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会女议员芭芭拉·李气疯了。

这是2017年的夏天，这位代表加利福尼亚州奥克兰地区的自由民主党人士刚刚取得了一次惊人的胜利，真正赢得了两党的支持。至此，她在漫长而坎坷的国会任期内已经跋涉了十多年。

芭芭拉是唯一一个投票反对《授权作战法案》（AUMF）的国会议员。2001年，9·11恐怖袭击事件发生后的第三天，国会众议院就《授权作战法案》发起投票，芭芭拉投了唯一的一张反对票。《授权作战法案》赋予美国总统不经国会批准就发动军事行动的权力，美国总统曾经以该法律为依据对14个国家发动了31次军事行动。自那之后，芭芭拉就一直在四处奔走，想要撤销这项授权。2017年6月，她终于在终止《授权作战法案》上取得进展，征得共和党的支持，获得八个月的时间来修正该法案。尽管众议院议长保罗·瑞安（Paul Ryan）对此表示反对，但芭芭拉提出的国防开支法案修正案在民主党和共和党两党人士的支持下，得到了众议院拨款委员会的口头表决通过。“政客网”称这次表决是“国会中难得一见的场面，通过一场真诚的辩论改变了一些人的想法，随后的表决结果没有人能预想得到”。换句话说，在这异常灰暗的一年，这次终止《授权作战法案》的表决尤为独特，它证明了民主制度还是能够发挥作用的；当终止法案的提议以绝大多数支持票得到拨款委员会批准通过时，众议院里响起了掌声。

然而，三周后，芭芭拉的修正案还没提交众议院全体投票表决，就被保罗·瑞安从国防法案中拿掉了。没有任何投票，也没有任何解释，他就那样在大半夜移除了这份终止授权法案。

“它凭空消失了。”修正案离奇蒸发过去几周后，芭芭拉在一次采访中说道，“就好像他们把它涂白后又重新写了什么上去。真的太卑鄙了。彻头彻尾的卑鄙。”

震惊不已的芭芭拉在众议院法规委员会面前冷静地陈述了自己的反对意见，指出自己的修正案不应未经任何程序就直接移除。对于她礼貌的陈述，委员会主席、来自得克萨斯州的共和党人皮特·塞申斯（Pete Sessions）的回应却是轻慢得紧。“皮特·塞申斯简直让我发疯，”芭芭拉回忆道，“但我努力压制着自己的怒火。”芭芭拉回忆说，自己和塞申斯来回争辩时一直在努力平复情绪：“我不能让他们觉得我不负责任，觉得我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我必须得有逻辑，有条理，不能让自己的情绪流露出来，否则他们就会说‘这个愤怒的黑人妇女又来了。她总是气呼呼的。瞧，又来了’。”

芭芭拉保持着分寸。她一再表达自己的疑惑与沮丧：自己的修正案已经由拨款委员会表决通过，得到了两党的普遍支持，怎么能任凭个别立法者的好恶就此移除？移除的理由是什么？她面无表情地听着塞申斯，这个和她在众议院里待的时间几乎一样长、来自得克萨斯州的白人男性，向她解释说事情就是这么运作的。

在这轮对峙的最后，芭芭拉终于允许自己表现出了一丝沮丧，她对塞申斯说道：“整件事情的发展和过程让我非常震惊，我希望未来……本着两党合作的精神，考虑到我们的正常秩序和民主程序，这样的事情不会经常发生，这样做真的太不公平了。”她摆出事实，指出过去的一年里这种事情只发生过两次。塞申斯把头埋进双手，做出疲倦的样子。芭芭拉继续说道：“我只是希望人们能明白，民主非常重要，民主化程序非常重要。议员们共同合作拟定的法案得到两党的支持，不应因个别议员的破坏就此撤掉……况且这种事情居然发生在大半夜，真是匪夷所思。”

