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想自己被骚扰的过往，我首先想到的是高中打工时的餐馆经理，他让我给客人端菜的时候把上衣扣子解开；我还想到布鲁格百吉饼的经理，早上陈列奶油干酪的时候，他会故意走过我身边，然后用阴茎蹭我的屁股。我待过的工作场所里，没有哪儿没个常驻的骚扰者，只是我大学毕业之后就一直待在这些骚扰者的射程之外。

这可能是因为在我讲述的故事里，我从来没有博取过那些有权势的男性的称赞，而是本能地觉得他们全不是好东西。我更容易被女性前辈吸引。但即便我对那些男性大人物充满警惕，年轻时也很难真的相信这些异性的举止有时会像漫画一样荒谬，甚至如今我年岁已长，有了更多证据，也仍然觉得难以置信。

我听别人说过，一个噎住的人会本能地离开房间，不想让别人看见自己喘不过气来的尴尬画面。我不知道这是不是真的，但我在工作场所以外的地方遭到性骚扰时的确是这么做的。有一次在地铁上，邻座的男人把手伸到我下面，摸到我两腿中间，我僵坐在那儿，犹豫着要不要站起来尖叫，因为我不想在挤满了人的地铁上让他尴尬。也正因为这样，当一位重磅作家请我喝咖啡，主动提出要帮我找份新工作，问我是否幻想过和已婚男人做爱时，我只是发了疯一样地大笑起来，就好像他刚刚开了个玩笑，说在一场本以为是职业指导的咖啡之约上，有位65岁的老男人向25岁的姑娘提议性交。

还有一次，下着瓢泼大雨，我在人行道上追逐着一辆出租车，一位穿着昂贵衣服、比我年长些的白人男性抢在我前面钻进了车里。他关上车门之后，透过车窗，把两根手指贴在嘴上，来回摆动舌头，冲我做出舔阴的动作；车加速开走的时候，他边望着我边咧嘴无耻地笑。我站在那里，在接下来的十分钟，或者也许是十年里，我都在想自己本可以用更好的方式回应他，后悔自己当时没能对他竖起中指，或者嘲笑他会更解气。我在2017年的秋天频繁回想起那个陌生男人。非常奇怪的是，在我要让那些男人遭到惩罚的想法里，最让我高兴的是想象这个男人受到惩罚：我会愉快地想象他在职业上遭到羞辱，一无所有。

有一次在聚会上，我再次想起了这个男人。那次聚会上，《Slate》书评家劳拉·米勒（Laura Miller）与我谈及“#MeToo”运动时，回忆起1991年的电影《末路狂花》（Thelma & Louise）激起了男性多么强烈的反应。那部电影是对女性愤怒的动人赞歌，但也有缺陷。劳拉记得电影里有一幕尤其让那些男性不安：两位走上叛逆道路的女主角炸掉了一位卡车司机的油箱，因为他冲着她俩抖舌头，就像那位衣冠楚楚的打车男冲我做的那样。那幕场景完美地展示了那部电影里以及“#MeToo”运动里的女性愤怒是不稳定、易燃的：遭到强暴的女性会产生大量凶残无比的愤怒，这种愤怒会波及她们的垃圾丈夫、好色的卡车司机以及所有那些把她们物化的男性们。在电影院里看到这部电影的时候，我还只是少女，但那时劳拉已经是成年人了，她说电影里两位女主人公炸掉卡车的那一幕是她在电影院里体验过的最令人兴奋、最心旷神怡的时刻了，而她认识的那些男人们当时都被吓坏了。

“但我只是觉得，”她耸了耸肩，微笑着对我说，“‘嘿，别对女人这样’。”她模仿着那个摆舌头的动作：“这样你就不用担心我们炸掉你的油箱了。真的很简单！”

