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Too”运动发展到顶峰的那个秋天，我每天都会收到五到二十封女性发来的邮件，向我倾诉她们在职场中被揩油、被挑逗、被猥亵的经历。她们给我讲了那些伤害过她们自己或者她们朋友的男性，其中有演员、中层管理者、法官、慈善家、店主、社会正义的倡导者、曾经和现在的同事等。这些事情发生在昨天、两年前或者二十年前。

“这是一个看清现实的时刻。”一位女性这样告诉我，“经历这些是件非常古怪的事情，真他妈让人筋疲力尽，可怕至极。我恨透了这些。同时我又很高兴。我很高兴我们正在这么做。我现在如同置身地狱。”

那段时间里，我们许多人每天被迫忙于归整自己的愤怒，归整自己对于那些我们喜欢、深爱、共事以及需要的男性的愤怒，审视我们的愤怒来自哪里，也审视父权制下的权力滥用如何不由分说地影响着我们的生活和工作。与此同时，该死，那些男性近来才被告知女性有理由对他们发火，他们由此感到的不适和受伤也得我们女性去处理。

我自己和男性朋友、男性同事的交流就让我很为难。他们有足够的自知之明感到不安，因为他们知道或者想象自己也许会出现在某个名单上，为此他们给我发信息、打电话。他们不太会讲明缘由，但无疑他们曾和某位同事偷过腥，调过情；他们觉得自己可能犯了错；他们不确定某一次的行为是否得到了对方的同意。他们会被判刑吗？犯罪的性质和严重程度如何？这让我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焦虑：要怎样与这些向女权主义者寻求赦免的男性沟通，向他们保证我并没有对他们生气，但他们的声誉可能会受损？

我的朋友们对这些突然开始酷爱自省的男人没什么耐心，但我一直都没出息，我会同情他们。他们向我寻求帮助的时候，我总是本能地想去安慰他们，原谅他们。但理性驱使着我，德沃金式“不要安抚、不是现在”的决心也驱使着我，让我比平时更加冷酷、更加直接地告诉他们：是的，这是个值得思考的问题。事实上，这是你需要思考的问题。设法解决它吧。

也有些男性擦亮了眼睛看这世界，被这场性骚扰者和操纵者的羞耻游行惊得目瞪口呆，开始理解这个我负责报道的领域。他们以前不知道情况有这么糟糕，没看到这种权力滥用是一种系统性的、架构性的问题，并且就算他们没有猥亵也没有强奸过任何人，他们也是这个权力体系中的一部分，是其中的受益者。这些男性当中就包括了我的丈夫，作为一位刑事辩护律师，他当然清楚性侵普遍存在，但看到那些没完没了的性侵报道时，他还是会皱着眉头问我：“谁会干这种事？谁现在还干这种事？”某天晚上，他真诚地对我说：“这种时候你怎么还能愿意和我做爱呢？”

关于我丈夫的这段逸事发表出来的几个月后，凯蒂·洛芙引用了这段内容，并且将其与我在其他地方表达的愤怒放到一起，臆测说鉴于我充满愤怒和憎恶，我的丈夫会质疑我对他的性欲就“完全不令人吃惊”了。这种拼贴非常荒谬，就是想把我描述成激不起对方性欲的女人，把我的丈夫塑造成一个愤怒的女权主义性冷淡的受害者，而不是和我一起愤怒、一起憎恶的密友。

某种程度上说，洛芙不过是拿了个最便捷、最古老，也最可靠的攻击武器，那就是诽谤我们不想要性交，不想要男人。但是从更深层的角度来说，她是在与一种更可怕的可能性作斗争：“#MeToo”运动不仅影响着广大女性群体，也让一些男性开始真切地同情女性，开始透过女性的视角来看待世界，由此动摇了男性的中心地位，也动摇了那种认为女权主义是男性天敌的观点。这样做就威胁到了几代的反女权主义者，因为这些人的主业就是抚慰男性在女权主义围攻下受到的伤痛。

