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希拉里初次竞选总统时，人们对她品头论足，嫌她的声音尖锐刺耳，嫌她的举止咄咄逼人、野心勃勃，并且经常把声音和举止混为一谈。许多人都认为她的声音天生充满邪恶。她若是笑，媒体会将她的笑声称为“母鸡咯咯叫”；她若是讲话大声，人们会认为这是她那令人不安的野心的映照。那时候，《华盛顿邮报》记者乔尔·阿亨巴赫（Joel Achenbach）在文章里幻想回到从前有泼妇口钳的时候，认为希拉里“需要一个无线遥控的电击项圈，那样一旦她开始尖声叫喊，助手就能给她一下”。

在那次竞选中，希拉里之所以遭遇媒体和民众如此反感，原因之一就是女性的声音在总统竞选演说中实在是前所未见。希拉里当时的竞选对手奥巴马作为第一位非裔美国候选人，碍于自己的种族背景而不能大声表达愤怒。他在演说中淡定沉稳、踔厉骏发，与希拉里的大嗓门、尖语调形成了鲜明对比。即使在奥巴马执政期间，希拉里也仍然被继续丑化成怒气冲冲、攻击性十足的形象。《华盛顿邮报》记者达纳·米尔班克（Dana Milbank）和克里斯·齐利扎（Chris Cillizza）调侃道，如果希拉里出席奥巴马的啤酒峰会，给她递上的肯定是“疯婊子”啤酒。

到了2016年总统大选，局面则变得不太一样。从一开始，这场总统竞选的主题就是愤怒：伯尼·桑德斯愤怒不已，唐纳德·特朗普也怒气冲冲，并且他们还相当直接地谈论这种愤怒。2016年，共和党阵营的南卡罗来纳州州长妮基·黑利（Nikki Haley）建议选民不要去听特朗普等人针对移民问题的那些“最为愤怒的声音”。对此，特朗普在接受CNN采访时讲道：“她说得对。我就是很愤怒。……在我看来，愤怒挺好。愤怒和激情正是这个国家所需要的。”十天后，桑德斯回应比尔·克林顿称他愤怒的时候也给出了类似的回应：“你知道吗？他说得对。我的确非常愤怒。美国人民也都非常愤怒。”四天后，希拉里也加入了这场愤怒的表达。“许多人不只是充满忧虑，满怀沮丧，”她指出，“他们还愤怒不已。……而我，也像他们一样愤怒。”

但不知怎的，希拉里就是无法让人们相信她也同样感到暴怒，也许是因为她讲话的语调不太对劲。《华盛顿邮报》针对这场演说发表的一篇评论里，开篇就描述了希拉里的嗓音是如何从“像保龄球在球槽上急速滚动般的轰鸣……变成了深思熟虑的轻声细语”。这篇评论里另有两处将希拉里的声音描述为“大叫”，在结尾处引用了一位希拉里的支持者发表的意见：“伯尼·桑德斯极具魅力，能够直抵人心，而希拉里则缺乏这种内在魅力。”

这位总统候选人对于愤怒的坚定表达在不少人眼里只是一种不真诚的表演模仿，但为什么与此同时，又让这么多人觉得是在向他们不断咆哮呢？

希拉里与桑德斯的首场辩论结束后，《纽约时报》在评论中指出，桑德斯这位以指手画脚、大呼小叫、剧烈摇头作为日常沟通方式的佛蒙特州参议员“非常镇定”，而希拉里却“不时表现出紧张甚至是愤怒”，并且怀疑希拉里的“凶神恶煞状”是否“太过冒险，毕竟许多选民……对她的印象本就不算太好”。曾报道过“水门事件”的资深记者鲍勃·伍德沃德（Bob Woodward）发表意见说，希拉里面临的质疑来源于她的“讲话风格和呈现方式……她会大喊大叫，交流方式不够自如”。肖恩·汉尼提（Sean Hannity）在节目中播放了一段希拉里愤怒地大声呼吁反对枪支游说团体的视频，然后问道：“这有什么可爱的？……愤愤不平，声嘶力竭？”

