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89年夏末秋初的那几个月里，攻占巴士底狱后的巴黎面临着严重的供应短缺。一些鼓动法国大革命的人提出要去凡尔赛宫举行一次抗议活动。人们谈论着要组织饥肠辘辘的巴黎人去路易十六居住的华美宫殿外进行大规模游行示威；不过，这一切还没开始着手。

10月5日清晨，一位巴黎妇女对面包长期短缺并且价格过于高昂愤恨不已，擂响了游行的大鼓。其他妇女很快加入进来，开始一起走过巴黎的街头。后来，更多的妇女加入了进来，有些人手持菜刀，有些人强迫附近的一座教堂敲钟，让人们注意到这场规模越来越大的游行。她们聚集在巴黎市政厅门口，要求获得食物和武器。

在女性的带领下，市政厅外聚集起了一万多人，他们拖着从市政厅洗劫的大炮，开始向凡尔赛宫出发。在凡尔赛宫外僵持了一夜之后，游行规模已经扩大到五万多人。第二天下午，她们带着国王一家回到了巴黎。

二百二十八年后的同一天，也就是2017年10月5日，也是没能成功阻止特朗普坐上总统之位的《走进好莱坞》录音曝光的一年后，《纽约时报》记者朱迪·坎特（Jodi Kantor）和梅根·图伊（MeganTwohey）发表了一篇名为《哈维·韦恩斯坦性骚扰数十年终食其果》的报道。这篇报道按时间顺序罗列了呼风唤雨的电影制片人哈维·韦恩斯坦遭到的多起性侵犯和性骚扰指控，那些指控者里包括了一些知名女演员。

这篇报道我等了将近二十年，盼了将近二十年，不能更急切了。但是说实话，我也从来没想过自己有生之年真能看到这篇报道登出来。

我大学毕业之后刚开始找的几份工作里，有一份是担任一家杂志的编辑助理，那是在1999年。那家杂志社由哈维·韦恩斯坦的米拉麦克斯影业公司出资，我作为一名小秘书，那时就知道他会欺凌员工，也听到过关于开房、裸照和贿赂之类的传闻，还听到过很多八卦，说哪部电影是因为什么出书协议或者写作合同才开拍的，里面的哪个女演员是和韦恩斯坦发生性关系之后才拿到了角色云云。那时这些只是八卦，也难以想象有谁会对或者能对这些事发怒，就算发怒也起不到任何作用。韦恩斯坦是纽约电影文化复苏的关键人物，他是明星缔造者、奥斯卡金牌推手、知名剧作家和导演的伯乐，甚至还资助了简·坎皮恩（Jane Campion）导演的女权主义电影。

25岁左右，我换了工作，开始给纽约一家周报当记者，负责的选题中就包括报道纽约电影界。2000年总统大选前的那几周里，我一直在忙自己的第一篇深度报道，报道的对象是一部名为《千方百计》（O）的电影。这部明星云集、对《奥赛罗》的故事框架进行了暴力性重塑的电影，发行时却遭到了米拉麦克斯影业旗下帝门影业公司的拒绝，可能是因为该公司考虑到韦恩斯坦当时正在公开支持艾尔·戈尔-乔·利伯曼（Al Gore–Joe Lieberman）提出的净化媒体主张。那时，人们已经开始议论韦恩斯坦对于民主党政治的野心了。

2000年大选前夕，由于韦恩斯坦一直没有回复我要求回应的电话，编辑就派我去参加他主持的一场新书发布会，和我一起去的是当时正在和我约会的一位资深男同事。我请韦恩斯坦对我的报道做出回应，但他不喜欢我的提问，争执就此产生：他开始冲我大喊，用手指用力戳着我的肩膀，骂我“傻×”“贱人”，还声称他庆幸自己是“这个该死的、没有法纪的狗屎城市里的操蛋治安官”。我的同事介入，试图让韦恩斯坦冷静下来并且向我道歉，这让韦恩斯坦更加火冒三丈，他把我的同事推下好几个台阶，把他狠狠撞倒在地，同事手里的录音机直接飞了出去，砸到了一位女嘉宾的头，她也摔倒在地上。之后，韦恩斯坦向人群大声喊着说我同事“打了女人”，把他拖到曼哈顿第六大道上，卡住了他的脖子。

