愤怒的女性之间有一点最让人难以捉摸，那就是她们经常对彼此生气，并且常常还有极为充分的理由，这些理由主要涉及种族不平等、经济不平等和性别不平等，使得女性之间的团结总是转瞬即逝，难以实现，痛苦不堪。

2017年1月，《纽约时报》的头版报道了十二天后将要举行的女性大游行，数百万女性将走上华盛顿以及世界各地的街头，举行一场声势浩大的愤怒游行。这篇报道名为《女性大游行开启坦诚种族对话》，细致讲述了女性群体之间在是否参加游行这个问题上的内部冲突。

“预计将有几十万女性聚集到首都，”这篇文章的开篇写道，“但詹妮弗·威利斯（Jennifer Willis）不再想成为她们的中一员了。”威利斯来自南卡罗来纳州，是一名50岁的婚礼牧师，她原本打算带着自己的女儿去华盛顿参加游行，但后来打消了这个念头，只因“她在游行的脸书页面上读到一条消息，让她觉得自己不受欢迎，因为自己是白人”。

接下来，这篇1600字的文章继续探讨了围绕这次游行层出不穷的种族焦虑，这些焦虑不仅关乎性别，还涉及刑事司法改革、中东冲突、虐待土著人口、环境种族主义，以及不只是堕胎权的生育公平等问题。这篇文章以这些大多数人都感到不满的时刻为由头，铤而走险地扩大了女权主义对话的范畴，试图将对话进一步推进，为之前遭到的不公和忽视要求解释。

这篇报道的作者是普利策奖获得者法拉·斯托克曼（Farah Stockman），她引用了游行组织者琳达·萨索尔的原话，“这是一次机会，一次能让我们更深入对话的机会”，来说明这些争论是有意为之。尽管如此，这篇报道拟定的标题和选取的侧重点都瞄准了这个想象中的联盟的脆弱性。报道里写道，开篇提及的那位南卡罗来纳州的白人女性被一个帖子的“语气”刺痛，发帖者是布鲁克林的一位黑人活动家，她敦促“白人盟友”少说多听，提醒那些政治愤怒意识刚刚觉醒的白人女性，对于许多女性，尤其是有色人种女性而言，她们从来都没有享受过可以不气到发疯的奢侈。正是这条帖子导致詹妮弗·威利斯取消了行程，她在采访中讲道：“我们在同工同酬、婚姻和领养问题上应该算是盟友，现在怎么就成了‘白人女性不懂黑人女性’了？”

这篇报道问道，“关于种族的辩论”是否“反映了更深层的问题，即在这个特朗普时代，进步主义有何未来。这次游行强调的到底是女性的分歧，还是女性的团结？”

讽刺的是，这篇报道本身就已经做出了回答，其标题指向的是活动人士之间的分歧，而非在这美国史上最大规模的单日游行活动中，数十万计的男男女女将有可能跨越这些分歧，集结到一起。

一年后，女性大游行再次举行，在一些美国城市里甚至比前一年规模更大。《纽约时报》也再一次在游行到来前刊登了头条报道，名为《女性大游行第二年，激进更多团结更少》。

这里指出人们常常过度关注女权主义的内讧，并不是说这些内部纷争不严肃、不重要；这些内部分歧是真实存在的，理解它们从何而来也至关重要，如此有利于帮助我们理解女性运动理论上想要废除的那些偏见、压迫和不公。

人们普遍认为，女权主义运动从一开始就处于崩溃的边缘，因为内讧一直都在现实中不断上演：种族分歧，阶层分歧，性向分歧，代际分歧，更不用说时时爆发的个人嫉妒和针锋相对的争权夺利了。这些分歧常常极为严重，具有破坏性，但并不能因为这些分歧的存在，就认为女性运动和其他社会正义运动有所不同。从民权运动到黑人民权运动，从移民权利运动到同性恋权利运动，从新左派运动到社会主义运动，无一例外，都曾因代际、种族、性别、性向和阶层的分歧，因战略差异和个人恩怨，闹得四分五裂。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这就是群众行动主义的本质。