那些男性同胞紧张的自我反省让我振奋，也让我沮丧，因为有些人声称自己没法将没有恶意的调情和真正的性骚扰区分开来，但我相信大多数女性都能区分开。理性来说，我很高兴看到这些男性在做这样的清算，在审视自己行使权力的那些时刻。也许有些人只是不明白自己怎么就让关注的对象处于了劣势，但就像萨拉·西尔弗曼、盖尔·金、朱迪思·莱文、萨曼莎·比以及其他曾经认识过、深爱过、依赖过、信任过某位男性的女性一样，我也必须承认，有些男性，甚至包括我的朋友，都肯定曾经让女性处于不利地位。有一天，我和朋友们得知，有位愤怒于性侵无处不在的男性自己也曾经把手伸到过某个下属的裙底。“这感觉就像是《逃出绝命镇》（Get Out）里手拿钥匙的艾莉森·威廉姆斯（Allison Williams），”我的朋友、女权主义记者伊琳·卡蒙（Irin Carmon）提起当时刚刚上映的这部关于种族歧视的恐怖电影，“谁都别信。”

“#MeToo”运动及其在我和朋友当中激起的愤怒揭露了这样一个事实：不管那些有权有势的男性在他们整个职业生涯里表现得多么可恶，遭到评判的却往往是女性对此的反应。女性就是警察，负责巡查，负责管控，负责适当地惩罚并且大方地原谅男性的罪行。如果他们做出了错误的选择，上帝会给他们收拾烂摊子。

“为什么女性觉得自己得支持这些男人？”帕特里夏·施罗德问道。她回忆起自己帮前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加里·哈特管理竞选活动时，哈特被拍到和别人偷情并且矢口否认，搅黄了选举，她大为光火。她讲道，自己“立马以最快的速度退出了哈特的竞选团队”，但哈特的妻子却留了下来。最糟糕的是，哈特和妻子都对施罗德没有继续支持哈特而生气。“所以我以为我本来应该咽下这口气，站出来为他辩护，”施罗德说，“但我就是没法相信男性会这么软弱。我真的很抱歉，但如果男性真有这么软弱，我们还得一直护着他们，那他们怎么能包揽所有的权力呢？”

当然，正是因为他们拥有所有的权力，才能将自己的每次不良行为都变成一次评判身边女性的回应是否恰当的全民公投。这也是在让女性为男性的不良行为买单，这种遭到曝光的行为模式也引发了另一层面的女性愤怒，她们（其中有些人是第一次）看到了自己处在一个多么糟糕的位置上，而摆脱这种处境又是多么的不可能——即便是现在。

每一次男性的权力滥用遭到揭露之后，公众的兴趣点都会转向过去和现在出现在这位男性生活，甚至职业圈里的那些女性。2017年秋天的选举政治中，这一点体现得再清楚不过了——每一次有人向某位男性政客抛出指控，头条新闻总是很快就转向报道他的女性同事有何反应。

民主党人士、联邦参议员、《周六夜现场》喜剧演员艾尔·弗兰肯被一位电台女主播指控强吻，并且在一次劳军联合组织巡回演出的路上趁她熟睡时抓捏她的胸部。弗兰肯对此公开道歉，并表示愿意配合参议院道德委员会的调查。此事一出，参议院里的女性议员们，尤其是那些公开支持“#MeToo”运动的议员，立即被询问对于此事的看法，她们也都同意先等道德委员会的调查结果出来。但在此期间，更多女性开始站出来讲述弗兰肯的故事：他抓屁股、袭胸、强行舌吻。在亚拉巴马州一场国会参议院特别选举的前夕，这些恼人的故事吞噬了每天的新闻头条。那是一场至关重要的选举，民主党候选人道格·琼斯想击败共和党的罗伊·摩尔获得参议员席位，而后者曾被多位女性指控年少时遭其侵犯。

弗兰肯发布了一则声明之后，就没有再详细回应后续的指控，但他的女同事却经常被问起既然她们所在的党派声明绝不容忍性骚扰和性侵犯，为什么她们不吁请这位同事辞职。民主党不愿公开谴责弗兰肯，这给共和党人树了一个很好的靶子，让他们也能去支持亚拉巴马州那位受到同样指控的候选人。弗兰肯如此令人失望的不光彩行为虽然不是暴力，却给自己的党派带来了负面效应，使同事的时间和精力付诸东流。这起事件与二十年前美国前总统比尔·克林顿和白宫实习生莫妮卡·莱温斯基（Monica Lewinsky）之间的性丑闻在许多方面都颇为相似。到2017年，已经有很多人都在指出女权主义者的虚伪之处：90年代，包括格洛丽亚·斯泰纳姆和苏珊·法露迪（Susan Faludi）在内的许多女权主义者都支持克林顿，却对莱温斯基毫不客气。