指责希拉里的不只是右翼主流媒体，还包括左翼媒体。“她到底是总统候选人，还是想要出演《惊声尖叫》重启版？”左翼网络政治评论网站“少壮派”（The Young Turks）主持人约翰·亚达罗拉（John Iadarola）这样问道。他指出，我们“必须记住……有些东西历史地看也许是正确的，例如认为女性声音刺耳、絮絮叨叨的这种性别歧视或者刻板印象，男性一直以来已经指出过太多次……但那并不意味着女性就不可能……不需要大声讲话的时候还那样做。”换句话说，不能因为这种观点涉嫌性别歧视，就觉得它是错误的。

这是一个令人出离愤怒的完美圈套：这个候选人老是大喊大叫，却没表达出足够的愤怒，而当她尝试更好地表达愤怒时，却又被认为是在假装。

“在这种愤怒的民粹主义时刻，她正是一个错误的候选人。”自由主义记者托马斯·弗兰克（Thomas Frank）在竞选的事后调查中写道。他指出，希拉里是“局内人，而民众却在呼喊着要局外人”。弗兰克能够看到那些叫喊的人们的愤怒，明白那是一个愤怒至极的时刻。但是在希拉里身上，弗兰克看到了一种“尖锐的自以为是，这种来自上流社会的愤怒呼喊招致了民众的反感”。然而，希拉里的竞争对手同样也是有权有势之人，一位是在国会里任职将近三十年的议员老将，一位是坐拥亿万家产的地产大亨，很难想象弗兰克会觉得希拉里惹人讨厌当真是因为她的社会地位，而不是其他因素。

讽刺的是，尽管希拉里对银行业的友好态度和作为中间派的妥协立场引发了许多争议，她的经济议程却直接指向最为愤怒的群体，例如煤矿工人和那些在毒瘾中挣扎的白人工人阶级群体。希拉里主张提供育儿补助、让看护人的经济状况更加稳定，也提出废除海德修正案、解决生育自主权相关的种族和经济不平等问题。但很多人都认为她谈论这些议题的方式非常糟糕、缺乏说服力，而这的确也与她自身在演讲方面的不足有关。然而，希拉里之所以表现出这些不足，也许是因为她就像以前那些在公众面前演讲的女性一样，被批评说话过于大声、过于气势汹汹，这让她感到紧张、感到犹豫，不敢燃烧激情、不敢尖声喊叫、不敢情绪激动，生怕提高嗓门会让那些听众有想法。她只能如履薄冰、有气无力地与听众交流，听上去无聊而又机械，完全没法真诚坦率地传达自己的想法，更无法让选民感受到她对于民生的关切。

最新研究表明，（白人）男性强烈表达愤怒也许不仅没有问题，事实上还能给他们带来好处，甚至能对他们的女性对手不利。

心理学教授丽莎·费尔德曼·巴雷特（Lisa Feldman Barrett）在《纽约时报》上刊文介绍了其研究团队开展的一项研究：研究员向被试者展示男性和女性面部表情的照片，发现他们更有可能认为女性的情绪变化是内部因素导致，而男性的表情变化是受到外部因素触发。用丽莎的话说，“她是泼妇，而他只是遇上了倒霉事”。

这也正是政治顾问、演说教练约翰·奈芬格（John Neffinger）设法解决的问题。奈芬格在竞选期间曾为希拉里写过一系列备忘录，帮她调整自我表达的方式。他和同事梳理文献时发现，公众一般用两个标准来评价候选人：力量和温暖。人们通常假定男性候选人是力量型的，这种力量与技能、权威、才干和经济实力相关联；而女性候选人本质上是温暖型的，用政治语言表述就是亲切、有趣、友好，真正关心自己想要代表的群体。