大型政治运动中的派别之分极为常见，这是美国革命言论的一个核心要素。美国第一幅政治漫画是由开国元勋本杰明·富兰克林设计的。漫画中，一条蛇被切作八段，每段以十三块殖民地或地区的简称标记；与这幅画一起刊登在报纸上的是富兰克林撰写的社论——将“分裂的各州”凝聚成一股统一的力量至关重要：这幅漫画意在劝告殖民者们“要么加入，要么灭亡”。独立战争时期还有一个关于打雪仗的著名故事：来自各个殖民地的民兵集结成一支军队共同抵抗英军的时候，在哈佛广场爆发了一场雪仗。这些民兵中有的人来自农村，有的人来自城市，穿着打扮各不一样，有些是黑人，有些是南方人，有些是北方人。这场雪仗越打越激烈，最后演变成一场全面斗殴，乔治·华盛顿将军不得不出面驱散人群。我小时候学到这个故事，是因为它最能够体现美国在其革命初期的特点：能够让形形色色的人聚集起来，共同追求一个更为远大的公民目标、政治目标和国家目标。

琳达·萨索尔2017年接受采访时，向我谈起了女性大游行之前那些关于她们内部分歧的报道：“人们觉得我们应该让陌生人立即变得亲密无间，组成一支唱着黑人传统圣歌的游行队伍，这想法本身就很疯狂，毕竟我们有着不同的背景、经历和宗教信仰，有些人来自市中心，有些人来自郊区。”她说的完全正确。我们在历史课上曾学习过，美国在建国时都需要努力逾越彼此的差异来组成一支团结、胜利的革命阵线，因而人们对女性运动的这种期望真是愚蠢至极。

然而，从美国第一支反抗队伍的集结到后来的诸多民权运动，很少有运动会像女性运动这样，在开始之前就一直被报道其内部分歧，甚至这内部分歧还被打造成最显著的特点，而她们统一的目标和看似不可能的成就却没有得到应有的认可。这种强调分歧、弱化成就的手段能够对一个运动造成破坏，与一直以来争取性别平等的漫长运动的组织架构也密切相关。

女性运动不是被压迫的少数人的运动，而是被压制的大多数的运动。“大多数”这个范围本身就意味着其包含的群体有着不同，甚至是敌对的主次考虑和目标。凭借规模上的优势，大多数有着凌驾于少数人之上的权力，但如果其根基动摇，情况就不一样了。要想削弱、破坏一个群众运动，最经济的方法就是利用其内部差异让它四分五裂，从而将其维持在自己的掌控之下。

不过，也曾有过一些时期，不同的女性群体意识到各自的斗争彼此相联而结成同盟，进而代表那些边缘化的群体奋起斗争。例如在19世纪30年代，就有些种子开始萌芽，后来成长为重塑这个国家的一系列运动，致力于削弱白人男性资本主义权力的控制。

新英格兰地区洛厄尔纺纱厂年轻女工上演的第一次罢工，后来引发了轰轰烈烈的劳工运动；同时，她们也在组建全国第一个女性反奴隶制协会，她们很清楚，不同群体遭遇的压迫和不公是相互联系的。1833年，威廉·劳埃德·加里森（William Lloyd Garrison）在费城成立了美国反奴隶制协会（American Anti-Slavery Society），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Frederick Douglass）是活跃成员之一。1835年，加里森在自己创办的废奴主义报纸《解放者报》（The Liberator）上刊登了安吉丽娜·格里姆凯（Angelina Grimké）的一封来信。格里姆凯是一位南方种植园主的女儿，她和姐姐萨拉后来成了废奴主义领袖，同时也支持妇女权利斗争，她们和玛丽亚·斯图尔特（Maria Stewart）一起成为美国最早一批向男女老少公开演讲的女性。斯图尔特是康涅狄格州自由黑人的女儿，在30年代初期就成为面向不同种族群体发表演讲的第一位美国女性，也是就废奴和妇女权利问题进行公开演讲的第一位黑人女性。1837年，美国的黑人和白人女性共聚一堂，召开了第一届全国妇女反奴隶制大会。第二届大会在费城召开，因其给一些人带来极大威胁，原定举行会议的礼堂被烧为灰烬。1840年，在伦敦举办的世界反奴大会（World Anti-Slavery Convention）上，包括伊丽莎白·卡迪·斯坦顿和柳克丽霞·莫特（Lucretia Mott）在内的妇女代表被禁止发言，但许多女性活动家在这次大会上第一次见到了彼此，开始为后来的妇女选举权运动打下根基。

1848年，伊丽莎白·卡迪·斯坦顿在塞内卡福尔斯写下《感伤宣言》的那次会议中，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也是其中一位参会者。道格拉斯后来提到斯坦顿时讲道：“她比我们大多数人都看得更明白，有一项权利是重中之重，它包含了其他所有的权利，那就是选举权，她勇敢地讲出了这个词。”道格拉斯称：“回望我这卑微的一生，最让我满意的是……我挣脱奴隶的枷锁才不过几年，就在那一天醍醐灌顶，开始支持她争取妇女选举权的决定。”

