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女性清楚地知道愤怒会妨碍有效沟通，因此她们常常会给自己的愤怒穿上各种形式的伪装，让它变得更讨人喜欢，也更正当合理。这里将介绍其中几种伪装形式。

在公共领域里，让女性愤怒变得正当的一种常见策略就是把愤怒归因于别人，强调你的愤怒其实来自更权威的源头。比如，上帝。

纽约州民主党联邦参议员柯尔斯滕·吉利布兰德2018年接受采访时这么告诉我。她说：“女性必须要代表别人愤怒，才能被认真对待。摩西祖母和圣女贞德都声称自己得到了上帝的感召。”她还举了维多利亚·伍德哈尔（Victoria Woodhull）的例子。伍德哈尔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位竞选总统的女性候选人，同时也是华尔街第一位女性交易商，她聪明睿智，卓有远见，倡导自由恋爱，言论极其大胆，曾经宣称：“我们打算推翻这个政府，我们打算脱离这个国家……我们在谋划革命，我们将会推翻这个假冒的共和国，重新建立一个公正的政府。”尽管如此，她也认为自己只是充当了一个媒介，有时是早已作古的古希腊雄辩家德摩斯梯尼在借她之口讲话，有时则是拿破仑皇帝和约瑟芬皇后在借她通灵。

在这方面，伍德哈尔和那些比她正派的妇女参政论同胞并没有多少不同。有些女性会利用当时社会对招魂术的狂热，将自己颠覆性的想法与一些权威人士的在天之灵挂上钩。女权运动先驱领袖伊丽莎白·卡迪·斯坦顿在塞内卡福尔斯写下《感伤宣言》的那张桌子，曾经是用于举行降神会的。19世纪倡导妇女参政权的女性改革家弗朗西斯·威拉德（Frances Willard）也记叙了自己1876年为禁酒运动奔走期间，在某个周日晨祷时“独自跪在那里……我的脑海里突然响起一个声音，我相信那来自上天，那声音对我说：‘你应当为妇女投票权发声，那是妇女的武器，能够保护她们的家庭，让她们心爱之人远离酗酒的暴政。’”

历史学家卡洛琳·德瓦尔特·吉福德（Carolyn De Swarte Gifford）指出，威拉德除了以上帝之名来推动女性投票权、进而推行禁酒令，“还领受了‘一整套理论说辞’，并且以此为基础，在同年举办的费城妇女大会上发表了第一篇关于家庭保护的演讲”。吉福德写道，那些女性奋力争取投票权、推行禁酒令，主要是希望以此保护妇女免受醉酒丈夫的家暴。这些女性确实“必须能够从宗教的角度为自己倡导妇女投票权的政治行动寻找正当理由。的确很有必要让她们相信，自己之所以做出这样的举动，出于某次上帝的感召，她们深信上帝希望她们去投票，召唤她们去投票”。

禁酒运动中更为激进的卡丽·内申（Carrie Nation）同样声称自己在上帝的意志下行动，她不仅猛烈抨击酗酒的罪恶，还动手破坏饮酒的场所。在内申的记忆里，1900年的某天，自己听到“一个声音好像在告诉我‘去凯厄瓦县’，我的手被举起来，又放了下去”。对于这则来自上天的讯息，内申的解读是“这说的显然就是‘拿个东西在手里，扔向堪萨斯州凯厄瓦县的那些地方，砸碎它们’”。内申坚称自己完全是在上帝的指引下，收集大块石头打砸堪萨斯州那些酒吧的。后来她的丈夫开玩笑说她应该用短柄小斧，她觉得这是自从嫁给他之后他说过的最明智的一句话。第二年他们就离了婚，但内申却把这个短柄小斧的建议放在了心上，砍遍了凯厄瓦县西部所有的酒吧，因此扬名。她把自己描述成“奔跑在耶稣脚边的一只斗牛犬，冲着他不喜欢的东西狂吠”。

除了借助神迹之外，另一种最常见的为愤怒——至少是那些能给社会、政治和经济领域带来挑战的愤怒——给出正当理由的方式就是将母性的本能、母亲的道德感和妻子的责任感援引为激起政治激愤的因素。