这就是哈维·韦恩斯坦在2000年的力量：你是个明星，就可以为所欲为。尽管那天晚上的人行道上亮起了几十台相机的闪光灯，捕捉到了这位身材魁梧的知名电影公司主管重击一位年轻记者的头部，我却从来都没有看到过一张现场的照片。韦恩斯坦出了名的有办法粉饰一切，压制一切。

第二天，也就是大选当天，《纽约邮报》报道了这起事件，文章称“两个咄咄逼人的记者……把韦恩斯坦逼到了极限”。在《纽约时报》的报道里，韦恩斯坦和我同事起了“口角”，而整件事情由我挑起，因为我“就一篇和新书会毫无关系的文章质问韦恩斯坦先生”，根据米拉麦克斯影业的官方说法，韦恩斯坦“认为这个提问很不合适，他很生气”。

权力就是这样发挥着作用。韦恩斯坦殴打记者的身体攻击变成了“口舌”之争，而真正的“口舌”，也就是我出于记者的工作需要、向一位身居高位的男性提出的正式提问，却被报纸描述成“不合适”“惹人生气的”。尽管实际推人的是他，我们是处于被逼的弱势一方，但媒体却在他的控制下轻慢地指责我们“咄咄逼人”。

和韦恩斯坦发生冲突之后的几个月乃至几年里，我都在从其他记者那里听到韦恩斯坦滥用职权的风声。从传闻来看，我在先前那份工作里听到的那些风闻要比我想象的更糟糕。我之前知不知道点什么？作为韦恩斯坦的言语攻击和身体攻击的亲历者，我能不能帮她们追踪到他性行为不端的证据？有很多记者带着没写完的报道来寻求我的帮助，其中有些是大名鼎鼎的调查记者。我与每一位记者交谈，向他们分享我听说过的传闻和八卦；我收集了数据，也向他们提供了所有我觉得可以帮助更全面地报道韦恩斯坦性侵事件的人选，包括他们的邮箱。

但大多数时候，我从这些记者那里得到的消息要比我提供给他们的更多。是的，我听他们讲了他们听到的事情，他的魔爪无处不在，也更清楚这个男人是个怪物，很有可能是强奸犯。但我获悉的远不止此，我还知道了完全不可能将这些信息公之于众是怎样的滋味。因为所有这些记者，有些为报道哈维·韦恩斯坦努力了很多年，满世界地追踪线索，（和我与他发生冲突之后一样）极度担心自己的电话遭到窃听，害怕自己被人跟踪（似乎都是真的），最后却发现他们从来都得不到真相。

再明显不过了，向有权有势的男性发起挑战是危险的，也是不可能的。我记得这个身形巨大的男人怎样用尽全力冲我喊骂脏话，唾沫星子砸在我的脸上；我也记得看着他把我朋友拉到街上想打伤他时是怎样的感受。我之所以从来没有真正考虑过自己去报道这个事件，原因之一就是我清楚地看到了自己不可能赢过那样的力量，对方有着强健的体魄，还能操控当局来庇护自己的胡作非为。

一直以来，父权制滥用权力背景下的文化期待令人窒息，让女性觉得很难让别人相信她们遭到了不公正的对待。我们当然知道强奸和性骚扰都是不对的，毕竟安妮塔·希尔事件已经过去了这么多年。然而，人们会对娱乐圈的潜规则习以为常，会怀念诸如路易斯·梅耶（Louis B.Mayer）之类冷酷严苛的传奇影业巨擘，也会怀旧地忆起那些为了拿到角色不顾一切、雄心勃勃的女演员，这些都写在我们富于想象的浪漫基因里。这种浪漫主义使得我们很容易就将有权有势的男性与需要点权力的女性之间的交易当成事情本来的运作方式，这也就为那些男性提供了一个保护罩。