这个年轻国家的大多数，这些在这个国家的经济和政治力量不断增长的过程中遭到压制和劳役的人们，似乎有可能因为彼此相似的处境而团结起来，准备好与那压迫他们的白人父权主义少数派力量斗争。这场战斗是为废奴而战，为妇女选举权而战，也是为改革资本主义剥削而战。

然而，少数派面对结成同盟的大多数的攻击时，也有办法保全自己。美国结束内战、废除奴隶制之后，美国政府给予了黑人男性投票权，却没有给任何肤色的女性投票权。这种父权的扩大成功切断了合作力量。不管是最赞成废奴还是最认同奴隶制的人中，都有人支持给予黑人男性而不是给予女性投票权。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就认为黑人男性更需要投票权，因为他们一直遭到野蛮对待，而白人女性已经能够通过自己的白人丈夫享受到政治权力了。

在一些其他活动家看来，这种给予黑人男性公民权和选举权的做法却强化了制度性的性别歧视，把公民权定义成一种男性专属的权利。斯坦顿写道，国会里那些“朝圣者的儿子”只不过是在“试图让那些难以驯服的‘男性公民’进入我们不朽的宪法”。据传，黑奴的废奴主义者、妇女选举权倡导者索杰娜·特鲁斯（Sojourner Truth）也说过：“黑人男性获得权利引起巨大骚动，却无人提及黑人女性。如果黑人男性获得了权利，而黑人女性没有获得，那么黑人男性就会成为黑人女性的主人，情况就会和之前一样糟糕。”斯坦顿和苏珊·安东尼等白人妇女参政论者对自己在美国内战期间把关注的重点从妇女选举权转移到废除奴隶制上恼怒至极，对那些废奴主义者盟友在政治上抛弃自己更是大为光火。她们眼睁睁地看着曾经的盟友向前迈出一步，愤怒地发起猛攻，显露出自己内心深处的种族歧视。

斯坦顿开始四处演讲，无所顾忌地表达自己的鄙夷：那些使她受辱的黑人如今都有投票权了，像她这样的白人女性居然还没有。她在1865年写道，自己为争取妇女选举权和废除奴隶制奋斗多年，“有个很严肃的问题就是，我们白人女性是不是最好靠边站，看着黑鬼‘桑波’先进入那个王国。”这种将妇女选举权与黑人男性选举权对立的策略造成了激进主义力量的进一步分裂，例如1867年堪萨斯州的全民公决。一些种族歧视的言论同样会加剧分裂，例如有人（不算错误地）认为如果给白人女性选举权，她们会和自己的白人丈夫投一样的票，这样就会否定那些黑人新选民的权力，让权力仍然握在白人手里。

苏珊·安东尼不顾其他妇女参政论者的恳求，接受乔治·弗朗西斯·特雷恩（George Francis Train）的资金援助，创办了女性权利报纸《革命》（The Revolution）。特雷恩是一位在南北战争时期同情南方的北方民主党人士，曾经反对过废除奴隶制。安东尼与斯坦顿、特雷恩一道在堪萨斯州巡回演讲，谴责（支持黑人男性选举权的）共和党，并且当特雷恩对“黑人选举权的危险性”给出——用历史学家安德烈娅·穆尔·克尔（Andrea Moore Kerr）的原话说——“蛊惑人心的声明”时，她们就站在特雷恩的身边。

特雷恩利用派系争斗为自己的种族主义政治纲领服务，将白人女性与非裔美国人的前景对立起来。一方面，他提出了一套说辞，如果非裔美国人获得公民权和选举权，“我们将会看到一些白人女性遭到黑鬼强奸后，庭审时陪审席上坐着十二个黑鬼”。另一方面，他采取策略，向安东尼提供了她从前任盟友那里得不到的支持和经济资源。安东尼对于自己和特雷恩结盟给出的解释是：“他帮我们创办了自己的报纸，仅此而已。如果撒旦出现在我面前说，女士们我会帮你们办一份报纸，我也会说‘阿门’的。”克尔指出，安东尼和斯坦顿在这份报纸上推出的观点总是充斥着种族主义，“频频提到黑人男性的‘野蛮’‘暴力’和‘专横’”。