芭芭拉说，在加利福尼亚远程观看直播的同事，为她始终在坚持指出刚刚发生的不公正现象爆发出欢呼。“他们说，‘你一直在反驳他，消磨他的斗志。’这可能是管用的，因为如果我真像他期待的那样情绪爆发，可能就没法消磨他的意志了。”的确，从策略上讲，芭芭拉很好地抑制了自己的愤怒，她也清楚自己必须做到。她与这名男同事当面对峙，描述其他男同事如何戏弄自己、试图欺骗自己，还极为傲慢地对待自己时，一直保持着彬彬有礼的态度，这才是最重要的。

她告诉我说，那些自己党内的成员祝贺她成功压抑了自己的愤怒：“所有人都在对我说，我是多么的大度，他们看得出来我几乎快要对他发脾气了，但是我忍住了。他们能看到我的愤怒，但我正确处理了这股怒火，他们为我感到骄傲。”

芭芭拉说，比起委员会的肮脏把戏，这些党内成员的反应更让她火冒三丈。

“他们以为我可能会成为那个愤怒的黑人妇女，不是吗？他们因为我没有变成愤怒的黑人妇女而称赞我，而我只想对他们破口大骂。他们的言外之意不就是：你真冷静，真克制，处理得真好，到临了有点情绪激动，但真的很棒。我想说，‘妈的，你们这些家伙根本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那些党内成员对芭芭拉说的这些话，意味着他们根本未曾想过，芭芭拉这位令人敬重的同事若想与那些对待自己不公的人作斗争，能力是多么有限。她完全有理由愤怒：为了让这个修正案得到通过，她已经奋斗了十五年，如今政治对手却用不合规的手段移除了她的法案。那些党内成员称赞她成功隐藏了自己的愤怒，这是在向她暗示，愤怒是一种不恰当的手段。但实际上，对于同事不合规的职业行为，芭芭拉的愤怒完全是一种合理的回应。那些党内成员话中流露的信息是，他们从未考虑过女性，尤其是黑人女性因为种族和性别歧视而遭受的压力，她们哪怕有再正当的理由，也只能克制自己的憎恨，隐藏自己的沮丧。

芭芭拉明白自己不能公开表现愤怒，她知道尽管自己完全有理由表达这种正当合理的愤怒，但愤怒不仅无济于事，还会削弱她的立场。在这种倾斜的权力分配下，白人男性在政府中具有巨大的影响力，政府各个部门的领导人和发言人中，白人男性的比例要远远高于其他人群。

芭芭拉指出，那些赞美她没有表达愤怒的声音只会让她更加愤怒。她对自己的同事感到愤怒，对自己的对手感到愤怒，对《授权作战法案》还没有被废止感到愤怒。“我真的太受伤了，是的，也很生气。”芭芭拉称自己会再次尝试，“一次不行，再来一次，直到成功为止。我不会允许任何人阻止我。”

芭芭拉出生在得克萨斯州，她的母亲从不掩饰自己的愤怒。在芭芭拉的描述中，母亲“不愿接受束缚，言行举止非常直率，毫无修饰，不会拐弯抹角，也不会忍受别人胡来”。芭芭拉回忆起母亲讲过的一个故事：那时母亲在念大学，想和朋友一起加入美国的第一个黑人姐妹会AKA（Alpha Kappa Alpha）。AKA姐妹会当时只接收浅肤色女性，这对芭芭拉的母亲来说不成问题，因为芭芭拉的曾祖母在爱尔兰人家庭做女佣时被雇主强奸，生下了她的祖母，她的“祖母看起来就像个白人，因此母亲也是白皮肤绿眼睛”。但是姐妹会拒绝了母亲最好的朋友胡安妮塔的申请，只因胡安妮塔的肤色较深。芭芭拉的母亲气坏了，说“见鬼去吧，我才不要加入”，她请来民权活动家、教育家玛莉·麦克里欧德·贝休恩（Mary McLeod Bethune）帮助得克萨斯南方大学的学生组织抗议活动。“我母亲就是这样的人，”芭芭拉讲道，“她永远在向前推进。”