与此同时，不那么浪漫主义的保护措施也都已就位：韦恩斯坦让雇员签署了复杂的保密协议；他向那些想曝光自己的记者提供更好的咨询类工作岗位和出版合同；他为政界的权贵之士提供资金，与他们建立起足够友好的关系，为自己罩上保护层，对可能在权势较弱者中的流言充耳不闻。几十年来，那些真正想报道这些故事的记者都撞上了一堵强大的权力之墙，这些权力摆平了挑战者们：雄心勃勃的演员，脆弱的助理，所有那些事业、薪水和名声都掌握在韦恩斯坦手里的管理人员和他们的下属手中。

如今，突然之间，这种权力失去了平衡。韦恩斯坦滥用权力的行径暴露在阳光之下，是的，当然包括他痴迷于让女性在性行为上屈从于自己的恶行，但除此之外，还有他那些纯粹想要让人屈服、令人受辱的行为，强迫别人给他按摩、当着别人的面自慰、不断地贬损别人，将自己手中的权力转化成一种堕落至极的武器。

继《纽约时报》爆料之后，《纽约客》记者罗南·法罗（Ronan Farrow）也发文报道了人们一直有所怀疑的事情：韦恩斯坦不仅是一名性骚扰者，还是一名强奸犯。接着有了更多爆料。然后更多。越来越多。很多女性和一些男性纷纷走进杂志社、报社和电视台，讲出自己的故事，这当中有对韦恩斯坦的爆料，也有对其他人的爆料：演员凯文·史派西（Kevin Spacey）、电视台记者查理·罗斯（Charlie Rose）、杂志编辑莱昂·维斯提耶（Leon Wieseltier）、政治评论员马克·霍尔珀林、早间节目主持人马特·劳厄尔（Matt Lauer）、知名厨师马利欧·巴塔利（Mario Batali）、喜剧演员路易斯·C.K.（Louis C.K.）、明星大厨约翰·贝什（John Besh），以及大学教授、福特工厂经理、进步主义活动家、快餐店经理、参议员和众议员，等等。这些故事的讲述者有农场工人、空乘、酒店员工、工会组织者、警察，以及来自美国（尤其是硅谷）、瑞典、中国和法国的女性。

愤怒一直在累积。之前的一些小型起义也曾愤怒地要求，主张让那些行为不轨早已成为公开秘密的男性——从喜剧演员比尔·科斯比到福克斯新闻台的大人物比尔·奥赖利和罗杰·艾尔斯——最终为自己对女性犯下的恶行付出代价。但现在，某些东西变了。很可能是因为唐纳德·特朗普当选总统，这个候选人极为夸张地展现了白人父权力量的滥用，却没有为自己的行为承担任何后果；或许是因为看到女性们集结起来扳倒科斯比和艾尔斯，抗议特朗普举行就职典礼、颁布穆斯林禁令、废除奥巴马医保；又或者只是因为目睹了这样的不公性质恶劣、广泛存在，再也抑制不住自己的愤怒。

2017年，这些记者和故事讲述者终于擂响了游行的战鼓，将成千上万的女性带到街头，坚决提出意义空前的指控，逼迫国王们离开他们那守卫得密不透风的宫殿。

愤怒之窗已经开启。几十年来，几百年来，这扇窗都紧紧关着。你身上发生了些糟糕的事情，你把怒火强压下去，你也许会告诉别人，但很可能从中得不到任何满足，不管是情感上的还是实质性的，甚至还可能会产生一些出乎意料的后果。没有人真的在乎，当然也不会有人打算为此做点什么。

然而，这个电影大亨性侵事件的重磅报道在美国新闻界炸出了一个大坑，在那之后的四个月里，女性突然有了能够发声、能够大喊大叫、能够大发雷霆的空间。

“#MeToo”话题标签最先由社会活动家塔拉纳·伯克在2006年使用，旨在揭露妇女和女童遭到的无处不在的性暴力。这个短语在2017年秋天得到了更广泛的使用，演变成为一起网络运动。在这个标签下面，女性将憋了很久的故事一吐为快：她们的老板、同事、良师和益友曾经如何抓住她们、强迫她们、侮辱她们、贬低她们。这些故事覆盖的范围极广，有暴力攻击，有强行亲吻，有为了职业发展的交换型性骚扰，也有轻微的骚扰，比如来自同事的摸屁股、抓胸、强行勾引和粗俗下流的深夜短信。