她们支持克林顿的原因之一是，在经历了里根和老布什先后担任总统的十二年之后，她们不得不寄希望于克林顿：他领导的党派重视女性权利，他任命鲁斯·巴德·金斯伯格为联邦最高法院法官，他签署通过了《家庭医疗休假法》（Family and Medical Leave Act），他娶了一位她们很多人都极为欣赏的女权主义者。然而，这些女权主义者不去谴责克林顿滥用职权和性别权力的决定，最终让女权主义的发展陷入停滞，而在那几年里，安妮塔·希尔指控克拉伦斯·托马斯大法官性侵案才刚刚让全国民众认识“性骚扰”这个词。

这段历史导致每位当代女权主义者试图表明自己对“#MeToo”运动的看法时，都会被问到：你们谴责（克林顿）这种行为了吗？哪怕克林顿执政期间我们还只是高中生或者大学生，都得为克林顿的行为负责。是的，我们谴责了。我们也会被要求去评价那些支持克林顿的女权主义前辈：她们的做法在策略和道德上是不是都不对？是的，都不对。我们这些在2016年支持希拉里·克林顿的人还会被问到：她和丈夫串通一气、为他撑腰，还被媒体捅出来和朋友谈话时诋毁莱温斯基，这会不会让那些支持她的女权主义观点站不住脚？

至少对我来说，回答最后一个问题可能是最有压力的，但是到了一定程度，就很难不注意到社会上似乎已经形成了一种大范围的舆论指责：从年长的女权主义者到年轻的女权主义者，从希拉里·克林顿到每一位平民百姓，不管是谁，只要曾经说过希拉里·克林顿或女权主义的半句好话，都会被要求为比尔·克林顿的狗屎行为受到指责……每一个人。除了比尔·克林顿自己。

不少人掉进了这种抓着以前的小过失来追究责任、反咬一口的陷阱，其中就有纽约州联邦参议员柯尔斯滕·吉利布兰德。吉利布兰德议员因致力于解决军队和大学校园里的性骚扰和性暴力问题，经常被要求对那些坏男人负责，而她由此与他们产生的联系，也许就能证明她并不是真正忠于自己所倡导的事业。

在“#MeToo”运动期间，吉利布兰德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被问到是否认为比尔·克林顿——那个她常常称作自己导师的女人的丈夫，也是她参议员席位前任拥有者的丈夫——当时应该辞去总统职务，她的回答是：“是的，我认为那才是恰当的回应。”她遭到了异常愤怒的反驳。“二十多年来，你得到了克林顿夫妇的支持，拿着他们的资助，占着他们的席位。虚伪。”克林顿夫妇的助手菲利普·雷恩斯（Philippe Reines）在推特上写道。民主党顾问汉克·申克普夫（Hank Sheinkopf）则将吉利布兰德形容为“叛徒”，称她是一个“不忠的”“政治机会主义者”。

一周后，国会众议院民主党领袖南希·佩洛西接受《与媒体见面》（Meet the Press）节目采访时，称赞“#MeToo”运动“富有变革意义”“有益社会健康”。但是当主持人提及她的核心成员、密歇根州资深联邦众议员约翰·科尼尔斯（John Conyers）被指控性骚扰前员工，并且至少向一位控告者出钱以达成和解时，她并没有谴责自己的同事，反而夸他为“偶像”，佩洛西因此遭到了强烈（但也正确）的指责。民主党战略家利斯·史密斯（Lis Smith）指出：“如果我们一言不发地坐看艾尔·弗兰肯和约翰·科尼尔斯留在他们的位子上，我们在反对罗伊·摩尔这类人的时候就占据不了任何道德高地……我们不能做那种只有在看到政治上的好处时才声称自己支持女性的党派。我们自己也必须坚持同样的标准。”NBC新闻节目报道佩洛西的发言时指出，这些话“令人质疑这个党派传达的信息究竟是否可信，质疑它选举出来的领导人在多大程度上愿意将保护女性置于政治考虑之前”。