芭芭拉在加利福尼亚州圣费尔南多市读高中的时候很想加入啦啦队，但这所学校从来没有过黑人啦啦队队员，因为队员选拔不会公开举行。“我当时气坏了，”芭芭拉回忆道，“我知道那些白人女生都有资格成为啦啦队队员，而我没有。我一气之下就去找了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NAACP），问他们能不能帮我，他们答应了。”于是芭芭拉和同班同学一起组织了抗议，最终改变了选拔规则，确保所有女生都有权利在全体学生面前参加选拔。芭芭拉因此成为圣费尔南多高中的第一位黑人啦啦队队员，后来很快亚裔学生也加入进来。“那是愤怒，”她说，“我当时非常愤怒。我表达了自己的愤怒，用了一定的策略，得到了自己想要的，也为所有想成为啦啦队队员的有色人种女生争取到了她们想要的。”

芭芭拉二十出头的时候，在加利福尼亚州密尔斯学院（Mills College）读大学。那时，她是个抚养着两个儿子的单亲妈妈，依赖社会福利和医疗补助计划维持生计。“当时我对这个充满压迫和种族歧视的体制愤怒不已，我生活的这个体制中，每天都有压迫和歧视，哪个人会不愤怒？我遭到社工的侮辱，遭到男性的耍弄，各种破事。”她是这所学校的黑人学生联盟（Black Student Union）会长，也和黑豹党一起从事社会工作。“我想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来改善别人的生活境遇。”不过她的措施里并不包括选举政治，她那时不想进入美国的政治体系，在她看来，“选举都是幕后操纵的”。这种对于政治体系的不信任也危及了芭芭拉的成绩：作为政治专业的学生，她需要实地考察一场选举，但到1972年初，她甚至都还没有注册成为选民。

那时正在参加总统大选的雪莉·奇泽姆来到密尔斯学院，用流利的西班牙语向学生发表演说，就医疗、贫困、女性权利、种族平等、移民权利等一系列议题表达了自己的观点。芭芭拉惊呆了。她在演讲结束后找到奇泽姆，表示自己想为其在加州的初选活动出力，并且坦陈自己之前从未参与过选举政治。芭芭拉回忆说，奇泽姆“冲着我摇了摇手指。‘小姑娘！’——我那时已经25岁了！我有两个孩子，他们可能就在我身边！——总之，她说的是，‘小姑娘！如果你当真坚持自己的信念，就要去注册选民，去参与政治，去尝试带来改变。因为我们需要你。’”

芭芭拉后来和其他湾区大学生一起负责为奇泽姆在北加州组织竞选活动，还作为奇泽姆的代表出席了迈阿密举办的民主党全国大会。奇泽姆的竞选活动结束后，芭芭拉在1973年助力鲍比·希尔（Bobby Seale，黑豹党的创立人之一）竞选市长，随后在国会议员罗恩·德勒姆斯（Ron Dellums，美国国会黑人同盟成员、奇泽姆的支持者）手下工作了十年，继而当选加利福尼亚州众议员、参议员。德勒姆斯从国会退休后，芭芭拉赢得他的席位成为一名国会议员，为奥克兰地区服务了二十年。

她告诉我，在这个职位上，“我已经学会了每次感觉自己或者别人遭到不公正对待时，如何……甚至不能说是巧妙处理，只能说是如何不大发雷霆地处理”。

对于那些生活在公众视线中的女性，尤其是那些努力为更多群体争取平等机会的女性而言，有一点一直都非常明确：她们对于这个体制的愤怒和挑战这个体制的渴望，可能是最初推动她们参与社会变革和政治生活的动力，却也将被用来牵制她们、打压她们。

直到今天，我们都被灌输着这样的理念：愤怒的女性狡诈而又冷酷，违反天性、违背社会规范。愤怒的女性丑陋不堪、情绪冲动，她病态失控、惹人不快，她疯狂荒谬、幼稚可笑，她毫无魅力。总之，她的声音不该被人听见。

泼妇口钳又称“长舌妇的缰绳”或“女巫的缰绳”，是16世纪出现的一种刑具，用来惩罚那些出言不逊的坏脾气女性，以金属面箍将她们的头和下巴紧紧箍住。有些铁口钳带有压舌板，能够插进嘴里，有些甚至底部带有钉状突起，能够刺穿那些反抗者的舌头。伦敦塔上就展览着一个1588年内部带有尖刺的金属颈箍，展览标签上只写了“颈圈刑具”，但导览册上的描述则是一种“用于戴在辱骂别人、不守规矩的已婚女性脖子上”的装置。