将这些故事联结在一起的是它们带给故事讲述者的感受。这些事件让她们明白，在公共领域里，她们被区别对待、区别评价，遭到利用、受到贬损，那些有权有势的男性并没有从专业角度去认真对待她们。许多讲出故事的女性（也有男性，但大多数都是女性）都觉得这样的经历毁了她们的职业生涯，让她们的前程黯淡无光，让她们的抱负沉寂下去，也让她们无法像那些被控诉的位高权重的男性一样，在公共领域取得耀眼的成就。

故事的讲述者里，有些曾向朋友、家人或者同事倾诉过，但许多人都是第一次开口。有些女性时隔数年才向人事部门提出控诉。有些女性接受采访，提供确凿证据、目击者、照片和日记作为文档记录；她们展示了手中的保密协议和诉讼和解文件；她们给出了当时知情的朋友、丈夫等人的名单，但很多人从来都没有告诉过任何人。

还有些人，直接把这些向来都只是悄无声息地私了的事件拿到公共场合，不通过任何中介，自己响亮地讲出来，而她们之前顶多压低声音警告或意味深长地凝视对方。她们在社交媒体上写下自己的故事，借助推特和脸书，帖子瞬间就可以让全世界看到。有些在媒体工作的女性创建了一份共享文档，匿名记录了自己在业界遇到的那些“狗屎男人”，对他们指名道姓。这样做是危险并且不负责任的，也说明了她们已经绝望到什么程度，她们已经彻底愤怒，拼了命地想让全世界知道。

其他人也有一些怪异而又创新的反叛之举。女权主义作家妮可·克利夫（Nicole Cliffe）听说反女权论者凯蒂·洛芙（Katie Roiphe）计划在《哈泼斯杂志》（Harper's Magazine）上曝光“狗屎媒体男人”文档创建者的身份，于是宣布只要有作者从这期杂志上撤稿以示抗议，她将支付等额稿酬。克利夫坦陈自己得从与丈夫共同持有的银行账户上取钱来兑现承诺，但并没有事先与丈夫商量过。这个举动让人想起第二波女权主义运动中的阿历克斯·凯茨·舒尔曼（Alix Kates Shulman），她曾经花钱请纽约激进妇女组织的成员去1968年的美国小姐选美大赛现场，在冠军加冕时亮出“妇女解放”的横幅，而她为此开出的支票同样也是来自她和丈夫共有的存款账户，并且没有事先征得丈夫的允许。

我不太喜欢克利夫的这种做法，也不喜欢“狗屎媒体男人”名单。它们给我所在的行业带来了震荡，违背了我们从小被教导的职业规范和道德准则，同时我也担心这会给女权主义自身带来破坏。这些做法看起来太过火、太冒险，也太激进。我觉得自己好像置身于某部太空电影，坐在火焰中剧烈震动的宇宙飞船里，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前飞驰。飞船撑得住吗？我们能活下来吗？我想这应该是我第一次在自己的领域里遭遇激进主义，这让我觉得很不安全。令人焦虑。让人恐惧。带来不适。早有必要却又姗姗来迟，好像要么会把我们全部烧死，要么会救我们于水火。

这肯定不是我熟悉的当代女权主义，我所了解的女权主义在这个时代重生之后，会包装成思想性文章、非营利组织、伊娃·恩斯特（Eve Ensler）的剧作或者碧昂丝在音乐颁奖礼上的表演。那样的女权主义当然有自己的一席之地，也发挥了关键作用，将女权主义从令人窒息的阴暗反对力量中拯救出来。但现在，这种女权主义不一样。这是上世纪70年代的风格，是有组织的激进的大规模愤怒，向着不可预知的方向爆炸。这次爆炸震耳欲聋，因为有着社交媒体这个人类扩音器，也有着“耳语网络”这些不再靠低声说话，而是靠充满愤怒的文本和全部大写的群聊来传递信息的网络。