玛丽·哈里丝·琼斯（Mary Harris Jones）是一位老师兼裁缝，她的家人1867年染病身亡，开的女装店又在1871年的芝加哥大火中付之一炬，从此成为一名劳工运动组织者，也是世界产业工人联盟（Industrial Workers of the World）的早期成员。琼斯反对妇女选举权，认为那是上层阶级的消遣，“不用投票也能引起骚乱”。她自己就发动了很多骚乱，还提出了劳工运动的著名口号：“为死者祈祷，为生者奋战。”她也穿上老妇人的装束，将那些她为之争取权利的矿工和其他劳工称为自己的“儿子们”，50多岁时被人尊称为“琼斯母亲”（Mother Jones）。一位美国联邦参议员曾经谴责琼斯母亲是“所有骚乱的祖母”。对此，琼斯的回应是：“我希望自己活得足够久，成为所有骚乱的曾祖母。”

艾拉·里夫·布卢尔（Ella Reeve Bloor）比琼斯小25岁，是一名工会组织者、社会主义运动家，也是美国共产主义劳工党（American Communist Labor Party）的创始人之一。布卢尔协助美国作家厄普顿·辛克莱（Upton Sinclair）收集数据，调查芝加哥的劳工情况，后者据此写成长篇小说《屠场》（The Jungle），于1906年出版。20世纪30年代，布卢尔还帮助爱荷华州农场工人组织了多起运动，例如，组织奶农们用送货卡车倾倒牛奶来抗议低工资等。布卢尔前后被捕三十六次，《生活》（Life）杂志称她为“美国共产党的老太太”。她也被人们尊称为“布卢尔母亲”（Mother Bloor）。历史学家玛丽·特里斯（Mary Triece）指出，琼斯母亲和布卢尔母亲虽然政见不同，却都“扮演了某种战斗母亲的形象，这种形象能够发动全家人的力量，与全国各地那些腐败的工厂主和势力集团作斗争”。

1930年，范妮·佩克（Fannie Peck）有感于“大迁徙”（the Great Migration）中迁到北方城市的非裔美国人很难得到工作机会，忍无可忍，在底特律非裔卫理圣公会教堂（Bethel AME Church）地下室里召集了五十个女性同胞，策划抵制那些不雇用黑人雇员或者漫天要价的商家，尤其是肉类加工业。据记载，她们烧毁了一家大屠宰加工厂。到1935年，佩克建立的“家庭主妇联盟”（Housewives Leagues）在全国各地已经吸收了一万多名成员，其中上千名成员游行穿过芝加哥，迫使整个肉类加工业停工。历史学家史蒂芬·塔克（Stephen Tuck）认为佩克“是一位精明的战略家”，成功组织了大规模运动，呈现的却是“没有威胁性的家庭主妇姿态”。

这种做法巧妙地利用母亲身份削弱了自身的威胁感，这种非威胁性的姿态，或者说这种姿态的呈现，在1992年参加参议员选举的帕蒂·默里身上也能见到。1980年的时候，默里还是一位在家照顾两个孩子的全职妈妈。那年她被州政府削减学前教育经费的做法激怒，带着孩子驱车去了州议会大厦。“我在大厅里四处走动，找人说话，”默里接受记者杰伊·牛顿—斯莫尔（Jay Newton-Small）采访时回忆道，“州议会议员说，‘这是个不错的故事，但你只是个穿网球鞋的妈妈。’”默里更加怒火中烧，回家就给其他穿网球鞋的妈妈打了电话。“然后她们又打电话给自己认识的妈妈们。大家都很生气。最后我们又一起回到了州议会大厦。”这些妈妈们发起的抗议，最终成功让政府收回了削减教育经费的决议，默里也从此开始投身选举政治。1991年，听闻安妮塔·希尔的遭遇气愤不已的默里，下定决心次年竞选参议员，最后和另外三名女性一起当选，写就了历史。她的竞选口号正是“只是个穿网球鞋的妈妈”。