我们也许不再会被戴上颈箍，但男性仍在要求我们用微笑让自己变得更加漂亮，提醒我们扼杀消极的念头，明白自己不过是男性世界的装饰。这种观点在全美上下都很普遍。2016年希拉里赢得一场初选之后，MSNBC的节目主持人乔·斯卡伯勒（Joe Scarborough）在节目里指责希拉里说：“笑一个吧，你可是刚赢了一场选举。”2018年，白宫新闻秘书萨拉·赫卡比·桑德斯（Sarah Huckabee Sanders）在CNN的一档节目中，指责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Nancy Pelosi）在特朗普的第一次国情咨文演讲上表情过于阴冷。她讲道：“我觉得她应该多点笑容。多笑笑对这个国家有好处。她好像成了……愤懑的化身。”

愤懑，这个暗示着一种压抑焦躁的愤怒的形容词，这种没人想去表达的情绪，总是突然出现在愤怒女性的身上。这个词似乎总是被用来诽谤那些最有理由感到愤怒的人。詹姆斯·鲍德温（James Baldwin）几十年前描述黑人愤怒的时候，就曾描述过这种怨恨：“人们最终会试着罔顾社会现实，对你说，‘但是你这么愤懑’。是的，我也许愤懑，也许不愤懑，但如果我感到愤懑，我就有很充分的理由，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是美国人的这种盲目无知，或者说是胆小怯懦，让我们假装自己的生活里好像没有什么理由去……感到愤懑。”

在过去，具有破坏性的女性常常被视为美杜莎。美杜莎在密涅瓦神庙中被海神涅普顿强暴，在密涅瓦的诅咒下，她的一头秀发变成毒蛇，凡与其对视者皆会石化，后来被珀尔修斯斩首。1893年，苏珊·安东尼在《芝加哥论坛报》（Chicago Tribune）的一篇文章中指出，女性被要求去附和那些掌管主流报纸的男性的观点，并且“如果她们不这么做，就会被斩首”。她挤入男性话语空间，就选举权和禁酒运动发表自己的观点。当时一位牧师称这位女性改革家“是人类的怪胎，社会的颠覆者……是美杜莎的头颅，是不祥的预兆，是可怕的幽灵，是对一切神圣不可侵犯之物的歪曲”。正如英国历史学家玛丽·比尔德（Mary Beard）记录的那样，美杜莎的叙述也常常被评论家用在希拉里身上，无数条毒蛇蹿出她的头颅。布赖特巴特新闻网（Breitbart）的一位作者称希拉里的雕像一直塑不起来，因为“见过她的人都立刻变成了石头”。

但政治女强人并不只是会被贴上美杜莎的妖魔化标签；共和党在其竞选宣传里集中火力攻击佩洛西，把她称为尖叫的女巫、残忍的恶徒。记者彼得·贝纳特（Peter Beinart）在2018年的一篇文章中写道：“2003年，佩洛西升为众议院少数党领袖还没几天……共和党就在反对一位民主党人竞选路易斯安那州国会议员的广告中印上了佩洛西的面容——‘俗艳又扭曲’，这是当时某杂志里的原话。”画面里的佩洛西总是张着嘴，没有任何口钳或缰绳的限制。这位国会里最有权势的女性就这样被描绘成危险、善变的形象，敌对阵营的人也想方设法让她闭嘴，其直接原因可以说正是对她的力量的惧怕。佩洛西是现代最为成功的司法战略家之一，在奥巴马任期内，她带领着难以对付的国会领导班子，成功通过了医疗改革和刺激消费的法案。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那些坐上过相同位子的共和党男性，从保罗·瑞安到约翰·博纳（John Boehner）再到丹尼斯·哈斯泰特（Dennis Hastert），他们都只展现了最为疲软的领导才能。