那些极有权势的男性丢了工作。哈维·韦恩斯坦失去了自己的公司，查理·罗斯遭到了解雇，马利欧·巴塔利被逐出了自己的餐厅帝国，马特·劳厄尔被《今日秀》节目组开除，参议员艾尔·弗兰肯（Al Franken）被同事（其中许多是女同事）要求辞职。这个名单上的名字一直在增加，已经要数不过来，故事也要读不过来。在我的记忆里，从来没有过这么多白人男性权威人士被谴责和解雇。

这种清算异常凶猛，就算我们完全相信这样做非常迫切、也无比正确，也不觉得这清算有什么意思。那些故事太可怕了，许多都是令人作呕、让人害怕的噩梦般的经历。而不可否认，令这次完美的女性愤怒风暴得以发生的那些外部环境——骚扰和虐待无处不在；背负多重指控的掠夺者当选总统，掌管着那些本应该保护我们免遭犯罪和歧视伤害的法院与政府部门——是如此的令人不快。

这也让人非常难过，因为它让人困惑，因为这种愤怒也许很激烈，但并不简单。就像观众席的灯光突然亮起，震惊的观众被迫看着那支撑我们职业生活的丑陋脚手架一样，我们很少有机会能去分析是什么让我们怒火中烧，是谁在点燃我们的愤怒。很显然，纵火的是那些折磨者，但也是我们的朋友，我们的师长，我们自己。

不同时代的女性运动都面临过的几个重大挑战里，有一个终极难题，那就是很难说服女性向男性——她们最直接的压迫者——持续公开地表达愤怒。

这种难题由许多因素导致，也让我们回到这样一个事实：和美国其他种族、民族或者宗教群体不同，女性不是被压迫的少数群体，而是多数人口，对于所有区域、宗教、种族和民族团体来说，她们都是家庭、家人、个人关系网和职业人际网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这就意味着几乎每个男人的生命中都有一个女人，每个女人的生命中都有一个男人。

性别歧视和厌女思想的顽固之处就在于，即便我们意识到、也真的感受到自己因为性别而遭到形形色色的压制与剥夺，女性仍必须面对的事实是，很多情况下那些坏男人也是我们的好男人：他们是我们的枕边人、心上人和家人。他们是我们的兄弟、父亲、叔伯、朋友、恋人、丈夫、室友或者儿子。

我们爱他们。

我们也常常会需要他们，需要他们成为我们的同事、家人、男朋友、好哥们儿，帮助我们养育子女，和我们一起养家糊口。男性在职业和经济上拥有比我们多得多的权力，因而经常是我们的老板、我们的导师、给我们批假的人，我们仍然依赖他们给我们晋升加薪，指派任务。白人男性有着巨大的政治力量，因此女权主义者和左翼女性活动人士也常常较大程度地依赖他们，让他们成为代表，成为倡导者，成为党派领袖。挑战他们的权威就有可能危及整个政治派系，连累他们的保护势力和拥趸——这本身就是一种意识形态议程。

当然，正是这样的现实、这样的依赖，使得有权有势的男性能够对那些拥有较少权力的人施以歧视和虐待。也正是这样的现实让女性在恐惧、危险、爱情和忠诚中止步不前，不愿为自己和其他女性遭到的虐待发起愤怒反击。

愤怒给女性所依赖的关系带来的潜在损失是切实存在的，损失可能在情感和物质上都有。女性向男性的权威或权力滥用发起的挑战可以让家庭陷入混乱，让婚姻宣告终结，让女性职员遭到解雇，或者让很有可能是其他女性同事或者女性家庭成员经济来源的男性职员遭到解雇。女性对这些后果有着深深的惧怕（加之一直以来对自己可能会徒劳无功的惧怕），仅仅是这种惧怕就能够阻拦她们，让她们不去表达自己对男性的愤怒，甚至，在很多情况下她们自己很可能都感觉不到这种愤怒。