就这样，一名女性因为谴责一位被指控性骚扰的民主党人士而被诋毁为叛徒，而另一位女性则因为支持此人而被称为伪君子。与此同时，一场选举也离民主党人士越来越近，这场选举也许会让一位被控侵犯未成年少女，甚至性侵共和党同事的性侵者坐上参议员席位。

12月6日，艾尔·弗兰肯的第七位指控者站了出来。在第八位指控者接着站出来之前，吉利布兰德发布了一则声明，表示“尽管弗兰肯参议员有权等道德委员会完成审查，但我认为最符合国家利益的做法是赶紧让位，以此表明这个社会不能容忍任何形式的妇女虐待”。这则声明发布后几分钟内，华盛顿州参议员帕蒂·默里、加利福尼亚州参议员卡玛拉·哈里斯、密苏里州参议员克莱尔·麦卡斯基尔、夏威夷州参议员广野庆子等多位女性参议员纷纷发表了类似声明。

一些民主党男参议员很快也加入了这一行列，但打头阵的毫无疑问是那些女性。一位参议员助手后来告诉我，这些天来，民主党女参议员们私下交谈的时候——有时就在参议院大厦的女性洗手间里——都很生气，她们对这个局面无比沮丧，对自己陷入的不利处境愤懑不已。

在弗兰肯事件中，最让人难以理解的一点可能就是这件事最终已经不是关于弗兰肯的了，而是关乎党派，关乎党团，关乎亚拉巴马州选举，关乎那些站出来的女性，关乎未来是否能够呼吁立法防范性骚扰和性暴力。对于那些真心喜欢弗兰肯、敬重弗兰肯的女同事来说，令人恼火的是她们虽然有支持弗兰肯和请他辞职两种选择，但是不管哪种选择都会陷她们于不义。参议院的这些女性最终选择了女性在克林顿事件中没能，或者没有做出的——她们公开指责了一位位高权重、广受爱戴的男性，也为此带来了严重后果。

这些女参议员当然清楚，如果她们没有站出来反对弗兰肯，就会被扣上自私自利的伪君子的帽子，说她们只有在对方党派的人遭到性侵指控时才会采取零容忍态度。那样会给整个“#MeToo”运动带来麻烦，因为她们若是不能对自己人的性侵行为予以谴责，就会给那些批评“#MeToo”运动的人落了口实，给他们可乘之机说这起运动的动机有偏颇，她们并非真正地反对性别权力滥用。她们当然也清楚，自己即使站出来反对弗兰肯，也会被看作自私自利的刽子手。

她们选择了后者——这居然还是一种需要做出的选择，即便她们有人手、有力量、有信心，这充分说明在这个时刻，女性的可能性似乎要迎来前所未有的变化，也有力说明随着女性越来越多地参与到选举政治中，已经产生了累积效应：当时的参议院里有21位女性，而比尔·克林顿的性丑闻事件发生之时，参议院里只有9位女性。

吉利布兰德呼吁弗兰肯辞职之后，《纽约时报》旗下的都市资讯推特账户立即发推质问吉利布兰德：“这玩的是勇气还是机会主义？”《野兽日报》（Daily Beast）的一篇专栏文章也问了同样的问题，质疑“为了当上总统候选人，她的投机取巧是否太明目张胆了”。一位女性因为反对一位受人喜爱、位高权重的男性，就被指责投机取巧，这不合逻辑，受到这种冒犯指责的女性很少会因此得到大好的机会；一位女性要是支持某位遭到批评的有权有势的男性，当然也会被批机会主义，程度可能更甚。