默里用母亲身份降低威胁性的做法继续掩盖着她的愤怒，尽管正是这种愤怒驱使她投身于选举政治。“帕蒂不会情绪激动，”共和党众议院议长保罗·瑞安曾经这样评价默里，“有些家伙会愤而离场，威胁恫吓。她不会。”

在长达八十年的妇女选举权奋战中，女权主义活动家们齐心协力试图修复传奇人物苏珊·安东尼的坏脾气形象，将她塑造成一位家长般的女神。事实上，安东尼本人有意选择了不婚不育，她对于婚姻制度表现出极度的鄙视，也看不起她那些走进婚姻的同事，包括艾达·B.韦尔斯（Ida B.Wells）在内。然而，就在安东尼去世前几年，随着争取妇女选举权运动的稳步推进，《皮尔森杂志》（Pearson's Magazine）上刊登了艾达·赫斯特德·哈珀（Ida Husted Harper）撰写的《安东尼女士在家中》，文中赞叹道：“苏珊·安东尼真是个好管家，浑身上下每根神经都为操持家务而生！”哈珀将这位为妇女选举权和劳工运动奋斗了一辈子、年事已高的领袖人物称为“苏珊阿姨”，热情称赞她“像一位可爱的祖母”。哈珀写道：“她建议大家修复社会损伤的方法，可比教自己侄女缝补衣服差远了。”历史学家萨拉·亨特·格雷厄姆（Sara Hunter Graham）分析指出，对于安东尼操持家务的慈母形象的打造，“树立了一个贤惠持家、不具威胁性的女性偶像，取代了原先那种男性化的狂热分子的刻板形象”。

这样做明显奏效了。安东尼去世后，媒体对来到墓前哀悼的人群进行了温情脉脉的报道。美国工人运动领袖尤金·维克托·德布斯（Eugene Victor Debs）称赞她是“品行端正的女英雄，进步事业的倡导者，未来社会的先驱”。格雷厄姆指出，对于安东尼形象的重塑意味着妇女选举权运动到了最后阶段，“终于摆脱几十年来一直笼罩着的极端主义，将‘苏珊阿姨’选为自己的守护神，证明妇女选举权运动终于成熟了。”

对于母亲形象的强调诚然能够让女性参与到政治之中而不遭到严重的社会惩罚，同时却也掩盖了这些女性参与政治、发动叛乱背后的驱动力：愤怒。

民权运动初期最直击人心、最具催化作用的时刻可能就是爱默特·提尔（Emmett Till）的谋杀案了。14岁非裔美国男孩爱默特·提尔1955年去密西西比串亲戚时，因遭指控调戏白人女性而被活活打死，抛尸河中。他的尸体打捞上来之后，主管部门想把他葬在密西西比，不允许他远在芝加哥的母亲玛米·提尔（Mamie Till）看他最后一眼。“我不知道他们哪儿来的权力去埋葬我的儿子，但他们给了自己这样的权力。”玛米在2005年的一部纪录片中回忆道。她坚持让当局把棺材运回芝加哥。棺材运到之后，芝加哥的丧葬承办人告诉她，自己得到的命令是绝不允许打开这个装着她儿子尸体的棺材。提尔对这个承办人说：“你有锤子吗？……如果你不能打开，我可以，而且我还要进到里面去。”

棺材打开了。五十年后，玛米·提尔接受采访时仍然非常具体地描述着自己凝视儿子尸体时看到的细节：“我看到他因为窒息而伸长的舌头耷拉在下巴上。我看到他的眼珠迸出落在脸颊上。我看着他的眼睛，那里什么都没有。我看着他的鼻梁，像是有人拿绞肉机绞过。我看着他的牙齿，那曾经让我引以为傲的牙齿……我只看到了两颗……牙都被敲掉了，我看着他的耳朵……我没有看到耳朵……我在那里发现了一个洞，透过那个洞可以看到另外一边的光线……我还发现他们拿了把斧子直接砍在他的脑袋上，他的脸和后脑勺是分开的。”