在我刚踏入社会、处于成长期的那几份工作里，曾经遇到过一位典型的性骚扰者。他处于食物链的顶端，是那种会深更半夜发来私信的人，对女下属猥亵，有时还会强迫与其发生性关系，遭拒就会蓄意报复，精心策划各种充满恶意的恶作剧，比如以其他员工的名义发送充满挑逗的邮件。其中一位被他视为猎物的女性比我年长些，满腹才华，充满魅力，当然对他没兴趣。2017年的时候她告诉我，她当时以为自己可以忍受，却还是对自己被当成傻瓜、小姑娘一样玩弄而困惑和羞耻，从而一蹶不振。她在公司待了一年就辞职了。

我记得自己当时对她的遭遇震惊不已，几乎不敢相信这种骇人听闻的事情真会发生。但我也记得自己当时不想和她走得太近，就好像这种猎物的身份会传染一样。我记得当时听到公司的老板们讲，他们都清楚地知道我们当中有个“行走的官司”。那时我就震惊地发现，他们担心的是公司可能会因此受牵连，而不是那些在此事件中遭受痛苦的女性。

那位骚扰者虽然没有性骚扰我，却也对我的努力百般阻挠。当我开始和一位稍年长些的同事约会时，我的顶头上司（一位已婚男性，我对他有着强烈但不求回应的倾慕，不过这也是因为这种倾慕是安全的；他一直都是位模范导师）把我拉到一边告诉我，办公室里有人——也就是那位骚扰者——在散布谣言说我工作上的点子都是男朋友给我出的，企图暗示说我想一路睡上去。

就在几年前，在另一份工作中，一位刚赴任的新上司想雇用以前和我共事过的那位骚扰者，我告诉他我不会和那个男人在同一间办公室里工作。当时我正在休产假，他向我保证这只是一次临时雇用，等我休完假回去，那位骚扰者就不在了。的确如此。但是我一回到办公室，办公室里最年轻的那些女性就告诉我，那位骚扰者在这里时把她们吓坏了，他会在深更半夜给她们发骚扰短信。我表明了自己的立场——我不会和那个男人一起工作！——却没能考虑到，也没能保护好那些没那么强势的同事。

所以说，是的，我从来没有遭到过持续不断的性骚扰，但我身上还是沾上了性骚扰的恶臭。我被牵连其中。我们都被牵连其中：衡量我们职业贡献的标准是我们好不好上，愿不愿意配合，输不输得起，是不是毫无幽默感、骂骂咧咧或者蛇发女怪般的可怕女人；我们的成就会被归因于我们和男性的紧密联系——据说你的男朋友会给你出点子，肯定是经理因为想睡你才护着你的。我们可以断然拒绝骚扰者；我们可以选择不和上司睡觉；我们可以足够幸运，不成为骚扰对象或者不受到直接惩罚。但是在这个男性手握太多权力的世界里，我们仍然和那个男人躺在同一张床上。

我写到自己的经历时，内心一直在挣扎是否要说出之前那份工作里遇到的骚扰者的姓名。最终我决定不说出来，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很清楚这么做的后果。在那个时刻，我和他骚扰过的一些女性拥有了比他更多的权力，但这是很罕见的情况。观察到“#MeToo”运动中存在过度行为和潜在风险的凯特琳·弗拉纳根，在一篇文章里表达了自己的担忧，那些指名道姓的女性只是“暂时性地拥有权力”。她说得对，的确如此。据我所知，那时候他手下没有年轻女性。因此，我与以前的同事商量之后决定不公开他的姓名。

但是他之所以能这样厚颜无耻地胡作非为，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他从没有想过，自己折磨过的那些女性，更不用说那些默默看着他的一举一动、紧张地想要避开他的年轻女性，有一天会拥有在他之上的权力，且不论这种权力能够持续多久。他从来没想过这些，因为从根本上说，他从来没有把女性看作和自己平起平坐的人。