“如果一个人能够设法表现得既有力量又很温暖，我们就会说这个人富有魅力，我们想和这样的人在一起，也想成为这样的人。”奈芬格指出。在人们看来，那些力量感大于温暖感的人是“可怕的”，而那些温暖感超过力量感的人则是“可爱的”。问题在于在政治家身上，这两种品质会得到怎样的评价。政治思想家马基雅维利曾经说过，尽管一个人应该既让人敬畏又让人爱戴，但由于两者很难同时存在，令人敬畏比让人爱戴要安全得多。奈芬格认为，“真的很难找到能够将两者结合的候选人”。理论上讲，男性候选人能够通过展现“可怕”侥幸成功，尤其是遇到国家危机的时候，独裁专断的男性人物通常会被当成保护者，例如9·11事件期间时任纽约市长的鲁迪·朱利安尼（Rudy Giuliani），以及脾气暴躁出了名的战争英雄约翰·麦凯恩。他们不能“可爱”，因为那会让他们女性化，会让人们不把他们当回事。

对女性来说，不管哪一极都是毒药：若想“可怕”，就会遭到诽谤、排斥，获得怪异、丑陋的公众形象；若想“可爱”，就会被认为不严肃、没能力。女性需要费尽心思，在两极之间寻找一点微妙而又难以稳定的平衡。事实上，男性若是表现出一点温暖，常常会大有帮助；女性若是表现出一点力量，却很容易过火。

顶着一头乱发的伯尼·桑德斯是个出了名的坏脾气，他的一贯风格就是义正词严地反复向听众大喊要破除不平等。他在某次演讲中冲着停在讲台上的一只小鸟笑了笑，就能散发出魅力。而在奈芬格看来，如果一个女性“以某种具有力量感的方式坚持自己的观点，她身上的温暖感就会瞬间消失，人们会认为她给社会秩序造成了威胁。男性就算和蔼一点，也不会丧失力量感，而女性哪怕加上一点点力量，都会失去温暖感”。

这正是希拉里·克林顿面临的困境：和她竞争的两位男性都在利用愤怒的力量，将其打造成自己的主要卖点。而希拉里身为一名女性、竟敢与男性争夺美国的最高职务，本就已经扰乱了秩序，如果再以这种富有力量感的方式和他们竞争，就只会加剧公众的焦虑。她团队里的每一位成员都了解这些会如何影响她的表达方式。

希拉里的演讲撰稿人丹·史韦林（Dan Schwerin）2017年曾告诉我：“男性候选人可以大喊大叫，人们会说他富有激情，而女性候选人要是提高嗓门想煽动群众，就会被说成是刺耳的尖叫，这是有原因的。”史韦林讲道，正因为希拉里懂得这一点，“她很克制，不会大声叫嚷，举止极为谨慎。于是人们就认为她不够真诚，认为这意味着她无法理解民众的沮丧和痛苦，因为她不像那些男性那样愤怒。她一定是觉得现状没什么问题，因为她都没在生气。”

希拉里在大选回忆录《发生了什么》（What Happened）里谈到这个看似无解的问题给她带来的沮丧，字里行间抑制不住内心对于这种情形的鄙视。“我试过调整自己，”她写道，“我反复听到有些人讲不喜欢我的声音，就向一位语言学专家寻求了帮助。”那位专家却让她深呼吸，注意表达积极情绪。希拉里以不动声色的愤懑笔触，描述着自己如何被迫维持一种天生快乐的女性气质幻想，“那样，当民众活跃起来开始呼喊、就像集会人群常常做的那样时，我就能忍住，不去正常地大声回应他们。”希拉里告诉那位专家自己会尽力而为，“但是我很想知道，你能不能给我举个例子，有哪个女性公众人物能够成功做到在群情激昂的民众面前还柔声细语地讲话？”

那位语言学家没能举出来。

如果说希拉里·克林顿觉得自己很难找到合适的方式表达沮丧等复杂情感，而又不会让人觉得受到威胁，那么和米歇尔·奥巴马相比，她的困难就是小巫见大巫了。

米歇尔在芝加哥南部出生长大，妈妈在家全职照顾子女，爸爸是一名水管工。她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后来在哈佛大学法学院取得法律博士学位，博士毕业后进入芝加哥的盛德律师事务所，一家“白鞋”律师事务所工作。在那里，她被指派负责指导一位同样来自哈佛的学生，那位学弟正是她未来的丈夫巴拉克·奥巴马。后来，奥巴马放弃优厚的待遇投身芝加哥的社区组织运动，随后去了芝加哥法学院教书，米歇尔离职后则转到芝加哥市政府做市长助手，之后进入芝加哥大学出任学生事务处副处长。这对夫妇在芝加哥生活期间，米歇尔是更为闪耀的一方：她爱交朋友、魅力四射、幽默风趣、充满活力。米歇尔在芝加哥腐败的政治环境中长大，对政治充满了不信任，不想和政治扯上任何关系，但她的丈夫却正好相反。