玛米·提尔看着丧葬承办人说：“我们要开着棺材办。”承办人回头看了看，问她是否需要为爱默特修复遗容。玛米回答说：“不要，就让人们看到我所看到的。”

人们看到了这一切。超过五万人亲眼看到了爱默特的尸体（若不是他手上戴着一枚戒指，这具尸体几乎无法辨认身份）。他们之所以能看到，是因为悲痛欲绝的玛米·提尔坚持为遭到残忍谋杀的儿子举办开棺葬礼，并且邀请民众前来参加。他们之所以能看到，是因为玛米·提尔希望将儿子浮肿发胀、面目全非的照片公开刊登在《Jet》杂志上，让全国人民看到。

玛米·提尔被认为是一位带来变革的人物，但她常常被刻画为一位在儿子墓前哭泣的悲伤母亲，在棺材边被人搀扶着，几乎不能自己站立，因为失去挚爱而号啕大哭。从来没有人教我们去思考她的悲伤和痛苦背后，是怎样的怒火在熊熊燃烧。一个女性坚持要看到儿子的尸体，发誓要砸开儿子的棺材，让公众永远记住他的身体和面容遭到的损毁，一定要让世界看到自己的家庭和人生所遭受到的种族主义暴行——悲痛和哀伤是无法驱使她这么做的。

愤怒能够做到。在玛米·提尔事件中，是愤怒点燃了社会斗争的火苗，燃烧的熊熊烈火在一定程度上重塑了美国社会，削弱（当然不可能消除）了推进种族平等所面临的许多法律障碍和政治阻碍。

而我们从来不认为，也从来没有被要求将她的愤怒视为那正义的火花。

当然，我们也要看到这样一个事实：女性爆发的愤怒就算催化了社会运动，这种愤怒也从来不会得到记录和注意，更不会被解读成重塑国家的举动，进入公众的记忆。我们通常只能将白人男性的愤怒形容为英勇行为，这般公认的事实近乎滑稽却又异常可悲。

1969年6月28日凌晨，曼哈顿下城区的一家酒吧里人头攒动。那之后的很多年里，人们都在愤怒地争论当时谁在酒吧里面、谁在酒吧外面，谁在什么时间讲了什么话、扔了什么东西。不过无可争议的是，这个没有自来水、又脏又乱的石墙酒吧作为当时纽约市里少有的娱乐性质的同性恋酒吧，不仅是同性恋白人男性的圣地，也聚集着变装皇后、异装癖者、女同性恋者、性工作者以及无家可归的青年。在那个各类同性恋群体都遭到边缘化的时代，这个酒吧为这座城市最边缘的人群提供了去处。那时候，警察经常会突袭搜查同性恋场所，还常常会把穿异性服装的顾客强行带到洗手间，检查他们的生殖器；那时候，扮成另一种性别在纽约市是违法行为，穿着少于三件符合其性别的衣服就能成为逮捕的理由。

1969年的那天晚上到底发生了什么，历史学家和当时的在场者也许仍然争论不休，不过在大多数人的回忆里，那天晚上处于整个事件中心的可能是异装癖者、变装皇后（也就是如今所说的跨性别者）以及一些女同性恋。非裔美国人玛莎·约翰逊（Marsha P.Johnson）是一位跨性别变装表演者，当时在酒吧里面；斯托米·德拉维利（Stormé De Larverie）是一位偏男性化的女同性恋，当时也在酒吧里面；西尔维娅·里维拉（Sylvia Rivera）是一位跨性别同性恋权利活动家，当时在外面的街道上。