1869年，美国国会通过《第十五条修正案》后的几个月里，活动人士努力说服各州批准该修正案，美国平等权利协会（American Equal Rights Association）的年度会议上却上演了一次丑恶的较量。那时，特雷恩已经放弃了对《革命》的资助，但安东尼和斯坦顿仍然在鼓动人们反对修正案；与此同时，同为妇女参政论者的露西·斯通（Lucy Stone）则坚定地支持《第十五条修正案》，试图引导其他妇女参政论者和废奴主义者同盟也支持这条修正案，同时支持她以为将会赋予女性选举权的《第十六条修正案》。

“时至今日，几乎在全国所有的地方，不管是在公共场合还是私底下，都没有哪个黑人男性或女性能够获得白人男性和女性得到的那种认可。”斯通在一次演讲中讲道。她竭尽所能想要消除人们的恐惧，让他们知道不是所有的妇女选举权运动都反对黑人男性获得选举权。她担心如果斯坦顿和安东尼针对《第十五条修正案》的种族主义言论当真让这条修正案得不到批准，人们就会怪罪妇女参政论者。“我们的运动并没有反对黑人，”斯通焦急地向其他妇女参政论者指出，“但这很容易就会变成现实，造成两败俱伤……这种我们不得不承受的负担让我觉得非常可怕、非常痛苦，这是没有必要的。”

《第十五条修正案》当然得到了批准。但斯通幻想中会给予女性选举权的《第十六条修正案》并没有成为现实……至少要等到五十年后《第十九条修正案》出现。在此期间，让女性运动四分五裂的种族矛盾并没有缓和，妇女参政论者分裂成两个独立的阵营：一个由安东尼和斯坦顿领导，另一个则由斯通领头。这两个阵营在接下来的二十年里都没有达成和解，而这种分裂也将妇女选举权运动的进程拖慢了几十年。

1920年，《第十九条修正案》批准通过，人们普遍认为“美国女性”终于获得了选举权，即便如此，也主要只是白人女性向前迈进了一步，因为在种族隔离的南方，人头税、识字测验和私刑的威胁都将黑人女性阻拦在选票站之外。这场经过长期斗争赢得的女性胜利到头来只是部分女性的胜利，由此引发的长久怨恨，到1965年《选举权法》通过之后仍在持续。

代表超过半数的人口开展运动显然非常棘手，需要努力维护那些本质上相互冲突的利益，体现那些存在分歧的观点，代表那些不同背景的群体，而这些不同的群体又很容易彼此怀疑，彼此怨恨，意见相左。那些惧怕女性运动潜力的人，常常会利用这种参与群体庞杂、多元的特点来对付女性运动。第一次女性大游行举行的两天前，格洛丽亚·斯泰纳姆告诉我，“这是一起大多数人的运动，因而很容易受制于殖民列强用过的那种分而治之的策略：让不同种族、不同阶层、不同代际的人群彼此敌对”，让“女人们相处不来，她们就是自己最大的敌人”这种谬见成为特别武器。

因而，当女性似乎真的能够大规模聚集起来为自己的愤怒发声。例如2017年和2018年从夏威夷到休斯敦、从波兰到南极洲、在世界各地上演抗议活动期间，我们会毫不惊讶地看到，媒体报道这令人不安、可能带来破坏的事件时，侧重于描写她们内部的紧张局势，却不会指出她们愿意解决矛盾，带着愤怒临时团结起来。

更重要的是，为削弱反叛运动的力量放大其内部怨恨，并非强者用来对付边缘群体的唯一法子。这些有权有势的少数人也有能力制造不平等，来激发那些怨恨。

美国的建国之父在建国文件里删去了对奴隶制的谴责之词时，白人父权主义少数派的统治地位就建立起来了，美国的选举机构也是围绕着保护少数派的统治而建立的。他们只给予白人男性选举权，并且在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都强行捍卫着这种专属的权利，确保这个国家只有白人男性能够掌管法律、商业和经济体系，能够决定立法和习俗，能够建立规范和准则。白人男性的少数派统治有着各种各样的实现机制：拒绝同工同酬保护，规定生育自主非法，拒绝向女性，尤其是贫穷的非白人女性提供全面医保；房产政策含有种族歧视，社会保障和政府补贴福利主要面向，甚至只向白人提供，婚姻法让女性无法获得财务和法律上的自主性，无法保护女性免遭强奸、私刑、威吓、骚扰和歧视的伤害。

白人男性虽然只占美国总人口的三分之一，却近乎一手掌控着政治、经济、社会和性别权力。面对可能起义的大多数，少数派当权者自保的方式就是破坏那些大多数的团结。而要想破坏团结，最好的办法就是向那些大多数中的一部分人提供好处和保护，将其他人排除在外，以此造成他们内部的矛盾和分裂。