后来，巴拉克·奥巴马成为一代人心中划过美国政坛的最亮明星，他的妻子却遭到了全国民众的审视。她充满激情的演讲和富有感染力的坦率，她对于美国历史的洞见和对于政治形势的忧虑，以及她敏锐的幽默感，都开始成为令她饱受非议的因素，令人费解。

米歇尔的丈夫在参议院名声大震的时候，她在媒体中的形象是翻着白眼说“也许有一天他会做点什么，来保证自己还能获得这么多关注”。两年后，奥巴马正式宣布竞选总统，她仍然在充满柔情地埋怨他不会铺床、袜子乱丢，说他睡觉时打呼噜，醒来时有口臭，称他是个“有天赋的人，不过说到底，也只是个普通人”。这很快引起了《纽约时报》专栏作家莫琳·多德（Maureen Dowd）的注意，她担心人们听到米歇尔把丈夫描述成“一个没有规矩的小孩”，会“削弱男子气概”。——又一次，女性批评的声音被描绘成了母亲的责备。

相比于米歇尔在丈夫竞选总统期间的其他遭遇，这已经是最温柔的一次了。

奥巴马开始赢得初选、看起来有望获得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之时，米歇尔在一场演讲中讲道：“这个国家的民众已经做好了迎接改变的准备，人们渴望打开新的政治局面……成年之后，我第一次为我的国家感到骄傲，因为希望之火终于重燃。”

这句话本身是积极温暖、充满期待的，但从米歇尔嘴里讲出来，就让有些人觉得完全是在辱国。保守派专栏作家比尔·克里斯托尔（Bill Kristol）斥责她不知为美国赢得冷战感恩；资深政治记者吉姆·格拉蒂（Jim Geraghty）也在《国家评论》杂志上撰文写道：“美国对她不好吗？什么，有机会上普林斯顿大学，读哈佛法学院的博士，在顶尖律所和医疗中心工作……这还不够好？”似乎努力工作、成绩斐然的她对这个国家但凡少了点巴结和感激，就让人无法接受。

在这个国家，米歇尔的曾曾曾祖母遭受过奴役，她的丈夫是首位可能获得总统候选人提名的黑人，她若想住进白宫就得放弃自己的工作和独立身份，而那座白宫还是奴役劳工建成的。她仅仅对这个国家提出了一些温和的批评，就足以让民众认定她是一个令人担忧的愤怒的黑人妇女。

她出现在《国家评论》的封面上，（当然）嘴巴大张，恶狠狠地看着读者，头顶的标题写着“不满夫人”（Mrs.Grievance）。保守派专栏作家米歇尔·马尔金（Michelle Malkin）开始称她为“令奥巴马痛苦的另一半”。同为黑人的保守派专栏作家马凯·马西（Mychal Massie）则写道，米歇尔“给人的印象就是一个愤怒的黑人泼妇，往这个让她功成名就、获得声望的国家脸上吐口水”。

对此，尼日利亚小说家奇玛曼达·恩戈兹·阿迪契写道：“就因她说出了自己心中所想，就因她只有想笑时才面露笑容，没有一直假笑，就遭到美国人最低级的讽刺，被夸张地描述成‘那个愤怒的黑人妇女’（the Angry Black Woman）。一般来说，女性是不被允许愤怒的；但对于黑人女性来说，在此之外，人们还期待她们表现出无尽的感激，越卑躬屈膝越好，就好像她们的公民身份只是做做样子，不能信以为真。”

