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九十年代末，我大概三十岁的时候，我们有一票都是这种三十出头的年轻小说家，包括后来过世的袁哲生和黄国峻，跟我一样都是出了一两本书，可是也不卖钱。我们互相也没那么熟悉。

有一次我们有一个聚会，在台湾大学后面基隆路上的一家啤酒屋，现在已经倒了。我们这六七个倒霉咖在那里喝啤酒，边喝啤酒边发牢骚。因为除了你的哥们儿，好像没什么人知道你出的书，可是又觉得自己才高八斗，不可一世，然后愤世嫉俗。

我们就说，我们这些六〇后作家怎么这么倒霉，我们前面这些五〇后的作家，张大春、朱天文、朱天心，他们运气多好，他们二十多岁出书的时候就碰到经济最好的时期，出版业的盛景，他们的书销量随便就是十几万二十万本，怎么到我们这么认真来写小说，我们有文学的理想，我们的书怎么就卖个一千本，我们感觉自己就特别倒霉，愤世嫉俗。

后来我们里头有一个小伙子，念淡江大学的，他还没出书，但得了一个很重要的文学奖。他比我们小个两三岁，我们非常喜欢这个小伙子，特有才华。这个小伙子在我们这群人里面会讲一些聚合大家凝聚力的话，他说，我们不能这样，虽然我们倒霉，但是一百只蟑螂凑在一起还是一个有力量的团体。

我们那时候不知道世界上有屌丝这种词嘛，我们就是感觉我们这几个六〇后有才气但不得志的小说家，应该团结起来，应该常聚在一起，应该组织一个团体，来办一个文学报。

于是他就叫我们每个人交一千块台币，人民币大概二百多块，我们都是穷鬼，但是大家听了热泪盈眶，两眼发光。没错，我们不能孤军奋斗，我们应该有这样的一个团体。那时候没有网络，所以我们就自己印刷作品，办一个我们六〇后小说家自己的文学报。于是我们每个人交了一千块给这哥们儿。

结果这哥们儿不见了，卷款消失。

这件事我一直耿耿于怀，其实我不是那么小气的人，我人生中被哥们儿借走的钱、卷走的钱，几万的我也没放心上，就这么一千块台币，其实二十年来我心里一直非常不以为意。

那时候我还住乡下，我太太刚要生小孩，我是处在一个很颠沛流离、很清贫的状况，很辛苦，没有收入，我心里有很弱很弱的烛火，想要维持写作的梦想。我那时候就觉得这个哥们儿特别不应该，你什么人的钱都可以骗，你不该骗这些发抖的、像是卖火柴的小女孩一样的作家。在冬天的夜晚，我们靠着这三根火柴点着了，照亮梦想，写小说的梦想，你怎么连这种哥们儿的钱都骗。

事情过去后，这哥们儿也消失了，后来也没有在文坛出现了，所以我也忘了这个人。

但是，大概过了二十年，有一次我遇到台湾一个美女小说家郝誉翔，我们同辈的，她和那个哥们儿很熟，当时他们都在台湾《联合报》副刊工作过，我跟她之前不是那么熟悉。她告诉我说，你知道那家伙的故事吗？那家伙可传奇了。

这家伙本来是一个大家都看好的文青，他跟我们讲，我们大家应该好好地奋斗，我们六年级应该团结起来，办一个文学报，他是真心的。

但是这家伙不知道怎么回事，有一次哥们儿带他去酒店，那种色情的陪酒的酒店，他迷上了一个酒家女，就是酒店的公主、酒店的女郎，台湾叫“煞到了”，他整个人神魂颠倒了。台湾管他这样的人叫作“火山孝子”。他一个穷鬼，我们这些哥们儿这些钱根本是小钱，他跟所有亲戚、公司的同事、长官借了好几百万，全部用来狂追这个酒家女，后来他还真的跟这个酒家女结婚了，后来又离婚了，反正搞得非常惨，他后来整个人生跟文学一点关系都没有。