因此，一些美国女性获得了白人至上主义的好处，但这些好处却建立在损害其他女性利益的基础之上。某种程度上，白人女性的特权甚至建立在父权主义对所有女性的压制之上，建立在父权主义造成的女性的从属地位之上。在过去，女性在法律上没有财产所有权，缺乏受教育和工作的机会，无法建立自己的征信，也不能控制自己的生育；如今，有些挑战仍然存在，例如薪酬不均就意味着女性比男性赚得少，使得她们不得不依附于男性，女性对男性的依附又反过来让很多女性出于维护自己利益的考虑，转而去支持一些政策和党派，来保护她们所依附的那些男性的经济和政治地位。

更具体地来说，这种依附现象最主要存在于白人女性群体中。她们是白人男性的妻子、女儿、母亲、姐妹、邻居、雇员、同事和朋友，因为与有权力的白人男性关系亲近，能够更好地积累财富、找到工作、接受教育、拥有住房，也能够享受更好的医疗待遇。对白人女性而言，这种对于白人男性的依附激励着她们致力于保护白人男性的权力，因为她们享受的好处与白人男性的权力密切相关，确保后者拥有权力，才能反过来让自己分一杯羹。

然而，这种向白人父权主义的屈服以及随之产生的依附也将白人女性与非白人女性区分开来，因为那些非白人女性不会从这种经济、社会与政治上的白人至上主义中获得任何好处或者保护。这就阻止了白人与非白人女性结盟，让她们不太可能共同奋起去挑战白人男性的权力。希拉里·克林顿在大选结束后的几个月里一直笨拙尝试指出的也正是这一点，她经常说女性群体，“主要是……白人女性”，面临着“来自父亲、丈夫、男友和男性上司的巨大压力，让她们不要投票‘给那个女的’”。

很多右翼和左翼评论家都揪住希拉里的这个分析不放，指出希拉里认为女性群体胆小怯懦、不够理智、缺乏自己的政见，这种观点本质上是反女权主义的。

希拉里错就错在用了描述个体关系与选择的话语（这也不是没有道理，可能有些人的确是这种情况），而事实上她想指出的是，当前社会体系中有些激励机制能确保白人女性忠于并保护白人男性的权力。她讲的是白人父权主义统治为了自身的延续，如何让白人女性依附于白人男性，确保这些支持男性继续占据主导地位的女性能够从中获得好处，从而有意让她们无法获得其他女性的认同、联系与支持，而那些其他女性或许是政治候选人，或许仅仅是能够从白人男性权力被削弱中受益的边缘人群。

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在女性群体，尤其是白人女性群体中，已婚人群和未婚人群之间存在巨大的党派分歧。比起未婚的白人女性，那些与白人男性结婚或曾经结过婚的白人女性更容易投票给共和党。政治科学家达拉·斯特罗洛维奇（Dara Strolovitch）、詹妮尔·黄（Janelle S.Wong）和安德鲁·普罗克托（Andrew Proctor）发表的一篇论文里，2016年合作国会选举研究（Cooperative Congressional Election Study）收集的数据显示：未婚白人女性中有59%投给了希拉里·克林顿，而已婚白人女性则几乎相反，有57%投票给了唐纳德·特朗普。丧偶的白人女性中有60%投票给特朗普；分居的白人女性中是56%；离异的白人女性中是49%。这项研究得出的结论是，白人女性离“传统异性恋婚姻的好处”越远、“投入”越少，就“越不可能支持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即那些更有可能支持传统白人父权制的党派候选人。

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的一个现象是：女性在政治进步上遭遇的劲敌正是女性自己。19世纪反对妇女选举权的运动是由女性发起的，1982年发起运动阻挠《平等权利修正案》通过的菲利斯·施拉夫利也是一位女性，2016年大选之前的焦点小组里，也能够看到同样的局面。

左翼活动人士杰西卡·莫拉莱斯曾为希拉里的竞选团队工作，她记得“在那两年里，基本上每次焦点小组里都会有些白人女性，有些受过高等教育，不过大多数没有，她们会说，‘我不确定我老公喜不喜欢她，得他喜欢，我才会投票给她。’‘我其实不太在意她是不是第一位女总统。’‘这有那么重要的历史意义吗？’人们没有意识到的是，我们当时是知道这些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白人女性会带来问题的。”莫拉莱斯认为这些女性是问题的症结所在。“大体上说，关键就在于她们能不能决定站到我们这边，而不是菲利斯·施拉夫利那边。结果当然是我们输了，因为这些女性从来都没有选择过我们这边，从来都没有。从来，从来，都没有。”