获得平静的方法就是不去生气，不去思考我们与男性日常互动中充斥的那些令人憎恶的不公正现象：双重标准、漠视女性的才智、物化女性、性骚扰、薪资不平等、差别化的家庭角色期待和负担、不平等的代表权以及日常的言语歧视等。很多时候，不去对这些现象进行考虑、予以反击，就能让一切变得简单，因为反击通常意味着要与你更愿意一直抱有好感的男性作斗争。

“你一旦知晓，就没法回到不知情的状态，”朱迪思·莱文（Judith Levine）在1992年出版的书籍《吾敌，吾爱》（My Enemy,My Love）中写道，“你不能报名参加抹去意识的组织……新知识也不能消除之前的感受……如果你也爱着那个仇恨对象，情感上需要他，物质上依赖他，觉得自己必须安抚他或者害怕打扰他，要怎么办呢？“二战”之后的女权主义以及女性生活中一个不言而喻的重要主题就是——与公认的压迫事实带来的愤怒……斗争。”

“#MeToo”运动引发大量性侵指控期间，许多支持这起运动的女性同时也与那些遭到性侵指控的男性公众人物关系亲近，其中有些人就着力描述了这种矛盾心理给自己带来的痛苦。

《CBS今晨》节目秀主持人盖尔·金（Gayle King）的前任搭档查理·罗斯被三十多位女性控告性骚扰、性侵。对此，金讲道：“在过去的五年里，我和查理是朋友，是搭档，我非常敬重他。这真的让我很纠结，当你非常关心的人做出这么可怕的事情，你能说什么呢？我一直在想那些女性是多么的痛苦，她们的尊严、她们的身体，可能还有她们的事业都遭遇了什么。”

喜剧演员萨拉·西尔弗曼（Sarah Silverman）的挚友、同样身为喜剧演员的路易斯·C.K.也遭到其他喜剧女演员的控告，称他未经同意就在她们面前自慰，并且利用自己的权势在职业上打压那些传出此事的女演员。西尔弗曼指出，曝光这种普遍存在的性骚扰文化的过程，就像是“切除肿瘤：混乱复杂、带来疼痛，但是必须进行，也会让我们都更加健康”，不过这也“糟透了，有一些我们的英雄会被打倒，我们会发现自己喜欢的人、有些时候还是自己爱的人做了坏事”。她提及自己和路易斯多年的友谊时讲道：“我爱路易斯，但路易斯的确做了这些事情。这两句话都是真的。所以我一直在问自己：你能爱一个做了坏事的人吗？希望你不会介意，我既为被他错待的那些女性感到愤怒、对允许这种行径发生的文化感到愤怒，但同时又感到伤心，因为他是我的朋友啊。”

这不仅是那些女性指控者和被指控者朋友的痛处，同时也是那些不支持“#MeToo”运动的人急切想要利用的弱点，他们想以此来抵制女性愤怒，制止这起运动。“当我们开始把所有东西都并到一起放到一个篮子里，”保守派人士、福克斯名嘴格瑞格·古特菲德（Greg Gutfield）警告说，这些性侵投诉的覆盖面已经变得太广，“我们将会开始伤害你们的父亲，你们的兄弟，你们的儿子，你们的祖父。”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退休主持人汤姆·布罗考（Tom Brokaw）遭到一位前同事的控告，称他在上世纪90年代曾经进入她的酒店房间试图强吻她，于是他深更半夜写了一封虚情假意的自辩信，声明：“我为自己感到骄傲，我是一位丈夫，一位父亲，一位祖父，一位记者，一位公民。”

那年5月，萨曼莎·比愤怒谴责刚刚辞职的纽约总检察长埃里克·施奈德曼（Eric Schneiderman）时，阴郁地开玩笑讲道，那些和我们关系亲近的男性在情感上束缚着我们，这种束缚不仅是个人情感的束缚，也是政治情感的束缚。施奈德曼曾作为嘉宾上过她的节目，也曾被她称赞为女权主义超级英雄般的检察官，是女权主义者的依靠，如今却遭到爆料称他会家暴自己的女友。

