很丑的制服，提着重考班特有的很像人家拉保险的那种塑料包，上面用荧光白漆写着“建学补习班”几个字，一看就是贱民或者是重考班的。

问题是我们当时初中的同学都是住永和这个小镇，我去那个重考班要过桥到台北市区，就会在公交车上遇到以前的初中同学。

有一次，我在公交车上遇到了我暗恋的那个女生。她已经变成一个白衣黑裙的高中女生了，也有了一种高中女生特有的美感，好像毛毛虫变成蝴蝶了，已经进化了。可是我还停留在毛毛虫阶段，而且我是一个看起来很猥琐的重考生。她很开朗，因为她跟我常坐在一起，跟我交情很好，过来跟我打招呼，我还很别扭，头撇过去不理她。

我们重考班非常变态，每天睡完午觉，会要求这些剃了光头、像怪物一样的男生，和被剃成西瓜皮头的女生，全部列队，绕重考班一个四层楼的旧公寓走。这个公寓里一个班有一百多个座位，完全没有对外窗。我们绕着街道走，所有的店家都知道这些人是重考班的学生，所以我内心其实很受创。

我大概就在那个时候开始结识一些比较坏的同学，学坏、学抽烟，然后去混兵工。

我记得很清楚，我们考完联考回重考班拿成绩单的那一天，让我瞠目结舌，叹为观止。

那一天，重考班的这些学生，突然很像监狱暴动或者疯人院暴动。这些剃了光头的学生，本来都非常怕那个训导主任，他会拿藤条揍大家，压制大家。但那一天，所有这些光头，像暴动一样，把桌椅挥舞起来，打砸抢。他们全部拿桌椅砸，然后把椅子上的木条拔下来。厕所很小，就把马桶也打爆了，然后把洗手台全砸烂，用脚踹。所有的班主任和老师全部不见了，躲起来了。

我在旁边看。我没有这种暴力倾向，可是我也很恨这个重考班。过去这一年，我们一起关在这个监牢里。我第一次发现，原来哥们儿你们是这样的，牛鬼蛇神，你们疯了吗？我不知道那个教室能被砸，全部被砸爆。

我跟我哥们儿，就是那个跟我一起补化学的家伙，我们在重考班是好朋友，我们俩会觉得，这群人这么疯狂的时候，我们好像也该做一点什么邪恶的事情，才不会显得你是好人，不会显得你跟大家不一样。确实这时候也唤起了我们对重考班的憎恨和一种苦大仇深的感情，但我们不知道要做什么，因为坏事已经都被别人做尽，公寓里所有东西都被砸毁了。

我们突然看到墙上挂着一个小型的消防灭火器，漆着红漆的灭火器，我们就把它偷走，放在书包里。但那时候我太年轻了，缺乏经验，我不知道我偷了这个灭火器到底要干吗。然后我们两个其实有点害怕，我们真的犯了真实大人世界的罪行，偷窃罪。

然后我就背着这个灭火器回家，那段应该是坐公交车回永和去，但是我们那段路一直在走，一直走到中正桥中央的时候，我突然觉得我书包里的灭火器好像一个乌贼，好像一条章鱼，它有自己的生命，它在那里挣扎。

后来我就把那个很沉的、像一颗小型炸弹的灭火器，从中正桥上往河里丢下去。我现在都还记得很清楚，我们从桥上往下看的时候，那个漆着红色油漆的灭火器慢慢掉下去，然后“咕咚”一声，水面上出现一个窟窿，出现一串水花，灭火器就这样沉下去了。

结语

我很喜欢提的，可能也提了很多次的捷克小说家米兰·昆德拉，在《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的开篇讲到了一个概念，叫作“永劫回归”。永劫回归的概念就是说，曾经发生过一次的事，就跟没发生过一样。

所有我们生命中经历过的事情，如果它没有再一次地发生，没有像音乐的赋格，再一次地重奏和变奏，那么，它永远就只是像一张草图或一次预演，没有正式地演出，没有正式地雕塑，是一幅非正式的画。

我觉得我曾经活过的十四五岁，一路到二十多岁，那个年代恰好是世界还没有如同今天一样已经跨到另一个世界，这个世界是一个有网络的世界，这个世界是有外挂的，人类不需要把大量的经验和知识记在自己的大脑里，而是可以储存在一个非常庞大的云端，储存在一个共享的网络知识体系里面。

你可以透过网络，现在更可以任意地、便利地用智能手机去调度这个知识体系，你可以虚拟或是像画草图，像雕刻一个雕件那样，你可以先从它四面八方、上下左右、里面外面，先画出一个类似3D的设计图。你可以先了解关于它你能掌控的讯息，尽量不要犯错，尽量不要出丑，不要显得狼狈而茫然。

但是我说不定是属于最后一代了，我是属于在事情发生之前，基本上是缺乏经验的这一代人的最后一代了。我们这一代好像没有办法预先透过练习来让自己身上流过去的这些时光更有尊严一点，或是更精准一点、更好看一点、更不那么滑稽，或是不那么怪诞。

很有意思的是，等我慢慢到现在这个年纪，再回忆起那些时光的时候，我突然会觉得好像我经历的那些时光像草图，或是像纪录片，像一段任意播放的、随意的、自由的、移动的时光。我突然觉得它好像一部欧洲独立制片，它就这样子随意地放在那个状态里面，它是缺乏练习的，它是缺乏经验的，它是缺乏教养的。但是我现在回忆起来，它还是有一种说不出的美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