我听了以后，突然觉得我反而从内心很喜欢他了，因为他这个很奇怪的人生的遭遇。

2

我今天的故事其实主要是讲关于骗子的故事，下面这个故事发生在几年前，在广州。那个时候广州方所书店刚开业，找一些大陆和港台的作家去开幕，我只是一个小咖，不过我也有一场活动。那天我去了方所书店的开幕演讲，然后第二天一早他们派了一辆九人坐的小巴到我住的酒店，载我到广州白云机场，送我回台湾。

我想讲的就是，他们来送我的时候，除了我以外，还有两个大概是老板娘的亲信，一个男孩、一个女孩，都三十岁左右，这个帅哥瘦瘦的，有点像日本的摇滚歌手，留着小胡子，很有型，他是一个摄影师，提了很多器材。这个女生大概也是老板娘以前很得力的助手。他们大概因为开幕来帮老板娘把场子布置起来。

我们坐在小巴上，我是一个大叔了，我就坐最后一排。他们俩好像是老同事，很多年没碰面，在一起嘁嘁喳喳，讲谁谁最近怎么样，谁谁后来怎么样，谁状态怎么样，不过他们很有礼貌。

我在大陆讲这个故事时，大陆的年轻人一听就会莞尔一笑，知道我讲的那种感觉，就是他们两个有一种非常村上春树的感觉。大陆的年轻人遇到台湾的年轻人时会有这种感觉，觉得对方好有礼貌，好单纯，可是有一种说不出的疏离感，礼貌的背后，好像他转过身之后，就会有一种淡漠或是无情，这种很村上春树的感觉。

他们俩讲话的过程中，突然会转过头来招呼我说，以军老师，你有什么需要吗？我就说你们不用理我，我是大叔，你们不要理我。但是他们还是这样，弄得我特别地不自在，因为对方的良善和有礼貌。

后来到了白云机场，我们去check in，就是换登机牌，然后挂很多硬壳牌子，我猜都是摄影器材要托运。办完这些，接着我们要入海关，我突然有一种感觉，我们三个人这样子一路过海关检查，至少要半个小时，我们三个内在的灵魂都太细致了，感觉太灵敏了，我觉得这样在一起会很累，我就跟他们说你们俩先进去，我去外头抽根烟，他们也很开心地答应了。所以我就穿过白云机场那个很大的机场大厅，去外头抽烟。我口袋还有一些零钱，我穿过去的时候，那里有一个自动贩卖机，我就去买瓶可乐。

我对着贩卖机正在投币的时候，背后有一个老人，一个男子的声音，在对我说话。他说，这位先生，我一路从九华山下来，我这一生没见过有人的面相像您这么好。

我当时心里想，如果我在香港，我就是“丢”，我心里就竖中指想说，诈骗！谁会觉得我相貌好？我的脸侧转过来大概45度，我发觉他是一个出家人，是一个和尚。他还在继续讲，这位先生您这个相貌真是好，我看到您这个相貌心里真是欢喜。

接着我就把从贩卖机掉下来的可乐拿起来，转过头来，我看到他的脸的那一刻，我惊呆了。这个老和尚的脸跟我已经去世的父亲的相似度，以现在网络用语习惯来说，是99.9999999%，无限趋近地相似，尤其他那张微笑着的脸，特别像我父亲。那时候父亲已经去世十多年了。

我父亲研究孔孟哲学，讲究儒家传统，非常老派、严肃，而且身材高大，我整个高中时期学流氓混流氓，父亲非常愤怒，会叫我跪在骆家祖先牌位前面，拿木头刀打我。说我们骆家没有你这种子孙，你不配当我们骆家的子孙。我的印象中，他跟我之间的身体接触，只有在他揍我的时候。我也一直让他非常失望。后来我念大学的时候对他说，我要写小说，父亲也是很痛苦，会觉得你疯了吧，你会饿死。我好像一直在做一些让我父亲觉得很失望的事，或是他很恐惧这个儿子会毁掉他对于家族良善与美德的传递的想象。