不过滑稽之处在于：机会主义是在聚会上趁机摸一把旁边女人的屁股，是在舞台上趁机强吻女人；机会主义是趁女人熟睡时抓住她的胸部开玩笑，因为你是一个80年代就入了行的喜剧演员，那时物化女性不仅无须付出任何代价，还会让你因此赢得笑声和名望；机会主义是从喜剧演员摇身一变成为参议员竞选候选人。但是这些都不会被看作机会主义，因为人们单纯认为这就是白人男性权力运作的方式，它本就应该这么运作：利用手头的一切机会。

这种对过度扩张的父权边境进行巡逻的“机会”，我认识的大多数女性都不想要。仅仅是想到这些男人有可能失去或者已经失去工作，都会让我们很为难。我们会考虑他们的感受，考虑他们的家庭，担心揭露他们的恶行可能会让他们以后找不到工作，甚至会让他们伤害自己。但我们也被迫注意到另一个事实：我们仍然习惯于为男性担心，但却给不起女性同样的同情，不会去考虑她们的家庭、她们的感受以及她们未来的前景，甚至在这种主角是我们而非他们的清算时刻，也是如此。

《N+1》杂志编辑戴娜·托尔托里奇（Dayna Tortorici）2017年写道：“我想在当下的社会体系里，将一些作恶者绳之以法会让有些人感到欣慰。但我想也有很多人不想对冒犯她们的人所受到的惩罚负责。她们也许会说：请不要让我决定你是否会丢工作、是否会被同伴孤立、是否会被送进监狱。坐牢、失业、社会放逐，这些不是我想让男性获得的。我不是来这里当警察的。我不想对你们负责。”

而这还只是让我们生气的事情的一小部分。

女性自己当然也在清算，试图对过去的一些时刻进行分类，判断如何将其与当下的大局对应起来。当然，他深更半夜发来私信问我有什么性幻想，但他没有蹭着我的腿自慰，威胁要杀我；他没有雇前摩萨德特工去挖我性生活的黑料；他没有强奸我。

我们知道那些是有区别的。我们不傻。当我们看到“狗屎媒体男人”名单的时候，当我们读到社交媒体上从约会不适到人身攻击的各类描述的时候，当我们听到朋友在回忆的旋涡里仔细筛查的时候，我们知道不同的行为在法律上有不同的界定，道德上也有不同的意味。有些不检点的家伙会向我们求欢，有些乳臭未干的小子会在工作午餐的时候笨手笨脚地勾引我们，有些上司会违背我们的意愿触碰我们的身体，还有些男人，如果我们胆敢拒绝他们，就会在职场上遭到报复。这些都是不同的行为，需要付出不同的代价，也会带来不同的反应和后果。

但是我们感觉到的愤怒并不一定和冒犯的严重程度相符。对于很多人来说，在那混乱的几个月里，某个在公司团建时往我们衬衫领口里偷看的家伙把我们激怒的程度，不亚于韦恩斯坦事件，即便我们自己也承认这是一种奇怪的过度反应，本质上来说有些失常。

我们之所以会产生这种感觉，是因为在一代又一代常态化的父权扭曲之下，这个社会对女性的期待就是认为我们从一开始就没有什么好生气的。我们所有人几十年来都被迫不去做出应有的反应，我们对于那些小事（以及大事）的反对会被调侃，被忽视，被归结于我们自己在这个现实世界里不中用。憎恨慢慢蓄积，发展成了暴怒。

“我把所有性骚扰的回忆都塞进了一个情感垃圾压缩机里，因为实在是太多了。”我的朋友、作家及播客创作者艾米纳图·索乌（Aminatou Sow）说，“现在这个压缩机坏了，所有东西都涌了上来。”她在这个秋天回想起自己的前任上司，“他一定是在办公室里打飞机了，还会确保让我看到他电脑上的黄片，他现在有了更高的职位”，还有“一个男人在复印室里把我按在墙上说我应该感谢他注意到我，因为我就是个肥猪”，“顺便提一下，这些事情当时我都上报了，但是没收到任何回音”。

其中一个原因是，尽管性侵犯和人身侵犯有无数种，性质不一，严重程度也各不相同，但它们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它们都无一例外反映出女性在职业以及公共价值中占有较少的份额。