那晚警察突袭石墙酒吧的时候，里面的顾客并不是太配合。因为遭到抵抗，这次突袭持续了很长时间，酒吧外面聚集起很多围观的人群，里面顾客的朋友也赶来声援。有些人说是约翰逊最先在酒吧里面抵抗的，他向警察扔了一个烈酒杯，喊道：“我有我的公民权利！”也有许多人说德拉维利在被警察押出酒吧的时候极力反抗，大声痛骂，愤怒地抱怨自己的手铐太紧。警察把她押上警车时，据说德拉维利向那些同情观望她的人群呼喊：“你们为什么不做点什么？”就在这个时候，里维拉向警察砸了个酒瓶，其他人砸了些硬币，大家一起冲向了那个关押着被捕顾客的警车。很快，砖头、酒瓶和酒杯就齐飞了，外面的人群向还在酒吧里面的警察发起了攻击，往窗户里面丢石头，还从街头搬来一个停车收费器作攻城槌，砸酒吧的大门。里维拉后来回忆说，当时石墙酒吧的顾客和街头的人群突然燃起了反抗的怒火，那感觉就像是：“这些年来你们一直像对待狗屎一样对待我们，哼，现在轮到我们了！”她称之为“人生中最棒的一刻”。

这起持续了数日的所谓“石墙暴动”标志着同性恋解放运动的开端。约翰逊和里维拉成立了同性恋解放阵线（Gay Liberation Front），后来也参与创立了街头变装行动革命者组织（STAR,the Street Transvestite Action Revolutionaries），致力于为无家可归的跨性别有色人群提供支持。《纽约时报》上刊登德拉维利的讣告时，写到在石墙事件之后的那些年里，德拉维利在曼哈顿下城区串街走巷，“就像一个同性恋超级英雄……她可不好惹，别做梦了”。

德拉维利后来也坚持认为应当谨慎谈论那几天发生的事件。据说她有意构建了自己的叙述，使之成为一次正当的政治行动。“这是一次违抗，一次起义，一次公民权利的反抗，”她在某次石墙酒吧的讨论会上讲道，“而不是什么暴动。”

然而，人们在重述这起反抗事件的时候，常常会抹去那些处于事件中心的愤怒女性和性别不符合传统惯例的人群；同性恋权利运动也是一样，其代表性人物常常是富有的异性恋白人男性。2015年，好莱坞发布了一部名为《石墙》（Stonewall）的电影，聚焦的正是石墙酒吧发生的事件，但这部影片的主人公不是跨性别女性、变装皇后和女同性恋，也不是那些性别不符合传统惯例的有色人种。影片虚构了一个来自中西部地区的异性恋白人青年，自然也就能够安排这个角色在石墙事件中带头向窗内抛去砖头，高喊“同志力量！”

“#MeToo”运动中，好莱坞不断曝出关于性骚扰和性别不平等的故事，有位记者问女演员乌玛·瑟曼（Uma Thurman）对此有何感想。“我发现自己一旦在愤怒时讲话，”瑟曼回答道，“事后往往会后悔。因此我在等自己的怒火息下来。等我准备好了，我会如实说出我想说的。”

瑟曼的克制让女权主义作家林迪·韦斯特非常沮丧。“女性被指望去忍受性暴力和亲密伴侣的暴力，我们在职场中遭到歧视、总是处于从属地位，我们免费干家务，但我们若称自己为受害者却会受到责备，每一天，我们的力量都在遭到削弱，微妙而又无形，”韦斯特写道，“而我们甚至都不被允许对此感到愤怒。”

有些时候，压抑愤怒也是一种策略。例如瑟曼就是在等待一个时机，后来她接受《纽约时报》记者莫琳·多德的采访时，就讲出了全部的故事。

塞西尔·理查兹（Cecile Richards）多年来一直担任美国计划生育协会主席。2015年，一组篡改过的视频在网上传播，暗指该协会倒卖堕胎胚胎器官，理查兹在国会众议院里接受了共和党长达五个小时的盘问。她在回忆录《制造麻烦》（Make Trouble）里记录了这一事件。她记得有位朋友曾发信息让她坚强，提醒她“带上千百年来所有女性的愤怒”。这则信息鼓舞了她，但她在接受质询时采取的策略却是克制住所有的愤怒。她写道，自己拒绝表现出愤怒的策略奏效了，逼得那些审问者发了疯，他们恼羞成怒、结结巴巴的沮丧模样在电视观众面前一览无余。