将米歇尔和美杜莎合在一起的表情包在网上广为流传。米歇尔被塑造的谬误形象更是愈演愈烈，从愤怒的黑人妇女转变成了激进的武装分子。美国国家公共电台（NPR）评论员胡安·威廉斯（Juan Williams）将米歇尔与民权运动领袖斯托克利·卡迈克尔（Stokely Carmichael）相提并论，称她是“穿着设计师时装的卡迈克尔”，后者在20世纪60年代从非暴力运动转向更为激进的运动形式，提出了“黑人权力”。在知名网络杂志《Slate》上，曾经是左翼人士、后来转为新保守派的记者克里斯托弗·希钦斯（Christopher Hitchens）发表了一篇令人震惊的不实报道，试图将米歇尔的本科毕业论文与黑人权力运动扯上关系。米歇尔那篇论文写的是自己身为黑人在普林斯顿大学的读书经历，希钦斯声称21岁的米歇尔在论文里表示自己受到卡迈克尔的“极大影响”，而卡迈克尔又与伊斯兰民族组织领导人路易斯·法拉堪（Louis Farrakhan）不无关联。福克斯新闻网的主播则更加荒诞，居然指摘米歇尔在奥巴马获得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当晚碰拳庆祝的时候，是否做了个“恐怖分子的击拳致意”。《纽约客》的一期封面漫画里，画家巴里·布利特（Barry Blitt）将米歇尔在人们眼中的激进武装分子和愤怒黑人女性形象夸张地演绎出来，呈现了一个顶着70年代爆炸头、扛着机关枪的女性形象。这幅漫画名为《恐惧的政治》（The Politics of Fear）。

等到奥巴马在丹佛接受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之时，米歇尔的公共形象已经得到了重新塑造：她开始谈论穿衣打扮，不再谈论政治和国事，也不再以批评的论调谈论自己的丈夫。在大会上，她被（准确地）塑造成贤妻慈母的形象，打小就喜欢看情景喜剧《脱线家族》，仅此而已。她自己在演讲中也非常谨慎地表达了自己的爱国之情，感谢这个国家为自己提供机会。米歇尔就这样被强力阻止了发声，不能有丝毫的抱怨。事实上，在整个过程中，她从没有真正表达过愤怒，只是表达自我时自由、直率了些，就很快被认定是带着怨恨，导致她再也不能发表自己的观点，发出自己的声音，再也不能表达任何可能会被理解成沮丧或抱怨的情绪。

搬出白宫之前，米歇尔接受了脱口秀主持人奥普拉·温弗瑞（Oprah Winfrey）的采访。回忆起那个被描述成“那个愤怒的黑人妇女”的时期，米歇尔讲道：“怪了，你根本都不认识我……怎么讲得出这话？”又过了一年多，在佛罗里达州的一场黑人女性集会上，米歇尔和前白宫资深顾问瓦莱丽·贾勒特（Valerie Jarrett）谈论起这个过程时更坦率地指出，早些时候她“回看了自己的一场演讲，发现自己觉得充满活力和激情的表达，一被新闻引述就会很容易变成愤怒、攻击的言论”。她接着讲道：“我当时想，噢，这是一场游戏。这的确是一场游戏。我之前在想什么呢？我还以为这次是玩真的，结果还是一场游戏。而我没有把这当成一场游戏，我表现得充满激情，因为我觉得人们想看到我这样做……但是他们也不知道自己真正想要什么。所以我不得不学会如何传达——”讲到这里，她挂上一个灿烂的笑容，甩了甩头发，继续说，“信息。”