强大的女性，尤其是那些能力显然要比男性强的女性，经常会因为挑战了男性的权威而被视作乖戾可怕、违背自然的糟糕形象。“疯了”，一个用于描述精神疾病的词语，也成了形容愤怒的词语。对女性来说，这两个层面似乎是联系在一起的。

我们日复一日地在政治话语中听到人们诽谤说愤怒的女人是多么的反复无常，都没意识到自己已经彻头彻尾地接受了这种观点。2017年，美国海军陆战队队员被曝散播女兵不雅照，军方未能及时处理该性骚扰事件，参议员柯尔斯滕·吉利布兰德咄咄逼人地向美国海军陆战队司令罗伯特·奈勒（Robert Neller）发起质问。当天晚上，福克斯新闻台主播塔克·卡尔森（Tucker Carlson）在面向全国观众的电视节目里声称“参议员柯尔斯滕·吉利布兰德彻底疯了”，说她像疯狗般冲着奈勒上将“乱咬”。

同年，国会女议员马克辛·沃特斯就特朗普与俄罗斯的财务关系质问财政部部长史蒂文·姆努钦（Steven Mnuchin）时，态度强硬，声称要“夺回（自己的）时间”。真实政治网（RealClearPolitics）称她表现出一种“彻底崩溃”，烈火新闻网（TheBlaze）和布赖特巴特新闻网这两个右翼新闻网站频频用“精神错乱”来描述她。特朗普的支持者、黑人牧师达雷尔·斯科特（Darrell Scott）则将沃特斯形容成一个“疯大妈……老是揪着芝麻大点的小事说个没完没了”。

很多人认为女性的愤怒从根本上来说是不正当的，因为并没有什么真正的大事能让她们合理愤怒，正是在这种观点的支撑下，那些人才声称暴怒的女人都精神失常。而这种观点也的确会让女性感到发疯。“我们的愤怒被忽视，被贬低，变得苍白无力，”“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创始人艾丽西亚·加尔萨谈到黑人女性时说道，“我们生气的是，我们被告知，那些正在我们面前发生的事情实际上并不存在，我看真是疯了。”

不管愤怒的女性是被逼得发疯，还是被误当作精神病，在这样一个排斥精神失常的社会里，她们都被贴上了相同的标签：情绪反复无常、不理性、不可靠，无足轻重、令人反感。

用图片搜索引擎随便搜一位政治人物或公众人物里的女强人，尤其是那些以各种方式——竭力推动军队改革、刑事司法体系改革、银行业改革或者参加选举打败有权有势的男性——对白人男性权力构成威胁的女性，你会看到许多张沃特斯、佩洛西、参议员卡玛拉·哈里斯和伊丽莎白·沃伦的照片，她们在照片里毫无顾忌地张大嘴巴，大喊大叫，唾沫横飞——这正是要给她们贴上制造噪音的标签，暗讽她们面目丑陋、性格残暴。要想败坏这些女性的名声，让她们看起来令人反感，最好的办法就是抓拍一张她们大喊大叫的照片；一位女性张大嘴巴，带着怨气强势地大声喊叫，在我们心里就会被编码为丑陋。

“我想不出，那些当众发火的女性里，有谁没有遭到过嘲笑或者丢掉工作的。”女权主义散文家林迪·韦斯特（Lindy West）2017年写道。她枚举了许多遭到公众抗议和谴责的女性，例如出言不逊、与众多媒体交恶的爱尔兰歌手希妮德·奥康娜（Sinéad O'Connor），因反战言论失去大量乐迷的美国乡村音乐女子组合南方小鸡（Dixie Chicks），出席反特朗普主题和平舞会遭指责的美国歌手索朗·诺尔斯（Solange Knowles），以及因冲着特朗普车队高高竖起中指而遭到其所在的政府承包商公司解雇的单亲妈妈朱莉·布里斯克曼（Juli Briskman）。2018年夏天，21岁的国会实习生凯特琳·马里奥特（Caitlin Marriott）在特朗普走进美国国会大厦时冲他大喊“总统先生……我操你妈！”，被停职一周，没收证件。不过值得一提的是，她的上司、新罕布什尔州民主党参议员玛吉·哈桑（Maggie Hassan）向媒体指出，“不应”将马里奥特的行为“与总统那些争议很大的破坏行为，比如剥夺人民的医保……比如将儿童和父母分开相提并论……并且这位年轻女性立即为自己的行为负起了责任、承担了后果，而总统可是什么都没做”。