在一场和理查兹的公开对谈中，我向她指出，这种策略完美地体现了甘地组织民权运动时的非暴力不合作传统，其背后的逻辑是受压迫者的和平抗议会激怒压迫者，让他们（最好是在电视摄像机前）展现出咄咄逼人的姿态，从而名誉扫地。但理查兹称，自己走进听证会的时候并没有把这当成一种战略来考虑，这“只是我的本能”。她是无意识地保持了冷静、压下自己积蓄的怒火，冷眼看着那些审问者勃然大怒。

这样做会奏效，却也助推着人们去忽视，甚至从来都看不到女性愤怒的催化力，因为如果愤怒隐藏在表面之下，哪怕只是一种策略性的隐藏，我们都不需要承认它的存在。正是在非暴力抗议策略的教导下，1955年蒙哥马利市的一辆公交车上，罗莎·帕克斯拒绝让出自己的座位；也是在那一年，玛米·提尔强行将私刑的面目曝光在世人眼前。

作为一位民权女英雄，帕克斯为大众所铭记、所称赞。但人们也会纪念她默默承受一切的坚忍，同情她疲惫不堪的境遇，赞赏她拒绝表现愤怒的姿态。

事实上，帕克斯终其一生都是一位愤怒的斗士。她反对性暴力和种族暴力，捍卫那些被白人女性诬告性行为不检的黑人女性。作为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干事，她参与调查了多起黑人女性遭白人男性强奸的案件，其中就包括亚拉巴马州阿比维尔县的黑人女孩里茜·泰勒（Recy Taylor）被六名白人男子轮奸的残忍事件。到了晚年帕克斯开始关注黑人权力运动，也表达过对黑人领袖马尔科姆·艾克斯（Malcolm X）的钦佩。然而，帕克斯的这些反强奸行动一直尘封在历史里，直到2010年历史学家丹尼尔·麦奎尔（Danielle McGuire）的新书《在街道的黑暗尽头》（At the Dark End of the Street）出版，才终于为世人所知。而她在政治上投入的力度也被掩盖在美化过的形象之下——塑造了她这毫无怒气的形象的不仅有媒体，还包括那些她帮助发起的运动的领袖。民权运动中的女性活动家，例如保利·默里（Pauli Murray）和安娜·阿诺德·赫奇曼（Anna Arnold Hedgeman）等人，就对那些运动领袖非常生气，指责他们贬低了帕克斯的重要性，没有看到她是一位活跃、充满干劲、发愤图强的政治鼓动家；也有许多女性自此之后一直在努力让世人更完整、更全面地认识帕克斯。

“提及蒙哥马利巴士抵制运动，大多数人想到的是马丁·路德·金这个名字。”安吉拉·戴维斯在纪录片《愤怒之地》中指出，“当然，人们知道罗莎·帕克斯，是因为她在公交车上拒绝给白人让座坐到车尾。但她多数时候被描绘成一个不参与政治的形象，只是突然有一天受够了坐在车尾，拒绝让座……虽然，她很有可能的确是受够了，但她拒绝让出座位并不是出于这个原因。对她而言，这是一种政治行为。”

当然，缓和、控制自己的愤怒并不总是一个积极的战略方法。有些时候，这是一种彻底的压抑，压制自己的愤怒，惧怕显露自己的愤怒，甚至不允许自己去感觉到愤怒，促成这一切的正是我们所处的社会文化：在这种文化里，我们听到的是，愤怒对身心无益，会让我们变得扭曲错乱，变得丑陋孤立。

希拉里·克林顿在大选回忆录里写道，选举期间，她为自己的愤怒而感到焦虑，祈祷能够“保持乐观、胸怀坦荡，不要变得愤世嫉俗、尖酸刻薄……这样我的余生才不会过得像郝薇香小姐那样……一天到晚在家里喋喋不休、耿耿于怀”。我们很能认同这样的念头，谁也不想一辈子都活在强烈的愤怒之中。但希拉里写下这本书的时候，离败选只过去了不到一年，她有充分正当的理由可以感觉愤怒，却如此害怕愤怒会对自己有害、让自己疯狂，以至于请求上帝帮自己停止愤怒。