但白人父权主义统治者乐意施舍给部分人，以此造成分歧的不只是种族优势，还有父权制本身，后者给各个种族的男性都带来了好处。虽然非白人选民绝大多数都投给了希拉里，但在所有种族群体里，投票给特朗普的男性数量都超过了女性。黑人女性里只有4%投票给了特朗普，黑人男性里却有13%。政治分析师哈利·恩腾（Harry Enten）指出，在年收入超过10万美元的黑人男性里，这个比例会稍微增加到15%。尽管黑人男性因其种族身份受到压迫，他们却可以享受性别为自己带来的好处，也会努力让这种优势延续。

民权运动领袖黛安·纳什（Diane Nash）回忆起自己创建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Student Nonviolent Coordinating Committee）的经历时讲道：“有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在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的创建团队中，我是唯一一位女生……后来的南方基督教领袖会议上，主导会议的也是黑人牧师。这当中有着严重的女性歧视……人们期望领头的是男性。”

1963年的华盛顿大游行中，马丁·路德·金发表那场著名演讲的时候，一些民权运动的女性领袖却火冒三丈。其中就有纳什、罗莎·帕克斯、格洛里亚·理查森（Gloria Richardson）、多萝西·海特以及拉来三万白人新教徒参加这次游行的安娜·阿诺德·赫奇曼。她们为自己被禁止演讲而沮丧，为自己被吩咐和那些男性领袖的妻子一起走在后面而愤怒。海特后来讲道：“这是我见过最不可撼动的一股力量，但我们就是没法让女性参与者得到严肃对待。”她自己从中学到，黑人女性如果“不去争取，是不会得到这些权利的”。赫奇曼后来也明确表示：“男性最好少花点时间哀悼自己失去的优势，多花点时间和女性合作。”

布里特妮·库珀注意到，从来没有人成功以父权制或种族优势方面的好处向黑人女性换取过支持，因此她们总是坚定不移、坚持不懈地领导着人们反抗美国的白人父权主义统治。“白人女性和黑人男性都想得到白人男性拥有的权力，白人女性想获得法人权力，黑人男性则想成为父权统治者。黑人女性知道我们永远都不可能得到这些，她们也不想要。我们不想行使法人权力，也不想去压迫别人。这解释了为什么我认为黑人女性是政治的未来。”

黑人女性一直以来都是我们政治运动和变革中的主心骨。她们为这些运动出谋划策，是各类运动中的抗议者、组织者和志愿者，她们动员人们投票、帮忙邮寄选票，也是革命思想的先驱。然而，在她们扶持壮大的政治党派里，黑人女性领袖却少之又少，她们的政策重点也常常得不到正视和认可；长久以来，人们都把她们在党派中的参与视为理所当然。而当白人女性终于赶上黑人女性之时，黑人女性花费很长时间取得的成果经常会被那些在经济、文化和种族上都更有优势的白人女性据为己有，她们原本的贡献得不到重视，也得不到承认。

20世纪30年代，费城的黑人女律师萨迪·亚历山大（Sadie Alexander）撰写多篇文章，分析了外出工作给黑人女性及其家人带来的好处。但直到1963年白人作家贝蒂·弗里丹《女性的奥秘》出版，这个观点才被认为是革命性的。当然，那些被弗里丹唤醒的郊区白人女性的确亟须觉醒。弗里丹指出，她们在这些有权有势的白人男性家庭中的生活是与世隔绝、令人窒息的，而正是这些麻痹的人群拥有的巨大力量，才让弗里丹的观点具有了政治层面的革命意义。然而，她的书里却没有提到黑人女性和她们的处境，没有提到种族歧视和经济劣势意味着美国大多数黑人女性总是不得不外出工作赚钱，从来没有体验过白人女性这种“无人提及的问题”。这种因依附于男性生活、全职照顾家庭而带来的令人窒息的倦怠感，困扰的主要是那些离开（女性才刚刚开始能够进入的）大学校园和工厂、早早嫁入中产阶级家庭的白人女性，这些白人家庭的发家致富得益于住房贷款、《退伍军人权利法案》和新建公路的延伸，黑人家庭却无法从中获益，也无法成为中产阶级。《女性的奥秘》针对的正是、也只是白人女性，但弗里丹一直都被称为“现代妇女解放运动之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