这也让我生气。

我在自我清算的过程中，逐渐认识到一个匪夷所思的复杂事实：女性，我们所有女性，真的都参与，也都卷入了这个体制。

莱昂·维斯提耶数十年的性骚扰史被曝光，他也随之失去了新杂志的工作岗位，我的朋友们和前同事对此都很痛苦。“他真的是我的卫士，”有位女性告诉我说，“他的这些故事都是真实的，但同样真实的是，如果你遇到了他好的一面，会觉得自己很特别，能得到他的保护和关心，就好像他相信你、希望你成功。”在这个行业里，太少有女性能够从位高权重的男性那里获得这种支持了，因而遇到维斯提耶的提携就像是中了大奖。

但即便是那些最为矛盾的维斯提耶的前仰慕者们也承认，他的那些故事——称赞女性穿短裙，强吻同事，威胁惹他不快的女下属说会告诉全公司自己在上她——让她们相信开除维斯提耶是正确的决定。她们为他和他的家人而伤心，但也向我承认说不应该让他管理女性下属。她们当中有些人开始重新审视自己当时如何原谅了他的所作所为，避开了这个问题。“我在智识和情感上都从他身上受益匪浅，但我现在不清楚是不是有部分原因是我不把它当回事，”有位女性说道，“那会有什么代价呢？”

并不是所有陪老板玩的女性都会觉得羞耻和愧疚；有些人会骄傲地将其作为谈资。“男人有兄弟会和高尔夫帮他们获得成功。为什么我就不应该利用我的性优势来为自己谋取好处？天哪，不然我还能怎么做？”有位五十出头的女性如此讲道。

还有许多女性对此什么都没有说，如果说了的话，也是为那些被点名、被批评、被指控的男人辩护。达芙妮·默尔金（Daphne Merkin）在《纽约时报》撰文写道，自己所有年龄段的“女权朋友们”都在私下谈论那些对性骚扰感到愤怒的女性。对此，默尔金说“成熟点吧，这就是真实的生活”，还问“打情骂俏到底怎么了？”她认为“剥夺性爱不是解决之策”——再一次地，她错以为这个时刻是在反对性爱的快乐，而不是在反对不平等。

这些女性当中有一些人似乎认为自己对“#MeToo”运动的批评是反叛而又危险的。凯蒂·洛芙写了一篇表达不同意见的文章，声称自己是在为那些吓坏了的朋友发声，她们害怕自己若是发出点不一样的声音，就会受到女权主义者的暴力惩罚。默尔金也将“#MeToo”运动描绘成一起依赖于某种“政治正确”、扼杀了所有异见的运动。

在默尔金和洛芙看来，自己是勇敢的局外人，是突袭女权主义战场的异端分子。但她们在不少层面上的看法都不对，比如错误地声称“#MeToo”运动是无差别的单向度对话。事实上，这场运动里的所有人，包括那些最激进地批评性骚扰的女权主义者，也包括“狗屎媒体男人”清单的创建者莫伊拉·多尼根，都充满矛盾、自我怀疑、焦虑不安。“#MeToo”运动催生了我迄今为止读过的最丰富、最复杂的女权主义写作。所谓异见被抹杀也只是个谎言：这些女性和其他许多“#MeToo”运动的批评者（其中有些也是“#MeToo”运动的支持者！因为这个运动本身就形式多样，包含了对自己的质问！）一样在主流报纸杂志上发表了文章，阵地并不比“#MeToo”运动的报道者和评论家少。

更关键的是，洛芙和默尔金自以为越轨、前卫的反对意见，其实绝没越轨，也绝非前卫。她们打着忧心忡忡的女权主义批评家的幌子，事实上为确立白人父权制的正当性帮了大忙。她们不过是表达了此前一直都存在的观点，为这种骚扰女性、诋毁女性的文化辩护，对广泛的反对意见予以镇压。作为女性，她们这么做，就为这个让她们平步青云的社会体系提供了有价值的服务，尤其是保护了那些有权有势的男性的权力。

从那些男性口里讲出就会、也的确听起来百般辩解的话，可以由这些女性替他们说出，比如“#MeToo”运动参与者的愤怒歇斯底里而又充满恶毒，比如男性对女性身体的侵犯是一种再正常、再自然不过的行为。她们可以成为那种安慰男性的女性，告诉男人她们喜欢被他们为所欲为地对待。她们替男性说话，把猥亵和性爱混为一谈，把工作场所里的胁迫和调情说成一回事。