一直到我大概三十岁出了书，得了一些文学奖，父亲也到了晚年，他看到我就特别开心。我家三兄妹又只有我结了婚，每次我带着我的小孩回永和，父亲那时候已经中风瘫痪在床，他看到我，脸上就会露出笑容，那是老父亲看到小儿子的喜欢的笑。

但是，在我父亲已经过世几乎十五年后，我竟然在广州白云机场看到这个诈骗的老和尚，他脸上的那种笑是装不来的，那是无法用3D打印、扫描图档去无限复制的，他脸上那种笑就是我父亲的笑。

所以这老和尚一直看着我说，我没见过一个人相貌像你这么好的时候，其实这个老和尚还是在诈骗，对不对？但他不知道我内心已经认定了说，你是我父亲。好，你要骗我什么，OK。

这个老和尚从口袋里颤颤巍巍拿出一个金箔片，他说，这是我从九华山求来的地藏王菩萨的像，一个金牌。我都知道这是诈骗。他说，这金牌，送给你结个缘，我太喜欢您了。

我心里就想说，那谁叫你是我父亲。我不是到处认父亲的人。他不知道，我心里已经认定他是我父亲了，所以OK，你要骗多少钱。我就说，那多少钱。他说，不用钱不用钱。我想怎么可以不要钱。

他说，不用钱，真的不用钱。然后他又说，你是台湾来的吧，我没见过台币，不然你给我一张台币，给我做纪念。这是诈骗对不对？我当时身上的台币只有一张一百块的，就是票值差不多是人民币二十块的一张红色的台币。我就给了他，他非常开心。所以这不是诈骗，他非常开心，把台币收到口袋。他说，您这个相貌真是太好了，我今天看到您实在太开心了。

其实那时我内心有一种非常难以言喻的感觉。这个故事我讲过很多次，我现在讲起来的时候，我整个后背还是会起鸡皮疙瘩。

我在香港浸会大学当驻校作家的时候，我有一个助理，是个特别好的女孩，她的先生也是香港人，人也特别好，但是不太会讲普通话。他们还带我去维多利亚港旁边的酒吧喝啤酒、抽烟。她先生跟我抽烟，可是他因为很腼腆，不会讲普通话，所以我们之间不太能沟通，就在外面一起抽烟。

可是有一次，我收到这女孩写给我的信说，她先生因为忧郁症上吊自杀了，她跟她的老板请假，从大学赶紧赶回去，也叫了消防队。可是赶到家的时候，她先生已经断气了，救不回来。

她当然非常悲伤，一直过了好多年都走不出来。

他们是基督徒，当时他的葬礼在香港举办，他们说，骆大哥你可不可以写一首诗，他们在葬礼上朗读给这个男生听。

我那首诗大意是说，我们以为这些人死了，我们会惊恐，我们会恐惧。但其实也许他们只是在我们不知道的城市继续旅行、流浪，他们可能持续地，在一些越来越远的机场或码头，他们在等着行李盘的转盘，他们在等着check in、check out，你稍微不小心，注意到旁边的某个人，他背后的西装鼓鼓的，其实西装下面也许是一对翅膀。他们持续在流浪。

我那时候真的相信，这是我写去安慰香港的这个朋友、这个女孩，据说他们后来在葬礼上读这首诗，大家都哭得一塌糊涂。我当时是安慰他们，但是后来，在广州白云机场的那个上午，我突然也非常相信这是真的。

我们全家人在台湾火葬场亲眼看着我父亲的身体被推进烈焰中去，烧了半小时，推出来以后已经烧成骨灰。我们捡骨，他的脚骨、他的头盖骨、他的脊椎，把这些放在骨灰坛里面，还有些要压碎才放得进去。

但是我在白云机场的这个上午，我看到这个和尚对我笑，我有一种很奇怪的感觉。我突然会觉得，我父亲会不会其实真的就像我写的那首诗一样，所谓的死亡，其实是他持续地在这个世界不同的机场继续地旅行，继续地流浪，经过一次又一次的旅行，慢慢地，他对现世的记忆会越来越透明，越来越淡薄，他慢慢忘记了这个现世，他终于变成了一个诈骗的和尚，然后流浪的途中，有一天他辗转到这个机场，还以一个诈骗和尚的身份，诈骗到的是他前世的儿子。