这种对于大声叫喊的女性的否定，可能要追溯到女性照顾下一代时比男性付出更多劳动这一现象。女性提高的嗓门和语调让男性觉得自己又回到了小时候，回想起了那些令人不快的责骂，以及养育、教育他们的母亲、祖母、姐姐、保姆和老师惩戒的手掌。“我们是由女性抚养长大的，”格洛丽亚·斯泰纳姆说道，“因此我们小时候就看到了女性的力量。男性在长大后看到强势的女性时，就尤其会觉得退回到了小时候，因此会想要攻击她。”

成年女性的严厉斥责可能会让我们回想起早年的家庭环境，那个唯一能让女性获得绝对权力的环境，也说明了女性一旦亮出嗓门发起挑战会带来什么：它会打乱秩序，让我们回想起女性曾经拥有权威的那个时刻、那个地点。而一旦这种成年女性的斥责发生在政界、工作场所、激进运动或者公共领域的其他地方，就会成为一种不合时宜的反常行为。从这种意义上而言，向权力结构发起挑战的愤怒之音里，回荡着叛乱的威胁。

2017年特朗普深陷“通俄门”丑闻时，曾任检察官的参议员卡玛拉·哈里斯就俄罗斯调查向司法部部长杰夫·塞申斯（Jeff Sessions）抛出一连串尖锐的问题，却被塞申斯的朋友、亚利桑那州参议员约翰·麦凯恩（John McCain）吩咐不要插话。在争论中，塞申斯也大声指出哈里斯参议员的审问让他“紧张”。这场激烈的交锋结束后，特朗普的前顾问杰森·米勒（Jason Miller）指责司法部部长“满腹牢骚和怒火”；相反，哈里斯在审问塞申斯时则表现得过于“歇斯底里”。

这种“编码”不仅仅来自男性：一位愤怒的女性也会让其他女性感到紧张。大选结束后，伊丽莎白·沃伦发表了愤怒的演说，MSNBC公司的主播米卡·布热津斯基警告观众说“有一种刺耳……毫无节制、精神错乱的愤怒在蔓延”。甚至在《纽约时报》的报道里，沃伦也被贴上了“长舌妇”的标签，和该报用来形容她的另外一个词“专横傲慢”看起来正好凑成一对。但沃伦其实非常善于清晰地讲述美国经济故事，并且也会关照那些在金融机构的势力变得日益庞大之时遭到欺骗或遗忘的美国民众，传达他们的沮丧和憎恨。

这些女性似乎象征着一种混乱。而其中似乎也蕴含着深远的历史回响：20世纪早期呼吁妇女参政的宣传影片里，争取选举权的女性将孩子留在家中，丢给软弱无能的丈夫。天性被抛在一边；女性对于自己被排斥在公民参与之外的怒火引发了家庭内部的混乱。女性在任何政治背景下的愤怒都会被打上失序的标签，而男性的愤怒则得到理解，被认为是理性的，甚至值得钦佩的。

这也许能解释我为写这本书进行采访报道时，尤其是在特朗普就职典礼之后的那几个月里，为何几乎每一位受访的女性都会将自己的愤怒描述为过去时。“我当时很生气，”受访者会说，“但是我现在不再生气了；我接纳了自己的愤怒，化愤怒为行动。”愤怒需要成为过去时，才能让这些受访女性带着权威、带着自信、带着激情说出口。在每次采访中，这些向我保证说自己已经抛开愤怒的女性，没过十分钟又会开始提高嗓门大声咒骂，表达自己是多么的生气，对特朗普生气，对自己的父亲生气，对自己的朋友生气，或者更宽泛地讲，对这个国家及其所有的不公生气。这些女性当时很生气；她们当时当然很生气，但她们习惯了从一开始就否认这种愤怒。