愿意捍卫白人男性的统治及其暴行的女性，通常都与有权有势的男性交往甚密，从而从中获益，她们自己也常常是白人。一直以来，这些女性都能从那些有权势的男性那里获得回报，比如性趣、爱慕、婚姻、工作和名望等，换取她们对这个让自己受益的权力结构的捍卫。

她们为男性提供的捍卫里，有的是打消那些有权势的男性的疑虑，向他们保证其他女性对他们的愤怒都是不真实、不正当、不合理的；有的是心甘情愿、深情款款地向这些男人发誓效忠，称赞他们僵化固守男性规范的所作所为再正常不过，甚至让人性奋。

在那些符合父权主义对女性气质的所有期待，并且疏远其他挑战父权制的女性，让自己对父权统治更有价值的女性里，最受欢迎的可能就是“酷女孩”形象了。酷女孩在几乎所有人的设想中都是年轻的白人女性，她们不会满腹牢骚地反对——事实上会欢迎——男性化的规范，她们符合男性想象中的理想女性气质，能够满足并支持男性主导的需要。文学作品里最出名的酷女孩形象出自吉莉安·弗琳（Gillian Flynn）的《消失的爱人》（Gone Girl），在那部小说中，女性的愤怒演变成了精神变态。小说的叙述者描述道，被称作酷女孩是一种来自男性的“界定性的赞美”，意味着这是一个“性感、出色、有趣的女性，喜欢足球、扑克、黄段子和打嗝”；最重要的是，“酷女孩们从来不生气……让她们的男人为所欲为。来吧，在我头上拉屎吧，我不介意，我是酷女孩。”

酷女孩一般被认为是为了得到个别男性在性欲或者情爱上的肯定，但“#MeToo”运动中出现了另一种版本的酷女孩：很多有职业影响力的、上了年纪的女性和其他女性一道，站出来为那些被指控性侵的男性讲话。在法国，女演员凯瑟琳·德纳芙（Catherine Deneuve）联合女性发起请愿，捍卫男性的“挑逗权”不受“#MeToo”运动及其法国版姊妹运动“#揭发你的猪”（#BalanceTonPorc）运动的侵犯。德纳芙在请愿书里明确将自己与那些反对性骚扰的女性区分开来：“作为女性，我们自己并不认可这种女权主义，它已经超出了对权力滥用的谴责，充满了对男性和性欲的仇恨。”

NBC前记者琳达·韦斯特向记者爆料该公司退休主持人汤姆·布罗考在上世纪90年代曾去她房间试图强吻之后，公开支持布罗考的女性虽然没有那么咄咄逼人地反对女权主义，但她们的举动仍然令人不安。韦斯特有当时的日记为证，也有朋友证实事发当晚韦斯特联系过自己。她的故事只是《华盛顿邮报》长篇报道中的一小部分，那篇报道讲的是新闻网络中男性主导的文化，正是在这样的文化里诞生了马特·劳厄尔和马克·霍尔珀林这样的人物。但是没有人要求布罗考辞职。反倒是这个故事爆料出来的第二天，就有一封由六十四位女性署名的公开信流传开来，其中许多都是NBC里的大人物，包括安德烈娅·米切尔（Andrea Mitchell）、米卡·布热津斯基、雷切尔·玛多（Rachel Maddow）等，她们向全世界保证：“汤姆对我们很公正，也很尊重。他为我们每个人都提供了晋升机会，也支持我们获得了事业上的成功。”

这封信在许多方面都令人费解：一连串的“#MeToo”故事应该已经足以让人明白，一个男人对一些女人很好，并不保证他对所有女性都好。有很多男性是女性的良师益友，却也同时会骚扰或侵犯女性。那封信没有直接针对韦斯特的指控为布罗考辩护，但也起到了抑制的作用，让那些可能想带着自己的故事站出来做证的女性噤声：这个男人拥有这么多有权有势、令人钦佩的女性——甚至有雷切尔·玛多？！？——不辞辛苦地团结起来与他并肩作战，又何必去冒招惹他的风险呢？