“你为女性做的那些杰出的法律工作并不会赦免你，”她在一次堪称核爆级别的开场独白里怒吼道，“也不会让我有半秒的犹豫，迟疑要不要在电视上撕烂你的臭嘴脸。我他妈一点都不在乎。要是有必要的话，我可以来一出名为‘我爸是个怪物’的演出……埃里克·施奈德曼，你就是个垃圾，我们不需要你。”

萨曼莎·比的愤怒在2018年能引起共鸣，部分原因就是人们对于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感到惊讶，这让人解脱、也让人生气。等了多少年的时间，经历过多少紧急情况，如今才有这么多不公暴露出来，让人如同遭遇电击般震惊，才终于激起大量女性向自己生命中的男性——她们选出的官员、她们的父亲、她们的伴侣、她们的上司——真正发起攻击，对他们讲出萨曼莎·比在那七分钟的开场独白里向埃里克·施奈德曼一遍又一遍重复的话：操，操，操。

在大众文化里，一位喜剧演员在自己的节目里这样发泄愤怒，也许会让人觉得起到了宣泄的效果。但这之所以会让人觉得解气，其中一个原因正是因为对于那些没有自己表演舞台的女性来说，在工作场所或家中释放任何类似的愤怒都有可能付出高昂的代价。

“我看到那些大声说出来的人都人间蒸发了，”公开指控约翰·霍肯伯里（John Hockenberry）性侵的电台制作人克里斯汀·梅因策（Kristen Meinzer）在与其他“#MeToo”故事讲述者的一次对话中讲道，“我不能丢了自己的工作。”她接着指出：“大部分时候我们被教导的都是，作为女性活在这个世界上，就要保持心平气和，面带笑容，遇到什么事情咯咯一笑，说一句‘没关系的’，哪怕你并不那么觉得……作为一名女性，你要怎么保住自己的工作，保卫自己的空间，保护自己的身体安全？很多时候的答案就是：我们必须要保持友好。”

当然，一直以来也都有女性在遭遇政治危机或个人危机之时，富有革命性地决定不再保持友好，尽管她们通常都很清楚这种决定会给个人和政治带来怎样的影响。

“不要把无限的权力放到男人的手中。”阿比盖尔·亚当斯，美国第二任总统约翰·亚当斯的夫人，在1776年春天颇有先见之明地告诫过自己的丈夫，“记住，只要有可能，男人个个会变成暴君。如果不能给予女性特别的关心和照顾，我们肯定会酝酿一场反叛。”

七十二年之后的1848年，两百位女性和四十位男性聚集在纽约州塞内卡福尔斯，起草了《感伤宣言》。《感伤宣言》模仿了1776年北美殖民地人民起草的《独立宣言》，阿比盖尔的丈夫约翰·亚当斯也曾在上面签过名。和《独立宣言》一样，《感伤宣言》也是一份关于独立的声明，是女性对于男性权力的直接指责，似乎也是阿比盖尔预示过的叛乱成了真。“人类的历史是一部男人对妇女不断伤害与掠夺的历史。”《感伤宣言》里这样写道。宣言声称，这些伤害与掠夺的目的是“在妇女之上建立绝对专制暴政”。

接下来，宣言里描述了这种暴政：

男人从未允许妇女行使其不可剥夺的选举权。

男人强迫妇女服从那些她无权参与制定的法律……

一旦结婚，在法律意义上，男人便使妇女丧失了公民的权利。

男人剥夺了妇女的全部财产权，甚至包括支配她挣得的工资的权利。

……在订立婚约时，妇女被迫发誓听命于丈夫，而丈夫，在实质上，则成为她的主人——法律授权男人，允许他褫夺她的自由权、对她行使惩罚权……

男人制定离婚法……完全忽视了妇女的幸福——在任何情况下，它都是建立在男人至上的错误假设之上，将所有的权力置于男人之手中。

男人几乎垄断了全部有利可图的职业；在允许妇女从事的职业中，妇女所得到的报酬都是微不足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