《纽约客》特约撰稿人玛莎·葛森等人担忧的是，我们试图分析摸屁股、强吻何以与暴力强奸一样严重之时，就有着将这个清算时刻转变为全面性恐慌的风险，一旦如此，我们就倒退回了从前认为女性天生脆弱，在性行为中如婴儿般无力的时代。如果所有的性接触都在这场风暴中被归结为会给女性带来危险，我们恐怕会回到维多利亚时代的女性观，认为女性是牺牲品，没有性欲，无法代表自己。

葛森看到的这个潜在的归类失败其实是一个非常致命的归类错误，因为将各种爆料联结在一起的并不是性伤害，而是职业伤害和权力滥用。塔拉纳·伯克最初的“#MeToo”运动是针对性侵犯和性暴力的，但到了2018年秋天，打上“#MeToo”这个标签的对话已经转向更为广泛的权力滥用，其中最主要的就是性骚扰。是的，性伤害和职业伤害当然有联系，在某些情况下还混在一起。但这两者在这次清算中共同出现在对话和报道里，其原因是性骚扰之所以有罪，不在于它是一种性侵犯，而在于它是一种歧视。

1975年，女权主义作家琳·法利（Lin Farley）在纽约市人权委员会（New York City Commission on Human Rights）召开的一场关于职场女性的听证会上，首次公开使用了“性骚扰”（sexual harassment）一词。

法利在康奈尔大学教一门关于女性和职业的课程，她听到卡米塔·伍德（Carmita Wood）的遭遇后创造了“性骚扰”这个词。伍德是康奈尔大学核研究实验室的一名行政助理，也是首个走上这个岗位的女性。多年来，有个上司一直对她上下其手，强吻，当着她的面给自己性刺激，还曾在一家公司举办的圣诞节派对上公然把手伸进她的衬衫。伍德申请转去其他部门，遭到学校拒绝后愤然辞职。结果，她申请失业津贴时却遭到了纽约州劳工部的拒绝；她请求上诉，并且请来两位前同事做证，但她的要求再次遭到拒绝。

伍德不知道还能去哪里求助，于是去了康奈尔大学人类事务项目办公室，在那里她遇到了包括法利在内的一群女性。伍德的案件引起了这些女性的注意，她们召开会议，试图找到一个词来描述伍德在职场遭遇的这种有辱人格的对待。这种遭遇太过常见，已经深深嵌入职场女性的生活，以至于之前从来都不需要有个词来描述它。“我们都在谈论这种事情，但因为我们不知道这叫什么，”法利说，“我们不知道我们谈论的其实是同样的事情。”法利和同事想找一个可以涵盖所有类似遭遇的名称，最后确定了“性骚扰”这个词。

1975年4月，伍德在《伊萨卡日报》（Ithaca Journal）上发表评论：“评判女性的标准必须是她们的工作能力，而不是她们能否和上司保持性关系。”伍德与康奈尔大学人类事务项目的女同事们以及当时的纽约市人权委员会主席、律师埃莉诺·霍姆斯·诺顿一道，组成了一个名为职业女性联合会（Working Women United）的组织，向数百名律师发去了信函。凯瑟琳·麦金农也收到了这封信，随后开启了一场长达数年的法律战，主张性骚扰违反了《民权法案》中禁止与种族相关的职业歧视的规定。

1977年，一家上诉法院支持将性骚扰定义为性别歧视，而性别歧视正是《民权法案》第七章明令禁止的。1979年，随着性骚扰在美国的犯案率逐渐上升，麦金农指出性骚扰和职业歧视之间存在关联，证据之一就是：大量女性从事的都是需要她们这个性别角色的低薪职业。“性骚扰使得这种相互联结的结构长期持续，让女性在性别上受制于男性，处于劳工市场的底层。”麦金农写道，“在美国，男性对女性的性控制与资本对雇员工作生活的控制两股力量汇在了一起。”

1986年，一家银行的助理经理米切尔·文森（Mechelle Vinson）控告其上司在银行的保险库和地下室对自己实施性侵和强奸四十余次，最高法院裁决文森胜诉。威廉·伦奎斯特（William Rehnquist）大法官在决议中写道：“毫无疑问，一位主管人员因下属的性别对其实施性骚扰，这就是基于性别的歧视。”换言之，性骚扰可能会带来人身侵犯或强奸等犯罪行为，但法律对性骚扰造成的伤害进行界定时，强调的是这种行为会让女性群体在公共领域和专业领域都处于系统性的劣势。