不过，这封信也在一定程度上澄清了一些问题。女权主义者内部对“#MeToo”运动的许多含蓄批评，在这封信里得到了明确表达：那些男性被告者的最忠诚的女性捍卫者里，有些人捍卫的其实是她们在这个允许男性滥用职权的权力系统里的个人提升。对男性当事人是否持欣赏态度，完全取决于女性个人是否从他那里获得过晋升机会、是否欠他人情。要记住，韦斯特正是明白布罗考手握权力——可能会支持她，能帮助新闻网络里的女性晋升——才没有阻拦他进入自己的房间，也没有在自己的职业生涯早期告诉别人发生了什么，更没有提起过诉讼。

我和曾经引用《逃出绝命镇》告诉我“谁也别信”的伊琳·卡蒙以及其他朋友一起，开始将那些有权势男性的女性捍卫者称为“意识深坑里的女人”（Women of the Sunken Place，这个说法同样来自《逃出绝命镇》），她们无法抵抗白人男性统治者的强大引力。虽然这只是个差劲的玩笑，在社交媒体上也被用在其他语境里，但引起了我很多反思。很多人都说韦恩斯坦和其他男性是怪物，但真正像恐怖电影般可怕的不是某个弗雷迪或者詹森，而是由此揭露的一种全面威胁：你身边的每一个人都处在威胁之中。

我和很多人一样，起初认为那些女权主义者就“#MeToo”运动是否有用、是否正当这一问题存在的分歧，是一种代际的分歧，是愤怒的年轻女性和更为乐观的年长女性之间的分歧。我想了想，这条分界线一边的女性，在安妮塔·希尔控告克拉伦斯·托马斯性骚扰的那场关键判决发生时已经成年，可能她们从小接受的教育就告诉她们以后会遭到性骚扰，也让她们决心咬牙挺过去。对权力与性、男性气概和女性气质的认识影响着她们的性欲，与年轻女性对此的认知截然不同。对于这些女性来说，那些年轻女性的控告听起来过分得让人绝望：这些女孩子到底想要什么？与异性接触带来的兴奋感不就是和支配、和权力差异联系在一起的吗？

但尤其讽刺的是，作为一名女权记者，我很多年来一直被那些年长的女性问年轻女性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她们为什么不愤怒？她们为什么没有与女权主义产生共鸣？她们为什么故步自封？她们为什么不想前进，不想改变世界？

好吧，现在这些年轻女性愤怒起来了。结果有些年长女性看到她们这股愤怒的力量，看到她们愤怒地向这个让自己出人头地的体制发起质问，又吓得惊慌失措。“#MeToo”运动不仅要求男性，也要求那些男性身边获得成功的先驱女性，去认真反思女权主义没能改变的那些问题，去清算那些年长的女权主义者决定容忍、决定参与其中的性别不平等问题。

换句话说，那些年长的女权主义者一直以来都渴望看到年青一代的愤怒浪潮，却没想到有些愤怒的矛头可能会指向自己，指向她们的男性朋友、恋人、丈夫以及同事；也没有想到那些新一代女权主义活动者们会愤怒地直视着自己，直视着这些女权主义先驱。那些年轻女性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曾经对年长的女权主义者避之不及，把她们想象成憎恶男人、歇斯底里的邪恶老巫婆，如今却在指责她们不够愤怒。

但是用代际划分来解释女权主义者对性骚扰问题的分歧并不完全正确。有很多年长女性兴高采烈地声援“#MeToo”运动，也有很多年轻女性反感这起狂热运动。民意测验也证实，对“#MeToo”运动的看法并不存在多少年龄差异。