黑人作家琼·乔丹在《愤怒之地》中推测道：“如今，美国各地的黑人群体和低收入群体都饱受毒品的折磨，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愤怒已经失去了地位。在民权革命时期，人们是非常坦率地接受愤怒的……如果你不再对邪恶势力和敌对势力发怒，就只能与自己为敌，只能开始绝望、开始放弃……这就导致了当下瘟疫般的毒品泛滥。”

从精神分析学家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女权运动先锋格洛丽亚·斯泰纳姆，到电视剧《黑道家族》（The Sopranos）里的治疗师詹妮弗·梅尔菲（Jennifer Melfi），有很多人都警告过，如果愤怒转向内心，将会导致抑郁，这也许正解释了为何女性表达愤怒的一种最为常见的方式就是流眼泪。

我们愤怒时哭泣，也许是因为我们知道自己无法说出、无法喊出自己想要表达的内容而悲伤；也许是因为让我们愤怒与悲伤的，是同一个东西。

作家梅根·奥罗克（Meghan O'Rourke）在母亲患癌去世后对悲伤进行了研究，她写道，2016年大选结束后的那周，有朋友建议说她们应该服丧，指出“我们体验到的不仅仅是政治失败的痛苦，也有对某些东西付诸东流的哀悼和悲伤”。奥洛克认为我们是“为我们本可以成为的国家而悲伤，我们当中有些人以为我们已经是这样一个国家了：这个国家选举出了一位女性总统，摈弃了唐纳德·特朗普信奉的排外主义和过度恐惧”。

不过，我们也许是本能地觉得，从策略上而言，对我们（尤其是白人女性）来说更好的做法是用眼泪来表达自己的情感，这样能让人联想到女性的脆弱，而不是像愤怒那样让人想到女性的威胁。哭泣能够肯定我们的女性身份，如果你是一名女性（尤其是白人女性），表现出传统女性的样子会得到奖励，抨击别人则会得到惩罚。有研究表明，在女性遭男性家暴的案件庭审中，如果女性做证时很愤怒，法官更有可能轻判被告；如果女性在证人席上很伤心，表现出脆弱、软弱的女性一面，对被告的量刑则可能会重。

作家莱斯莉·贾米森（Leslie Jamison）写道，自己曾经因为声称“伤心”而非“愤怒”感到自豪：“伤心看起来更有教养，也更无私——就好像你把痛苦藏在心里，而不是逼别人去承受它的冲击。”

心理学教授安·克林（Ann Kring）2000年进行的一项研究述评发现，男性和女性的自我报告中感到愤怒的频率比例相当，但是女性会更多感到羞愧。克林还发现，男性更有可能通过身体攻击或言语攻击来表达愤怒，而女性，用她的话来讲，则“更有可能在愤怒的时候哭泣，就好像她们的身体在强行让她们回到‘悲伤’这个最经常与女性联系在一起的情感中去”。

不管这当中到底有什么联系，政治中的确有许多哭泣，而很少有哭泣是因为女性的悲伤所致。

1876年，苏珊·安东尼等五名妇女参政论者闯入一场建国一百周年的官方庆祝活动现场，向在场的观众分发了她们撰写的妇女权利宣言，并就妇女的公民选举权遭到不公正对待发表了演讲。在演讲开头，她们将自己的政治抵抗行为描述为一次悲伤之举：“在这洋溢着爱国主义情绪的时刻，举国上下都欢欣鼓舞，准备好了赞美之词，而我们却带着忧伤敲出不和谐的音符。”

一个世纪之后，国会女议员芭芭拉·李向我回忆说，同样身为国会女议员的雪莉·奇泽姆当年“感到受伤时会关起门来哭泣，要知道，痛苦会带来愤怒”。在她的记忆里，奇泽姆在公共场合“非常冷静，她声音坚定、做派强硬，讲起话来就像是连珠炮一样。但是关起门来呢？她会卸下盔甲，承认自己的痛苦”。在她看来，奇泽姆“非常敏感、相当受伤、极度愤怒”，所以才会容易哭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