格洛丽亚·斯泰纳姆向我描述了自己是如何用一生去学习感受愤怒、认可愤怒、承认愤怒并且及时表达愤怒的。她在俄亥俄州托莱多市长大，她的母亲为抚养孩子放弃了记者的工作，后来患上精神疾病，由女儿们照看。斯泰纳姆曾经是抗拒愤怒的。“我们来自好脾气的中西部，得嗑点药才知道生气。”她说。在一段时间里，她会“像其他女性经常做的那样，把愤怒转移到其他事情上去”。她会为别人虐待动物或者虐待他人而生气，却不会为自己生气。

斯泰纳姆30多岁时，经常作为记者活跃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的纽约媒体现场。她曾经乔装打扮成一名兔女郎潜入纽约花花公子俱乐部，撰写一篇揭露色情文化的报道，掀起轩然大波。她也报道了反战运动和黑人权力运动，还曾被派去报道一场关于堕胎的听证会。斯泰纳姆回忆说：“我很确定我在第一场堕胎听证会上感觉到的（正是愤怒），那时我突然意识到，没错，我堕过一次胎，每三名女性里就有一名堕过胎（但这在当时是违法的）。我很确定当时我感觉到的是愤怒：怎么可以这样？这根本不合理！我怒火中烧。”这股怒火驱使她投身女性运动。然而她也指出，在很多年里，“我终于能够做到周四再告诉别人我周一那天很生气，却还是没法当时就告诉他们”。五十多年来，作为女权主义运动组织者、女性领导人的斯泰纳姆，就算明白“愤怒是政治实践主义的上好燃料；愤怒好得很，我重视愤怒，也珍视愤怒”，还是称自己直到今天，也“只能偶尔”当场将愤怒表达出来。

如果连格洛丽亚·他妈的·斯泰纳姆都难以自信地释放愤怒，也就难怪在很多高中和大学校园里，和我交谈的那些年轻女学生都会问我应该如何表达自己的愤怒了。她们告诉我说，她们害怕公开自己的愤怒，担心会为此遭到朋友、同龄人和男性的疏远，担心在别人看来自己精神错乱、咄咄逼人。她们没有精神错乱，也没有咄咄逼人；她们只是感到愤怒。但她们怎么才能说自己气疯了，而又不会招来谴责和冷眼呢？怎么才能充满自信、毫无歉意地表达自己的愤怒？这样难道不会吓跑别人吗？她们问我有什么秘诀：我是怎么想办法登上她们学校的舞台慷慨陈词的？

我能告诉她们什么呢？我32岁时和朋友一起去访问某个海滩社区时，被引见给一位很有魅力的年长女性。我告诉她我是女权主义作家，她上上下下打量着我，冷漠地问：“男人们对你的工作怎么想？”就好像这是关于这个职业最为重要的问题。我告诉她，我的约会对象似乎对我的工作挺感兴趣，她挑了挑眉毛，手指划过我的大腿，像是在检查有没有毛。我很尴尬。“我倒要看看你们能谈多久。”我也不想向她们回忆起，我刚开始从女权主义视角写政治、文化内容的时候，就算一直都很小心地试图用幽默、轻松的文笔掩盖愤怒，读者来信里还是有一半都急于指出我的文章多么的愤怒，就好像认定我愤怒就是对我的一种侮辱。有些人推测说，我这么愤怒是因为我长得丑、没人要，还有些人则十分确信，要是我能找个男人就好了，他们也许能帮上我。也许我不应该向她们提起，一位我十分信任、也十分在意的男性友人，曾经私底下和另外一位、也就是后来把他的话转给我的这位男性讲道：“丽贝卡是这么热情风趣，你根本不会把她和她写的那些愤怒的玩意儿联系到一起。”

但是！我很想对那位朋友（尽管他压根儿不知道自己的话被转告给了我）讲：这个友好风趣的我正是那个愤怒于不公的作者；那个不管单身还是恋爱都很快乐的女人，那个和一个爱着她的男人谈恋爱的女人，那个玩得开心、感觉快乐的女人，那个操心工作、在意朋友的女人，那个纵情度假、吃喝玩乐的女人，那个下厨做饭、宠爱孩子的女人，同时也是一个非常愤怒的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