因为某种频率的波频的关系，他不记得我了，但是他看到我的时候，他就特别地喜欢，露出只有我记得的那个我老去的父亲看到我才会出现的那么喜欢、那么喜欢的笑脸，那样的父亲的笑，我的内心非常地震撼。

3

后来我走出白云机场，路边有一个烟灰桶，我在那边抽烟。

我在抽烟的时候，有个穿着一身很不合身的西装的小个子，过来用闽南语跟我说，你是台湾来的？我不太会讲闽南语，所以我通常用一种方式鬼混过去，我会开启村上春树模式，就是微笑，很有礼貌地用闽南语说，啊丢啊丢。闽南语“啊丢”就是普通话“是”的意思，是，您说得是。不论对方在讲什么，我都“啊丢啊丢”。有时用这种方式坐出租车，后来下车的时候，出租车司机甚至还不收我的车资。

岔开一句题外话，我后来在香港搭出租车，他们讲广东话，我也不会讲广东话，然后我也本能地说“丢丢丢”，就乱说的啦，结果我差点被打。

反正我当时就进入到一种村上春树模式，我还帮他点烟，我们一起抽烟。然后他用闽南语在跟我讲，我糊弄地回应他。这时候旁边还有一些乞丐，一个乞丐老奶奶过来说，好心的大爷给点钱。我口袋里有一张五十块的人民币，我也没用了，我就把五十块给了这个老奶奶。

这家伙还用闽南语跟我说，你不要给他们，他们是假的，是骗人的。但是我已经给了。给了以后他还在那边说，好命哦，遇到了大老板，人好，算你今天赚了好运。我心里就对这个家伙很不喜欢。接着他还用闽南语和我说话，当他讲到一件事的时候，我立刻就知道他不是台湾人，可能福建那里的人会讲闽南语，他的闽南语跟真正台湾人讲的闽南语比起来，听上去比较硬。

我是怎么判定的？他当时告诉我的那件事情，刚好是前一年发生的，这样我就可以抓到一个时间坐标。那年台湾发生了一件很大的事情，花莲苏花公路发生了重大塌方，有一辆载满了大陆旅客的游览车掉了下去，许多旅客罹难。他用闽南语跟我说，你知道吧，我一个朋友就是工程队的，他们去修复塌方的苏花公路，在挖掘的时候竟然挖出了一尊千年古佛。

我突然心里村上春树按钮就“咔嚓”一声，按下去了，我表面上还是在抽烟，很有礼貌地笑着说“丢”，但我心里就想说，当我白痴啊你诈骗我。

我现在在大陆出书了，来大陆都是到几个大城市，但是我在四十岁以前，三十多岁的时候，我很爱来大陆背包旅行，都是去一些二线城市。几乎在大陆每一次漫长的旅途中，都会有人来告诉我说，他有个哥们儿是工程队的，去挖水库、挖学校，挖出了一尊千年古佛，可是那个家伙是个笨蛋，不识货，我们可以骗他，看看你有没有朋友懂古董的，你要不要收？

我心里就想说，根本不可能，一千年前佛教还没有传到台湾好吗？在花莲尤其花东那里都是台湾少数民族，如果你说挖出一个少数民族的百步蛇图腾的陶瓮，我还相信你，你在花莲挖出一尊千年古佛，是外星人去埋的吗？我心里立刻就想“F×××”，然后我把烟熄了，但脸上还是挂着村上春树式礼貌的微笑。我笑着说，噢，我真的不认识，然后我就走进机场，进行通海关的检查。