这些劣势并不始于、也不止于强摸、强吻、猥亵这些实际意义上的肢体侵犯。事实上，这些侵犯行为之所以频繁发生，正是因为性别不平等一直都存在，民权保护迫在眉睫。性别不平等解释了为何女性甚至在遭到骚扰之前就已经容易受到骚扰：女性的声望、权威和经济保障都被削弱，让她们更难抵抗或反对虐待。性别不平等解释了为何女性遭到骚扰之后很难站出来讲出自己的遭遇，以及为何她们讲出之后又常常会被无视，甚至受到惩罚。性别不平等也解释了为何这么多女性与骚扰者共同工作、保持关系，为何她们对那些骚扰者的反应成了决定她们职场遭遇的关键因素——因为男性，尤其是白人男性拥有太多的公共权力、职业权力和政治权力，女性必须围着他们转，回应他们；她们要想获得工作、得到保障，甚至取得任何渴望的权力，都依赖于男性的许可。性别不平等周而复始，五花八门。

很多在“#MeToo”运动中讲出自己故事的女性解释道，她们以前之所以没有这么做，是因为担心失去工作。许多女性之前投诉这类事件时会被告知，忍耐就是为那些有权有势的男性当事人工作内容的一部分。“查理就是这样”和“韦恩斯坦就是这样”都是有关查理·罗斯和哈维·韦恩斯坦的性侵报道中的原话，用来解释为什么这些男性要在年轻女同事面前露出自己的身体，强迫她们、指责她们、猥亵她们。多年以来，一直以来，位高权重的男性身份就似乎为他们对女性犯下的兽行提供了开脱的资本。

继续受到这些“就是这样”的男性的青睐，是那些被侵犯者保住工作的唯一指望，因为他们是上司，是主持人，是商界能人，是议会议员。甚至于整个办公室都依附于男性上司的稳定权力，而办公室下属又常常以女性居多。若是一位被指控性侵的重要人物落了马，他不会是唯一断了薪水的人；这通常意味着他的雇员（其中很多都是女性）也会失去收入来源，当然后者比起前者的薪水要少得多。男性在政界坐上最有权势的位置，那些处于劣势的人依赖于他们的支持和代表。给这些领导带来危险的控告会立即危及整个政党，危及左右两翼的意识形态议题。

这就意味着，性和职场的不当行为造成的损害不只对骚扰者的同事有损，也不只对骚扰对象有害，有时卷入其中的人甚至连骚扰者自己都不认识。

想想比尔·克林顿的行为给女权主义、给他的妻子以及给民主党带来的伤害吧。想想弗兰肯被指控性骚扰让民主党在亚拉巴马州那次选举中陷入的危险，让他的女同事难以正常工作，让她们被贴上伪君子的标签，吁请他辞职反倒让她们自己在弗兰肯的很多忠实粉丝心目中失去了声望。想想泰德·肯尼迪，这个美国参议院自由派传奇人物吧。安妮塔·希尔做证讲述自己为克拉伦斯·托马斯大法官工作期间受到的性骚扰时，遭到了完全由白人男性组成的参议院司法委员会（Senate Judiciary Committee）的嘲笑，肯尼迪就坐在他们中间。肯尼迪所在的民主党指望着他正确行事，他却只能一言不发，这一方面是因为他自己也有虐待女性的历史，其中最出名的就是1969年他开车行驶在马萨诸塞州马撒葡萄园附近一座桥上时，汽车突然冲入河中，他自己逃离现场，留下女友玛丽·乔·科佩奇尼（Mary Jo Kopechne）溺死；另一方面是因为安妮塔·希尔出庭做证的时候，肯尼迪的外甥也在佛罗里达州准备接受强奸审判。肯尼迪自己的行为和外甥遭到的指控都让他手足无措，也就使得克拉伦斯·托马斯顺利当上了大法官，而这位大法官后来投票解除了对性骚扰的禁令，让女性的投票权更容易遭到褫夺，也让她们难以获得生殖医疗保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