倡导民权和选举权的女性活动家玛丽·丘奇·特雷尔（Mary Church Terrell）1940年出版了一本自传，她在自传开头写道，自己的人生就是“白色世界的一名有色妇女的故事”。她说：“这和白人女性写的故事不可能有相像之处。一个白人女性只需要克服一种障碍——性别障碍。而我需要克服两种——性别障碍和种族障碍。在这个国家，只有一个群体面临两种如此巨大的障碍，而我正是其中一员。有色男性也只面临种族障碍这一种。”在罗格斯大学妇女与性别研究中心的布里特妮·库珀（Brittney Cooper）教授看来，特雷尔的这段话“最早指出了交叉性中的政治利害关系”。1989年，黑人女权主义学者金伯利·威廉姆斯·克伦肖提出了“交叉性”（intersectionality）这一概念，用于描述美国有色妇女面临的那些环环相扣的歧视。这带来的不只是双重的歧视，而是更甚：非白人女性面临的性别歧视会加剧她们遭到的种族歧视，而种族歧视反过来又会让她们更容易遭到严重的性别歧视。

实际上，这种格局一直以来都意味着，黑人女性表达的沮丧和抵抗，甚至是温和的批评，都会被美国社会的棱镜放大为黑人女性的某种关键特征。在黑人女作家乔尔·奥乌苏（Joelle Owusu）看来，美国社会对黑人女性愤怒形成的这种看法，导致她“在所有场合都被看作挑衅的一方……即便你在某场争执里一直很有礼貌，很尊重对方，也总会有人说是这个黑人女性‘态度’有问题或者具有‘攻击性’”。

人们会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将黑人女性的愤怒看作一种问题。不管黑人女性是温和地、猛烈地还是间接地表达不满，男性和白人女性都会本能地做出防御，不愿正视她们不满的根源，还会毫无根据地认定这种不满是她们忘恩负义的体现，认定她们消极负面、喜怒无常。

“人们告诉我们说，我们是不可理喻的疯子，我们与现实脱节，享有权利却又制造混乱，没有团队合作精神。”库珀教授在探讨黑人愤怒的女权主义著作《怒于言表》（Eloquent Rage）中这样写道，“愤怒的黑人女性被看作一种需要压制的人群，是一群净惹麻烦的公民，只知道喋喋不休地讨论自己的权利，完全不履行自己的职责，不会冲着大家微笑。”

2017年10月，国会议员玛克辛·沃特斯在为阿里·福尼中心（Ali Forney Center），一个为无家可归的性少数群体（LGBTQ）中的青少年提供支持的组织，举办的活动上，谈到自己听了无家可归的黑人变性青少年支持者的故事后是多么的感动，她指出：“带着这样的鼓舞，我今晚要干掉特朗普。”

作为呼吁弹劾特朗普的主导人物，沃特斯指的当然不是要采取什么暴力行动，但是接下来的几天里，保守派却对她这段演讲片段展开了猛烈的抨击。右翼评论家劳伦斯·琼斯（Lawrence Jones）在《福克斯与朋友们》（Fox and Friends）节目里指出“应当对煽动暴力的言论展开调查”，他担心沃特斯的言论会“让人们去刺杀共和党”。这番话遭到反驳之后，他又重申道：“她要是想弹劾总统，可以明确说弹劾。但她说的根本就是要刺杀总统。”沃特斯的政敌奥马尔·纳瓦罗（Omar Navarro）也发推文表示：“我呼吁逮捕玛克辛·沃特斯。”

将沃特斯的言论描述成谋杀威胁的不只是福克斯新闻频道的外围政治报道，主流媒体也做出了同样的疯狂举动。CNN主播克里斯·科莫（Chris Cuomo）在直播里采访沃特斯时，从一开始就把她塑造成了军国主义者。科莫首先评论说，总统和其批评者之间的冲突“已经成为一场肮脏的文字战争”，而沃特斯正是“这场战争中的参战者之一”。接着，科莫播放了沃特斯演讲的片段，指出“这些话被理解成企图夺取总统的性命”。沃特斯回应称他的观点“荒诞至极”，指出“没人会相信一个79岁、在国会和政界摸爬滚打了多年的奶奶辈国会议员，当时说的是要去造成人身伤害”。

但人们当然是相信的，或者说愿意相信，这或许是因为黑人女性向白人总统权威发起理性的政治挑战，对权力结构造成了一种严重的扰乱。科莫质问沃特斯是否应该“更有礼貌地讨论那些想要批评的对象，尤其这个对象正是美利坚合众国总统”。这种质问清楚地表明，沃特斯的言论违背了人们关于什么人准许对谁使用攻击性语言的观点。