但当时我心里却一直有个执念，一直有个想法是：这家伙我以前见过。但是不可能，怎么会在白云机场外的烟灰桶旁边放一个我以前见过的诈骗犯？

我给台湾一家媒体写了很长时间的专栏，每个礼拜要交两千字，写一个故事，所以坐在咖啡屋写稿时，我已经练习了一种摄影机式的训练，就是在这个空间里，我如果开启了脑袋里的摄影机，在这个空间里搜寻一番，把周围的细节记下来以后，如果这个人我真的觉得我以前见过，那我一定是见过，我敢讲这样的话。

但是，我就是想不起来这个人我是在什么时候、什么样的状态下见过的。接着我到了登机口，就遇到开头讲的那两个年轻的男孩女孩，他们看到我很开心，因为飞机就要起飞了，他们怕把我弄丢了，我们碰到就很开心，上了飞机。

正当飞机起飞的时候，突然，我脑袋里那个开关“啪”响了一下，我想起来这个家伙了。

我经常在咖啡屋写稿，台湾十年前还没有禁烟令，夏天室内可以抽烟。但很快，台湾实行禁烟令，好像全世界都开始这样，咖啡屋室内就不能抽烟了。

所以我那时候发现台湾有个二二八公园，以前是叫台北新公园，这个公园就是白先勇先生在《孽子》里写到的，当时台北的一个同志约会的热门地点。从二二八公园的侧门出来大概一百米的地方是一个老区，一个被遗忘的地方，半世纪以前这里是非常繁华的，可是现在，街旁边都是一些旧洋房，二楼的玻璃都破了，很脏很烂，很像海底的一个岩礁区，时光的旧物残骸堆在这里。

这个老区里有一家一家很老的都是老人的理发店，很老的都是老人的西药房，很老的都是老人的按摩院，但是旁边这一侧有一栋新盖的大楼，一楼有一家类似星巴克的咖啡厅。这家咖啡厅有一个户外咖啡区是可以抽烟的，不过在法规上其实是违规的，因为它是在推门进来后一小块区域，所以在七八月的夏天这里没有那么热。

我发现这个地方太棒了，我就每天到这个地方去。只有四张小圆桌，每张小圆桌旁边放着四张藤编的靠背椅。所以我都要去抢那个座位，因为这个老区有些很怪的老头会去抢那些位置，我好不容易抢到以后，我周边坐的这些老头和我在不同的桌，可是跟我胳膊贴胳膊靠得很近，他们讲话都很大声，然后他们一定很讨厌我，觉得这个小肥仔抢了他们的好位置。

他们这里头我觉得很多好像是老国民党、老外省人退休的将军、将领。我不晓得他们具体的背景。他们有的会坐着电动轮椅车，围在我旁边，我好像是鲁滨孙，在一个小岛上，周围被好多只鲨鱼围着。他们讲的话全是屁话，比如说，他在中南海有人，两岸现在的局面是怎样怎样，股票哪一只进去一定涨等等，就讲一大堆内部机密。有的老头明明很老了，可是还穿着短裤，能看出身体练得很好，头发染成金色的，很时髦。

我突然想起来了，在这一堆外省老伯伯中，其中有一个瘦削的中年人，就是我在白云机场遇到的那个家伙。

结语

我后来在别的演讲有讲到，我觉得那天上午的广州白云机场对我来讲很像一个魔幻时空，我好像奇怪地在那个魔幻时空里遇到了我去世十多年的父亲，他变成一个诈骗的和尚；然后遇到了一个我在台北老区、我秘密去写稿的不为人知的地方遇到的一个中年人，他混在那一群老头中，现在他出现在白云机场外头，也变成一个诈骗者。

我其实对于这种诈骗者的故事充满感情。我们有时候会讲，对于一个说故事的人来讲，有的空间，我们会说它是一个好性感的空间、充满故事的空间；有的时间，比如说《百年孤独》开头的那句话，多年以后，奥雷连诺上校站在行刑队面前的时候，准会想起父亲带他在吉卜赛人的摊贩前面见识冰块的那个遥远的下午，我们说这是一个好性感的、说故事的时间。但是在小说里或者在故事里，我会觉得有一些人物对我来讲是好性感的人物，这种人物是什么？就是骗子，就是诈骗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