不过有一点是正确的，那就是那些能让女权主义者内部的怀疑声音在有线电视网络和报纸杂志上发出刺耳鸣响的女性，那些名望很高、能够有力批评这个运动的女性，自己已经获得了一定的名望、累积了一定的权力，她们从这个权力体系中受益，如今也准备好为这个体系辩护，抵御“#MeToo”运动的愤怒谴责。她们维护的是掌管这个体系的男性的荣誉，本质上捍卫的是那些让她们自己飞黄腾达的制度。这些女性当中有些年纪较大，只不过是因为最成功的人在这方面干得最久。

公平地说，这些女性里有很多人多年来都在自己的领域里开拓进取，但很多证据都表明在这个男性主导的文化和体制下，她们从来都不被允许对某些行为、某种现实感到愤怒。

我年轻时就吃惊地意识到，胁迫、骚扰和侵犯这些事情会经常发生在很多人身上，而在这个成人的世界里似乎没有哪个人觉得这有什么值得反对和大惊小怪的。影评人曼诺拉·达吉斯在《纽约时报》上写道，自从读到那些女性控诉哈维·韦恩斯坦强奸的报道之后，她就一直在回想自己的经历，比如曾经有位电影导演在面试中突然向她凑过去，而她只是保持冷静，继续说话。“在那一刻……他不过是个想对女性行使权力的男人。那不是什么创伤事件——就是件稀疏平常的事情。”达吉斯写道。在她看来，这种“出没于电影行业”的“有悖常理、持续不断、实实在在的性侵犯——男性凌驾于女性之上的权力”以及“司空见惯的滥用职权”，如今被曝光，让她意识到“是时候愤怒起来了”。

在《华盛顿邮报》上两次报道过查理·罗斯性骚扰三十多位年轻女雇员的伊琳·卡蒙指出，她自己刚到哈佛大学时，身为一名年轻的女权主义大学生，对哈佛大学只招收男性成员的八个精英俱乐部感到震惊不已。念大学的前两年，她都拒绝参加那些俱乐部举办的活动。但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她发现身边的人表现得好像那些俱乐部的存在和排他都是正常的，那不过是普通大学生活的一部分。她以为自己才是疯了的人，于是默许了它们的存在，最终放弃自己的坚持，开始参加那些俱乐部的聚会。

毕业几年后，哈佛学生开始对那些俱乐部发起严肃抗议，校长德鲁·福斯特（Drew Faust）在2017年宣布计划对加入那些俱乐部的学生予以处罚。对此，伊琳的反应是：“哇哦，我不知道原来我可以对这个感到愤怒。”

伊琳在青少年时期就很困惑，对于那些女性完全有权利、有理由感到愤怒的事情，为什么很多女性却选择隐忍。她作为《哈佛深红报》（Harvard Crimson）的新生记者采访演讲嘉宾安德丽娅·德沃金时，问了一个很能体现自己困惑的问题。

“要怎么拯救那些不觉得这社会有多不公正的人呢？”伊琳问德沃金。

德沃金的回答很有预见性。“这就是为什么女性的第一人称证词非常重要，”她说，“因为主流的声音会说，‘哦，那种事情不会发生’，而一群女性会说‘噢，这也发生在我身上了’。”

是的。Me too。

这就是这次运动所做的一切。它让女性有机会听到别人说出，她们也遇到了同样的事情，她们也同样感到愤怒，她们也知道自己可以大声说出来。

公开指控纽约公共电台主持人约翰·霍肯伯里性骚扰的电台制作人克里斯汀·梅因策在一次对谈类节目中指出，她为那些首先打破沉默、揭发韦恩斯坦的女性感到“幸运”，因为她们帮助创造了一个“终于能让我们发怒的”世界。她接着讲道：“我觉得太长时间以来，我们都不被允许愤怒。我的天，难道我们不应该都愤怒至极吗？我指的不只是在座的女性。难道不是所有人都应该愤怒吗？”

是的，所有人都应该愤怒。但并没有那么简单。很重要的一点是，那些以自身经历激起全国民众对性别不平等而愤怒的女性，那些让白人为主的其他女性得以认识和表达自己愤怒的女性，都是拥有财富、名气和美貌的白人女演员，正是她们首先公开站出来指控了韦恩斯坦。同样重要的另一点是，从权力结构上看，她们拥有足够的社会、工作和经济能力，可以让她们冒险去揭发那位折磨她们的强大男性；她们有媒体资源和发声平台，她们的美貌、名气以及肤色给她们带来的权力也确保了她们能够引起公众的同情。