沃特斯完全明白他话里有话。“我认为我已经极其负责、极其清晰地阐明了弹劾总统的理由，”她说，“但人们不习惯让一位女性，尤其是一位非裔美国女性来主导这个过程。我怎么有胆量挑战美利坚合众国总统？”

2017年至2018年间，掀起了一阵对沃特斯的狂热崇拜，数百万民众公开表达了对沃特斯的赞赏，称赞她秉持正义、积极发声，慷慨激昂地挑战特朗普的权威，并且在遭到质疑的时候能够迅速回击、捍卫自己。沃特斯从老花镜上方审视前方的表情包在社交媒体上广为流传。她质问财政部部长史蒂文·姆努钦时强调自己在“夺回时间”的视频片段也被做成动图疯狂传播，甚至被混音剪成了一首福音歌曲。沃特斯登上日间脱口秀节目《观点》（The View）接受访谈的时候，一位惊喜嘉宾演唱了这首歌曲——这一幕令人目眩：该节目的四位白人、一位黑人主持人，和白人为主的现场观众，一起伴着歌声舞动着身体，而这歌手演唱的歌词，却是玛克辛·沃特斯在一场剑拔弩张的国会听证会上所说的话。

这一幕有些奇妙，却又有些怪诞。这位女性被一些群体称为“玛克辛阿姨”，让人联想起黑人家庭里的阿姨形象，绝不受人欺侮，偶尔讲些真心话，以示尊重与喜爱。新闻聚合网站嗡嗡喂（BuzzFeed）上的一篇文章称赞沃特斯“充满正义、满腔怒火、从不屈服”，这篇文章写道，“零运动”组织联合创始人、黑人人权运动活动家布列塔尼·帕克奈特称沃特斯为“老板阿姨”，“像你的阿姨那么真实，又像黑人女性才做得到的那般强大”。沃特斯早在1989年就曾说过：“我有权利愤怒，也不想让任何人对我说教，说我不该愤怒，说愤怒不够友好，或者说我生气是有毛病。”在这样一个国家，黑人女性的愤怒很少会被看作令人愉悦、鼓舞人心的爱国主义情感，因而大众对于这样一位黑人女性的追捧显然能够带来些安慰。

然而沃特斯并不只是在表达正当的愤怒，她也一直在承受愤怒带来的代价。许多年来，她逆流而上，不断遭到诽谤中伤，这是那些使用她侧目而视的动图和表情包的人从来都没有遭受过的。

诚然，沃特斯曾被指控帮扶一家她丈夫持股的银行，接受过漫长的道德调查（后来宣布她没有任何不当行为，应当谴责的是她的一位高级助理）。但在那次调查前后，她的政敌都只是把她当成一个不起眼的小角色看待，常常还带着恶毒的种族歧视。2012年，沃特斯猛烈抨击共和党众议院领导人埃里克·坎特（Eric Cantor）和约翰·博纳（John Boehner），称他们为“魔鬼”，福克斯新闻主播埃里克·波林（Eric Bolling）向她“好言相劝”道：“国会议员女士，您也看到惠特妮·休斯顿的下场了……离吸毒管远点吧。”2017年，比尔·奥赖利提到沃特斯公开指责特朗普的演讲片段时，称他一个字都没听进去，因为沃特斯的“詹姆斯·布朗式假发”太过惹人分神。

然而，并不是只有沃特斯的政治对手会对黑人女性的愤怒展开诽谤中伤。2018年夏天，特朗普政府对越过墨西哥边界进入美国的无证移民实施“零容忍”政策，将至少3000名儿童强行从父母身边带走，把原本的难民营改造成儿童收容所。愤怒的抗议者开始在特朗普政府官员外出就餐、看电影时打断他们；弗吉尼亚州一位餐厅老板拒绝接待特朗普的新闻秘书萨拉·赫卡比·桑德斯就餐。面对这日益高涨、具有政治意义的合理愤怒，玛克辛·沃特斯是唯一待之以尊重、认可与鼓励的民主党政治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