在所有人当中，是这些女性想明白了自己可以愤怒，也表达了这种愤怒，这对帮助其他女性认可自己的愤怒至为关键。很多年来，女性——再一次的，尤其是白人女性，尤其是经济上富裕的白人女性——都被再三告知，她们没有任何正当理由去对性别不平等感到愤怒，不管这种不平等体现在全男性的社交俱乐部上、性骚扰上，抑或是政治代表权的缺乏上。

但是希拉里败在特朗普手下，就揭露了真相，让人们认识到即便是这些有权有势的女性，这些在白人男性统治下“取胜”的女性，也仍在遭受着伤害。如果说连她们都会受到歧视，都会遭到侵犯，都会因为那些更有权势的男性的不良行为而丢了工作，如果说连她们都愤懑不平，那也许其他女性，那些在格子间、餐馆和工厂车间里辛苦劳作的女性，那些同时打着几份工、拿不到和男性一样的工资或者像样的最低工资、没有带薪假也买不起医保的女性，也觉得愤懑不平，就不是错觉了。

这些光鲜亮丽的电影明星和那位权势集团里的总统候选人一起，让普通女性点爆了被迫压抑了很久的愤怒。从某些角度来说，那些最初指控韦恩斯坦的人是仁慈的使者，被上天派来释放大众的愤怒。

当然，要凭这些享有特权的白人女性的故事才能让人们正视性权力的滥用，也就意味着在这场运动中存在着令人恼火的鲜明的不平等：哪些女性的故事能引起兴趣，哪些女性的故事容易让人相信。

“你是个农民？办公室保洁？你是个妓女或者移民？那你不要讲了。”一位民主党国会议员在2017年秋天恼火地对我讲道。提出“性骚扰”概念的琳·法利持同样的看法。“如果是安吉丽娜·朱莉，就会成为头条，”她接受《华盛顿邮报》采访时讲道，“如果是格雷森热控制工厂装配线上的女工，她的故事就不会成为头条，没有人会注意到，也没有人会看到。”

这种忽视尤其让人窝火，因为正是黑人女性愿意愤怒、要求改变，有卡米塔·伍德（Carmita Wood）、米切尔·文森（Mechelle Vinson）、波莱特·巴恩斯（Paulette Barnes）和黛安·威廉姆斯（Diane Williams）等人的案件作为先例，才出台了反性骚扰的法律。这些女性身先士卒地开展法律斗争，主张针对种族歧视的法律的内在逻辑也应运用在性别歧视上。“种族歧视很有可能让我们清晰地看到，性骚扰既不是一种调情的姿态，也不是一种错误的社交姿态，它就是一种故意歧视，这种行为极具侮辱性和威胁性，也会削弱人的力量。”金伯利·克伦肖写道。

是安妮塔·希尔让“性骚扰”这个词为大众所熟知，安吉拉·赖特（Angela Wright）、罗斯·若丹（Rose Jourdain）和苏卡里·哈德奈特（SukariHardnett）等黑人女性愿意站出来为她做证，而参议员司法委员会却从来没有要求过她们做证。是一生都在为有色妇女的权利和健康而奋斗的塔拉纳·伯克发明了“MeToo”这个说法，因为她想让女性，“尤其是年轻的有色人种女性知道，她们并不孤单”。

然而，这波当代的“#MeToo”浪潮最早曝光的主要都是电影业、电视界、艺术界、餐饮业、政界等白人主导的行业里针对白人女性发生的性侵事件，对于工厂里的女工、依赖小费的雇员、服务业的女性以及低收入雇员等这些经济上最不稳定的女性群体的关注少之又少，而她们才是最容易遭到性骚扰的群体，有色人种群体则很有可能更甚。